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抗日戰爭勝利后，雖中共一再力爭和平前途，但蔣介石卻早已下定武力消滅共產黨的決心。但是，由于抗戰勝利后的接收復員尚需時日，國民黨軍主力此時大多還在西南地區，國際國內輿論也不贊成全面內戰，蔣介石只好暫時作出和平姿態。1946年6月，隨著上述幾個問題的解決，蔣介石認為時機已經成熟，便悍然進攻中原解放區，導致全面內戰爆發。此時的中原解放區部隊由李先念率領的新四軍第5師、王震率領的八路軍359旅南下支隊和王樹聲率領的嵩岳軍區（又稱河南軍區）部隊組成，已擰成一股相當雄厚的力量。經過縝密計劃和快速、堅決行動，中原解放軍在付出一定代價后勝利突圍，創建了游擊根據地，援助了其他戰略方向作戰。

〔關鍵詞〕中原突圍；全面內戰；中原解放區

1946年的中原突圍之戰，是全國解放戰爭史中的轉折點。這以前和以后的國內局勢發生了根本變化：人們殷切期待并力爭實現的和平建國已不可能，全面內戰開始。

為什么它會成為全面內戰的開始，是由哪些因素構成的？和平的期望為什么終于無法實現？中原解放區在全局中處于怎樣的地位？新四軍第5師、八路軍359旅南下支隊、河南軍區部隊為什么會在抗日戰爭勝利后不久集中到以宣化店為中心的這塊解放區來？他們在敵我力量懸殊的極端艱難的環境下，對如何突出重圍怎樣作出決策和部署？中原部隊在突圍中遭受不少損失，應該怎樣評價它的得失？

70多年過去了，隨著歷史資料的不斷公布，這些問題可以繼續深入探討。

一、全面內戰是怎樣開始的

為什么說中原突圍之戰是全面內戰的開始？

人們可能提出疑問：往前看，在這以前的十個多月里，國民黨不是一再向解放軍已收復或包圍的原淪陷區發動軍事進攻，解放軍被迫自衛，戰火不是幾乎沒有停止過嗎？有時還達到相當大的規模。為什么要把中原突圍之戰稱為全面內戰的開始？

往后看，在中原突圍后的近半年內，國共和談仍在繼續。周恩來在1946年9月30日給馬歇爾的備忘錄中寫道：“如果國民黨不立即停止對張家口及其周圍的一切軍事行動，中共不能不認為政府業已公然宣告全面破裂，并且最后地放棄了政治解決方針。”11月11日，他又在三人會議非正式會上鄭重聲明：“明天‘國大’要召開了，開了便是政治分裂。在政治分裂的情形下，如何能有一個軍事上的和平！”[1]那么，又為什么不把攻占華北解放區政治中心張家口或者單方面召開“國民大會”稱為全面內戰的起點？

這個問題，不能只看局部狀況，而要從當時全局形勢、特別是國共兩黨對和戰態度演變這個根本問題來分析，才能作出恰當的判斷。

抗日戰爭勝利如此快地到來，超出人們的普遍預計，周圍的情況又在不斷變化，更增加了事情的復雜性。

中國共產黨的方針是明確的，那就是力爭實現全國性的和平建設。這不是簡單的宣傳口號，因為它是人民的普遍愿望。抗日戰爭打了那么多年，人民遭受的苦難太深重。抗日戰爭勝利后，許多人都興奮地說“天亮了”，期待的是從事和平建設。國內如果再大打起來，怎么得了？這是相當普遍的社會心理。

1945年8月25日，中共中央發表《對目前時局宣言》，提出：“我全民族面前的重大任務是：鞏固國內團結，保證國內和平，實現民主，改善民生，以便在和平民主團結的基礎上，實現全國的統一，建設獨立自由與富強的新中國。”《宣言》提出實現這個目標需要采取的六項措施：承認解放區的民選政府和抗日軍隊，立即實現和平，避免內戰；劃定八路軍、新四軍及接受日軍投降的地區；嚴懲漢奸，解散偽軍；公平合理的整編軍隊，辦理復員；承認各黨派合法地位，取消特務機關，釋放愛國政治犯；立即召開各黨派和無黨派代表人物的會議，成立舉國一致的民主的聯合政府。[2]

