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來一生做了五件事

——在第四屆周恩來研究國際學術研討會上的講話

陳 晉

尊敬的女士們、先生們、各位學者專家：

大家上午好！

經過一年多的籌備，第四屆周恩來研究國際學術研討會今天在周恩來總理的母校南開大學開幕了。參加這屆學術研討會的專家學者，除中國大陸的107名專家學者以外，還有來自美國、俄羅斯、加拿大、澳大利亞、日本、韓國、越南、印度、土耳其、波蘭10個國家和香港、臺灣地區的22名專家學者。在此，我代表中國中共文獻研究會，對大家表示熱烈歡迎！向我們的合作伙伴，為舉行這次會議付出很大努力的南開大學，表示誠摯的謝意！

在南開大學舉辦周恩來研究國際學術研討會，是從1988年開始的，歷時25年，如今，已經成為中國大陸和海外學者，交流和展示周恩來研究成果的重要學術平臺。中外學者很需要這個平臺。周恩來屬于中國，也屬于世界。他是國際舞臺上擁有很大影響和卓越聲譽的政治家、國際活動家。多年來，我們這個平臺，在凝聚研究隊伍，深化學術思考，交流學術成果方面，確實發揮了重要作用。

要研究中國20世紀的歷史，研究中國今天的發展道路的來由，周恩來是一個很重要的窗口，透過這扇窗戶，我們所能看到的大事件，大選擇，大探索，大變化，有許許多多。這是研究周恩來的意義所在。

在這里，我想談一點自己的認識，我把自己的發言題目，確定為“周恩來一生做了五件事”。

周恩來做的第一件事，是參與創建和領導了中國共產黨。他是中國共產黨創建時期在歐洲的核心人物，1920年代初期，他團結和領導的一大批旅歐中國共產黨人，回國后成為了中國共產黨的早期骨干。此后，周恩來在中國共產黨核心領導層的崗位上，工作了近半個世紀，是第一代中央領導集體重要成員中時間最長的人。在這期間，中國共產黨作出的重大決策和經歷的重大事件，和他的關系不是可有可無的。特別值得注意的是，在大革命失敗后中國共產黨尋求中國革命道路，和“文化大革命”出現動亂這兩個不算短的歷史時期，領導層變化很大，我們黨處于危難之際，盡管他不是一把手，但實際上都是在一線崗位主持工作，他相忍為黨，盡心竭力，為探索前進，為維持大局，發揮了不可替代的作用。所謂不可替代，就是中流砥柱。因此，人們談論中國共產黨的歷史，常常是“毛周”并稱。

周恩來做的第二件大事，是參與創建和領導了一支新型的人民軍隊。周恩來不是軍人出身，但在中國共產黨核心領導層內，卻是認識軍事工作重要性、從事軍事工作較早的人。早在1922年，他就意識到，“真正革命非要有極堅強極有組織的革命軍不可，沒有革命軍，軍閥是打不倒的”；大革命時期，他又敏銳提出“軍隊是實現我們理論的先鋒”的重要論斷。更重要的是，他1924年回國即入黃埔軍校作政治部主任，是中國共產黨內第一個從事中國新型軍隊建設的人；1927年，他作為前委書記領導八一南昌起義，創建了人民軍隊。南昌起義后，他在中國共產黨內長期擔任軍隊方面的領導職務，諸如紅軍總政委，中央軍委副主席，人民解放軍代總參謀長等，并且擁有大量的軍事指揮實踐。從反“圍剿”到長征，他積極支持毛澤東的正確主張；轉戰陜北期間，他和毛澤東等“運籌帷幄之中，決勝千里之外”，指揮了全國的人民解放戰爭；抗美援朝戰爭爆發后，他協助毛澤東組織和領導了這場戰爭，直至“文化大革命”期間，他還參與軍隊的領導工作。中國共產黨從弱到強，中國革命能夠走向勝利，沒有軍隊不行。毛澤東說，沒有人民的軍隊，就沒有人民的一切。就是這個意思。周恩來參與創建和領導人民軍隊，其功之偉，不言自明。同樣，在中國共產黨從弱到強，中國革命從曲折到勝利的過程中，要成為偉大人物，被歷史和人民選擇為黨的重要領袖，懂得并能夠領導軍事工作，是一個重要的條件。江澤民曾經用“文武兼備”來評價周恩來，是很恰當的。

