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參考資料》在1956年對波蘭事件和匈牙利事件的詳細報道，是中國共產黨了解事件的起因、發展和各方反應的重要信息渠道，也是對這兩個事件作出不同性質判斷的主要依據。中國共產黨對兩起事件特別是匈牙利事件的反應，對中國的社會主義建設道路產生了深刻影響。當時《參考資料》的有關報道，也為今天還原事件的過程提供了豐富的第一手資料。

關鍵詞：《參考資料》；波蘭事件；匈牙利事件；中國共產黨

1956年的波蘭事件和匈牙利事件是蘇共二十大后社會主義陣營內發生的大沖突。目前國內學界對波匈事件的研究主要有三種思路：一是從國際關系的角度把握，主要討論事件對中國、對以美國為首的西方世界的影響。其中，以前者的研究最為普遍。二是基于一定的歷史材料對事件本身的歷史回顧和事件參與者的評傳。三是將波匈事件放在東歐社會主義的研究中進行分析。（如胡舶：《冷戰陰影下的匈牙利事件：大國的應策與互動》，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4年。劉彥順：《波蘭十月風暴》，世界知識出版社，2008年；郭潔：《悲劇與困惑：納吉與20世紀50年代的匈牙利》，香港國際教科文出版社，2007年。姜琦、張月明：《東歐三十五年》，華東師范大學出版社，1986年。近年來，隨著俄羅斯、波蘭、匈牙利等國歷史檔案和中國外交部相關檔案的解密，結合事件參與者赫魯曉夫、納吉·伊姆雷、赫格居斯等人的回憶錄，國內外對波蘭事件和匈牙利事件的研究形成許多新認識其中，比較有代表性的文章和著作有沈志華：《1956年的波蘭危機與中波關系——來自中國的檔案文獻和內部報道》，《俄羅斯研究》2006年第3期；胡舶：《冷戰背景下東歐國家曲折發展道路研究——以波蘭和匈牙利為例（1945—1956）》，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2年。）。筆者認為，要分析事件可能產生的影響，還應從當時人們可以接觸到的資料進行考察。事件爆發期間，中國共產黨獲取相關信息的渠道主要有兩個：一是10月23日至11月1日應蘇聯方面邀請在莫斯科商談波蘭問題的中共代表團（劉少奇為團長）發回的消息，二是來自新華社《參考消息》編輯部提供的國外新聞匯編，即1955年創刊的《參考資料》。《參考資料》作為當時國內摘錄國外新聞的權威刊物，提供了十分豐富的線索和材料，成為中國共產黨了解兩個事件的起因、過程、影響和各方反應的重要信息渠道。因此，本文擬從事件期間《參考資料》的報道中還原事件的過程，并分析中國共產黨對事件的反應及其對中國社會主義建設道路產生的影響。

一、《參考資料》報道波匈事件的特點

《參考資料》，俗稱“大參考”，創刊于1955年3月1日，是為了適應《參考消息》難以負荷大量的國外新聞信息，在周恩來的指示下，由新華社主管和發行的一種內部參考性質的刊物，以刊載詳細的國外媒體的報道、涉華言論等為主。創刊時每天出上午版、中午版和下午版，20世紀60年代改為上午版、下午版，80年代改為每天一冊。早期，《參考資料》屬秘密級文件，只限縣級、軍隊團級以上官員閱讀。它的內容比《參考消息》更加廣泛、豐富和詳盡，是毛澤東、周恩來等黨的主要領導人每天必看的報刊材料。由于受到外部封鎖，《參考資料》成為中共領導人獲取外界信息的一個重要渠道。

在青年時代就已經“養成了讀報的習慣”（埃德加·斯諾筆錄，汪衡譯，丁曉平編校：《毛澤東自傳》，中國青年出版社，2013年，第53頁。）的毛澤東，十分重視這個刊物。“《參考資料》一出刊，就受到毛澤東的青睞。每天工作無論多忙，毛澤東都堅持閱看。”據曾擔任毛澤東圖書服務員的徐中遠說，毛澤東把讀《參考資料》作為了解國際情況和國際動態的主要來源，把《參考資料》作為他及時作出重大決策的重要依據，并時常在報紙上作出批語，要求黨內部分領導同志傳閱相關內容。（徐中遠：《毛澤東晚年讀書紀實》，中央文獻出版社，2012年，第411、412頁。）

波蘭事件和匈牙利事件的發生在國際社會產生了極大的影響。事件發生期間，合眾社、美聯社、路透社、法新社等西方媒體派遣了大量記者，想盡一切辦法取得事件相關的新聞材料，不少報紙還就事件發表具有針對性的評論文章。《參考資料》對上述信息進行了系統的收集與翻譯，收入每天的報紙中。綜合起來，這一時期《參考資料》選錄的報道有三個特點。