毛澤東赴重慶談判時，8月28日在重慶機場發表的談話中說：“現在抗日戰爭已經勝利結束，中國即將進入和平建設時期，當前時機極為重要。目前最迫切者，為保證國內和平，實施民主政治，鞏固國內團結。”[3]雙方進行了43天的談判，簽訂了有利于進行和平建設的“雙十協定”。12月27日，中共代表又提出：“雙方應下令所屬部隊，在全國范圍內均暫各駐原地，停止一切軍事沖突。”[4]中共代表周恩來和國民黨政府代表張群，隨即在第二年（1946年）1月10日共同商定并由雙方分別頒發命令停止國內軍事沖突。

中國共產黨的實際行動也表現出很大誠意，承諾并開始從抗戰期間在南方的廣東、浙江、蘇南、皖南、皖中、湖北、河南（豫北不在內）等八個省區敵后建立的根據地陸續撤出，向北轉移。中共中央已初步商定參加國民政府的成員名單。當時在解放區擔任蘇皖邊區政府主席的李一氓回憶：“黨中央要從延安搬到淮陰來。參加南京工作的同志有事情要開會就去南京，沒有事情又不開會就可以回到淮陰的總部。”[5]解放區的復員整軍工作也已開始。2月1日，中共中央在內部所發的指示中寫道：“從此中國即走上了和平民主建設的新階段。”[6]

當然，中國共產黨人從長期血的教訓中也清醒地懂得：蔣介石向來什么手段都會用，一旦他認為時機成熟，就可以翻臉變為兇殘的劊子手。共產黨人和革命群眾為此流的鮮血實在太多了。“看它的過去，就可以知道它的現在；看它的過去和現在，就可以知道它的將來。”[7]如果失去警惕和戒備，不做好必要時的應對準備，把手里的武器統統放下，或者一味退讓，當他狠下毒手時，只能坐以待斃。歷史的教訓已經夠多了。

其實，還在抗戰勝利將要到來時，蔣介石就決心以武力消滅共產黨。1943年8月13日，他在日記中寫道：“共匪之制裁，非在歐戰未了之前解決，則后患更大也。”[8]1945年5月22日，也就是國民黨六大閉幕的第二天，他對參加大會的軍隊代表說：“共產黨執迷不悟，別有用心，蓄意要破壞統一，背叛國家。他們以為如果不乘此時機激蕩消滅本黨和我們革命的武力，就不能達到其奪取政權、赤化中國的陰謀。”“大家都知道，共產黨的武力和國軍比較起來是不可同日而語的。他現在號稱有多少正規軍、多少游擊隊，占領多少地區，其實都是烏合之眾，不堪一擊。”[9]蔣介石一直特別看重武力，抗日戰爭后期已得到一大批美械用來裝備其嫡系部隊，勝利受降后又將得到100多萬在華日軍的武器裝備。在他看來，國民黨軍隊的實力比以往任何時候都強大，是武力消滅共產黨的大好時機。在國民黨全國代表大會結束時向高級將領們講這樣一番話，無疑是在重要歷史時刻向他們預做作戰動員。

形勢發展比蔣介石估計得還要快。他在敵占區、特別是華北淪陷區，實在沒有多少力量，而共產黨領導的敵后抗日根據地卻日益擴大，這使他焦慮不安。他在7月8日的日記中寫道：“令各部隊對共匪不得不特別加以警覺心，并應增強敵愾心，不能視剿匪為內戰也。”他把抗戰勝利后武力消滅共產黨認為是“剿匪”而不是“內戰”。7月14日，他在日記中又寫道：“倭如在三個月內投降，則我華北軍事之布置上籌備應急進，勿再遲延。”

他寫下這段日記后不到一個月，就傳來日本投降的消息。由于過去的節節敗退，蔣介石在“華北軍事之布置”根本談不上準備好，只能先依靠原淪陷區的偽軍來對付共產黨。他在日記中寫道：“10日晚得敵降消息以后，立發偽軍維持地方贖罪自效之電令與廣播，此為安定淪陷區惟一之要素，亦即打擊共匪、消弭內亂最大之關鍵也。”[10]剛聽到敵降消息，就給偽軍“立發”電令，要他們“打擊共匪”“維持地方”，以此為“最大之關鍵”。他的急迫心情已淋漓盡致地躍然紙上。拿湖北來說，蔣介石就命偽武漢綏靖主任葉蓬防守武漢，不準新四軍進入市區。

