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維護歷史傳統，保衛俄羅斯

近些年來，面對來自西方強大的思想壓力和輿論攻勢，普京領導俄羅斯，一方面積極進行政治和外交上的應對，另一方面加緊凝聚社會共識、與西方展開歷史與文化上的思想較量。俄羅斯當局認為，近期俄羅斯境內外一些教科書任意歪曲歷史、特別是二戰史，美化法西斯，這是對俄羅斯人民的侮辱。

2009年5月8日，時任俄羅斯總統的梅德韋杰夫在其個人視頻博客上講到：“篡改歷史的行為越來越猖獗，充滿惡意和具有挑釁性”。梅德韋杰夫強烈譴責某些國家企圖改寫二戰史的做法。他說：“蘇聯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抗擊法西斯的貢獻不容貶低和篡改。我們決不會忘記我們的國家蘇聯對第二次世界大戰的勝利所做出的決定性貢獻。正是我們的人民摧毀了納粹，并付出了巨大的代價，至少2700萬蘇聯民眾為此獻出了生命，衛國戰爭才取得了勝利……我們將始終捍衛和堅守這一事實，任何人都不應對此有所懷疑。”他認為，上世紀40年代發生的一切并非僅僅是書本上那幾頁薄薄的紙，無論今天某些人多么處心積慮，歷史也決不容許其重寫或者篡改。因為這些歷史對具有軍國主義野心、種族矛盾和任何企圖重構世界版圖的行為起著威懾的作用。

俄羅斯準備出臺“關于反擊在獨立的原蘇聯國家境內為納粹主義、納粹罪犯及其幫兇平反活動”的法案。根據這項法律，對于蘇聯在二戰中的貢獻進行任何形式的詆毀都將被視為與鼓吹法西斯同等罪行。法案對歪曲、篡改歷史的行為做出一系列懲罰性的規定。觸犯法律的俄羅斯人或外國公民都將有可能受到3-5年的監禁，同時罰款10萬-50萬盧布。法案還對歪曲或篡改二戰歷史的國家提出了外交和經濟制裁意見。對于觸犯國，俄羅斯將有權驅逐其大使或與其斷絕外交關系，有權對其實施全面的運輸和通訊封鎖。

2012年1月9日，梅德韋杰夫簽署了《關于在俄羅斯全境舉辦俄羅斯歷史年》的總統令，決定2012年為“俄羅斯歷史年”，并開展一系列的歷史紀念活動。莫斯科大學歷史系主任、俄科學院院士謝·卡爾波夫指出，舉辦“俄羅斯歷史年”的主要目的是“凈化并確立俄羅斯人民的歷史記憶”。他認為，這是爭取俄羅斯民眾心靈和頭腦的“記憶之戰”，俄官方已準備好打響這次“爭奪歷史的戰爭”。?

2012年10月20日，普京簽署《關于完善國家愛國主義教育政策》，決定在總統辦公廳成立社會項目管理局，主管全國的愛國主義教育。今后俄羅斯將斥巨資開展各式的愛國主義教育活動，強化歷史傳統教育，提高國民認同。為此，普京提出“新愛國主義”的概念，更強調包括沙俄時期在內的俄羅斯的傳統道德價值觀，敦促學校加強對青少年的歷史、文化和道德教育。

2012年12月12日，普京向俄羅斯聯邦議會上下兩院發表了年度國情咨文。此次普京的國情咨文充滿了沉重的歷史感和危機感。在咨文開篇普京便開門見山地指出：“單是在20世紀，俄羅斯就經歷了兩次世界大戰、一場內戰、若干革命，國家兩度分崩離析。俄羅斯人的生活也有過數次翻天覆地的變化。在21世紀之初，我們遭遇了真正的人口及價值觀危機。倘若國家不能維持現有人口數量并實現增長；倘若國家失去了發展的方向和理想，無需外敵，俄羅斯將自掘墳墓，躲不過敗亡的命運”。普京講到，評判愛國者的標準，其中重要的一條就是“對本國歷史常懷尊崇、摯愛之心”。普京提出，為了讓民族意識重新覺醒，我們需要將各個歷史時期完整地聯系在一起，重新認識這樣一個普通的真相：俄羅斯不是始于1917年，也不是1991年，我們有共同的延綿千年的歷史，依托這個歷史，我們才有內力，民族發展才有意義。

