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20世紀60年代末70年代初，中美兩國出于戰略接近的需要，共同開辟了以高層、秘密為特征的溝通渠道。通過巴基斯坦、羅馬尼亞首腦的信息傳遞和在巴黎、紐約舉行的秘密會晤，中美兩國傳遞了改善關系的確切信息，完成了基辛格訪華、黑格訪華、尼克松訪華的實際安排，經受住了南亞危機的初步檢驗，推動中美關系開始走向正常化。與新中國成立以來的其他中美溝通渠道相比，本文所考察的秘密渠道之所以能夠成功運轉，源于國際背景的變化、國內政治的影響和信息傳遞者的選擇等多重因素。在秘密渠道的中美互動中，中國展示了高超的外交藝術。

關鍵詞：秘密渠道；中美關系正常化；中美信息溝通

新中國成立后的近20年里，中美兩國總體處于隔絕、敵對的狀態，只有在華沙進行的中美大使級會談一項官方正式溝通渠道。然而，由于種種原因，中美關系開始走向正常化的突破性進展并非經由華沙渠道實現，而是通過兩國領導人構建的一些非正式的秘密渠道，即由第三國中轉和彼此小心翼翼試探而完成的。現有研究成果已經在對單個秘密渠道的考察和運用美方檔案解讀美國政策方面進行了不少有益的探討（參見鄭華：《中美關系解凍過程中的巴基斯坦渠道》，《史學集刊》2008年第3期；鄭華：《中美關系解凍過程中的巴黎渠道》，《當代中國史研究》2008年第4期；栗廣：《論中美關系正常化進程中的紐約渠道——以新近披露的尼克松總統安全檔案為依據》，《黨史研究與教學》2012年第4期；朱明權主編：《尼克松時期的美國對華政策（1969—1972）》，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年；等等。）。但推動中美關系緩和的溝通任務是多條秘密渠道共同承擔的，實現中美兩國的接近也是雙方領導人共同作出的戰略選擇。所以在中美關系開始走向正常化的背景下探討這個問題，既要把幾條渠道當作一個整體，將它的發展階段和各渠道間的關系表述清楚，也要弄清中美兩國的戰略考慮，以及雙方通過秘密渠道進行的斗爭與合作。本文擬運用一些新近出版、公開的年譜、檔案、回憶錄，對尼克松訪華前巴基斯坦、羅馬尼亞、巴黎、紐約四條渠道的建立、運作、信息傳遞內容、相互關系及其發揮的作用進行具體考察，兼及中美兩國以秘密渠道為載體進行溝通的互動過程。

一、秘密渠道形成的緣起

20世紀60年代末，國際形勢發生劇烈變動。美蘇爭霸態勢改變，陷入越南戰爭的美國實力有所削弱，蘇聯則在軍事上縮小了與美國之間的差距，開始轉守為攻。中蘇在意識形態上的分歧不斷擴大，以至在珍寶島發生武裝沖突，中國成為獨立于美、蘇之外的新力量。

此時，中國的內政外交已開始從“文化大革命”初期激進、混亂的狀態逐漸向務實、穩定轉化。中國外交機構的正常秩序得以初步恢復，中國領導人也對國際形勢有了新的認識。毛澤東看到了美蘇聯手、南北夾擊可能帶來的威脅。事實也的確不容樂觀，蘇聯正通過集結重兵，聯絡蒙古、印度等從北部、西部和西南部形成對中國的包圍圈，而美國則在繼續越南戰爭的同時，與日本、韓國、臺灣一起，從東部和東南部威脅中國大陸地區的安全。1969年2月9日，毛澤東委托陳毅、徐向前、聶榮臻、葉劍英四位老帥“研究一下國際問題”。他自己則表示：“緩和一點好，我們現在孤立了，沒有人理我們了。”（《毛澤東年譜（1949—1976）》第6卷，中央文獻出版社，2013年，第230、237頁。）