接著，他更直接依靠即將正式投降的駐華日軍來對付中國共產黨。8月23日，陸軍總司令何應欽命令侵華日軍總司令岡村寧次：“中國境內之非法武裝組織，擅自向日軍追求收繳武器，在蔣委員長或何總司令指定之國軍接收前，應負責作有效之防衛。”“如果各地……為股匪所占領，日軍應負責任，并應由日軍將其收回。”[11]所謂“非法武裝組織”和“股匪”，自然主要指八路軍和新四軍。在他看來，這是原淪陷區此刻特別急迫而重要的事。

毛澤東到達重慶進行談判的第二天，“29日，何應欽密令各戰區印發蔣介石在1927年至1936年反人民內戰期間所編輯的反動文件《剿匪手冊》，這是蔣介石、何應欽等偽稱要求和平、實則決心內戰的又一實證”[12]。

毛澤東在重慶談判的最后一夜，住在蔣介石寓所林園。蔣在第二天日記中寫道：“共黨不僅無信義，而且無人格，誠禽獸之不若矣。”“甚嘆共黨之不可與同群也。”[13]這種情況下的談判自然不可能有實質的效果。

既然如此，為什么蔣介石還要再三電邀毛澤東到重慶談判？為什么沒有在抗戰一結束立刻發動對中共的全面戰爭？為什么在各地發生的武裝沖突還是局部性的？除號稱依據有關條約從蘇聯紅軍手中“恢復主權”的東北以外，為什么蔣介石使用的大體是地方派系的軍隊而不是其嫡系部隊？為什么在第二年初還要舉行政治協商會議和簽訂雙方的停戰協定？

其實，這些都是一時的表面文章。蔣介石雖然早已下定在戰后立即發動全面內戰的決心，甚至在政治協商會議正在進行的時候，軍政部長陳誠向蔣介石上書密陳：“今日之情勢，惟有以武力求和平，以武力求統一。”“國家之統一，自有史以來，從無不用武力。”蔣介石在三天后就批示：“所陳各點，皆獲我心。”[14]但關鍵問題在于他還沒有準備好。有幾個因素使他對全面內戰難以立刻付諸行動。

第一，日本軍國主義者自1937年7月發動全面侵華戰爭的八年來，侵占了中國大片富饒地區，包括南京、上海、北平、天津、武漢、廣州等最重要都市，也控制了關內主要鐵路交通線，駐扎在關內的日本侵略軍有130多萬人。抗戰勝利后，擺在蔣介石和國民黨當局面前最迫切需要做的事，是這方面極為繁重的受降和接收工作，把它重新置于國民黨當局控制之下。蔣介石在1945年9月日記的本月大事預定表中寫道：“本月初開始接收淪陷各都市與地方”，“陸、海、空交通建設計劃與目前之處置”，“還都方針與時期之研究”，“接受日本投降典禮等”。拿關內的中原地區來說，蔣介石在準備受降時，就把第五戰區司令長官劉峙召到重慶，“指示劉峙迅速率部向鄭、汴挺進，消滅河南地區平漢、隴海鐵路兩側的中共軍隊，確保交通線的安全”[15]。這些事如果沒有做，原淪陷區的大部分地區如果還沒有處于國民黨當局的控制下，盡管受降過程中已發生多次國共局部武力沖突，但還不能立刻發動反共的全面內戰。中共中央對此也看得很清楚。毛澤東赴重慶談判后代主持中央工作的劉少奇在10月1日為中央起草的電報中說：“現在國民黨腐敗脆弱，外強中干，接收大城要道力量分散，決難壓倒人民。”第二天又在電報中說：“目前解放區的戰爭，基本上已成為交通要道的戰爭，深入解放區據點不多。”[16]這需要有一段時間來作準備。