普京講到，2012年“俄羅斯歷史年”即將結束，但對祖國歷史、教育和科學項目的關注不能減弱。普京希望，重建的俄羅斯歷史協會和俄羅斯軍事歷史協會以及俄羅斯地理協會要積極發揮作用。普京號召，俄羅斯應當保留祖祖輩輩傳給我們的經驗。俄羅斯數百年以來一直是一個多民族國家、一個文明國家。俄羅斯應當堅定不移地發展，同時也應該保留自己民族精神的特點，俄羅斯民族不能迷失自己，俄羅斯永遠應當是俄羅斯。

2013年2月1日，俄羅斯隆重舉行慶祝斯大林格勒戰役勝利70周年活動，普京在講話中強調，俄羅斯堅決反對歪曲二戰歷史事件，反對出于政治目的重新審視這段歷史，不允許抹殺那些使世界獲得解放的人所建立的功勛。而在前一天，伏爾加格勒市決定每年的６個二戰紀念日期間將城市重新更名為“英雄城市斯大林格勒”。

誰有權解釋歷史，誰就有權闡述現在。誰掌握青年，誰就掌握未來。專家注意到，近年來以普京為首的俄政界高層參與和關心歷史教學和中學歷史教材問題不是偶然的。自上世紀80年代末期以來，俄羅斯社會中歷史虛無主義的流毒影響甚深，至今俄羅斯社會思想政治分歧仍然嚴重。受近年來西化和商業化侵襲，俄羅斯學術界、教育界彌漫著濃重的“失敗的情緒”，精神渙散，缺乏自信。另一方面，10多年來，嚴肅史學被邊緣化，偽科學和碎片化的“庸俗史學”盛行，社會中不乏各式的“戲說歷史”、“歪曲歷史”現象。在這種情況下，歷史文化資源不僅沒能成為俄羅斯民族前進的動力，反而變成了撕裂社會團結的漩渦，變成了沉重的包袱，阻礙著俄羅斯復興的進程。

普京成立專門政府機構、撥付巨額財政資金進行歷史、道德教育等做法，也遭到俄羅斯內部一些人的垢病，批評普京是在用蘇聯時期“行政命令式手段”，根本不能有效地教育或感化在信息時代網絡條件下成長起來的青少年。另外，一些西化、自由化政治勢力在西方支持下仍極力抵制俄官方修史的努力，反對普京在歷史教科書等問題上的做法。

同時，也應當看到在事關重大歷史問題和歷史人物和評價上，以普京和梅德韋杰夫為代表的俄羅斯高層還有不少搖擺不定、模糊不清和自相矛盾之處。普京的尋根努力以及回歸“沙俄歷史”傾向也引起境內外的警惕，擔心普京的愛國主義和保守主義會不會演變成咄咄逼人的“沙文主義”和“大俄羅斯民族主義”。可見，今后俄羅斯社會歷史思想領域的探索和斗爭仍會持續下去。俄羅斯何時能夠走出“歷史迷茫”和“思想政治陷阱”，我們將繼續跟蹤觀察。

　（作者系中國社會科學院信息情報研究院院長、研究員；本文系國家社科基金重大項目（14ZD163）《國際智庫當代中國研究數據庫與重要專題研究》的階段性成果。)

注釋：

[1]《十八大以來重要文獻選編》，中央文獻出版社2014年版，第113頁。

[2]參見俄羅斯總統官網鏈接

[3]參見

[4]《米哈伊爾·戈爾巴喬夫：我應該更早些放棄共產黨》，原載于2011年8月16日英國《衛報》，參見《親歷蘇聯解體：二十年后的回憶與反思》，李慎明主編，張樹華等譯，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2年5月。

[5]參見[俄]安·康·索科洛夫、維·斯·佳熱麗科娃：《蘇聯歷史教科書（1941－1991）》，莫斯科高校出版社1999年俄文版，第349頁。

[6]參見陳啟能：《蘇聯解體前的“歷史熱”》，載《史學理論研究》雜志，1998年，第4期。

[7]參見[法]瑪麗雅·費列蒂：《記憶的紊亂：俄羅斯與斯大林主義》，2002年11月20日。

[8]參見[蘇]《戈爾巴喬夫言論集》，莫斯科1988年俄文版第5卷，第217頁，轉引自[俄]亞·謝·巴爾辛科夫：《當代俄羅斯歷史導論（1985－1991）》，莫斯科2002年俄文版，第84頁。

