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原突圍和全面內戰的開始【2】
二、中原解放區的形成
蔣介石發動全面內戰，以集中20多萬兵力“圍剿”中原解放區為起點。緊接著，在7月間集中50多萬兵力向華東解放區的蘇中、淮北、淮南、魯南、膠濟鐵路等地發動進攻，又以第一戰區胡宗南部六個旅和第二戰區閻錫山部一個軍，南北對進，企圖打通同蒲鐵路南段，消滅晉南解放軍；還在其他地區發動進攻。烽火滿地，狼煙四起，一場共產黨和民眾竭力阻止的全面內戰最終還是呈現在人們面前。
為什么蔣介石要選擇圍攻中原解放區作為他發動全面內戰的起點呢？
當時，長江以南的解放軍主力基本上已遵照雙方達成的協議從原有根據地北撤。這是中國共產黨為爭取實現和平作出的重大讓步。而在長江以北，離江較近、被國民黨看作“眼中釘”而急于消滅的主要是中原和蘇中兩塊解放區。
這兩大解放區的處境又有所不同。中原解放區地處鄂東北和豫東南，南臨武漢和長江，平漢鐵路自北向南從這里通過，可以威脅武漢，又是國民黨軍隊沿平漢鐵路北上進攻華北的必經之地。國民黨當局想大舉北上，發動全面內戰，肯定要首先掃清這個“障礙”。1947年11月，陳毅在淮陽汲冢地區會見中原突圍部分干部時說：“如果沒有中原部隊的戰略牽制，那就很可能沒有上黨戰役、邯鄲戰役和華東七戰七捷的勝利。”[1]這也可以從一個方面說明，為什么國民黨發動全面內戰，要從圍攻中原解放區下手。
中原解放區和蘇中解放區還有一個重要區別：人民解放軍經過抗日戰爭，已經“形成了六個大的作戰區域，即晉冀魯豫、華東、東北、晉察冀、晉綏、中原六大解放區”[2]。其他五個解放區都相互連接，解放軍可以彼此接應，進退自如，只有中原解放區孤懸在南，處于國民黨軍隊重兵包圍之中，不能和其他解放區相通。這也是國民黨當局選擇從這里首先下手的一個重要原因。
他們以第五、六戰區（不久后改組為鄭州綏靖公署和武漢行轅）率領7個多軍包圍中原解放區。到全面內戰爆發前的1946年6月，軍隊已增加到12個軍（整編師）、26個師（整編旅）、8個縱隊（地方部隊），達30萬人之多，并且筑成密集的堡壘群，嚴密地包圍并封鎖中原解放區。
中原解放區的部隊由三部分組成：李先念率領的新四軍第5師、王震率領的八路軍359旅南下支隊、王樹聲率領的嵩岳軍區（又稱河南軍區）部隊。
這三支原來并不在一起的部隊在抗戰勝利以后怎么會匯合到一起，組成一支有著更強戰斗力的隊伍呢？
新四軍第5師是長期活動在這個地區的部隊，是中原解放區部隊主力的主力。“五師的創建和發展，與華北、華東的部隊不同。華北、華東的八路軍、新四軍都有成建制的紅軍部隊作基礎，而五師在創建時期則完全沒有成建制的紅軍部隊作基礎。”“五師是在廣泛開展群眾性武裝抗日斗爭的基礎上產生的，是匯合豫鄂兩省許多支地方武裝力量而發展起來的。”[3]
1939年1月初，李先念從延安到達河南省確山縣擔任中共豫鄂邊區黨委軍事部長。1月17日，“他率領一支由160余人組成的新四軍獨立游擊大隊，自河南確山縣竹溝鎮南下，向武漢外圍敵后挺進”[4]。曾任第5師副政委的任質斌回憶道：“由于這個地區剛淪陷不久，國民黨的軍政組織已經瓦解，日偽統治尚未真正扎根。在這種情況下，我黨深入敵后的武裝組織，只要有比較堅強的領導，即使為數不多，也能打開局面，站住腳跟，迅速發展壯大起來。事實證明，李先念同志率領南下的新四軍獨立游擊支隊和以后擴編而成的新四軍豫鄂挺進縱隊、新四軍第五師，就是在日偽軍精心密織的蜘蛛網中縱橫馳騁、拼搏奮戰逐步發展起來的。”[5]
