憲法第三條規定：“中華人民共和國是統一的多民族的國家。”“各少數民族聚居的地方實行區域自治。各民族自治地方都是中華人民共和國不可分離的部分。”劉少奇指出，這樣的規定是完全必要的，是完全符合我國各民族的共同利益的。面對帝國主義者妄圖分離我國各民族的陰謀，我國各民族都必須加強和鞏固祖國的統一，必須緊緊地團結在一起，共同為建設偉大的祖國而努力。同時，憲法通過各種規定，保證各少數民族在聚居的地方，都能真正行使自治權。建設社會主義社會，是我國國內各民族的共同目標。國家有責任幫助國內每一個民族逐步走上社會主義道路，使其能在經濟和文化上有高度的發展。

根據人民民主原則，憲法對公民的基本權利和義務作出明文規定：“中華人民共和國公民在法律上一律平等”，公民享有選舉權和被選舉權，有言論、出版、集會、結社、游行、示威的自由，宗教信仰的自由，居住和遷徙的自由；公民的人身自由不受侵犯，公民的住宅不受侵犯；公民享有勞動、休息、社會保險、接受教育等各方面的權利和從事各種文化活動的自由，婦女享有同男子平等的權利，公民對于任何違法失職的國家機關工作人員有向各級國家機關提出控告的權利，等等。這些規定，使中國人民的基本人權自近代以來第一次獲得憲法的保障。同時，憲法相應地規定了公民必須遵守憲法和法律，愛護和保衛公共財產，依照法律納稅，依照法律服兵役等基本義務，體現了公民權利和義務的一致性。

在確立社會主義原則的前提下，憲法根據我國在過渡時期多種經濟成分并存的客觀現實，確認我國生產資料的所有制主要有：國家所有制，即全民所有制；合作社所有制，即勞動群眾集體所有制；個體勞動者所有制；資本家所有制。一方面，國家優先發展國營經濟，鼓勵、指導和幫助合作社經濟的發展，另一方面，國家對非社會主義的經濟成分逐步進行社會主義改造。在進行改造的過程中，憲法規定：國家依照法律保護農民的土地所有權和其他生產資料所有權；國家依照法律保護手工業者和其他非農業的個體勞動者的生產資料所有權；國家依照法律保護資本家的生產資料所有權和其他資本所有權。這些規定，符合當時經濟結構的實際狀況，反映了我國過渡時期既有社會主義所有制，又有資本主義所有制的客觀矛盾。按照憲法的規定，解決社會主義所有制同非社會主義所有制矛盾的方針和政策，就是一方面允許資本家所有制存在，另一方面限制資本主義工商業不利于國計民生的作用，采用過渡的辦法，逐步以全民所有制代替資本家所有制；同時，鼓勵個體勞動者根據自愿的原則組織生產合作、供銷合作和信用合作，以勞動群眾集體所有制代替個體勞動者所有制。

1954年憲法是保證中國逐步過渡到社會主義社會的憲法，因而是一部社會主義類型的憲法。它正確恰當地結合了人民民主與社會主義的原則性和逐步過渡的靈活性，不僅鞏固了中國人民革命勝利的歷史成果和新中國成立以來政治上、經濟上的新勝利，而且把實際生活中已經發生的重大社會變革用法律的形式肯定下來，反映了過渡時期國家發展的根本要求和全國人民通過實踐形成的建立社會主義社會的共同意愿。在關于憲法草案的報告中，劉少奇代表中共中央鄭重承諾：“中國共產黨是我們國家的領導核心。黨的這種地位，決不應當使黨員在國家生活中享有任何特殊的權利，只是使他們必須擔負更大的責任。中國共產黨的黨員必須在遵守憲法和一切其他法律中起模范作用。”

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一屆全國人大一次會議還頒布了《中華人民共和國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組織法》、《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務院組織法》、《中華人民共和國人民法院組織法》、《中華人民共和國人民檢察院組織法》、《中華人民共和國地方人民代表大會和地方各級人民委員會組織法》等，對我國政權建設和制度建設具有開創性意義。

《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的通過和頒布實施，為全國人民指明了一條清晰、明確的通往社會主義的道路，調動了廣大人民群眾建設社會主義的積極性，有力地推動了社會主義各項事業的蓬勃發展。這是中國走向社會主義民主與法制建設的一個良好開端。當然，國家的民主與法制建設，不僅僅是一部憲法的制定就能夠解決的。在我國經濟、文化落后，民主法制觀念淡薄的歷史條件下，如何走出一條有中國特色的民主新路，真正在建設社會主義的過程中逐步實現人民民主、讓人民當家作主的偉大目標，成功地建設一個社會主義法治國家，是中國共產黨在執政道路上的一項長期而艱巨的任務。

稿件來源：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著：《中國共產黨歷史 第二卷（1949-1978）》（上冊），中央黨史出版社2011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