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澤東詩論和詩詞的當代價值與現實意義

——“毛澤東詩詞和詩論對中國詩詞創作的啟示和意義”學術研討會

暨中國毛澤東詩詞研究會第十三屆年會研究成果小結

周興俊

中國毛澤東詩詞研究會第十三屆年會共收到全國專家學者的論文134篇, 其中有75篇收入了本屆年會的論文集（清樣本）。收入本屆年會論文集的文章大致可分為三類：一、毛澤東詩論是當代詩詞改革創新的指南；二、毛澤東詩詞是當代詩詞改革創新的典范；三、毛澤東詩詞的社會影響。這些論文內容豐富、深入，其最突出的特點是緊緊圍繞毛澤東詩論與詩詞對當代詩詞改革創新的影響展開。所以本屆年會的論文更接近時代、更接近實際，也更具有促進當代詩詞改革創新和迅速崛起的現實意義。

一、毛澤東詩論是當代詩詞改革創新的指南

對于毛澤東的詩論，詩界有褒有貶。褒者認為它是當代詩詞改革創新的理論指南；貶者則認為它阻礙了詩特別是舊體詩的發展；還有人認為毛澤東的詩論沒多少實際意義，因為現在的詩體已經十分完備，不可能或很難再創出新的詩體。

認為毛澤東詩論阻礙了舊體詩發展的主要依據是毛澤東1957年1月12日致臧克家等的信中所說：“詩當然應以新詩為主體，舊詩可以寫一些，但是不宜在青年中提倡，因為這種體裁束縛思想、又不易學。” 其實毛澤東的這一看法是對的。試想一種既講平仄聲律，又講相諧相悖韻律，且要嚴格按106個韻部的“平水韻”押韻，還要講究對仗（即對偶律），不能犯“合掌”以及“孤平”、“三平調”、“三仄尾”等毛病的詩，能不束縛思想、能易學好寫嗎？正是由于這些因素，毛澤東才提出舊體詩要改革要發展，并要懂得這些的老年人“要搞就得搞得像樣”，以利于年輕人學習掌握。至于說毛澤東關于創立新體詩的論述沒有多少意義，則是對毛澤東這一論述的誤讀誤解。毛澤東基于他“用白話寫詩，幾十年來，迄無成功”的認識，指出“民歌中倒是有一些好的。將來趨勢，很可能從民歌中吸引養料和形式，發展成為一套吸引廣大讀者的新體詩歌。”（《致陳毅》）亦即使新詩民族化、大眾化。問題是新詩發展的主流并未按毛澤東指出的方向行進，而是向歐化、散文化、小眾化發展，從而脫離大眾，步入歧途。所以，中國的新體詩歌和舊體詩詞到底向何處去？仍然是一個詩界或者說整個文藝界普遍關心的問題。

早在1957年1月，毛澤東在與臧克家、袁水拍的一次談話中就明確指出：“新詩應該精煉，大體整齊，押大致相同的韻。也就是說，應該在古典詩歌、民歌基礎上發展新詩。一方面要繼承優良詩歌的傳統；另一方面要順應時代的要求，以求得新詩的發展。”（臧克家《毛澤東同志與詩》，見《紅旗》1984年第2期）在1965年夏，毛澤東在與梅白談詩時說：“舊體詩詞有許多講究，音韻、格律很不易學，又容易束縛人們的思想，不如新詩那么‘自由’，這是一方面。但另一方面，舊體詩詞源遠流長，不僅像我這樣的老年人喜歡，而且像你這樣的中年人也喜歡。我冒叫一聲，舊體詩詞要發展、要改革，一萬年也打不倒。因為這種東西最能反映中國人民的特性和風尚，可以興觀群怨嘛！怨而不傷，溫柔敦厚嘛！”（見《毛澤東軼事》，昆侖出版社1989年版）毛澤東在1957年6月與著名詞學家冒廣生談詞時說：“不講平仄，不講葉韻，還算什么格律詩詞？掌握了格律，就覺得有自由了。”（舒湮《一九五七年夏季我又見到了毛澤東主席》，見《新華文摘》1989年第1期）。就是說，新體詩要在舊體詩與民歌的基礎上創造，而舊體詩則要在自身的基礎上吸收民歌與新詩的優長發展，二者并行不悖。