抗戰勝利時，新四軍第5師已經發展成具有5萬人的主力部隊，解放區還有30萬民兵。中共中央決定在鄂豫皖建立中央局，以徐向前為書記。因徐向前患病，又指定鄭位三為副書記，代理書記職務。9月28日，李先念致電中共中央，提出“奪取桐柏山地區”的計劃：“我如打開這一局面，陣地即可大開展，河南、河北之根據地也可連貫起來。因此，從戰略上考慮，對華北、華東之國民黨軍進攻解放區可起很大牽制作用。”[6]該計劃得到中共中央批準。毛澤東去重慶談判、雙十協定簽訂后，“李先念同志和中原軍區的其他負責人曾多次同國民黨的代表交涉，按照兩黨簽訂的雙十協定精神，把中原軍區的部隊轉移到皖東地區。但國民黨不僅拒不執行雙十協定，反而調集30萬大軍圍困我中原部隊，妄圖再發動一次‘皖南事變’，把孤懸在中原地區的人民武裝殲滅”[7]。
這時，王震、王首道所率八路軍359旅南下支隊，王樹聲、戴季英率領的嵩岳軍區部隊以及王定烈等率領的冀魯豫軍區第8團，在10月間先后開到唐河、棗陽、桐柏交界地區，同新四軍第5師會師。這是中原解放區的一件大事。
八路軍359旅是中國工農紅軍的老部隊，戰斗力很強，在陜甘寧邊區創造過馳名中外的南泥灣墾區。1944年日軍發動代號為“一號作戰”的大規模進攻時，國民黨軍隊在豫湘桂三省大潰退，大片國土淪為敵占區。中共中央決定從359旅抽出5000人組成南下支隊，從11月10日起，向這個地區發動艱苦卓絕的敵后大進軍，行程2000多里，直達湘粵贛三省交界地區，進入粵北。就在這時，日本投降，國內時局發生根本變化。毛澤東赴重慶談判。1945年8月29日，王震、王首道向中央發電請示：“我們集中意見，一致建議北上，靠攏李先念，預計二十天行程可達湘鄂邊。”中共中央立刻復電：“在日寇投降、時局變化的情況下，你們確已難于完成原有任務。同意你們即由現地自己選擇路線，北上與五師靠攏。”[8]南下支隊隨即回師北上，在崎嶇險峻的山路上，沖破國民黨軍層層阻擊，經過一場又一場激烈戰斗，在當地民眾支持下，9月20日從鄂南咸寧越過粵漢鐵路。26日下午至27日上午，全軍渡過長江天險。
10月3日，他們同新四軍第5師在黃安縣荃灣會合。部隊番號恢復原名359旅，編入中原軍區序列。中共中央在同一天致電鄭位三、李先念、陳少敏：“同意王、王暫時主持鄂東區黨委工作。二王部隊是一個很有戰斗力的部隊，望你們注意補充他們，這對你們將來作戰是有作用的。”[9]
王樹聲、戴季英都是1927年參加黃麻起義的老紅軍。王樹聲還擔任過紅四方面軍副總指揮。在1944年日軍發動“一號作戰”進攻時，國民黨軍隊最早潰敗的是第一戰區副司令長官湯恩伯統率的4個集團軍40萬人，河南大部分地區，包括鄭州、洛陽、許昌等38座城市在38天內淪于敵手。中共中央決定由王樹聲、戴季英、劉子久等組成河南省委和河南軍區，以王樹聲為河南軍區司令員，戴季英為河南省委書記兼軍區政治委員（省委后改為區黨委），劉子久為軍區副政治委員，率領八路軍太行、太岳派出的4個團，編為4個支隊（支隊司令員分別為皮定鈞、韓鈞、陳先瑞、張才千），挺進已成為敵后的豫西，以嵩山為依托開辟抗日根據地。這個行動，和組建359旅南下支隊同屬一個戰略考慮。他們到豫西后迅速打開局面，設立4個軍分區和地委，粉碎了日偽軍的多次“掃蕩”，以后又有發展。日本投降時已在敵后建立有20多個縣政權、300萬人口、2萬多平方公里的抗日根據地。這和擁有重兵的國民黨湯恩伯部的大潰退形成鮮明對照。
