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據過渡時期黨在思想戰線上的任務，1954年至1955年，黨在思想文化領域領導組織了對資產階級唯心主義思想的批判。這個批判，最初是由批評俞平伯在《紅樓夢》研究中的觀點引起的。《紅樓夢》是中國優秀古典文學名著。歷史上，由于學術研究者對它的研究方法及評價不同，形成了不同的學術流派。在五四新文化運動中，以胡適等為代表形成“新紅學派”，俞平伯為代表者之一。新中國成立后，俞平伯任北京大學教授，是向黨靠攏的一位學者。1952年9月，他將1923年出版的《紅樓夢辨》略加修改，以《紅樓夢研究》的書名重新出版。1954年九十月間，兩位文學青年先后在山東大學學報《文史哲》和《光明日報》發表文章，批評俞平伯否定《紅樓夢》的“反封建傾向”，其基本觀點和方法是“反現實主義的唯心論”。

9月中旬，江青到人民日報社提出，要《人民日報》轉載《文史哲》批評俞平伯的文章。經中央宣傳部、人民日報社負責人研究，由黨中央機關報刊登這樣引起學術爭論的文章不太適宜，商定由中國文聯主辦的《文藝報》轉載。《文藝報》在轉載時加了編者按語指出，文章作者是兩個開始研究中國古典文學的青年，他們試著以科學的觀點對俞平伯先生的觀點提出批評，希望引起大家討論。同時指出，作者的意見顯然還有不夠周密和不夠全面的地方。

對于學術研究領域這一不同意見的爭論，毛澤東極為重視。他認為，《人民日報》對批評俞平伯紅學觀點的文章不予轉載，是對這種批評的“阻攔”。10月16日，毛澤東就此事給中央政治局成員，中宣部、國務院及有關部委負責人寫信指出，駁俞平伯的兩篇文章，是30多年以來向所謂《紅樓夢》研究權威作家的錯誤觀點的第一次認真的開火；是反對在古典文學領域毒害青年30余年的胡適派資產階級唯心論的斗爭。他認為，1951年雖然批判了電影《武訓傳》，“卻至今沒有引出教訓，又出現了容忍俞平伯唯心論和阻攔‘小人物’的很有生氣的批判文章的奇怪事情，這是值得我們注意的。”毛澤東的信從批判俞平伯的紅學觀點，引申到同胡適派資產階級唯心論的斗爭，提出的問題十分尖銳，在文化學術界引起高度重視。

10月31日起，中國文聯主席團和中國作協主席團聯合舉行多次擴大會議，對俞平伯研究《紅樓夢》的立場、觀點、方法進行批判。12月2日，中國科學院和中國作家協會主席團舉行聯席會議，對批判胡適派唯心論思想作了部署。會議認為，胡適是五四運動以后思想文化領域資產階級代表人物中影響最大的一位，是中國資產階級思想的最主要的代表者；全面徹底地揭露和批判胡適派資產階級唯心論，是馬克思主義者十分重要的戰斗任務。為此，聯席會議決定成立工作委員會，聯合召開批判胡適思想的討論會，內容包括批判胡適在哲學、政治學、歷史學、文學以及哲學史、文學史等方面的思想觀點。討論會延續到翌年3月，共舉行21次。在這期間，全國各報刊陸續登載大量文章，集中批判胡適的唯心論實用主義哲學，并延伸到在教育學、政治學、心理學等諸多領域，以肅清胡適思想的影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