雖然由于自力更生的氣魄和三線建設等準備，中國不懼怕打世界大戰，但睿智的政治家能從看似不利的條件中發現新機遇。毛澤東等領導人清楚：在中、美、蘇三角關系中，不僅中國在力圖避免兩面作戰，美國和蘇聯亦然。美蘇有勾結，但爭奪也激烈。“光看到勾結，看不到爭奪，有些問題就不能解釋。”（《周恩來年譜（1949—1976）》下卷，中央文獻出版社，1997年，第334頁。）“美國在世界上有利益要保護，蘇聯要擴張，這個沒法子改變。”（《毛澤東年譜（1949—1976）》第6卷，第638頁。）所以毛澤東從國際統一戰線的戰略高度出發，明確提出要利用兩個超級大國之間的矛盾，“爭取一霸”（《毛澤東年譜（1949—1976）》第6卷，第441頁。）。爭取哪一霸呢？四位老帥作出了中蘇矛盾大于中美矛盾、美蘇矛盾大于中蘇矛盾的判定，指出蘇聯“對我國安全的威脅比美大”（熊向暉：《打開中美關系的前奏——1969年四位老帥對國際形勢的研究和建議》，《新中國外交風云》第4輯，世界知識出版社，1996年，第15頁。）。毛澤東認同這個觀點：“跟蘇聯打交道這個事相當難。我們過去對蘇聯也有幻想，比如赫魯曉夫初期我們還是寄予希望的，后頭呢？就喪失了信心。”（《毛澤東年譜（1949—1976）》第6卷，第344頁。）周恩來也有傾向性：“尼克松比勃涅日列夫頭腦要稍微冷靜一些”，“在這種情況下，中美接觸是需要的”（王永欽：《1966—1976年中美蘇關系紀事（連載二）》，《當代中國史研究》1997年第5期。）。而且從越南戰爭發展的情況看，美國在極力避免出現第二場朝鮮戰爭，并不想同中國打仗。

那么，中國可否從戰略上打“美國牌”？四位老帥認為“東聯孫吳，北拒曹魏”的方針可以參考。毛澤東也看到了美國在國際格局中的被動位置，并初步判斷出其改善對華關系的要求。1968年11月17日，毛澤東指出：美國要顧及美洲、歐洲、亞洲等多處利益，“處境相當困難”，“是把自己的力量估計太大了”（《毛澤東外交文選》，中央文獻出版社、世界知識出版社，1994年，第580、582頁。）。就中美關系而言，通過仔細閱讀美國新當選總統尼克松的文章和競選材料，毛澤東認為：“尼克松上臺后可能有些變化。”（《毛澤東年譜（1949—1976）》第6卷，第229頁。）他還請周恩來等人閱讀這些材料，并指示1969年1月28日的《人民日報》全文刊載了尼克松的就職演說。在這份演說中，尼克松微妙地表達了與中國減少敵對、擴大友誼的意思。《人民日報》的刊載實際上暗示了對美政策的新思路。不少人看出，“美國總統的講話還從未受到過如此重視”（〔美〕亨利·基辛格著，胡利平等譯：《論中國》，中信出版社，2012年，第202頁。）。

美國也意識到改善對華政策的戰略意義。無論是為了減少海外的軍事卷入，特別是從越南戰爭中脫身，還是在對蘇競爭中重獲優勢，建立穩固的國際新格局，美國都要處理好對華關系。尼克松不贊同美國傳統對外政策中將歐洲完全置于亞洲之上的模式，更強調亞洲的重要性冷戰爆發最初的20年，美國之所以將歐洲置于亞洲之上，一則因為若干歐洲國家的傳統大國地位及其與美國的密切聯系，二則因為與蘇聯爭霸的需要，美國認為蘇聯的力量和戰略重心都在歐洲。但尼克松在《越南后的亞洲》一文中列舉了若干事實來說明亞洲戰略地位的重要性，包括美國在一代人的時間內在亞洲進行了三場戰爭、現代運輸和通訊愈加發達，以及二戰以來亞洲飛速變化等。。在亞洲，中國的態度不僅影響著越南和談的進程，而且關系到朝鮮、南亞、臺灣海峽的局勢。尼克松在對外政策報告中指出：“我們朝著改善同北京的實際關系的方面采取我們所能采取的那些步驟，那肯定是符合我們的利益。”（《尼克松妄圖挽救美帝急劇沒落的危局》，《參考消息》1970年2月21日。）尼克松的國家安全事務助理基辛格是其尋求對華緩和的堅定支持者，也是他構建秘密渠道的主要助手。基辛格一貫強調多極均勢，認為“在華盛頓、北京、莫斯科之間微妙的三角關系中”，中國是可以遏制蘇聯的戰略力量，要在對蘇競爭中形成“新的世界均勢”，就要接近中國（〔美〕亨利·基辛格著，陳瑤華等譯：《白宮歲月》第1冊，世界知識出版社，2003年，第209、89頁。）。而根據美國中情局的評估，蘇聯越來越取代美國成為中國“主要的軍事威脅”（沈志華、楊奎松主編：《美國對華情報解密檔案（1948—1976）》（叁），東方出版中心，2009年，第544頁。），這就為美國接近中國提供了可能。事實也說明美國以往對華遏制政策沒有達到預期，中國不僅沒有屈服于美國的打壓、封鎖，反而于1964年10月成功試爆原子彈，成為正在崛起的核大國。美國不得不承認：中國既“能夠在大陸上實施大規模的地面戰斗”，又“有相當的能力在遠東國家中進行宣傳和發動政治攻勢”（沈志華、楊奎松主編：《美國對華情報解密檔案（1948—1976）》（叁），第470、471頁。）。所以尼克松認為，“必須設法促成變化”，以改善僵化的中美關系，基辛格也“愿開始同共產黨中國對話”（〔美〕亨利·基辛格著，陳瑤華等：《白宮歲月》第1冊，第209頁。）。