日本投降后，國民黨軍以受降為名，調動6個多軍分別沿隴海鐵路東進和沿平漢鐵路北上。孤懸豫西的河南軍區部隊處境不利。9月8日，王樹聲、劉子久致電中共中央：“頑、敵現以各種力量（土頑、雜牌軍及蔣之主力）積極向我周圍壓縮。”“我們現正在迅速集結主力與干部，準備向鄭、李方向機動”。“向東向西均困難極多，且有被消滅之危險。”[10]22日，鄭位三、李先念等也致電中共中央，建議不等嚴重局勢到來，實現同河南軍區、359旅南下支隊會合。這個建議得到中共中央同意。王樹聲等立刻率部1.5萬多人南下，于10月24日在唐河祁儀同新四軍第5師和八路軍359旅南下支隊會師。
這時，中共中央已作出“向北發展、向南防御”的戰略部署。八路軍359旅南下支隊的轉移是北上，為什么河南軍區部隊的轉移方向不是北上而是南下？原因在于，它北面的隴海鐵路從潼關至鄭州一線有國民黨軍重兵把守，鐵路運兵又十分便捷，解放軍大部隊難以強力越過。何況在這條鐵路線以北相平行的是黃河天險，不易飛渡。直接北上，風險很大，很難實現。南下前往中原解放區，距離近，途中此時又沒有嚴重的敵情，要便捷得多。第5師部隊又可以北進接應，會合后，彼此力量都會得到很大增強，還對國民黨軍隊沿平漢鐵路大舉北上起著重要牽制作用。這些都是重要而有利的。
這兩支分別北上和南下的主力部隊都在10月間到中原解放區和新四軍第5師會合。26日，中共中央致電鄭位三、李先念、陳少敏：“我河南及鄂豫部隊、王震、王首道部隊，擔負著全國性的戰略任務。你們目前的堅決行動，打擊與殲滅頑軍，開展七八個整縣的鄂豫邊根據地，嚴重的威脅頑軍后方，將給予我在華北、華中及東北的斗爭以極大幫助，取得在目前歷史時期的偉大勝利。” 30日，中共中央又致電鄭位三、李先念：“中央完全同意你們的意見，由鄭、李、首道、陳（指陳少敏——引者注）及王震五人為中央局（指中原局——引者注）常委，以李為司令（指中原軍區司令——引者注），位三為政委，首道為副政委兼主任（指兼任中原軍區政治部主任——引者注），王震為副司令兼參謀長，子久（指劉子久——引者注）任區黨委書記，曾傳六為軍區副主任，五師與九旅（指359旅南下支隊——引者注）部隊合編，王、戴部編一個縱隊。”[11]接著，又任命王樹聲為軍區副司令員兼第1縱隊司令員，戴季英為縱隊政治委員；任命文建武為第2縱隊司令員，任質斌為縱隊政治委員。這樣，三支原來長期分處多地、并不很熟悉的主力部隊和黨委在組織上統一起來，迅速打成一片，擰成一股在戰略全局中相當雄厚的力量。
11月28日，中共中央致電中原局：“你們最近在豫南、鄂北的行動已取得重要的勝利，因而吸引了劉峙五六個軍對著你們，這就大大幫助了劉伯承在平漢北段的作戰，使他們在打破蔣軍第一次進攻后，得有休整機會，至今頑軍不能組織二次進攻。可以說，只要你們在現地區堅持，蔣軍就不能集中兵力北上，雖然最近你們自己的勝利不大，但在整個戰略配合作用上是極大的。”[12]
這時，國民黨當局也發現中原軍區部隊所起重大戰略牽制作用，就調集更多兵力，企圖南北夾擊中原部隊所在的桐柏地區。根據地逐漸縮小，處于十分不利境地。12月17日，中原軍區主力向平漢鐵路以東轉移。19日，鄭位三、李先念、王震向中央提議：主力靠攏新四軍軍部，留下5000到1萬人堅持游擊戰爭。20日，中共中央復電同意，但認為轉移的時候須在一個月后為宜。1946年1月2日，中共中央批準中原軍區主力部隊“王戴部全部轉移，原五師及三五九旅都留下堅持”。[13]
