長征中，葉劍英既全力“爭”又坦然“不爭”，正確處理了為誰“爭”為誰“不爭”，“爭”什么“不爭”什么，怎樣“爭”怎樣“不爭”的問題，為后人樹立了光輝的榜樣。

為革命戰友而“爭”

紅軍抗日事長征，

夜渡于都濺濺鳴。

梁上伯堅來擊筑，

荊卿豪氣漸離情。

1962年，葉劍英奮筆疾書，寫下《建軍紀念日懷戰烈》詩，往事如電影一樣，浮現在他眼前。

那是1934年10月18日，夜晚，于都河畔。有人這樣描寫當時的情景：“毛澤東和他的隊伍沿著河岸沒走多遠，月亮就升起來了，河面很平靜，沒有一絲風。一會兒他們來到渡口，踏上喀喀作響的橋板，順利地過了河。很快，這支隊伍就到河對岸向西行進了。這靜謐的夜，這月光，這河水拍擊浮橋的聲音，激發了男女戰士的興致。他們成一路或兩路縱隊沿著狹窄的小道行進，很多人輕輕地哼起了流行的紅軍歌曲。”

于都河畔的夜景是美麗的，而紅軍將士的心情卻是極其沉重的。中央紅軍第五次反“圍剿”失敗了，被迫進行戰略轉移。于都河邊，一支支隊伍疾馳而過。河岸上，時任贛南軍區政治部主任的劉伯堅緊緊握著葉劍英的手，默默無語。河水，緩緩地向前流著，似乎在挽留紅軍。劉伯堅望著正在過河的隊伍，懇切地說：“大隊人馬向西轉移了，我留在贛南沒有什么作用，你還是想法反映反映，讓我跟著走吧！”葉劍英深情地凝視著這位老戰友，心潮起伏。

劉伯堅，四川平昌人，中國共產黨的早期優秀黨員，中國工農紅軍早期優秀將領，無產階級革命家。他1920年赴歐，先到比利時，后到巴黎，閱讀了《資本論》《共產黨宣言》《法蘭西內戰》《國家與革命》等馬列主義經典著作，確立了對馬克思主義的信仰。1922年與周恩來、趙世炎等共同組建了“少年共產黨”（后改名為旅歐共青團），隨即轉為共產黨員。1923年入莫斯科東方勞動者大學學習，被中國學生推為中共旅莫支部書記。1926年回國，擔任馮玉祥國民聯軍政治部副部長。1927年國共合作破裂后，再度赴蘇聯，入伏龍芝軍事學院，與劉伯承等一同學習。1930年回到上海，翌年進入中央蘇區，先后任軍委秘書長、紅軍黨校政治部主任等重要職務。由于受到“左”傾路線領導人的排斥，紅軍實行戰略轉移時，他被留在蘇區，擔任贛南軍區政治部主任。他以黨和紅軍事業為重，不計較個人得失，忘我地工作。為了護送主力紅軍渡過于都河，他親臨架橋工地，開展后勤支援工作，從早到晚站立河畔橋頭，為長征戰友送行。

對這樣一位久經考驗的優秀紅軍領導人，葉劍英何嘗不想讓他與自己一道長征呀！葉劍英曾多次向中央領導人反映，建議讓劉伯堅隨隊長征。但此時葉劍英自己也正受到“左”傾錯誤路線領導人的排擠。葉劍英是1931年從上海秘密進入中央蘇區的，擔任中華蘇維埃共和國中央革命軍事委員會委員兼總參謀部部長（一般稱總參謀長）。在革命戰爭的實踐中，葉劍英漸漸認識到，毛澤東能夠從實際情況出發，實施靈活機動的戰略戰術，是一位不可多得的帥才，心里對他非常敬佩。在毛澤東受到“左”傾路線領導人的打擊和排擠的時候，葉劍英旗幟鮮明地支持毛澤東，因此獲罪于“左”傾路線領導人，多次受到不公正的對待。1932年，毛澤東被撤銷紅一方面軍政委職務。葉劍英因為支持毛澤東，也被撤銷了總參謀長職務，改任中國工農紅軍學校校長兼政治委員。1934年6月，時任福建軍區司令員的葉劍英率福建軍區主力部隊紅二十四師攻打福建連城，戰斗失利。葉劍英向中革軍委作了檢討，主動承擔了責任。博古、李德借機把葉劍英從福建軍區調到軍委任四局局長。對于個人職位高低、得失進退，葉劍英從來不爭，也不屑于爭。他多次和別人說：“我不是因為窮，我是為了理想才參加革命的。”葉劍英入黨前，以其卓越的軍事才能深受蔣介石的賞識，擔任蔣介石嫡系部隊的師長，享有優厚的待遇。行軍時，有兩匹馬供他使用，一匹讓他騎，一匹馱著美酒、咖啡、高級奶粉供他享用。當蔣介石叛變革命后，葉劍英毅然決然地同蔣介石決裂，在白色恐怖最嚴重的1927年參加中國共產黨。為了實現共產主義理想，葉劍英舍棄榮華富貴，過著粗茶淡飯的日子，無怨無悔。在葉劍英看來，生命都可以犧牲，個人名利又算得了什么呢？幾十年后，葉劍英在談到往事時，感慨地說：“那時李德打擊我，把我參謀長撤了，我當時考慮到，革命事業還很長，我做什么工作都是為革命，不能斤斤計較。”毛澤東曾動情地說：“二次反‘圍剿’的時候，我的意見堅持的人不多，劍英算是一個。”還說：“劍英這個人對前幾把交椅是不爭的！”

