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文藝領域，他們繼批判湘劇影片《園丁之歌》之后，又于１９７４年１月對晉劇《三上桃峰》展開批判，硬是捕風捉影地把《三上桃峰》中的“桃峰”，說成是劉少奇夫人王光美在“四清”運動中蹲點的桃園大隊，認定該劇是為劉少奇鳴冤叫屈的“毒草”，提出要“回擊”所謂“反革命修正主義文藝黑線的回潮”。

反擊“右傾回潮”和“批林批孔”運動的發動，使１９７２年前后在周恩來領導下經過艱苦努力剛剛趨向穩定的局勢又出現混亂。在江青等人的指使下，追隨他們的幫派分子重新在各地批斗領導干部,在一些單位批判教師和文藝工作者，散布“不為錯誤路線生產”、“反潮流”等謬論，煽動停工停產。社會上又出現跨行業的聯絡站、上訪團、匯報團一類組織，部分地區又出現武斗。他們還乘機大搞突擊入黨、突擊提干，使大批有野心的“反潮流”分子混入黨內和干部隊伍中。

在“批林批孔”運動的沖擊下，全國經濟嚴重滑坡。據１９７４年１月至５月的統計，煤炭產量比上年同期下降６.２%，鐵路貨運量比上年同期下降２.５%，鋼產量比上年同期下降９.４%，化肥產量比上年同期下降３.７%。1974年全年工農業總產值比1973年只增長1.4%，其中，工業總產值只增長0.3%，生產發展速度明顯下降。財政收入比上年同期減少５億元，支出增加２５億元。人民生活受到嚴重影響，大、中城市商品供應緊張，副食品、棉布、糕點以至火柴供應量均在下降。在物產富饒的浙江省，不少商品開始脫銷，出現了魚米之鄉吃救濟的情況。

毛澤東雖然支持開展“批林批孔”運動，但在發現江青等人借機搞亂全國的圖謀后，便果斷加以制止，并對他們作了嚴厲批評。根據毛澤東的意見，黨中央于１９７４年四五月間先后發出通知，規定“批林批孔運動在黨委統一領導下進行，不要成立戰斗隊一類群眾組織，也不要搞跨行業、跨地區一類的串連。”“清查的范圍應限制在同林彪反黨集團陰謀活動有關的問題，不要擴大化。”這些要求對抑制社會混亂起到一定作用。７月１７日，毛澤東召集中央政治局開會。在這次會上，他嚴肅批評了江青以及王洪文、張春橋、姚文元。他說：“江青同志，你要注意呢！別人對你有意見，又不好當面對你講，你也不知道。不要設兩個工廠，一個叫鋼鐵工廠，一個叫帽子工廠，動不動就給人戴大帽子，不好呢，要注意呢。”又說：“你也是難改呢。”他指著江青向在場的政治局成員說：“她算上海幫呢！你們（指江、王、張、姚四人——引者注）要注意呢，不要搞成四人小宗派呢!”毛澤東還兩次在會上宣布：“她并不代表我，她代表她自己。”“總而言之，她代表她自己。”這是毛澤東第一次在中央政治局會議上點名批評江青，并在黨的最高領導層點出“四人幫”的問題。這在當時是非同尋常的，為黨中央兩年后粉碎這個集團準備了有利條件。

毛澤東在批評“四人幫”的同時，多次表達出實現社會安定的愿望。1974年８月，毛澤東針對“四人幫”在“批林批孔”運動中整理的一批軍隊領導干部與林彪關系的材料，提議召開各大軍區司令員、政治委員會議。他說：“要實行‘懲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針。一棍子打死就不好了。允許人家改正錯誤嘛，要給人家機會。”他還著重強調：“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已經八年。現在，以安定為好。全黨全軍要團結。”這給全黨發出一個重要信息。后來，他還對江青等以“第十一次路線錯誤”攻擊周恩來，以及借“批林批孔”大批“走后門”的做法表示不滿，指出：“說批林批孔是第二次文化大革命是不對的。”他提出江青應該作自我批評，王洪文寫書面檢查。

根據毛澤東指示，1974年9月29日，中共中央發出《關于為賀龍同志恢復名譽的通知》，推倒了林彪等人強加在賀龍身上的“罪名”。這年是國慶25周年，毛澤東通過確定出席國慶招待會人員的名單，進一步推動對老干部和社會各界人士落實政策的工作。在隆重的國慶招待會上，黨政軍高級干部中，近幾年沒有露面、第一次見報的達40多人。

毛澤東還明確表達了希望發展國民經濟的愿望。１１月6日，毛澤東在長沙會見外賓后聽取李先念關于國民經濟情況的匯報時提出“把國民經濟搞上去”，李先念在中央政治局會議上作了傳達。毛澤東關于安定團結和把國民經濟搞上去的指示，使“四人幫”再次搞亂全國的圖謀受到抑制，為將要召開的四屆全國人大一次會議重新提出“四個現代化”目標提供了重要依據。

（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著：《中國共產黨歷史》第二卷（1949-1978）下，中共黨史出版社2011年1月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