周恩來做的第三件事，是參與創建和領導了中華人民共和國。沒有中國革命的勝利，就沒有新中國的誕生；沒有中國革命道路的開辟，則沒有中國革命的勝利。周恩來領導發動的南昌起義，在中國共產黨探索中國革命道路的早期實踐中，是最正確、也是最重要的歷史選擇之一。在土地革命時期，周恩來從中國革命實際出發，逐漸形成“先有農村紅軍，后有城市政權，這是中國革命的特征，這是中國經濟基礎的產物”的認識。可以說，在尋找和確立正確的中國革命道路的問題上，周恩來是黨內領導層中為數不多的最早幾位自覺者之一，是毛澤東最有力的支持者和幫助者之一。在具體籌建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時期，從具有憲法性質的《共同綱領》的起草，到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務院的組建，都是在周恩來的主持下進行的。此后，他擔任政府總理長達近27年之久，直至逝世。這不僅在中國，就是在現代世界歷史上，也是非常罕見的。新中國成立后，要在經濟文化落后的舊中國廢墟上建設一個社會主義的新中國，是中國共產黨再度面臨道路選擇的歷史課題。在艱辛探索過程中，周恩來協助毛澤東，在治黨、治國、治軍，內政、國防和外交各個領域，都付出了極大的心血。可以說，在黨內領導層，除毛澤東外，沒有第二個人像他那樣參加領導的領域，負責主持和推動的工作，如此豐富。而且，他的領導，大多是很具體的。

周恩來做的第四件事，是參與創立和推動了毛澤東思想的形成和發展。毛澤東思想作為中國共產黨的指導理論，是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第一次歷史飛躍的理論成果，毛澤東是主要創立者，但它也是中國共產黨集體智慧的結晶。周恩來為毛澤東思想的形成和發展作出了卓越貢獻，并且特點顯著。在推進馬克思主義中國化，創立和發展毛澤東思想的過程中，他具有開闊的視野和與時俱進的長久堅持。無論是對西方資本主義的了解，還是同共產國際方面的聯系；無論是發現和總結人民群眾創造的新鮮經驗，還是汲取中華民族傳統文化的智慧經驗；無論是中國革命和建設的理論思考，還是對中國革命和建設的實踐探索；無論是重大決策的前思后量，還是政策效果的優劣成敗，他都有過腦、過心和過手的真切體會。他在理論上的建樹，領域寬廣，成果豐富。

比如，我們可以從五個方面來概括。一是在軍事領域，周恩來是黨內最早認識武裝斗爭重要性和最早從事軍事實踐的領導人之一。在大革命時期，他領導創建了新型軍隊的政治工作制度，在和朱德同志共同指揮第四次反“圍剿”斗爭中，創造了大兵團伏擊殲滅戰的成功經驗。二是在統戰領域，周恩來是黨的統一戰線事業的開拓者和推動者。他對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做過許多好的論述。他是人民政協制度的奠基者之一，在貫徹執行中國共產黨和各民主黨派“長期共存，互相監督”方針的過程中，也有不少具體的認識和實踐值得我們借鑒。三是在外交領域，周恩來運用馬克思主義關于民族自決、主權平等、矛盾運動和國際斗爭的普遍原理指導新中國的外交實踐。從新中國成立之初外交領域的四大戰略決策，到20世紀60、70年代我國國際戰略的重大調整，從和平共處五項原則的提出，到建立國際新秩序的思考，都體現了周恩來把馬克思主義的有關國際戰略方面的理論同當時的國際局勢和中國的實際情況相結合的高度自覺。四是在經濟建設領域，周恩來主張根據需要和可能合理地確定發展速度，既積極又穩妥，在綜合平衡中穩步前進，并提出了“調整、鞏固、充實、提高”的八字方針，他晚年重申的建設四個現代化的目標，更是極大鼓舞了全黨和全國人民。五是在文化建設領域，周恩來把文化建設和經濟建設比作一輛車子的兩個輪子，主張相輔而行，相互促進。他還提出絕大多數知識分子是工人階級的一部分，從而豐富和發展了馬克思主義關于知識分子的認識。六是在促進祖國統一的問題上，由毛澤東提出周恩來概括的“一綱四目”方針，成為新時期“一國兩制”天才構想的先聲。