葉劍英為自己的事從來“不爭”，但為了革命事業，為了同志，他總是盡力去“爭”。準備長征期間，葉劍英擔任軍委四局局長兼管軍委直屬隊工作。當時，不少同志因為抵制“左”傾錯誤，支持毛澤東的正確領導而受到殘酷斗爭，無情打擊。有的被以莫須有的罪名撤職，開除黨籍。也有極少數同志的確有錯誤，但性質并不嚴重。還有一些干部，由于編制限制，一時沒有安排工作。“左”傾錯誤領導人把他們都視作包袱，長征之前，想殺掉一批，留下一批。葉劍英痛心疾首，利用自己的身份，冒著再遭打擊的危險，仗義執言，據理力爭，多次向最高三人團（由博古、李德、周恩來組成，全權負責中央紅軍長征工作）提建議，強烈要求讓這些干部參加長征。葉劍英說，他們都是黨的寶貴財富，不能隨意拋棄，更不能隨意殺掉，應該得到保護，隨軍突圍轉移。當時，國家保衛局對犯“錯誤”干部開列了一個留走名單，名單上有五六十個干部，分成A、B、C三類，一類是要殺的，一類是要留在蘇區的，另一類是可以參加突圍轉移的。葉劍英耐心地做保衛局負責人的工作，要求盡量少留人，堅決反對殺人，逐個陳述自己對名單上干部的看法，極力加以保護。當時任中央軍委一局參謀長的邊章伍被內定槍斃，葉劍英動情地說：“這個同志我非常熟悉，他畢業于保定軍官學校，很有學問，軍事理論和軍事素質比較高，是軍隊有用之才。他參加寧都起義也是有功勞的，工作很有成績，他是個好人，怎能把人家列為反革命呢？”就這樣，邊章伍被保護了下來，并參加了長征。而葉劍英與邊章伍共事多年，卻從沒有向他透露過這件事。解放后，邊章伍從其他同志那兒知道了這件事，激動地說：“那時候，我們都在被砍頭之列，若不是葉帥，我早就報銷了！”為了保護更多的干部，葉劍英向軍委提出兩個方案：一、把紅軍大學和步兵、特科、衛生等學校中的一部分教員、學員，分配到各軍團補充干部缺額，其余編入干部團，調陳賡任團長，宋任窮任政委。干部團一般不作戰斗部隊使用。二、把編余干部、犯過“錯誤”或受過打擊、迫害的干部包括蕭勁光、郭化若等，一部分安排在軍委機關擔任一定職務或幫助工作，另一部分編入干部團隨軍長征。這一批被保護下來的干部在遵義會議之后，都先后被恢復名譽并分配工作，他們大都成為我黨我軍的高級領導干部。

“爭”與“不爭”的個中滋味，難以用語言表達，有喜悅，更多的是屈辱。為爭取劉伯堅隨隊長征，葉劍英多次犯顏直諫，一再遭“左”傾錯誤領導人的白眼，他們訓斥葉劍英“婆婆媽媽”，始終不同意讓劉伯堅參加長征。面對老戰友的最后一次請求，葉劍英悲哀地嘆了口氣。劉伯堅非常理解葉劍英的處境，松開葉劍英的手，兩人互道珍重，灑淚而別。

主力紅軍長征后，劉伯堅在南方堅持領導游擊戰爭，不幸在一次作戰中負傷被俘，就義時年僅40歲。

葉劍英經常回憶這段歷史，痛心不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