一是數量眾多，報道詳細。事件發生以后，《參考資料》每天選錄大量西方報紙的新聞報道與評論，在局勢相對緊張時期，幾乎整期都是波蘭與匈牙利局勢的消息報道。進入11月份，隨著爭奪蘇伊士運河權的第二次中東戰爭的爆發，《參考資料》對波匈局勢的關注開始略微減弱，但從未間斷，對匈牙利事件與第二次中東戰爭局勢發展的報道幾乎平分秋色。西方媒體對波蘭事件和匈牙利事件的報道，內容詳細，有來自政府方面的公告，有通過當地廣播電臺獲得的消息，有對事件親歷者的采訪，還有對事件發生的背景和原因的分析等，可以稱得上及時、全面、細致，為深入研究兩起事件提供了難得的歷史材料。

二是緊緊跟蹤事態進程，根據需要對內容進行調整。有時候，前一期的新聞報道中出現過的內容，下一期還會有后續報道，對前期報道內容進行補充和完善。因此，參閱《參考資料》時，經常發現后面的新聞報道內容要比前面的更翔實，甚至有時隨后的新聞報道會否定前面的新聞內容。這些特點，也與波蘭事件和匈牙利事件發生期間信息來源渠道多樣、事態多變的情況相符。

三是各方意見交鋒，意識形態特點較為鮮明。《參考資料》選錄的文稿一般譯自世界范圍內各大通訊社的新聞報道和時評，由于冷戰時期的特點，西方媒體的新聞稿和評論文章一般都帶有比較鮮明的觀點和立場，它們相對集中于事件發生時“人民”的要求與抗議、反政府力量的行動、西方國家領導人的回應、各國發生的反蘇游行與示威等；而蘇聯和東歐社會主義國家各大通訊社的新聞報道則相對集中于政府方面的公告與通知、本國人民對和平的需求與渴望、本國人民對新政權的擁護、與蘇聯或者其他社會主義國家的關系、對西方國家煽動行為的指責等。因此，可以從《參考資料》選錄的新聞報道中發現壁壘較為清晰的兩大話語體系的交鋒。

二、《參考資料》中的波蘭十月事件（1956年的波蘭事件包括6月的波茲南事件和10月的十月事件。但收藏《參考資料》最早也最全的北京大學圖書館，也只從1956年10月20日第820期起開始收藏；其他高校圖書館，最早的是從1981年左右開始收藏這份刊物。新華社資料室保存的《參考資料》從1962年開始，之前的資料佚失；該社的另一份報紙《參考消息》缺失1956年這一年的資料。國家圖書館也沒有收藏《參考資料》這份刊物。因此本文引用的《參考資料》中報道波蘭事件的材料，從10月份的十月事件開始。匈牙利事件（1956年10月23日至11月4日）的報道則截至11月10日《參考資料》第873期。）

波蘭十月事件的發生與波蘭統一工人黨對波茲南事件的深入反思密切相關。波蘭統一工人黨在反思中意識到，除了敵對勢力的影響外，波茲南事件也暴露了波蘭內部的社會矛盾。為了順應人們要求改革的呼聲，波蘭統一工人黨恢復了哥穆爾卡的黨籍并推舉他出任黨的第一書記。這一動向引起了蘇聯方面的注意。10月19日，蘇聯代表團在波蘭統一工人黨二屆八中全會開幕當天到達波蘭，雙方發生爭執并在波蘭國內引起人們的抗議，由此引發了波蘭十月事件。

（一）從波茲南事件到改革派上臺

1956年6月28日，波蘭中西部城市波茲南采蓋爾斯基機車車輛制造廠工人因政府改變工資和福利制度發動罷工和游行示威，并提出了擺脫蘇聯控制和要求民主等政治訴求。波蘭政府采取鎮壓行動，事件于6月30日平息。

波茲南事件后，以公共會議、游行、示威等方式進行抗議的行動在波蘭各地持續出現，國家公訴機關、蘇聯大使館、軍事部門、監獄等都成為人們攻擊的目標。除了經濟和政治、社會改革要求外，波蘭的民族主義情緒也被激發。人們在集會中高唱民族歌曲，并要求把作為波蘭民族象征的白鷹畫入國旗和國徽。在民族主義激情中，歷史上許多關于蘇聯與波蘭之間的紛爭被重新提出，人們要求重新清算蘇軍制造的卡廷慘案，要求蘇聯返還于1939年就事實上占領的原波蘭東部地區，把俄語教育排出教育體系等。

7月18日，波蘭統一工人黨召開二屆七中全會，重新評價了波茲南事件的性質，并正式恢復了哥穆爾卡等人的黨籍，改革派力量在黨內開始取代保守派勢力占據上風。全會后，統一工人黨對波茲南事件的發生進行了反思，認為“造成波茲南悲劇和整個工人階級深刻不滿的原因，應該在我們自己中間，在黨的領導中間和政府中間去尋找”（《波蘭通訊報道哥穆爾卡在黨中央委員會的發言摘要》，《參考資料》第823期（1956年10月23日上午版），第11頁。）。八中全會召開時，哥穆爾卡更明確指出：“波茲南工人并不是反對人民波蘭和社會主義，而是反對壞事，反對歪曲社會主義的基本原則的行為，把波茲南事件說成是外國特務活動的結果是錯誤的”（《波蘭通訊社發表哥穆爾卡在波蘭的八中全會上的發言摘要》，《參考資料》第820期（1956年10月20日），第3頁。）。對波茲南事件的重新定性不僅有助于正確看待波蘭自身存在的問題，贏得人們的支持，也為波蘭開展改革提供了良好的輿論前提和民眾支持。

