蘇共二十二大結束以后，中蘇關系漸呈緊張之勢。1962年10月，美蘇之間爆發了古巴導彈危機，中印之間爆發了大規模的邊境沖突。在這兩個事件結束之后，赫魯曉夫在蘇聯最高蘇維埃會議上發表講話，指責中國在加勒比海危機和中印邊境沖突中采取的原則立場。中蘇矛盾因此變得更加尖銳。

這一年冬季，歐洲一些國家的共產黨相繼召開代表大會，蘇共領導人利用這些會議，指名攻擊中共。受蘇共影響，卷入圍攻中共代表團的兄弟黨也越來越多。在這種情況下，中共中央決定發表一系列答辯文章進行反擊。從1962年12月15日到1963年3月8日，中國共產黨以《人民日報》和《紅旗》雜志社論等形式相繼發表了七篇理論文章，即《全世界無產者聯合起來反對我們的共同敵人》、《陶里亞蒂同志同我們的分歧》、《列寧主義和現代修正主義》、《在莫斯科宣言和莫斯科聲明的基礎上團結起來》、《分歧從何而來？——答多列士等同志》、《再論陶里亞蒂同志同我們的分歧——關于列寧主義在當代的若干重大問題》、《評美國共產黨聲明》。這些文章，繼1960年4月發表《列寧主義萬歲》等三篇文章之后，進一步闡述了中國共產黨對于重大國際問題的看法，包括：關于當代世界的矛盾、關于戰爭與和平、關于國家與革命、關于反對現代修正主義、關于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內部團結等等。

這一輪交鋒的顯著特點是，雙方從以往的內部交換意見演變為公開爭論，雙方都指責對方的路線方針政策，給對方扣上反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帽子；雙方的著眼點也不再限于相互之間的意識形態分歧和兩國國家利益之間的矛盾，而是以此為基礎擴大到社會主義陣營和國際共運內部的綱領路線之爭。

不過，當論戰開始時，中蘇雙方仍在為舉行兩黨會談的問題反復磋商。1963年2月21日，蘇共中央在致中共中央的信中提出舉行兩黨高級會談的建議。兩天后，毛澤東會見蘇聯駐華大使契爾沃年科。他在談話中表示：我們現在來好好的團結起來，好好把分歧問題來解決，解決多少就解決多少，不能解決的拖一下，把現在這一種僵局搞活躍一點。你罵我，我罵你，老是這么罵下去，帝國主義是高興的。現在停戰議和。這個戰不是流血的戰，這是唇槍舌劍。不要那么太緊張了。3月9日，中共中央在復信中表示同意舉行會談。中共中央還決定，從這一天起，對兄弟黨對中共的指名攻擊暫時停止作公開答辯。

然而，3月30日，蘇共中央給中共中央的答復信雖表示愿意協商解決爭論，但又強調說：蘇共“今后仍將進行堅決的斗爭，既反對右傾機會主義，也反對其危險目前并不小于修正主義的左傾機會主義。今后我們在共產主義運動的理論和策略的原則性的根本問題上仍將不會調和，并將進行反對修正主義和宗派主義的斗爭”。這封信還詳細闡述了蘇共關于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總路線問題的一系列觀點，并建議以這些觀點作為中蘇兩黨會談的基礎，從而表明了蘇共領導人準備長期公開爭論下去的決心。

為答復蘇共中央的來信和舉行兩黨高級會談，中共中央做了充分準備。6月14日，中共中央發表對蘇共中央3月30日來信的復信，即《關于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總路線的建議》。這份包括25條內容的建議，實際上是中國方面準備論戰的綱領性文件。這份文件指出，莫斯科宣言和莫斯科聲明是國際共運的共同綱領，必須堅決捍衛，并提出：“全世界無產者聯合起來，全世界無產者同被壓迫人民、被壓迫民族聯合起來，反對帝國主義和各國反動派，爭取世界和平、民族解放、人民民主和社會主義，鞏固和壯大社會主義陣營，逐步實現無產階級世界革命的完全勝利，建立一個沒有帝國主義、沒有資本主義、沒有剝削制度的新世界。在我們看來，這就是現階段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總路線。”復信還批駁了蘇共綱領中關于“和平共處”、“和平競賽”、“和平過渡”的觀點，逐條闡述了中共與蘇共在關于當代世界革命和國際共產主義運動一系列重大問題上存在的原則分歧。

7月5日至20日，鄧小平率中共代表團赴蘇參加中蘇兩黨高級會談。會談是在激烈的互相指責中進行的。7月14日，蘇共中央公布了《給蘇聯各級黨組織和全體共產黨員的公開信》，逐條批駁了中共提出的建議。這封公開信，就蘇聯方面而言，在論戰中同樣起到了總綱領的作用。在雙方會談期間，蘇聯與美、英開始了部分禁止核武器試驗問題的談判。這樣，中蘇兩黨會談無法取得任何進展而中途破裂。

為答復蘇共中央的公開信，從1963年9月到1964年7月，中國共產黨連續發表了總稱為《關于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總路線的論戰》的九篇文章（通常簡稱為“九評”），全面批評蘇共的對外對內政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