在毛澤東有關新體詩的論述指導下，賀敬之、郭小川等老一輩詩人努力嘗試、大膽實踐，取得了令人矚目的成績。特別是賀敬之同志，不僅著力創作新自由詩，還著力創作新古體詩，即寬律詩。已故陳毅副總理也是詩詞改革創新的倡導者和實踐者。他的《青松》、《香山紅葉》等帶有民歌風格的寬律詩，至今仍為人們所廣泛傳誦。

有學者認為：“‘精煉?大體整齊?押韻’是毛澤東對新舊詩歌的特點、創作規律進行比較之后對新詩詩體形式創新而作出的最科學的構想”，它“同魯迅的詩歌觀點是相一致的”，“同五四以來新詩的開創者的觀點也基本是一致的”，“同現當代特別有成就的詩人們的創作實踐與理論建樹也是相一致的。”例如，魯迅曾指出：“詩須有形式，要易記，易懂，易唱，動聽，但格式不要太嚴。要有韻，但不必依舊詩韻，只要順口就好。”（《魯迅書信集》下卷，《致蔡斐君》）又說：“新詩先要有節調，押大致相同的韻”（《魯迅論文學與藝術》下冊，《致竇隱夫信》）；五四以來新詩開創者的代表人物胡適說，新詩“不但打破五言七言的詩體，并且推翻詞調曲譜的種種束縛；不拘格律，不拘平仄，不拘長短。”（《胡適文集》三?《談新詩》）另一位開創者聞一多則認為：“中國的新詩運動，我以為胡適是最大的罪人。胡適說：作詩須得如作文，那是他的大錯……他給散文的思想穿上了韻文的衣裳。”同時指出：“對于會作詩的，格律不是表現的障礙物”，“屬于視覺方面的格律有節的勻稱，有句的整齊。屬于聽覺方面的有格式，有音尺，有平仄，有韻腳”，因為“詩的實力不獨包括音樂的美（音節），繪畫的美（辭藻），并且還有建筑的美（節的勻稱和句的均齊）。”（《聞一多論新詩?詩的格律》）同是五四新詩運動主將的郭沫若說：“節奏之于詩是它的外形，也是它的生命。”（郭沫若《論節奏》）同時，他又說自己“極注重音韻，寫好了詩歌以后，當然也不吝數度的朗讀”（《郭沫若詩作談》），所以朱自清指出：“這里特別提到郭沫若先生，他的詩多押韻，詩行也相當整齊”（朱自清《詩的形式》）。現當代著名詩人何其芳、艾青、臧克家等也都趨向于上述看法。何其芳說：“詩是一種最集中地反映社會生活的文學樣式，它飽含著豐富的想象和感情，常常以直接抒情的方式表現，而且在精煉的程度上特別是在節奏的鮮明上，它的語言有別于散文的語言”（何其芳《關于寫詩和讀詩》）；艾青論詩說：“盡可能地緊密與簡縮……像炸彈用無比堅硬的外殼包住暴躁的炸藥”，“我用口語寫詩，沒有為押韻而拼湊詩。我寫詩是服從自己的構思，具有內在的節奏，念起來順口，聽起來和諧就完了”，“自由詩則段無定句，句無定字，不一定押韻，能押韻也可以。我還是努力尋找音韻的”（《艾青論創作》）；臧克家在《精煉?大體整齊?押韻》一文中說：“毛澤東同志提出精煉的問題，我覺得這在新詩創作上是恰中要害，對我們寫詩的人有極大的教益。”

為了實現“精煉?大體整齊?押大致相同的韻”，新詩就應該向古典詩詞和民歌學習，使詩體既保持我國古典詩詞與民歌的規律性、民族性和群眾性，又實現詩體的創造性、多樣性和包容性。在這方面我國上世紀五六十年代曾涌現出一大批優秀詩人，例如賀敬之、郭小川、張志民、李季、聞捷、阮章競、李瑛、嚴陣，等等。遺憾的是，新詩的改革未能承前啟后按毛澤東指出的方向大規模進行下去，才造成了今天的式微。這是到了需要總結反思，需要勒馬回韁走新路的時候了。

