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九篇評論文章的第一篇是《蘇共領導同我們分歧的由來和發展》，發表于1963年9月6日。文章回顧了中蘇兩黨自1956年蘇共二十大以來分歧和矛盾發展的過程，第一次指名批評赫魯曉夫，強調當前國際共運的大論戰是由蘇共領導一手挑起和擴大的。9月13日發表的第二篇文章《關于斯大林問題》，進一步闡明了中國共產黨在斯大林問題上的一貫立場和中蘇兩黨在斯大林問題上的原則分歧。第三篇文章《南斯拉夫是社會主義國家嗎？》發表于9月26日。這篇文章以南斯拉夫為例，勾畫了當時認為的“資本主義復辟”的基本輪廓和標志。“四評”發表于10月22日，題目是《新殖民主義的辯護士》，著重批判了蘇共領導對待亞、非、拉民族解放運動的政策，同時對蘇共領導散布的所謂“黃禍論”進行了有力的批駁。“五評”和“六評”題目是《在戰爭與和平問題上的兩條路線》和《兩種根本對立的和平共處政策》，分別發表于11月19日和12月12日。這兩篇文章著重闡述了中國共產黨在戰爭與和平問題、在和平共處問題上的基本看法，以及中蘇兩黨在這兩個問題上的原則分歧。第七篇文章《蘇共領導是當代最大的分裂主義者》發表于1964年2月4日。文章揭露了蘇共強加于人的老子黨作風和把本國利益凌駕于兄弟國家利益之上的大國沙文主義，同時提出蘇共領導演變為修正主義和分裂主義是國內資產階級因素泛濫的產物。3月31日發表的《無產階級革命和赫魯曉夫修正主義》一文，第一次指名道姓地給赫魯曉夫戴上了修正主義者的帽子，并著重批駁了“議會道路”和“和平過渡”等觀點。7月14日發表的《關于赫魯曉夫的假共產主義及其在世界歷史上的教訓》是“九評”中的最后一篇。文章著重論述了無產階級專政的學說，并從總結無產階級專政歷史經驗的角度出發，試圖回答怎樣才能防止資本主義復辟，怎樣才能防止和平演變的問題。文章針對的是蘇共二十二大提出的一些論點，同時直接引申到中國國內的反修防修問題上。

這九篇文章的基本結論是：“在偉大的十月革命的故鄉，在具有幾十年建設社會主義歷史的蘇聯，也發生了赫魯曉夫修正主義集團篡奪黨和國家領導的事件，也出現了資本主義復辟的嚴重危險”，這是帝國主義推行“和平演變”政策的結果。文章還認為赫魯曉夫修正主義體系的標志，在對外政策方面是所謂“和平共處”、“和平競賽”、“和平過渡”的反對無產階級革命的理論；在對內政策方面是宣布無產階級專政在蘇聯已不必要的所謂“全民國家”和“全民黨”的理論。與此同時，蘇聯方面也發表了一系列論戰文章。這樣，中蘇兩黨之間的論戰達到高潮。

1964年10月，赫魯曉夫因蘇聯領導層內部矛盾而被迫下臺，勃列日涅夫當選為蘇共中央第一書記，柯西金被任命為蘇聯部長會議主席。中國領導人希望能以此為契機改善中蘇關系。為此，中共中央派出由周恩來、賀龍率領的中國黨政代表團赴蘇參加十月革命47周年慶祝活動。然而，在慶祝活動的第一天，就發生了蘇方挑釁的嚴重事件。在11月7日晚舉行的慶祝酒會上，蘇聯國防部部長馬利諾夫斯基借向中方敬酒挑釁說，“我們俄國人搞掉了赫魯曉夫，你們也要搞掉毛澤東”。周恩來向勃列日涅夫等蘇共領導人提出嚴正抗議。柯西金代表蘇共中央向中共中央表示道歉。