第二，國民黨軍隊的主力在全面抗戰爆發后大多退居中國西南地區，還有一部分在胡宗南率領下包圍著西北的陜甘寧邊區以及在緬甸北部作戰，這些軍隊距離淪陷區的各大城市和交通線很遠。美國總統杜魯門在回憶錄中寫道：“那時，蔣介石的權力只及于西南一隅，華南和華東仍被日本占領著。長江以北則連任何一種中央政府的影子也沒有。”[17] 1944年，日軍企圖挽救覆滅的命運，實行代號為“一號作戰”的計劃，向河南、湖南、廣西、貴州發動大規模軍事進攻，又給了國民黨軍隊很大打擊。要把這些國民黨軍隊迅速搶運到原來被日軍占領的華北、華東和華中地區，只有依靠美國的空軍和軍艦運送。由他們運送的國民黨軍隊共40萬到50萬人。當時作為盟軍中國戰區參謀長的美國將軍魏德邁說：“這無疑是世界歷史上規模最大的空中軍隊調動。”[18]那自然也需要時間。

第三，包括抗日戰爭在內的第二次世界大戰剛結束，國際輿論和各國政府雖然對蔣介石和國民黨當局一般采取支持態度，但不贊成中國立刻發生全面內戰。12月15日，杜魯門就中國問題發表聲明：“希望國民政府及中國共產黨之軍隊及其他特有武裝部隊，停止沖突。由各主要政治分子代表共同參加之全國性會議，促成統一。”“承認國民政府為中國唯一的合法政府，如其基礎擴大，容納其他政治分子，必能促進中國之和平、統一與民主改革。一黨訓政，似需修改。”[19]蔣介石18日發表談話，贊同杜魯門聲明。21日，美國總統特使、享有很高聲譽的五星上將馬歇爾到達中國，進行調處工作。蔣介石同他進行多次談話。他在日記的該月反省錄上寫道：“美國總統對華政策宣布以后，三國外長會議亦對中國內爭發表宣言，此乃國際干涉我內政之起點，亦為俄國制造中國問題之張本。履霜見冰，能不自強乎！”可見他對美國總統的聲明和三國外長會議的宣言是有不滿的，但也不能不有所顧忌。

以上這些因素，是蔣介石和國民黨當局一時不得不在某種程度上采取自稱的“忍”的態度的原因所在，也是國共全面戰爭一時沒有立刻爆發以及政治協商會得以召開、停戰協定得以簽訂的原因所在。

蔣介石對政治協商會議也好，對停戰協定也好，從來沒有看得很重，不過是逢場作戲而已。拿停戰協定來說。他在1946年1月5日的日記中寫道：“正午約馬歇爾來談。其所提停止沖突方案內容，初觀之范圍太廣，對我拘束太嚴，甚為不利。后經其解釋，再細究其用意，一則對東北國軍行動不受其約束，二則共軍須受執行部之調動，是于我最為有利也。”一旦他認為條件成熟，這些隨時都可以棄若敝屣。他的基本想法從來沒有改變過。政治協商會議還在進行和剛結束時，國民黨特務就奉命先后制造滄白堂事件和較場口事件，制造事端，破壞支持政協會議的集會會場。

在3月1日至17日召開的國民黨六屆二中全會上，他們的這種態度更暴露無遺。會上大吵大鬧，認為政治協商會議是對共產黨的過分“讓步”。會場氣氛十分緊張。蔣介石在全會開始時的日記中寫道：“對中共與政治問題雖憂戚倍至，結論惟有前進方是生路，不能稍有消極之意念也。”[20]全會通過很多決議，強調“五權憲法”決不容有所違背，所有對“五五憲草”的任何修改都應由國民大會討論決定。這就以國民黨中央全會這種方式一舉推翻政協已達成的協議。周恩來在國民黨六屆二中全會閉幕的第二天就召開中外記者招待會，指出：“二中全會的決議動搖了政治協商會議的決議。國民黨內為數不少的頑固派利用二中全會通過了很多重要的違反政協決議的議案，這不足為怪，而可怪的是這兩個會議的決議既如此相反，卻都是在蔣主席主持和領導之下通過的。”[21]這個聲明，事實上向大眾公開挑明了蔣介石的兩面派手法，使人們意識到重大的變動將要到來。

