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黨中央領導全國人民克服嚴重困難、進一步調整國民經濟的重要時刻，黨的八屆十中全會于1962年9月召開。全會召開前，黨中央在北戴河召開了一個月的工作會議，又在北京召開了近一個月的八屆十中全會預備會議。

7月25日至8月24日，中央召開北戴河工作會議，原定議題是討論農村、糧食、商業和國家支援農業等問題，重點是討論《關于進一步鞏固人民公社集體經濟、發展農業生產的決定(草案)》、《農村人民公社工作條例修正草案》、《關于商業工作問題的決定》等文件。在8月6日的大會上，毛澤東作關于階級、形勢、矛盾問題的講話。隨后又在各次中心組會上多次插話，繼續闡發6日講話的觀點。這樣，北戴河工作會議的重點就轉為討論階級斗爭問題。

八屆十中全會于9月24日至27日召開。毛澤東首先作關于階級、形勢、矛盾和黨內團結問題的講話。隨后，陳伯達、李先念、薄一波和李富春分別作關于農業、商業、工業和計劃等問題的說明，朱德、劉少奇、鄧小平、周恩來、彭真等先后在大會發言。全會通過了所討論的各項文件，增選陸定一、康生、羅瑞卿為中央書記處書記，決定撤銷黃克誠、譚政的中央書記處書記職務，增選中央監察委員會委員和候補委員各21人；決定組織兩個專案審查委員會，分別對彭德懷、習仲勛等人進行審查。9月29日，《人民日報》發表了《中國共產黨第八屆中央委員會第十次全體會議的公報》。

這次全會，肯定了全黨和全國人民在嚴重困難形勢下表現出來的團結一致、奮發圖強的奮斗精神，指出黨的迫切任務是要繼續貫徹執行以農業為基礎、以工業為主導的發展國民經濟的總方針，對國民經濟進一步進行切實的調整、鞏固、充實、提高。會議強調國民經濟計劃必須以發展農業為出發點，安排計劃必須以農、輕、重為序；各工業部門必須制定支援農業的長期規劃；國家應重新審定對國民經濟各部門的投資比例，增加對農業的投資；國家征收農業稅和統購糧食的數量，應在一定時期內穩定下來；在價格問題上應照顧農民的實際利益，逐步確定工農業產品的合理比價，等等。會議還討論通過了《關于進一步鞏固人民公社集體經濟、發展農業生產的決定》、《農村人民公社工作條例修正草案》等幾個文件�！掇r村人民公社工作條例修正草案》對原草案作了重要修改和補充，規定：生產隊為人民公社基本核算單位；人民公社規模以一鄉為一社，長期不變；社員自留地歸社員家庭使用，長期不變。這些都對鞏固前一階段國民經濟調整的成果，繼續進行下一步經濟調整有積極意義。

但是，這次全會錯誤地開展了對所謂“黑暗風”、“單干風”和“翻案風”的批判，對黨的工作產生了重要的消極影響。

對所謂“黑暗風”的批判，實際上是針對七千人大會以后西樓會議和5月中央政治局常委擴大會議對形勢的估計。毛澤東批評說：現在有些人把形勢說成一片黑暗了，他們思想混亂，喪失信心，看不見光明。對所謂“單干風”的批判，是針對當時各地出現的包產到戶和黨內一些同志對包產到戶及分田到戶的支持。7月20日，毛澤東在同各中央局第一書記的談話中說：“你們贊成社會主義，還是贊成資本主義？當然不會主張搞資本主義，但有人搞包產到戶�，F在有人主張在全國范圍內搞包產到戶，甚至分田到戶。共產黨來分田？對農民，要讓他自愿，如果有的人非要包產到戶不可，也不要采取粗暴態度。問題要分析農民的基本要求是什么，我們如何領導。”他認為，最根本的問題是究竟搞資本主義還是搞社會主義；農業合作化還要不要；走哪條路；是包產到戶，分田到戶，還是合作化的問題。他批評鄧子恢等人支持包產到戶，是代表富裕中農要求單干，甚至是站在地主富農資產階級立場上反對社會主義。

實際上，所謂“黑暗風”和“單干風”是兩個密切相關的問題。問題的癥結在于怎樣估計形勢。七千人大會后至北戴河會議前，毛澤東曾兩次離開北京外出視察，先后經過上海、杭州、南昌、長沙、武漢、鄭州等主要城市，一共在外地停留了近四個月時間。在同當地黨政軍領導人的接觸中，他把很大精力放在了解調整中的政治經濟形勢特別是農業生產和農村所有制問題方面。幾個月下來，他逐漸形成了自己對形勢的看法。而這些看法，同北京的中央一線領導人之間是有分歧的。7月8日在毛澤東住處召開的小型會議上，毛澤東介紹了河南、山東兩省的夏收情況，說形勢并不那樣壞，建議劉少奇等找河南、山東、江西的同志談談，了解一下農村的形勢。

在北京，主持中央一線工作的領導人對形勢的看法仍有很大保留，認為整個經濟形勢還處在比較大的困難之中。這就是西樓會議和5月中央工作會議上劉少奇代表中央所說的，當前“應該說是一個很困難的形勢”，“最困難的時期還沒有過去”。特別是對于農村的看法，劉少奇、陳云、鄧小平等認為，在非常時期，鑒于形勢需要，農村可以實行包括包產到戶在內的各種形式的生產責任制；在偏遠地區甚至可以實行分田到戶等多種經營形式，以穩定農民，盡快恢復和發展生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