關于舊體詩的改革創新，毛澤東沒有明確講自己的具體構想, 只是在與著名詞學家冒廣生談詞時, 在聽了冒“拘泥太甚，則作繭自縛。寫詩填詞豈能桎梏性靈，何苦在高天厚地之中，日日披枷戴鎖作詩囚？宋代是詞的鼎盛時期，那時還沒有詞譜、詞律和詞韻呢。我作《四聲鉤沉》，即在提倡詞體的解放”的“高見”后，表示贊同：“舊體詩詞的格律過嚴，束縛人的思想，我一向不主張年青人花偌大精力去搞；但老一輩的人要搞就得搞得像樣。”像什么樣呢？毛澤東沒有正面回答，只是說“不論平仄，不講葉韻，還算什么格律詩？”意思很明確，格律詩體要解放要改革，“就得搞得像樣”就不能不講格律。郭沫若先生也持此看法，他在《關于詩歌的民族化群眾化問題》一文中說：“舊體詩詞我看有些形式是會有長遠的生命的，如五絕、五律、七絕、七律和某些詞曲，是經過多少年陶冶出來的民族形式，這些形式和民間歌謠比較接近，如果真能做到既有濃郁的詩意，語言又生動易懂，我看人民是喜聞樂見的。” 對于毛澤東認為“一萬年也打不倒”的格律詩，馬凱同志在給詩詞界領導人的信中，在幾次有關詩詞改革創新的講話中和專論中，反復強調改革和發展格律詩這種大美詩體的重要性和必要性。他在《再談格律詩的“求正容變”》一文中指出：“對格律詩的繼承與發展，概括起來說，在內容上，就是要‘求真求新’，即繼承‘詩言志’、‘抒真情’的傳統，同時又反映時代風采和現代人的思想感情；在形式上，就是要‘求正容變’，即盡可能地遵循‘正體’——嚴格的詩詞格律規則，同時又允許有‘變格’。”為什么要盡可能嚴守格律又允許變格呢？“因為這些是前人經過千錘百煉，充分發揮了漢字的特有功能而提煉出的，是一個‘黃金格律’，不能把美的東西丟掉。但也應‘容變’，即在基本守律的前提下允許有‘變格’。實際上很多詩詞大家包括李白、杜甫，很多詩詞名篇，‘變格’也不是個別的。”（馬凱《知古倡今，求正容變》）

馬凱的“求正容變”主張，既符合毛澤東的舊體詩要講平仄、講葉韻，也就是講格律的思想，也符合格律詩要發展、要改革、一萬年也打不倒的思想。格律詩的發展改革，主要在內容的求新，語言的求新，音韻的求新和體式格律的“求正容變”上。在這方面，從國民黨元老于右任，到中華詩詞學會名譽會長霍松林教授、劉征先生以及顧問丁芒先生等的看法都是一致的。從詩界的實際情況看，格律詩的“求正容變”，詩韻的“倡今知古”已成共識，但真正落實并推行開來，還要假以時日。總之，有一點是可以肯定的，那就是：毛澤東的詩論是切合實際的、科學的、具有可操作性的；既是“古為今用”的，也是“推陳出新”的，它對中華詩詞的發展創新有著十分重要的啟示和指導意義。

二、 毛澤東詩詞是當代詩詞改革創新的典范

對于詩詞的改革創新，毛澤東有著異常清醒的認識：第一，詩詞的改革創新，首要的是內容的創新，而內容的創新要緊緊圍繞服務現實、服務大眾展開；第二，詩詞的體式和格律等形式上的創新也很重要。但形式上的改革創新不是推倒重來，而是在原有基礎上改進。

為說明毛澤東的上述觀點，有學者引用毛澤東的話說：“藝術作品要有內容，要適合時代的要求、大眾的要求”（《毛澤東文集》第二卷），“無論文藝的任何部門，包括詩歌在內，我覺得都應是適合大眾需要的才是好的”，“現在的東西中，有許多有一種毛病，不反映民眾生活，因此也為民眾所不懂。”（劉漢民《毛澤東詩話詞話書話集觀》）