毛澤東對事情看得十分透徹。3月15日，國民黨六屆二中全會正在進行的時候，他在延安召開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上明確指出，蔣介石的主張有兩條：第一條，“一切革命全部消滅之”；第二條，“如果一時不能消滅，則暫時保留，以待將來消滅之”。蔣介石這兩條，“第一條很清楚，第二條是人們容易忘記的，稍微平靜一點就忘了。2月1日到9日就忘了，較場口事件一來就又記得了”。[22]這就是告訴黨內：蔣介石要消滅共產黨的決心是不會改變的，此前他的種種表演，不過是因為條件一時尚未成熟，需要待機而動，全黨要有清醒的認識，做好必要時應變的準備。

這是一個及時發出的重要信號。

那時有過“關外大打，關內小打”的說法，為什么還沒有被稱為“全面內戰”？東北當時有一定特殊性：抗戰勝利時東北由蘇聯紅軍受降，國民黨當局同蘇聯簽訂的條約規定要將東北的主要城市和鐵路線移交給國民黨政府，他們打著“接收主權”的旗號進入東北。國民黨軍隊在東北的行動也不受停戰協定限制。所說的“關外大打”，主要發生在國民黨軍從接收沈陽到進占長春這段時間內，特別是41天的四平街之戰，震動全國，以后轉入一段基本停戰狀態。在關內，國共和談一直在進行，還有停戰協定，人們對和平仍抱有希望；雖曾有上黨、邯鄲、平綏路西段、膠濟路中段等戰役，終究還是局部的，國民黨方面出動的軍隊主要是原晉綏軍和原西北軍等地方部隊，不是它的嫡系主力。局勢起起伏伏，打打停停，停停打打，還不能說已進入全面內戰。

進入1946年5月，也就是蔣介石發動全面內戰的前一個月，國內外形勢有了重大變化，蔣介石一直等待的發動全面內戰的時機已經到了。

第一，5月5日，國民黨政府宣布“還都”南京。這就是說，他必須首先完成的受降和接收工作已經大體就緒，原淪陷區的主要城市和交通線已基本上處在國民黨當局的控制之下。這是他們發動全面內戰的重要前提。

第二，軍事上，國民黨軍隊從蘇軍撤走時接收沈陽后，便沿北寧鐵路北上，進攻四平街。經過整整一個月的激戰，由美國幫助運去的全部美械配備的新1軍、新6軍、71軍等精銳主力10個師在5月18日攻占戰略要地四平街。這是東北軍事形勢的一個重大變化。蔣介石十分興奮，在21日的日記中寫道：“自我軍克四平街后，共軍主力潰散，故其態度又為之一變。”23日，他從南京飛往沈陽督戰。當天，解放軍主動撤出長春，轉移到松花江以北。蔣介石在當天日記中寫道：“此次長春收復之速，實出意外，非上帝默佑，何能有此奇跡也。”這就使他更高估計自己的力量，過低估計中國共產黨的力量，以為四平街戰役的結果表明不難在短時間內以武力消滅中國共產黨。

他還在5月25日寫信給行政院院長宋子文，要他轉告馬歇爾不必過慮。信中說：“接辭修（即陳誠——引者注）電，藉悉馬特使對我軍占領長春不甚同意。此乃其對和平之一貫政策。中（蔣介石名中正，這是蔣介石的自稱，下同——引者注）之所以來東北者，亦以此故。但此地實際情勢，與吾人在南京所想象者完全不同，將來當與其面晤時詳述。照目前情勢，我軍進入長春，實于和平統一，只有效益，而毫無阻礙，請其放心。”“此乃中確有把握之事，萬勿有所疑慮。而且中自信此為和平統一惟一之道路也。”“只要東北共軍之主力消滅，則關內關外之事，皆易為力，已作慎重之處置，請勿過慮為盼。”[23]

讀了這封信，對蔣介石為什么在寫信的下一個月（1946年6月）會把國共之間的局部戰爭擴大為全面內戰，就不會感到奇怪了。

第三，美國政府對蔣介石和國民黨當局一直采取支持的態度。盡管對蔣介石和國民黨當局的專制和腐敗也有不滿，要求他們有所改進，對中國在此時發生全面內戰也有所顧忌，自己不會出兵參與，但蔣介石一旦決心發動全面內戰，他們只會越來越加以偏袒，而且給予更多的實際支援。