周恩來做的第五件事，是實踐和樹立了“周恩來精神”。在革命和建設時期，中國共產黨人創造了自己特有的精神，諸如井岡山精神、長征精神、延安精神、西柏坡精神、大慶精神、鐵人精神、雷鋒精神、焦裕祿精神、兩彈一星精神、紅旗渠精神，等等。我覺得，這當中，對高級領導干部來說，最有現實啟發意義，最應該帶頭遵循的，是周恩來精神。什么是周恩來精神，可以從不同角度來概括，但基本上是指他在實踐中體現出來的做人做事的立場、情懷和品格。在這方面，周恩來確實為中國共產黨人的楷模。胡錦濤同志2008年在紀念周恩來同志誕辰110周年座談會上的講話中，把周恩來的精神概括為六個方面。包括：始終信仰堅定、理想崇高，集中表現為他對黨和人民無限忠誠的精神；始終熱愛人民、勤政為民，集中表現為他甘當人民公仆的精神；始終顧全大局、光明磊落，集中表現為他高度珍視和自覺維護黨的團結統一的精神；始終實事求是、嚴謹細致，集中表現為他求真務實的精神；始終虛懷若谷、戒驕戒躁，集中表現為他謙虛謹慎的精神；始終嚴以律己、廉潔奉公，集中表現為他無私奉獻的精神。

周恩來的這些精神，在他漫長的生涯中，均有生動的體現。比如，說他顧全大局，維護黨的團結統一，只要稍知周恩來的生平，便不難明白，在大革命失敗后一段時間里，他完全可以成為名義上的黨的一把手，但他沒有這樣做，也沒有這樣想；在黨的政治生活中，他曾經不只一次受到不公正的批評，但他都相忍為黨，絕不消極；在“文革”中，他以老病之軀苦撐危局，寧肯自己承受各種誤解壓力和攻擊指責，也不撂挑子，甚至講：“我不入虎穴，誰入虎穴？我不入地獄，誰入地獄？”又如，說他熱愛人民、勤政為民，集中表現為他甘當人民公仆的精神，這方面的事例就更多了。生活困難時期，他聽說煤礦工人下井干活，沒有酒喝，就當眾提出，煤礦工人不能沒有酒，于是一個大國總理便親自想方設法給下井礦工解決酒的供應問題；1966年他到邢臺地震災區，面對受災群眾，他特意選擇了一個自己迎風、讓群眾背風的地方站著講話。再如，說他嚴以律己、廉潔奉公，我們知道，在新中國成立時，他負責組閣，不少人向周恩來建議，應該讓鄧穎超在政府里擔任一個部長職位，他的回答是：只要我當一天總理，鄧穎超就不能在政府里任職；他對自己的親屬，從來沒有照顧過，更是大家都知道的事情。

周恩來精神昭示的，是一個真正的馬克思主義者，一個真正的中國共產黨的政治家，應該怎樣修煉自我，應該怎樣把黨性內化為自覺的人格追求和精神境界，應該怎樣把黨性和中華民族的優良品格融為一體，應該怎樣把懂得的和說出來的東西，落實到自己的行為當中。就像1941年在重慶和周恩來接觸過的美國著名作家海明威說的那樣，“如果說周恩來就是中國共產黨人的典范的話，未來就是他們的”。繼承和弘揚周恩來精神，同樣是中國共產黨人從今天走向未來不可或缺的品格標桿。

周恩來所做的上述五件事情，件件都是了不得的大事。

毛澤東、周恩來那一代人，為今天的中國和未來的中國，留下了什么？可以有多種說法。我以為，他們留下的最重要、最可靠、最有力量的遺產，就是一個政黨，一支軍隊，一個國家，一種思想，一種精神。在他們遠去37年之后，中國人民在為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歷史進程中，靠什么走到今天，又靠什么走向未來呢？從根本上說來，還是靠中國共產黨的堅強領導，靠中國人民解放軍捍衛安全，靠中華人民共和國確立的制度基礎，靠毛澤東思想的指導作用，靠發揚周恩來精神來推動我們的事業。這樣講，絕不等于不強調發展和創新，而是說，今天的人們，恰恰是延續了上面說的毛澤東、周恩來那一代人做的五件大事，并且根據新的歷史條件，實行改革開放，開辟和拓展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我們才取得今天的偉大成就，并將自信地走向未來。毛澤東、周恩來那一代人做的五件大事，恰恰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的形成發展，起了奠基的作用。這是我們回避不了的歷史邏輯。怎樣分析這個邏輯鏈條，則屬于另一個需要探討的話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