毛澤東的那些“在馬背上哼成的”狀寫革命戰爭題材的詩詞是反映現實為現實服務的不說，入城后寫的《人民解放軍占領南京》“也是想以此鼓勵我軍將士，猛追窮寇，徹底肅清國民黨反動派的殘余勢力，將革命進行到底！”（劉漢民《毛澤東詩話詞話書話集觀》）。之后，毛澤東在給民主人士柳亞子的和詩中，開導柳不要因為小不如意便抱怨而退隱故鄉：“牢騷太盛防腸斷，風物長宜放眼量。莫道昆明池水淺，觀魚勝過富春江”（《和柳亞子先生》），這是在為即將成立的共和國挽留人才。一年半后，毛澤東又填了一首《浣溪沙》詞和柳亞子先生，其中有“一唱雄雞天下白，萬方樂奏有于闐，詩人興會更無前”，以此贊頌剛剛解放的新中國的喜人形勢。1954年夏末毛澤東填了《浪淘沙?北戴河》，他望海高歌：“蕭瑟秋風今又是，換了人間。”1956年6月作《水調歌頭?游泳》，寫中國大地“起宏圖”，寫“一橋飛架南北”“高峽出平湖”，寫“神女應無恙，當驚世界殊”！1957年5月作《蝶戀花?答李淑一》詞，其中“忽報人間曾伏虎，淚飛頓作傾盆雨”句，反映了國家天翻地覆的巨大變化。特別是1958年7月1日寫的《送瘟神》七律二首，更是直接反映現實生活。詩人在這兩首七律的后記里說，余江縣基本消滅了血吸蟲“我寫了兩首宣傳詩，略等于近來的招貼畫，聊為一臂之助。”在這兩首詩里，詩人“浮想聯翩”，熱情謳歌祖國“春風楊柳萬千條，六億神州盡舜堯”；在七律《到韶山》里，詩人又“喜看稻菽千重浪，遍地英雄下夕煙”；在《登廬山》里，詩人則“冷眼向洋看世界，熱風吹雨灑江天”；在七絕《為女民兵題照》中，詩人贊揚“中華兒女多奇志，不愛紅裝愛武裝”； 在七律《答友人》中，詩人面對復雜的國際國內形勢，表達他“我欲因之夢寥廓，芙蓉國里盡朝暉”的暢想；在另一首詩里，則發出“無限風光在險峰”（《為李進同志題所攝廬山仙人洞照》）的豪言。另外，在《和郭沫若同志》的七律中，詩人提出“僧是愚氓猶可訓，妖為鬼蜮必成災”，即要分清敵我。后又盛贊革命者“俏也不爭春，只把春來報”（《卜算子?詠梅》）。在國家遇到空前困難的時候，詩人放言：“獨有英雄驅虎豹，更無豪杰怕熊羆。梅花歡喜漫天雪，凍死蒼蠅未足奇！”（《冬云》）；在“小小寰球，有幾個蒼蠅碰壁”的《滿江紅》詞中，詩人進一步斥責國內外敵人是“螞蟻緣槐夸大國，蚍蜉撼樹談何易”（《和郭沫若同志》）；在《水調歌頭?重上井岡山》中，詩人豪邁地宣布：“可上九天攬月，可下五洋捉鱉，談笑凱歌還。世上無難事，只要肯登攀”，等等，不一而足。毛澤東的所有詩詞幾乎無一不是面對現實、反映現實、服務現實的！這在詩詞內容創新方面，為我們樹立了榜樣。

詩詞的內容要創新，詩詞的語言則要用新，而且要像毛澤東說的那樣“詩要用形象思維，不能如散文那樣直說，所以比、興兩法是不能不用的。賦也可以用，如杜甫之《北征》。”（《致陳毅》）毛澤東雖然古文底子深厚，但在他的詩詞中卻多用口語白話，很少用僻詞僻典。例如：“天連五嶺銀鋤落，地動三河鐵臂搖。”（《送瘟神》）、“陶令不知何處去，桃花園里可耕田？”（《登廬山》）、“今日歡呼孫大圣，只緣妖霧又重來。”（《和郭沫若同志》）、“待到山花爛漫時，她在叢中笑。”（《卜算子?詠梅》）、“小小寰球，有幾個蒼蠅碰壁。嗡嗡叫，幾聲凄厲，幾聲抽泣。”（《滿江紅?和郭沫若同志》）、“長征不是難堪日，戰錦方為大問題。”（《吊羅榮桓同志》）、“炮火連天，彈痕遍地，嚇倒蓬間雀。怎么得了，哎呀我要飛躍。”“不見前年秋月朗，訂了三家條約。還有吃的，土豆燒熟了，再加牛肉。不須放屁，試看天地翻覆”，等等，在語言的用新上都有所突破。這與詩人擅長運用形象思維和比興手法是分不開的。