正在這時，國共兩黨在1946年1月10日簽訂了《國共雙方關于停止沖突、恢復交通的命令和聲明》，規定自1月13日24時起停止國內一切軍事沖突和軍事調動。同日，成立了由國、共、美三方代表組成的軍事調處執行部。
這是時局中一個很大的變化，也是中原軍區行動面對的一個重大變化。“為了嚴格執行停戰協定，中共中央于一月十一日專電命令中原軍區部隊，務必于十三日二十四時前停止一切軍事行動，謹守防地。李先念接到命令后，傳令各部隊停止軍事行動。行進在豫南、鄂東北的中原軍區主力部隊，立即沿著羅山、光山以南一線停下。中原部隊是在擺脫國民黨合圍企圖、向東轉移的情形下停止行動的，三萬多主力部隊被圍困到方圓不到百公里、人口僅四十萬的狹長地區；江漢、鄂東和河南三個下屬軍區的部隊，亦在各自駐地成‘品’字形被分割開來。從此，中原軍民陷入異常危險和困難的境地。”“一月十六日，李先念、鄭位三等率領中原局、中原軍區和中原行政公署機關，從光山縣（光山縣在河南境內，毗鄰鄂東北——引者注）南移至禮山（今大悟）縣宣化店。”[14]
中原局、中原軍區就這樣來到宣化店，這是原來沒有預計到的，是服從大局而采取的行動。
宣化店是豫南、鄂東北交界處的一處山區集鎮，東有一條武漢經信陽通往河南、河北的土路，西有一條由南向北流入淮河的竹竿河。以宣化店為中心的這個地區，地勢險要。國民黨方面編撰的戰史寫道：“本地區大別山雄峙于東，桐柏山橫亙于北，西依荊山，南臨長江，中為大洪山，可俯瞰武漢要域，扼通川陜之要道。兩山區岡巒起伏，河流縱橫。南北交通尚有三條主要道路，東西僅賴小徑相通，大半又崎嶇險峻。故大軍運動、聯絡、后勤補給均感困難，春夏多雨，有時經月不停，山洪暴發，交通中斷，軍事行動更受阻礙。”[15]
這個地區的農業經濟很不發達，糧食供應困難。解放軍幾萬人集中在這里，而且是在行軍途中因停戰協定簽訂而立刻停止行動，糧食供應便成為大問題。三支主力部隊會合后，“大軍云集，連同地方干部和家眷，總計人數在十萬左右。首先碰到的一大困難，是部隊的給養問題。糧食，又是首當其沖的主要問題”[16]。本來，國共雙方簽訂的羅山、禹王城、宣化店三個協議明文規定：中共軍隊得在所在地區運送給養，一切非武裝人員持有護照可以在國民黨地區來往自由，并允許購買糧食，國民黨不能阻撓干涉，并立即無條件平毀碉堡、工事，撤除封鎖、恢復交通等。但國民黨軍方面背信棄義，“停戰令正式生效后，武漢行營曾密令各軍嚴密封鎖，不許一切物資進入中原軍區部隊駐地”[17]。這樣一來，糧食供應成為中原解放軍面對的最大問題。軍隊沒有糧食就難以生存和堅持。當時正在中原軍區參謀處工作的鄒盛作回憶：“正當青黃不接的季節，我方萬余人的部隊，聚集在一個方圓不及二百華里的山區，天天喝稀飯、吃野菜，缺吃、少穿，困難極了。”[18]
中共中央對這個問題十分焦急和憤慨。3月18日，周恩來在軍事三人小組會議上提出運送中原部隊從這里撤走的主張：“漢口北面的問題，我方的四五萬人員仍被包圍，我們請求政府運送，但張部長（即張治中，時任國民黨政府軍事委員會政治部部長、三人委員會和軍事三人小組國民黨政府代表——引者注）認為，他這樣做有困難，因此我們作了讓步，在此時不提運送部隊的問題。但是，目前這些部隊急需糧食，這是我的另一個負擔。我們應把所有這些問題都考慮進去。”[19]前面說過，中原解放軍轉移過程中在宣化店地區中途停下是根據雙方達成的停戰協定這樣做的，解決部隊必須解決的糧食問題是國民黨當局作出的承諾，但國民黨當局毫無信義可言。23日，周恩來向美方的考伊提出嚴厲抗議：“糧食問題毫未解決，政府雖有允諾，但未實行”，“政府是既不給糧，又繼續進攻，勢必把鄂北的中共部隊和人民困死。”[20]