這種偏袒表現得日益明顯。5月13日，周恩來致電中共中央：“在東北問題上，馬蔣之距離已不相遠，而關內問題，美我關系亦日趨對立，尤小組中為甚。”[24]30日，周恩來更向馬歇爾致備忘錄說：“執行部與某些執行小組美方代表，在調處沖突上，不能完滿地公正地照顧政府與中共雙方面的意見，客觀上對政府方面有所袒護。”[25]這些，蔣介石自然也看得很清楚。

更嚴重的事情是，5月16日，美國以太平洋戰爭中“剩余物資”的名義將大量軍用物資以低價售給國民黨政府。臺北出版物記載：“將美國在太平洋各島嶼剩余物資售與中國（計一千五百萬美元）。”[26]周恩來6月3日同馬歇爾進行了一次長談，直截了當地說：“美國在太平洋上有這樣的軍事部署，在中國采取積極幫助國民黨的政策，并不等待中國的民主化。事實是抗戰已經勝利了，而美國仍以租借法案來幫助國民黨，這已不再是為了打日本。此外又積極運兵，過去運到了華北，現在又運到東北。”“現在東北的物資，夠打仗用的大約有三個月的儲存，這是靠美國海軍運去東北的。這次飛機出動得很多，而且炸彈的效力很大。這些飛機無疑問地是按租借法案運來的，汽油也是運來的。”“這些事實使我在這兩個月來漸漸走入了困惑”，“這樣，美國的政策即變成二重的了，使中國的內戰很難真正停止”。[27]不久后，美國政府又向參眾兩院提出《擬予中華民國以軍事顧問與軍事援助的法案》。毛澤東為此發表聲明，提出抗議。確實，美國參加的國共和談快要走到盡頭了。

拿集中在1946年5月間發生的這三項重要變動（當然這些變動都有一個發展過程），同前面所說蔣介石在抗戰剛勝利時一時還難以立刻發動全面內戰的三個因素對比一下，不難看到：蔣介石選擇1946年6月把局部內戰發展成全面內戰，并不是完全偶然的。

周恩來在5月22日給中共中央的電報中敏銳地指出：“國民黨積極備戰，且已表面化，在輿論方面已感到極度火藥氣。”[28]他的預感很快就轉化為現實。

近期內發動全面內戰的決策，在國民黨高層也迅速明朗。軍令部部長徐永昌在6月12日日記中寫道：“請蔣先生斟酌力量，如其勝任，應即向共逐漸進攻。”“如此愈拖，我政府經濟政治就愈日消弱。此時由局部證明的決裂，世人皆能諒我矣。只是整個力量究否勝任，惟有委員長知之詳切也。”6月17日，他在日記中又寫道：“出席國府紀念周，蔣先生報告中共行為及其企圖與政府所擬處理方針（共果不就范，一年期可削平之云云）。”[29]蔣介石發動全面內戰的決策已確定下來了。

既然國共全面內戰在1946年6月已經開始，為什么國共談判還在繼續？為什么中國共產黨還要提出如果國民黨當局向張家口進攻或單方面召開“國民大會”就是“宣告全面破裂”？

這個問題不難理解。全面內戰由蔣介石和國民黨當局一手制造，這已成事實。老百姓在抗戰勝利后普遍渴望和平建設，反對內戰。中國共產黨也是這樣，仍力求停止內戰，做到仁至義盡。繼續談判也好，向國民黨政府發出警告也好，都是出于這個目的。并不是要到這以后，才發生全面內戰。

即使在全面內戰危機已迫在眼前時，毛澤東還在6月19日為中共中央起草致前方各重要將領電：“觀察近日形勢，蔣介石準備大打，恐難挽回。大打后，估計六個月內外時間，如我軍大勝，必可議和；如勝負相當，亦可能議和；如蔣軍大勝，則不能議和。因此，我軍必須戰勝蔣軍進攻，爭取和平前途。”可見，在中國共產黨看來，必須奮起應戰，目的不是為了擴大全面內戰，而是為了“爭取和平前途”。7月5日，全面內戰已經爆發，中原部隊已經突圍，毛澤東又為中共中央起草致周恩來電：“我軍主力現作準備，如壞轉則大打，如好轉則不打”。[30]但蔣介石進行全面內戰的決心已定，戰爭的“大打”并不是到這以后才開始，而是不得不應戰，它的結果卻完全同蔣介石發動全面內戰的預期相反，這是人們料想不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