雖然兩國都有緩和關系的意愿，但并沒有合適的接觸渠道。雙方當時唯一的接觸渠道——華沙大使級會談，已于1967年3月暫告中止，之前也由于美國“拖而不談”的態度而處于僵持狀態，未能在關鍵問題上取得進展。如今，即便重新啟用華沙渠道，它也已經不適宜承擔溝通接觸的重任。一方面，拘謹的形式和大使間事務性會談的層次限制了談判效果。中方對美方提出的問題“只允轉達，不作任何表示”（駱亦粟：《中美關系解凍的開端——最后兩次中美華沙大使級會談》，《百年潮》2008年第4期。）。美方“大使在會上念發言稿；他所得到的回答無疑也是這一類文稿”，“需要時間而且毫無進展”（〔美〕亨利·基辛格著，吳繼淦等譯：《白宮歲月》第2冊，世界知識出版社，2003年，第881頁。）。尼克松形容他的外交人員“會讓談判胎死腹中”（〔美〕亨利·基辛格著，胡利平等譯：《論中國》，第217頁。）。另一方面，華沙會談的存在已為人知曉并備受關注，不可能留給中美兩國既微妙試探又充分交流、最終增進理解和信任的空間。以美國為例，“尼克松的每一個步驟都要向國會的20多個議員通報”，還要向其他一些國家、地區介紹情況（〔美〕亨利·基辛格著，胡利平等譯：《論中國》，第209頁。）。而美國政府內部對華政策意見并不統一，尼克松的想法“沒有完全被其他政府人員和很多美國人所分享”（U.S.Department of State, 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以下簡稱FRUS）, 1969-1976, Vol.XVII, China, 1969-1972, United States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2006, doc.28, p.75.）。如果消息泄露，反對派可能會加以阻撓，而支持對華和解的官員也可能先一步通過其他途徑摘得碩果，搶了尼克松希望已久的、完全由自己開創外交新局面的風頭。

為避免上述問題，新開辟的渠道必須有兩個特征：高層、秘密。尼克松在1969年上臺伊始就表示，“探索和中國接觸的途徑”“應該私下進行”（FRUS, 1969-1976, Vol.XVII, China, 1969-1972, doc.3, p.7.）。幾乎同一時期，陳毅也提出一個“不合常規”的設想：“主動重新提出舉行中美部長級或更高級的會談，協商解決中美之間的根本性問題和有關問題。”他甚至準確地預見到：“如果我們不提，我估計美國也會向我們提出類似的建議。”（熊向暉：《打開中美關系的前奏——1969年四位老帥對國際形勢的研究和建議》，《新中國外交風云》第4輯，第28頁。）但是，對于20多年來一直相互敵視的中美兩國而言，“找一個中間人甚至是做一些簡單的事情，例如起草一個雙方都可以接受的需要傳遞的信息，都是相當難的”（周建明、王成至主編：《美國國家安全戰略解密文獻選編（1945—1972）》第2冊，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0年，第874頁。）。這個過程中，甚至出現了美國駐波蘭大使小沃爾斯特·塞斯托爾在華沙科學文化宮不顧禮儀風度，追逐中方外交人員的一幕。好在通過一系列嘗試，雙方終于建立起了理想的信息傳輸秘密渠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