周恩來批判極左思潮的努力受到挫折，各個領域在批判極左思潮過程中采取的糾“左”措施及其成果，因涉及對“文化大革命”的總體評價，引起了毛澤東的擔憂并進而提出了要批判孔子的問題。

林彪事件發生后，毛澤東意識到已有越來越多的人對“文化大革命”產生了懷疑。由于年事已高，身體狀況越來越差，他極其關心將來人們會怎樣看待“文化大革命”。他堅持認為發動“文化大革命”是完全必要的，對于反修防修、鞏固社會主義制度具有重要而深遠的意義。他把發動“文化大革命”看作是自己一生中所做的兩件大事之一。從1972年起，他多次說過這類意思的話。他說：我這一輩子就做了兩件事，一件是把蔣介石趕到那個小島上，另一件是發動了“文化大革命”。他把發動“文化大革命”看成能與打垮蔣介石相提并論的一件大事，表明這場“革命”在他心目中占有極為重要的地位。針對林彪事件發生后社會上流傳的“文化大革命失敗了”的說法，1973年5月25日，他在政治局會議上批駁道：怎么能這樣說呢？文化大革命把劉少奇集團揪出來了嘛，又把林彪集團揪出來了嘛，這是個偉大勝利。如果不是這場大革命，劉、林他們怎么能發現？怎么能打倒？因此，在著手解決“文化大革命”造成的許多混亂現象的同時，毛澤東仍然希望“文化大革命”能以令人滿意的方式圓滿結束。

在深入揭批林彪反革命集團的過程中，毛澤東對我國春秋時期的思想家、教育家孔子和哲學史研究中涉及的儒法之爭發表看法，提出了批孔的問題，以此論證林彪集團的實質是極右。1973年7月4日，毛澤東約張春橋、王洪文談話時，講到不贊成否定秦始皇，理由是林彪和國民黨一樣，都是“尊孔反法”的。7月17日，毛澤東會見美籍華裔科學家楊振寧時再次談到儒法斗爭的問題。他說：“我們郭老（指郭沫若——引者注），在歷史分期這個問題上，我是贊成他的。但是他在《十批判書》里邊，立場觀點是尊儒反法的。”“法家的道理就是厚今薄古、主張社會要向前發展、反對倒退的路線，要前進。”8月5日，毛澤東向江青講述中國歷史上儒法斗爭的情況，說：歷代有作為、有成就的政治家都是法家，他們都主張法治，厚今薄古；而儒家則滿口仁義道德，主張厚古薄今，開歷史倒車。不久，經他批準，《人民日報》于8月7日發表《孔子——頑固地維護奴隸制的思想家》一文。

黨的十大閉幕不久，9月23日，毛澤東會見埃及副總統沙菲時又說：秦始皇是中國封建社會第一個有名的皇帝。中國歷來分兩派，一派講秦始皇好，一派講秦始皇壞。我贊成秦始皇，不贊成孔夫子。毛澤東把“批林”同“批孔”、同批判“主張厚古薄今，開歷史倒車”的儒家聯系到一起，把“批林”引上了防止“右傾回潮”、反對“復辟倒退”的方向。

1973年11月，中央政治局內發生了一件矛頭針對周恩來的事情。１１月下旬，毛澤東依據不正確的匯報，認為周恩來、葉劍英在當月中旬的中美會談中態度軟弱了，犯了“右傾錯誤”。根據毛澤東的意見，從11月21日起至12月初，中央政治局開了幾次會批評周恩來和葉劍英。會上，江青、姚文元等乘機向周、葉進行攻擊，無端地嚴厲指責這次中美會談是“喪權辱國”、“投降主義”。江青、姚文元還乘勢提出這是“第十一次路線斗爭”，誣陷周恩來是“錯誤路線的頭子”，是“迫不及待”地要代替毛澤東。會后，江青還向毛澤東提出增補她和姚文元為中央政治局常委的要求。毛澤東在了解了政治局會議的情況后，先后與周恩來、王洪文等人談話。他批評了江青關于“第十一次路線斗爭”的提法，說：“他（指周恩來——引者注）不是迫不及待，她自己（指江青——引者注）才是迫不及待。”對江青所提增補政治局常委的意見，毛澤東明確表示：“不要。”