[9][俄]亞·尼·雅科夫列夫：《一杯苦酒－俄羅斯的布爾什維主義和改革運動》，新華出版社1999年版，第185－186頁。

[10]參見[俄]戈爾巴喬夫、斯拉文著：《尚未結束的歷史：戈爾巴喬夫訪談錄》，中央編譯出版社2002年版，第25頁。

[11]參見[蘇]《戈爾巴喬夫言論集》，莫斯科1988年俄文版第5卷，第386－436頁，

[12]參見[俄]亞·尼·雅科夫列夫：《看破紅塵之苦》，莫斯科1991年俄文版，第93頁（Яковлев А.Н. Муки прочтения бытия. М.,1991.С.93.）。

[13]參見[蘇] 《真理報》，1987年9月11日。

[14]參見[俄]安·康·索科洛夫、維·斯·佳熱麗科娃：《蘇聯歷史教科書（1941－1991）》，莫斯科高校出版社1999年俄文版，第349－350頁。

[15]參見[俄]亞·謝·巴爾辛科夫：《當代俄羅斯歷史導論（1985－1991）》，莫斯科2002年俄文版，第93－94頁。

[16]《蘇美歷史學家“圓桌會議”》材料，載[蘇]《歷史問題》雜志，1989年第4期，第100頁；轉引自陳啟能：《蘇聯解體前的“歷史熱”》，載《史學理論研究》雜志，1998年第4期。

[17]

[18]

[19][蘇]《歷史問題》雜志1990年第1期，第3、6頁；轉引自[俄]亞·謝·巴爾辛科夫：《當代俄羅斯歷史導論（1985－1991）》，莫斯科2002年俄文版，第140頁。

[20]參見[俄]亞·謝·巴爾辛科夫：《當代俄羅斯歷史導論（1985－1991）》，莫斯科2002年俄文版，第141頁。

[21]參見戈爾巴喬夫《我是一個社會民主主義者》，利加喬夫：《有兩種不同性質和風向的改革》，雷日科夫：《政治斗爭打亂了經濟改革部署》，謝瓦爾德納澤：《我和戈爾巴喬夫商量好要拋棄民主德國》，載《親歷蘇聯解體：二十年后的回憶與反思》，李慎明主編，張樹華等譯，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2年5月。

[22]Г．Я．阿列克謝耶娃：《歷史·意識形態·政治（二三十年代）》，載《20世紀俄國的歷史科學》，第84頁，轉引自陳啟能：《蘇聯解體前的“歷史熱”》，載《史學理論研究》雜志，1998年，第4期。

[23]《星火》畫報是蘇聯著名的政治刊物。80年代中后期，由維·科羅季奇擔任主編。此人在70年代曾發表揭露美帝國主義的《仇恨的面孔》，言詞激烈，受到賞識。擔任畫報主編后把《星火》變成了揭批蘇共、仇恨蘇聯制度的大本營。后來科羅季奇移居美國長期居住。

[24]參見1990年春由剛剛贏得選舉的莫斯科民主派主辦的雜志《首都》周刊，或[蘇]亞·齊普科：《我們的原則好嗎？》，載[蘇]《新世界》雜志，1990年，第4期。

[25][蘇]亞·齊普科：《斯大林主義的根源》，載[蘇]《科學與生活》雜志，1988年第11期、第12期。

[26]亞·齊普科現為俄羅斯科學院國際政治經濟研究所（原社會主義經濟體系研究所）高級研究員。畢業于莫斯科大學哲學系。先后在《共青團真理報》、蘇聯共青團宣傳部、以及蘇共中央宣傳部（任顧問）工作(1986-1990)。后來先后在日本北海道大學和美國學術機構訪問。曾任戈爾巴喬夫基金會調研部主任（1995－1996）。此人善于發表怪異、先鋒的文章，經常被一些學者批駁。近年，齊普科的觀點似乎發生了很大的變化。如最近 [俄]《分析通報》雜志2004年第3期刊登了他長篇論文《后蘇聯自由主義失敗的原因與本質的思考》。

[27][俄]安·米格拉尼揚：《當代俄羅斯的國家意識形態問題》，載《俄羅斯現代化與公民社會》，新華出版社2003年版，第268－269頁。

[28]在戈爾巴喬夫末期、蘇聯解體前夕，由于蘇聯社會商品和其它日用消費品極度短缺，西方一些國家特別是歐洲向蘇聯運送了食品等“人道主義”物資。一些食品包裝直接用俄文標注“人道主義援助”。

[29][俄] 弗·亞·利西齊金，列·亞·謝列平：《第三次世界大戰：信息心理戰》，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3年版，第264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