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社會歷史演進中，一般來說，生產關系的急劇變革往往會伴隨著對社會生產力不同程度的破壞。而在中國這個幾億人口的大國，消滅資本主義私有制這樣深刻的變革，第一是在保證國民經濟基本上穩定發展的情況下完成的，第二是在得到人民群眾基本上普遍擁護的情況下完成的。這無論如何是一件具有偉大歷史意義的事情。中國共產黨在領導實現這個社會變革中，積累了一些具有獨創性的經驗。

在我國社會主義改造中，雖然也出現過一部分群眾生產積極性不高的情況，但從總的方面看，所有制關系的變革不但沒有破壞生產力，而且明顯地促進了生產力的發展。在農業合作化過程中，糧食產量逐年都有所增長，農田水利建設和農業技術改造逐年都有所發展。原有私營企業在接受改造過程中，生產增長和效益提高也比較顯著。根據社會主義改造的形勢發展和變化，黨和政府經常適時地進行政策調整，對生產和流通的許多環節實行統籌兼顧、全面安排，不但啟動了國家大規模的工業化建設，而且保證了工農業生產的較快增長。在社會主義改造期間，按可比價格計算，我國工農業總產值與上年相比，1953年增長14.4%，1954年增長9.5%，1955年增長6.6%，1956年增長16.5%。按平均值計算，1953年至1957年的“一五”計劃期間，工農業總產值平均每年增長10.9%，其中，工業總產值平均每年增長18%，超過“一五”計劃規定的14.7%；農業總產值平均每年增長4.5%，略高于“一五”計劃規定的4.3%。總的來看，有計劃的工業建設進展順利，經濟發展較快，經濟效益較好，重要經濟部門的比例關系比較協調；市場繁榮，物價穩定，人民生活得到明顯改善。1956年，全國居民的消費水平比1952年提高了21.3%，其中，農民提高了14.6%，非農業居民提高了28.6%。

我國對生產資料私有制的社會主義改造與國民經濟發展的良性互動，證明了1953年中國共產黨提出的“一化三改”的過渡時期總路線是正確的，黨和人民對社會主義道路的選擇是正確的，黨領導人民進行的這場社會大變革在總體上是成功的。社會主義改造的結果解放了生產力，促進了工農業和國民經濟的發展，人民生活水平有了明顯提高，人民民主政權更加鞏固，并由此建立起社會主義社會制度。

在向社會主義過渡中，黨總結人民群眾的豐富實踐，創造了一系列適合中國特點的由初級到高級的過渡形式。對個體農業，創造了以初級農業生產合作社為中心環節的各種互助合作形式，使農民的個體私有制逐步地轉變為社會主義集體所有制。對個體手工業，也采用了經過供銷合作小組過渡到供銷生產合作社，再過渡到手工業生產合作社的方法。對資本主義工商業，創造了加工訂貨、統購包銷、經銷代銷、公私合營等國家資本主義形式，使資本主義私有制逐步地過渡到社會主義公有制。采用多種組織形式逐步地向社會主義過渡，這是我國社會主義改造的一條獨創性經驗。由于這些創造，黨開創了一條適合中國特點的社會主義改造道路。

關于農業的社會主義改造，黨一向認為，對于我國個體的分散的農業經濟，必須謹慎地、逐步地而又積極地引導它們向著社會化和集體化的方向發展。在土地改革后的農村，廣大農民也確有發展互助合作的愿望。這不僅是生產關系向社會主義轉變的需要，而且是農業必須適應國家工業化步驟的客觀要求。黨提出“積極領導、穩步前進”的農業合作化方針是正確的，有關自愿互利、典型示范、國家幫助的政策原則也是穩妥的。農業合作化的發展，要改變千百年來中國農民傳統的生產方式和生活方式，自然會引起一定的矛盾。但是，黨用事實向農民群眾表明，合作化可以使在生產條件方面還有各種困難的貧農下中農得到利益，取得了農村人口中的多數對合作化的擁護。比較富裕的農民在自愿互利政策沒有得到很好執行的情況下會吃一點虧。黨注意糾正這些偏差，并且用合作社普遍增產的事實向他們表明，合作社生產的發展也會使他們得到利益，在大勢所趨下，他們也是可以擁護或者隨大流的。