“把鄂北的中共部隊和人民困死”，正是國民黨當局的本意。蔣介石調集大軍，把中原根據地緊緊包圍起來，軍事上步步進逼，經濟上嚴密封鎖。“這里地少人多，既無法多生產糧食，又不能購買，而在外地購買了，國民黨又不準運進來，部隊和機關人員連日食三餐都難以解決。”[21]
新四軍第5師參謀蕭健章回憶：“國民黨頻頻發動蠶食進攻與經濟封鎖，并構筑碉堡數千個，挖掘戰壕萬余條，對中原主力駐地縱橫五六十公里的地域進行圍困和封鎖，我中原地區的200萬居民及軍隊受到饑餓的威脅。李先念向中央發出十萬火急電報，請求解決停戰后給養補充問題。”國民黨方面盡管在不得已的情況下簽訂了羅山等三個協議，但“協議在紙上，執行在嘴上，國民黨不但在實際上不執行，反而變本加厲地修碉堡、挖戰壕，經濟封鎖比過去更甚，還逮捕殺害我非武裝人員”。[22]
1946年2月，李先念到武漢與周恩來等一起就中原停戰問題同美蔣兩方進行談判。談判中，面對國民黨方面誣蔑中原軍區部隊，指責我軍在停戰令下達后進攻他們，又占領了什么地方等，李先念責問國民黨方面：“抗戰八年，你們的部隊一直呆在什么地方？”“你們從來就沒有來過這個地方，怎么說這些地方被我們侵占了呢？”[23]對方無言可答，但談判仍毫無結果。
為了避免大規模戰爭爆發，3月27日，周恩來又在軍事三人小組會議上提出將中原解放軍全部撤往華北的意見。他說：“目前，漢口以北的中共區域還在被包圍中。雖然當地準備了糧食，但只能支持數星期之久，這問題還必須解決。”“我們知道湖北的饑荒情形很嚴重，在參政會上，代表們把這問題提得很尖銳。如果這地區中三分之二的中共軍隊能轉移，其余的復員，那么包圍這一地區的政府軍隊亦可同時轉移，一旦軍隊遣往其他的地方去，糧食的問題馬上就可以和緩下來，否則將無法解決此問題。”“我認為運輸軍隊最好方法就是用火車運。我想我們可以規定一兩列火車，從豫北產煤區運煤到漢口，然后在回去的時候，運輸中共軍隊到華北去”，“如此，經過相當的時間之后，中共軍隊便可全部轉移到華北去了。否則，如果我們維持現狀，用重兵包圍中共軍隊，沖突是必然要發生的”。[24]
像這樣合情合理的和平解決辦法仍被蔣介石和國民黨當局完全拒絕，沖突自然“必然要發生”。戰爭責任該由誰負，十分清楚。
在這種情況下，中原局“按照中央指示，一面同國民黨談判斗爭，一面設法堅持，并做轉移準備。主要采取三個辦法：一是減少部隊員額，立即復員2萬人，在確保主力、保持精華的基礎上，將老幼體弱者和機關閑雜人員進行精簡，使他們到地方去，或自行離開中原地區，減輕部隊負擔；二是分散多余干部，運用各種方法轉移至華北或其他地區隱蔽，這既保存了骨干，免遭損失，又減輕了負擔，利于突圍行動，這些干部以地方為主，計有2萬人；三是嚴整制度，節衣縮食，號召全體人員，團結一致，克服困難，渡過難關”[25]。
1946年4月30日，中共中央致電鄭位三、李先念、王震：“只要頑軍不破裂，應依原計爭取合法轉移為上策；假如頑軍破裂，向你們大舉進攻而迫使你們非突圍不可時，你們準備向何方前進，向西還是向東，二者利益及前途如何，望預先秘密計劃并電告。五月上半月必須將兩萬人復員完畢，王震不要來延。”[26]還有一部分部隊留處根據地周圍。因此，主力突圍時約3.5萬人，人數比原來明顯減少[27]。
1946年5月，蔣介石認為發動全面內戰的時機已經成熟。中國共產黨也看得很清楚：將要到來的，已不是局部戰爭，而是全面內戰。
