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歷史”的“黑手法”

《細節》對“狼牙山五壯士”4個細節的質疑，本身就值得質疑。更重要的是，盡管《細節》對一些細節提出了質疑，但沒有也不敢否定最基本的事實——5位壯士寧死不降。《細節》為什么要“丟西瓜揀芝麻”呢？郭松民接受采訪時指出：“用細節否定本質，用細節上的差異來否定歷史的大是大非。”

除此之外，《細節》還慣會利用當事人陳述同一件事的不一致進行所謂的質疑。然而，人的記憶會出錯，這并不為怪。再者，這些不一致的地方，多是不痛不癢、無關宏旨的細節。葛振林與宋學義，一個在南方，一個在北方，后來只見過4次面，見面時也很少聊當年往事，沒有仔細比對回憶，減少回憶的差錯，結果被一些人加以利用。

按照某些人的臆想，親歷者沒有做到回憶一致，共產黨的宣傳人員也會“補救”。那么，為什么葛振林與宋學義等人的回憶就出現不一致的情況呢？殊不知，共產黨是允許這種“不一致”的，目的就是保持歷史的全面和客觀。

筆者有例證在手。比如，葉飛與麾下支隊長陳挺在1936年“南陽事件”中遇險，跳崖僥幸得脫，但具體細節眾說紛紜。不少文章說陳挺背著葉飛跳下陡崖，也有人說陳挺開始潛藏在密林中，等敵人散去才救下葉飛，但葉飛和陳挺的回憶錄都不是這樣：葉飛說陳挺隨后也跳了下來，陳挺則說他和葉飛遇險時不在一起，他先回到部隊，葉飛第二天才到。可見，這件事比“狼牙山五壯士”的“不一致性”復雜多了。

對這種分歧，葉飛于1982年12月7日接見閩東黨史工作者時說：“我跟他（陳挺 筆者注）對證，他還是堅持他的……記憶這個問題，也不是絕對的。因此，建議你們整理歷史資料時，不要強求一致，但要注明是誰說的，這樣就行了，說的人負責，這樣的資料保留下來有好處。”

日本人怎么說

《細節》以十分肯定的語氣說：“敵方的人員，他們也是目擊者，但目前缺乏他們關于此事的陳述。”然其文中引述的日本人編著的《華北治安戰》一書中就有兩個日軍總結此次“掃蕩”對“共軍”印象的細節——“負責掩護主力退卻的部隊，即使兵力薄弱，也必進行頑強抵抗”“共軍哨兵在退卻之際，有故意向與主力相反方向退避的傾向”。日方寫下這兩條時，盡管沒有直接指“狼牙山五壯士”，卻肯定了這類事件的普遍存在。

筆者電話采訪國內以收集日軍史料見長的名家薩蘇，竟意外獲其無償提供了一些日方關于“狼牙山之戰”的資料。

薩蘇提供的8份資料中，最有價值的是日方當年的兩張報紙。其中一張報紙的標題為《山西省境內壯烈的掃蕩——消滅狼牙山戰敗的敵人》，作者是駐石家莊的特派員矢島。報道記述了日軍的英勇和戰績，動不動就殲滅八路軍游擊隊7000人、3000人，至于零散消滅的，就沒“資格”進入有限的版面了——包括“狼牙山五壯士”。這不難理解：八路軍對狼牙山3名烈士和2位壯士的宣傳和紀念有一個過程，日軍將5人逼下懸崖時，尚不知此事，不可能在即時報道中特別記上一筆。直到1943年9月，日軍再次掃蕩時，發現狼牙山有一座“三烈士塔”（1942年7月落成），才知道此事，并架炮摧毀。

薩蘇告訴筆者，1941年晉察冀軍區在迎擊日軍“掃蕩”中，涌現出許多英雄人物和感人事跡，“狼牙山五壯士”只是其中之一，但由于典型只能有一個，其他人和其他事再感人，也只能受點兒“委屈”，結果鮮為人知。薩蘇提供給筆者的另一張報紙《朝日新聞》，就記載了當時發生的一件感人事跡。該報道標題為《連結婚戒指都有抗日的字樣》，文章稱日軍打死了一名八路軍干部，發現其手上戴著一枚結婚戒指，內圈刻著4個字——“抗日救國”。

如果把視野從狼牙山轉向廣闊的抗日戰場，就會發現我軍還有許多“跳崖壯士”：

1940年夏，天津薊縣盤山根據地蓮花峰，7名八路軍戰士縱身跳崖，只有馬占東一人幸存；

1942年12月，河北淶水縣曹霸崗村雞蛋坨5名八路軍跳崖，1名排長未及跳崖中彈身亡，其余4人繼續跳崖犧牲；

1943年春，北京房山十渡鎮老帽山，6名八路軍戰士縱身跳崖，全部犧牲，沒有一個留下姓名；

1944年3月，內蒙古寧城縣山頭鄉李營子前山，50余名八路軍集體跳崖，9人犧牲，只有3人留下姓名；

……

其中，最令人動容的是1942年底在河北淶水縣跳崖的王文興。他年僅18歲，因有恐高癥不敢跳，便用白毛巾蒙上眼睛……藏在對面洞里的人目睹了這一幕，第二天找到他尸體時，白毛巾仍然蒙在眼睛上。

如果只有一個“狼牙山五壯士”，可能是偶然的，但出現了那么多“跳崖壯士”，絕對不是偶然的。這是一個民族不朽魂魄的挺立，這是一支軍隊鐵血基因的傳承。

面對那一支支射向英雄的“毒箭”，我們不能冷漠無視，更不能無意中淪為陰謀者的幫兇。守護英烈的精神和榮光，為英雄形象筑起一道堅實的屏障，這才是我們對他們最大的敬意和緬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