劉勰在《文心雕龍?煉字》中說：“字靡異流，文阻難運。”說的就是語言要通俗易懂、暢達明了，否則就難以傳播。毛澤東深諳此道，在語言的生動活潑上下足了功夫，取得了卓越的成就。在用雅俗共賞的語言表達內容方面，毛澤東又力主并力行革命的現實主義與革命的浪漫主義相結合的手法。他認為“詩要用形象思維”，要“搞點幻想”。有專家指出：幻想“是詩人以社會或個人的理想、愿望以及個人的主觀感受為依據，對還沒有實現或根本無法實現的事物的想象。它是經驗由未知之進發，是突破時空限制的回憶或預見，是超越現實的奇思妙想或夢想，是雖悖常理卻更合情而且最能表達詩人強烈主觀情感的形象思維活動。聯想和幻想都是詩人情思飛揚的翅膀，但幻想比聯想飛得更自由、高遠，并且閃射出一般聯想所無的迷人的奇光異彩。因此可以說，幻想更多是屬于浪漫主義詩人的，幻想是這類詩人天才的標幟。”（陶文鵬《毛澤東詩詞的浪漫主義藝術》）毛澤東就是一個最善于聯想和幻想的杰出浪漫主義詩人。他的詩作從《沁園春?長沙》到《念奴嬌?鳥兒問答》，無一不閃爍著現實主義與浪漫主義的光彩。郭沫若先生在評價毛澤東的《蝶戀花?答李淑一》時說：“這首詞正是革命的現實主義與革命的浪漫主義的典型結合。這是偉大的革命感情的移入，是革命感情的形象化。”何其芳讀《沁園春?長沙》和七律《黃鶴樓》后撰文指出，它們是“革命現實主義和革命浪漫主義相結合的無產階級文學藝術的最好典范。”（見1977年9月17日《光明日報》）

不僅在詩詞的內容、語言及表現手法上推陳出新，在詩詞格律方面毛澤東也多有變革。在韻律方面，毛澤東不主張死守，提出押大致相同的韻，可以葉韻，可以押鄰韻，需要時還可以換韻，例如《蝶戀花?答李淑一》上下兩片就用了兩韻；在聲律方面，為不以詞害意，毛澤東也不惜變格、破格，例如：“亂云飛渡仍從容”，“仍從容”是理應避免的“三平調”，但為了表達思想的需要，并未將應仄而平的“仍”字硬改成仄聲字；在對偶律方面，毛澤東也是靈活機動，能“工對”則工對，不能“工對”則“寬對”或不對。他還能化“合掌”為妙對，例如：如果用“英雄驅虎豹，豪杰戰熊羆”相對是合掌，用“獨有英雄驅虎豹，更無豪杰怕熊羆”相對則是“反對”“遞進對”，“合掌對”就變成了工對、妙對。當然，對于毛澤東的上述變通創新，也有不同認識，仁者見仁，智者見智，無可厚非。問題是不能別有用心地曲解、抵毀、貶損毛澤東詩詞，借以否定中國人民的偉大革命歷程和輝煌建設成就。特別是黨的十八大召開以來，境內外、網內外，不同聲音，甚至是刺耳聲音不斷傳來。其中惡意的造謠中傷，混淆視聽，起到了蠱惑人心的負面作用。所以，李捷同志在此次會議的開幕詞中才用了“今日歡呼孫大圣，只緣妖霧又重來”的標題！

與那些別有用心的或泥古守舊、淺薄無知的文人相反，一些專家學者還將毛澤東詩詞與我國古代詩和魯迅詩作對比研究，從而得出毛澤東詩詞在境界的崇高和氣勢的豪放、雄渾、壯闊以及文采的瑰麗、妙曼等審美層面實現了無可置疑的超越。同時指出：“我國傳統詩詞的起源、發展、鼎盛，走向衰退的主要原因，是一些貴族（封建）文人過分拘泥于格律和形式，過分宣揚貴族思想，脫離了大眾，脫離了草根文化，只用于文人間吟唱、消遣，發展空間越來越小，才導致逐漸衰退”（吳果忱《毛澤東詩詞對我國傳統詩詞理論的變革與創新》）。認為是毛澤東力挽狂瀾，扭轉了中國傳統詩詞的頹勢。這是由于：第一，毛澤東改變了傳統詩詞的思維方式，從個人情感思維改為大我情感思維；第二，毛澤東改變了傳統詩詞的意象，從悲天憫人的悲觀消極意象改為昂揚向上的樂觀積極意象；第三，毛澤東改變了傳統詩詞的美學意識，從悲愴美、蒼涼美、浮華美等小美、俗美改為昂揚美、雄壯美、質樸美等大美、崇高美。毛澤東詩詞的美學內涵極其豐富，有色彩相宜的繪畫美，有如鼓如歌的音樂美，有氣壯山河的陽剛美，有熱情奔放的人格美，等等。所以我們完全可以說，毛澤東詩詞為當代詩詞創作樹立了光輝的無可替代的典范。