正在同對方進行停戰談判的周恩來得到確切消息后在5月3日從重慶趕到南京。第二天，他就直截了當地告訴馬歇爾：“得悉政府將對中原軍區發動全面攻勢，這是延安得自極機密方面的消息，極為可靠。我隨即去會徐永昌將軍，并把內容很坦白地告他。”“對這一進攻，如果我們還手，則會使沖突擴大，從而引發了全面內戰。我告訴徐將軍，我們堅決反對此事。”[28]5月8日，他和軍調部三方人員一起到宣化店調查。當天，他在中外記者招待會上嚴正地指出：中原戰爭如果爆發，必將宣告和談結束，成為全國內戰的起點。周恩來再次明確地指出全面內戰的嚴重危險已迫在眉睫，國民黨軍隊如果進攻中原軍區就意味著引發全面內戰。只會有如此結果，不會有其他可能。
蔣介石決心不顧一切進攻中原解放區，直接導致全面內戰的開始。
[1] 《中原突圍》第3輯，湖北人民出版社，1986年，第5頁。
[2]李先念：《關于正確評價中原突圍》，《中原突圍》第3輯，第7頁。
[3] 《李先念文選》，人民出版社，1989年，第445頁。
[4]王震：《李先念與中原突圍》，《偉大的人民公仆：懷念李先念同志》，中央文獻出版社，1993年，第8頁。
[5]任質斌：《雄才大略，創業中原》，《偉大的人民公仆：懷念李先念同志》，第158頁。
[6]朱玉主編：《李先念傳（1909—1949）》，中央文獻出版社，2009年，第508頁。
[7]任質斌：《雄才大略，創業中原》，《偉大的人民公仆：懷念李先念同志》，第162頁。
[8] 《王首道回憶錄》，解放軍出版社，1988年，第422、423頁。
[9] 《劉少奇年譜（增訂本）》第2卷，第109頁。
[10] 《王樹聲軍事文選》，軍事科學出版社，2000年，第91頁。
[11] 《劉少奇年譜（增訂本）》第2卷，第124、126頁。
[12] 《劉少奇年譜（增訂本）》第2卷，第141頁。
[13]朱玉主編：《李先念傳（1909—1949）》，第517頁。這在此刻是做得到的。
[14]朱玉主編：《李先念傳（1909—1949）》，第518、519頁。
[15] 《國民革命軍戰役史》第5部第3冊，綏靖時期（下），（臺北）“國防部”史政編譯局，1989年，第394頁。
[16]李實：《糧食》，《中原突圍》第2輯，湖北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41頁。
[17]魏煜昆等：《國民黨軍圍攻宣化店中原軍區的經過》，《文史資料存稿選編·全面內戰》（上），第209頁。
[18]鄒盛作：《三千里路云和月》，《中原突圍》第2輯，第67頁。
[19] 《周恩來一九四六年談判文選》，第144—145頁。
[20] 《周恩來一九四六年談判文選》，第160、161頁。
[21]李實：《糧食》，《中原突圍》第2輯，第50頁。
[22]蕭健章：《軍事戰略家李先念與中原突圍戰役》，《偉大的人民公仆：懷念李先念同志》，第170、171—172頁。
[23]蕭健章：《李司令員赴漢談判記》，《中原突圍》第2輯，第23頁。
[24] 《周恩來一九四六年談判文選》，第179、180頁。
[25] 《陳先瑞回憶錄》，解放軍出版社，1999年，第280頁。
[26] 《李先念年譜》第1卷，中央文獻出版社，2011年，第549頁。
[27] 《湖北省志·大事記》，湖北人民出版社，1990年，第528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