在隨后舉行的兩黨會談中，在中國方面關心的兩個主要問題上，蘇方固執己見，雙方的分歧仍然很大。主要分歧是兩個：一個是對于赫魯曉夫的評價。中方希望了解赫魯曉夫被解職的政治原因。蘇方的答復為，這只是由于他的“工作作風和方法”，而沒有其他問題。另一個是蘇共是否堅持要在12月召開各國共產黨會議的籌備會議。中方認為，這個會議是赫魯曉夫在任時決定的，中國不同意召開這個會議，也不參加這個會議。在目前原則分歧、對立如此之大的情況下，應先舉行雙邊的、多邊的會談，一步一步求得接近，以便為開一個團結的全世界兄弟黨會議創造條件。但蘇方則堅持要求雙方先停止公開爭論，堅持召開各國黨的會議來尋求解決問題的途徑。米高揚明確表示：蘇共過去和現在都實行集體領導，在同中共的思想分歧問題上，我們中央是一致的，完全沒有分歧，甚至沒有細微的差別。對這次蘇聯之行，周恩來的結論是：情況比原來預計的更壞，蘇共領導繼續執行赫魯曉夫路線不變。

1965年2月，蘇聯部長會議主席柯西金在訪問越南和朝鮮途中，先后兩次在北京停留。周恩來、陳毅與柯西金會談。毛澤東也接見了柯西金。由于雙方都堅持各自的立場，中蘇分裂的局面已無法挽回。這場史無前例的大論戰及其結局對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產生了重大而深遠的影響。論戰不僅導致社會主義陣營分裂，也使許多國家的共產黨陷于分裂。與此同時，這場大論戰也嚴重影響著我們黨對國際形勢的判斷和對社會主義的認識，進而又影響到對國內形勢的判斷，成為后來逐漸走向“文化大革命”的一個重要原由。

回顧這場論戰的歷史，在中蘇兩黨發生意識形態分歧之后，蘇聯領導人首先把兩黨之間的原則爭論變為國家爭端，對中國施加政治上、經濟上和軍事上的巨大壓力。這使得中國共產黨不得不進行反對蘇聯老子黨和大國沙文主義斗爭。正如鄧小平所說：“真正的實質問題是不平等，中國人感到受屈辱。”他還說：“一個黨和由它領導的國家的對外政策，如果是干涉別國內政，侵略、顛覆別的國家，那末，任何黨都可以發表意見，進行指責。我們一直反對蘇共搞老子黨和大國沙文主義那一套。他們在對外關系上奉行的是霸權主義的路線和政策。”中國共產黨在國際共運和社會主義國家相互關系中，堅持各黨各國的獨立自主的原則，反對大黨大國對其他黨、其他國家的不平等做法和霸權主義，以大無畏精神頂住這方面的巨大壓力，維護了國家主權、民族尊嚴和黨的尊嚴。中國共產黨人和中國人民為此而感到自豪。

回顧這場論戰的歷史，鄧小平總結出一條重要的經驗教訓。他說：一個黨評論外國黨的是非，往往根據的是已有的公式或者某些定型的方案，事實證明這是行不通的。各國黨的國內方針、路線是對還是錯，不應該由別人寫文章來肯定或者否定，而只能由那里的黨、那里的人民，歸根到底由他們的實踐來作出回答。任何大黨、中黨、小黨，都要相互尊重對方的選擇和經驗。人家根據自己的情況去進行探索，這不能指責。即使錯了，也要由他們自己總結經驗，重新探索。他們對我們也應該如此，允許我們犯錯誤，有了錯誤以后，由我們自己來糾正。我們反對人家對我們發號施令，我們也決不能對人家發號施令。

在同一些來訪的外國黨客人談到過去的相處和爭論時，鄧小平說：回過頭來看，我們過去也并不都是對的，對別國黨發表過一些不正確的意見；這些外國同志也說，正確的并不都是他們。這是過去爭論的一個方面，意識形態分歧方面。這方面問題的關鍵，在于馬克思主義的普遍原理同各國革命和建設的具體實踐相結合，在于面對世界形勢日新月異的發展，用新的思想、觀點去認識、繼承、發揚馬列主義。“我們的真正錯誤是根據中國自己的經驗和實踐來論斷和評價國際共運的是非，因此有些東西不符合唯物主義和辯證法的原則。”

（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著：《中國共產黨歷史》第二卷（1949-1978）上，中共黨史出版社2011年1月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