三、毛澤東詩詞的社會影響

顯而易見，毛澤東詩詞對當代詩詞創作的影響是巨大的、全方位的，對當代社會政治經濟的影響也是巨大的、全方位的。可以說，毛澤東詩詞是毛澤東思想的集中體現和藝術表達，具有難以估量的社會影響力和感召力，對當前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的建設及實現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都具有積極的、極其重要的現實意義。

專家們認為：“認真閱讀欣賞毛澤東詩詞，不僅會受到強烈的藝術感染，更會得到精神的洗禮和振奮，在提升自己的精神境界、增強革命活力的同時，也會得到抵制各種腐朽思想的侵蝕、同各種敵對意識形態的侵害進行斗爭的強大思想武器和思想動力。”（張可《毛澤東詩詞與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建設》）“在毛澤東詩詞中，不僅貫穿著反帝反霸的愛國主義崇高精神，還體現著堅定信念、艱苦奮斗，實事求是、敢闖新路，依靠群眾、勇于勝利的井岡山精神；不怕艱險，不惜犧牲、顧全大局、嚴守紀律、緊密團結、患難與共、革命必勝的長征精神；樂于助人，為民服務、刻苦學習、開拓進取、愛崗敬業、盡職盡責、勤儉樸素、發憤圖強的雷鋒精神，等等。”（吳海坤《論毛澤東詩詞的愛國主義精神正能量》）從而發揚以愛國主義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創新為核心的時代精神。為發揚光大民族精神、時代精神，毛澤東詩詞有鼓舞斗志、提高認識、堅定信念等正能量，可以引領人民為實現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而奮勇前行：

1.“雄關漫道真如鐵，而今邁步從頭越。”

2.“不到長城非好漢，屈指行程二萬。”

3.“宜將剩勇追窮寇，不可沽名學霸王。”

4.“牢騷太盛防腸斷，風物長宜放眼量。”

5.“不管風吹浪打，勝似閑庭信步。”

6.“無限風光在險峰。”

7.“僧是愚氓猶可訓，妖為鬼蜮必成災。”

8.“俏也不爭春，只把春來報。”

9.“獨有英雄驅虎豹，更無豪杰怕熊羆。”

10.“世上無難事，只要肯登攀。”

11.“拒腐蝕，永不沾。”

12.“梁王墮馬尋常事，何用哀傷付一生。”

13.“自信人生二百年，會當水擊三千里。”

除上述鼓舞人、引導人的錦言警句外，毛澤東還直接在詩詞中描繪了他本人的“中國夢”：即改天換地之夢，“為有犧牲多壯志，敢教日月換新天”；經濟強國之夢，“一橋飛架南北，天塹變通途”、“高峽出平湖”、“可上九天攬月，可下五洋捉鱉”（簡直就是我國航天潛海成就的預言）；教化慧民之夢，“春風楊柳萬千條，六億神州盡舜堯”；共產主義世界大同之夢， “太平世界，環球同此涼熱”，等等。“中國夢”當然是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之夢，同時也是世界和諧繁榮之夢，不僅中國要“玉宇澄清萬里埃”，世界也要“同此涼熱”。2005年2月，胡錦濤總書記說：“實現人類和諧，建設美好社會，始終是人類孜孜以求的一個社會理想，也是包括中國共產黨在內的馬克思主義政黨不懈追求的一個社會理想。”2013年3月，繼任中共中央總書記的習近平向世界莊嚴宣告，一、和平路徑實現“中國夢”；二、“中國夢”同時造福世界；三、共同締造可以稱作中國的“世界夢”——世界新秩序，持久和平，共同繁榮。而毛澤東詩詞就是實現這樣的“中國夢”、“世界夢”的強大思想武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