最重要的是，農業合作化的完成，使農村土地由農民個體所有轉為集體所有，土地的個體私有制被改造成集體公有制，解決了農村土地公有的問題，在農村確立了社會主義集體所有制。沒有土地的集體所有，便沒有社會主義的中國農村，這是一個重要的標志。在集體經濟的基礎上，農業合作社辦了許多單家獨戶的個體農民根本辦不了的事情，在抗御自然災害中顯示出組織起來的力量。農業合作社發揮了集體經濟的優越性，已為“一五”期間農村生產力的解放、農業生產連年增長、農民生活水平逐漸提高所證明。特別是依靠農業合作社集體的力量，在全國普遍開展規模不等的農田水利基本建設，為以后農業的發展提供了長期發揮效益的重要物質條件，為實行機械耕作、機械排灌和科學種田，創造了有利條件。這些都是有著深遠影響的。

在過渡時期消滅資本主義剝削制度，實現社會主義，是社會發展的客觀規律所決定的。黨根據中國的歷史和現實的條件，在社會主義改造中繼續保持同資產階級的聯盟，確定了對資本家實行和平贖買的政策。同其他社會主義國家相比，中國對私人資本主義的改造，既不是采取剝奪的方式，也不是采取由國家付出一大筆贖金的購買方式，而是創造了在相當一段時期內讓資本家繼續從企業分得一部分紅利和股息的贖買辦法。這不僅有效地減少了資本家對私有制變革的抵抗，而且繼續利用了私人資本主義在擴大生產、增加國家稅收、改進企業管理和生產技術、培養和訓練技術工人和技術人員等方面的積極作用。在社會主義改造期間，私營工業和公私合營工業提供的產值，從1949年的約70億元增加到1956年的191億元，增長超過1.5倍，為國家作出了貢獻。

私營工商業的全面公私合營，工人階級自然是衷心擁護的。資本家中有些人白天敲鑼打鼓，晚上抱頭痛哭，他們為形勢所迫，又于心不甘。但是，在黨的思想教育下，他們逐步認清了走社會主義道路是大勢所趨，是中華民族發展進步的正確選擇，再加上黨對民族工商業資本家采取了正確的政策，對他們繼續支付定息，給予工作，并使他們繼續享有相應的政治權利，保留他們的代表人物在國家機構中的地位，這些不僅促使民族工商業資本家過好了社會主義的“關”，而且在黨的領導下努力為社會主義貢獻力量。曾被稱為“紡織大王”的榮氏家族的代表榮毅仁，在回答作為資本家為什么接受社會主義道路的時候說：“是的，我是一個資本家，但是我首先是一個中國人。”榮毅仁歷述他作為中國的民族資本家，如何一直夢想興辦工業，救國圖強，可是在舊社會受盡帝國主義和官僚資本的壓迫和勒索，解放初期由于政府貸款、委托加工和收購產品，才使企業擺脫窘迫局面，盈利逐年增加。他說：“五年計劃開始了，全國興建了許多大工廠，各地進行了大規模的建設，一切實現得比夢想還要快，多么令人鼓舞！沒有共產黨，不走社會主義的道路，那能有今天？”從這一席話，可以生動地看到黨對民族資本家采取團結和改造政策的根據和實際效果。

由于黨正確地實施了過渡時期總路線和相應的一整套改造方針和政策，加上民族資產階級中的進步分子和大多數人在社會主義改造過程中起了有益的配合作用，這兩方面結合起來，使中國成功地實現了馬克思、列寧曾經設想的對資產階級的和平贖買，以新的經驗豐富了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科學社會主義理論。陳云在1956年6月一屆全國人大三次會議上評價說：“企業的私有制向社會主義所有制的改變，這在世界上早已出現過，但是采用這樣一種和平方法使全國工商界如此興高采烈地來接受這種改變，則是史無前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