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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資本主義的發展和無產階級隊伍的壯大【2】

作者:    發布時間:2013-01-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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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后的最初幾年,民族工業仍有發展,但是,隨著西方列強卷土重來,外國資本的比重又迅速回升。1922年以后,中國民族工業開始出現危機,許多企業由于競爭不過外國資本的企業而停產歇業,有一些被外國資本吞并或控制。一些民族資本家在經營工業失敗之后,轉而從商業、金融業的投機中尋找出路,結果反過來又增加了工業的危機。這表明,中國民族資本主義經濟在帝國主義的壓迫和封建主義的束縛下,即使有偶然振興的機會,最終還是不能得到充分發展。

就中國的經濟情況來看,這時近代工業的發展水平還是很低的。1920年,全國工農業總產值為159.28億元,其中近代工業產值為9.88億元,占工農業總產值的6.2%,只有手工業總產值44.45億元的22.2%。而且,中國資本主義工業的分布,在地區上極不平衡,絕大部分近代工業集中在沿海地區,特別是少數大城市。在民族工業中,主要是紡織、食品等輕工業比較發達,重工業極為薄弱,同時絕大多數企業規模狹小,資金短缺,技術設備陳舊,企業管理落后,不僅在市場上缺乏競爭力,而且對外國資本有很大的依賴性。

近代工業特別是民族資本主義經濟一定程度的發展,引起中國社會階級關系的新變動,促進了新的革命力量的成長。辛亥革命后,特別是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在中國資產階級有所發展的同時,中國無產階級也有了進一步的發展。

無產階級是以機器大工業為物質技術基礎的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產物。中國無產階級最早產生在19世紀中葉的外國在華企業中,隨后又出現在19世紀60年代清朝官辦的企業和70年代興起的民族資本企業中。到1894年,中國近代產業工人約有10刀人a到1914年,增加到100萬人以上。到1919年五四運動前夕,已達200萬人以上。無產階級日益成為近代中國一支重要的社會力量。由于中國無產階級不但是伴隨著民族資產階級的產生和發展而來的,而且首先是伴隨著帝國主義在中國直接經營的企業而來的,所以,中國無產階級的一部分較之中國資產階級的資格更老一些,它的社會基礎也更廣泛一些。

近代中國的無產階級,除了產業工人這一主體之外,還包括與產業工人處于同等或類似地位、靠出賣勞動力生活、并與產業工人所從事的機器大工業生產有直接或間接聯系的各種非產業工人,如手工業工人、苦力運輸工人、農業雇工、商業和金融業的普通職工等,其總數估計約為4000萬人左右。

中國無產階級同各國無產階級一樣,不占有任何生產資料,同先進的經濟形式相聯系,是先進生產力的代表。無產階級只有通過革命,消滅一切人剝削人和人壓迫人的制度,使全人類由階級社會過渡到沒有階級、沒有剝削的社會,才能最后解放自己,所以,從階級性上說,它是最富于革命的堅決性和徹底性的階級。無產階級也最富于組織性和紀律性,富于團結協作精神,最少保守思想,最具革新進取精神。在20世紀初的中國社會各階級中,無產階級是一個最進步、最革命、最有遠大前途的階級。

中國無產階級除具有世界各國無產階級共同的特點和優點以外,還具有不同于一般資本主義國家無產階級的特點。

其一,中國無產階級身受帝國主義、資產階級和封建勢力的三重壓迫,這種壓迫的嚴重性和殘酷性,是世界各國中少見的。中國工人勞動時間長,一般每天工作在12小時以上,有的長達16小時。在盡可能延長勞動時間的同時,中外資本家還經常采用提高勞動強度的方法,諸如增加勞動定額、加速機器運轉等,來加強剝削,結果導致中國工人健康狀況普遍惡化,有的竟被活活累死。與資本主義國家的工人相比,中國工人工資水平低,勞動條件惡劣,而且缺乏人身自由和政治上的民主權利。各工礦企業還普遍保留著各種封建性的剝削制度和野蠻的管理方法,如包工制、監工制、包身工制、養成工制等,使工人的自由和權利受到種種限制。中國無產階級在這種殘酷的剝削和壓迫下,生活極端困苦,社會地位低下,具有改變自己悲慘境遇的強烈要求。

其二,中國無產階級的人數雖少,但由于近代工業的布局和結構不平衡,產業工人的絕大部分集中在沿海各省和水陸交通沿線的少數大城市和大型企業中。如上海、廣州、武漢、天津、青島等地,分別集中了十余萬乃至數十萬的工人。據1894年的統計,僅上海、廣州、武漢三市的工人,就占全國工人總數的77%以上。產業工人這種集中的狀況,加上廣大非產業工人與之結合,有利于無產階級的組織和團結,有利于在工人中傳播革命思想和發展革命力量,從而便于在工人集中的大城市中,形成相對強大的斗爭力量。

其三,中國無產階級大多數出身于破產的農民或手工業者,因而他們能夠充分了解勞動人民中占絕大多數的農民的痛苦和要求,便于發動和組織農民及其他勞動群眾參加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斗爭,建立以工農聯盟為主體的廣泛的革命聯盟。

中國無產階級的這些優點和特點,必然使它成為近代中國一個革命性很強、特別能戰斗的階級。它從誕生時起,就沒有間斷過斗爭。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的特殊環境中,中國無產階級在進行經濟斗爭的同時,較早地參加了反帝反封建的政治斗爭。辛亥革命后,中國無產階級隨著自身隊伍的壯大和罷工斗爭的高漲,在民族危機和社會危機日益嚴重的情況下,在俄國十月革命和新思潮的影響下,迅速地覺醒并成長起來,并很快登上政治舞臺。中國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的領導責任,歷史地落到中國無產階級身上。

但是,中國無產階級并不是一開始就能夠認識到自己的歷史使命并發揮自身的革命作用的。由于生長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中,中國無產階級自身難免帶有一些弱點。它除了人數少之外,還受到封建的宗法思想、行幫觀念、宗教迷信及其他種種封建意識和習俗的侵蝕,受農民小生產者的思想和習慣的影響較深,接受現代教育少,文化水平低,缺乏民主意識,等等。因此,無產階級要充分體現和發揮自身的革命性,擔當起中國革命的領導責任,還必須在先進思想的指導下,認清自己的階級利益和歷史使命,建立與農民、舊式手工業工人和江湖游民的組織截然不同的新的階級組織形式--無產階級革命政黨和現代工會,從而由自在的階級轉變成自為的階級。

(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著:《中國共產黨歷史》第一卷上冊,中共黨史出版社2002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