1973年年底，黨內軍內進行了重要的組織調動。這年12月12日，毛澤東主持召開中央政治局會議。會上，毛澤東贊成葉劍英意見，提議大軍區司令員相互調動。他說：“一個人在一個地方搞久了，不行呢。搞久了油了呢。”“有幾個大軍區，政治委員不起作用，司令員拍板就算。”他提議唱《三大紀律八項注意》歌，說：“步調要一致，不一致就不行呢。”毛澤東還提議，曾被錯誤地打倒、已于半年前恢復國務院副總理職務的鄧小平當軍委委員、政治局委員。他又說：“政治局要議政。軍委要議軍，不僅要議軍，還要議政。軍委不議軍，政治局不議政，以后改了吧。”21日，毛澤東接見參加中央軍委會議的成員。他同大家談話時，還說：“如果中國出了修正主義，大家要注意啊！”這是在林彪反革命集團敗露滅亡兩年多以后，毛澤東再一次提出注意中國出“修正主義”的問題。根據毛澤東的意見，12月22日，中共中央發出鄧小平任中央政治局委員、中央軍委委員、參加中央和軍委領導工作的通知；中央軍委發布八大軍區司令員對調的命令。

江青集團不顧毛澤東的批評，繼續利用批孔大作文章。黨的十大以后，他們在清華大學、北京大學成立大批判組，編輯《林彪與孔孟之道》的材料。他們對林彪將孔子的“克己復禮”多次寫成條幅這件事情格外看重，力圖通過批判“克己復禮”使批林與批孔相貫通。他們操縱的寫作班子，連續發表“批孔”、“批儒”的文章，借古喻今，把攻擊的矛頭一步步指向周恩來。

１９７４年元旦，江青等人控制下的“兩報一刊”聯合發表社論，提出：“要繼續開展對尊孔反法思想的批判”，“批孔是批林的一個組成部分”。1月１２日，王洪文、江青聯名寫信給毛澤東，建議把北京大學、清華大學大批判組匯編的《林彪與孔孟之道》（材料之一）轉發全國。18日，中共中央以一號文件轉發這份材料，并加批語指出，這個材料對于繼續深入批判林彪路線的極右實質，對于繼續開展對尊孔反法思想的批判，對于加強思想和政治路線方面的教育，會有很大幫助。當時中央批發這個材料，不僅因為林彪私下推崇孔孟之道，認為批孔可以從思想根源上批判林彪集團，而且更主要的是借宣傳歷史上法家主張變革、批判儒家反對變革來維護“文化大革命”。

中央一號文件下發后，江青以個人名義派人給解放軍某部防化連、海軍機關、國務院文化組和中共北京市委等單位送去“批林批孔”的信件和材料。１月２４日、２５日，江青又先后在中央軍委機關和駐京部隊、中央和國家直屬機關“批林批孔”動員大會上講話。江青指使她的幫派骨干、兩校大批判組的組織者遲群、謝靜宜在大會上講話。在25日的大會上，遲群等有意將到會的周恩來、葉劍英等置于受指責的地位。他們借宣講《林彪與孔孟之道》的材料，大談所謂“反復辟”問題，鼓吹“修正主義仍然是當前的主要危險”，攻擊中央、地方和軍隊的一批干部不抓“大事”而埋頭“小事”就要“變修”；并提出“批林批孔”要聯系“走后門”問題，說“走后門”實際上“就是對馬列主義的背叛”。到會的郭沫若年邁多病，也被江青當場點名。江青在這兩次萬人大會上煽風點火，使許多干部群眾感到迷惑和憂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