自蘇共二十大赫魯曉夫作“秘密報告”以后，波蘭對斯大林主義的清算由于“波蘭的斯大林”波萊斯瓦夫·貝魯特的過世和改革派的上臺而擁有廣泛的社會基礎。哥穆爾卡作為波蘭統一工人黨內主張波蘭獨立自主地發展社會主義的權威人物，受到了黨內外各階層人民的信任，是一個爭議較少的人物。此外，豐富的革命工作背景和四次被捕經歷使他性格堅韌、講究策略，在面對蘇聯方面的壓力時所采取的做法顯得有理有力有節，在事件發生期間的表現廣受贊譽，被視為人民的英雄與救星。不僅如此，波蘭統一工人黨也有一個相對團結的黨內領導集體，哥穆爾夫的上臺得到了當時黨的第一書記奧哈布和總理西倫凱維茲等黨內革新派的支持。這從十月事件之后《參考資料》刊登的波蘭國內各界人士表示支持哥穆爾卡的大量文章與報道中可以看出。例如第820期就曾報道《波蘭全國對波蘭統一工人黨中央委員會會議極為關心各地舉行集會對有哥穆爾卡參加的黨領導機構表示信任》，824期報道《波蘭各界人士集會擁護哥穆爾卡的領導》《哥穆爾卡的發言得到波蘭人民的擁護和支持》等。

（二）十月事件與蘇波關系

10月19日至21日，波蘭統一工人黨召開二屆八中全會。全會的主要議題是改組黨中央領導層，推舉哥穆爾卡擔任黨中央第一書記，把保守派和親蘇派排除出政治局。蘇共中央在全會前夕得知這一情況后，極為擔憂，認為波蘭正在走上反蘇的道路，決定派遣以赫魯曉夫為首的代表團去波蘭，并向各兄弟黨中央作了通報。蘇聯國防部還命令駐扎在波蘭及其邊境附近的蘇軍做好軍事干涉的準備。（沈志華主編：《蘇聯歷史檔案選編》第27卷，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2年，第26—27頁。）19日早晨7時，蘇聯代表團乘機抵達華沙。在機場，赫魯曉夫與哥穆爾卡等人進行了激烈的爭論。在接著進行的會談中，蘇聯代表團被迫同意八中全會如期舉行。上午10時，全會正式開幕，在通過了關于增選哥穆爾卡等4人為中央委員的決定后休會，蘇波兩黨繼續舉行會談。會談過程中，波蘭方面得到駐波蘇軍向華沙推進的報告，哥穆爾卡向蘇方提出抗議并中止了會談。在赫魯曉夫表示退讓后，會談恢復進行，哥穆爾卡再次表示了波蘭對于保持同蘇聯關系的堅決態度。會談的結果是蘇聯接受了波蘭的保證，也同意不再干預波蘭黨內事務。20日清晨，蘇聯代表團離開華沙。21日，八中全會通過了《關于黨在目前的政治和經濟任務的決議》，并選舉哥穆爾卡為黨中央第一書記。

對于蘇聯代表團突然在統一工人黨八中全會前夕未經知會的“到訪”蘇聯代表團的到訪對民眾來說是“未經知會”的，但是據哥穆爾卡在1957年1月與中國共產黨代表團會談中的說法，蘇聯大使館在八中全會召開前一天通知波蘭統一工人黨，他們將在全會開幕當天派出以赫魯曉夫為團長的代表團到訪波蘭并希望波蘭方面去機場歡迎。波蘭方面提議代表團在全會召開后到訪的要求被拒絕。由于事態緊急，這一信息事實上僅有黨內少數領導知情。在波蘭統一工人黨八中全會開幕當天，奧哈布宣布休會決定時也僅僅向中央委員會解釋說：“蘇聯同志意外地飛達華沙……”（參見沈志華主編：《蘇聯歷史檔案選編》第27卷，第57—58、32頁；尼基塔·赫魯曉夫：《最后的遺言：赫魯曉夫回憶錄續集》，東方出版社，1996年，第318—319頁。），10月20日的新聞報道指出：“工人和職業人員今天早晨的一般情緒是忿慨。他們認為，俄國人恰好在波蘭共產黨中央委員會開會的時候到達波蘭，是極不聰明的做法。”（《南“政治報”等報道波統一工人黨中央委員會開會情況》，《參考資料》第820期，第2頁。）但是，不同于人民的反應，哥穆爾卡領導的統一工人黨在堅決反對蘇聯干涉黨內事務的同時，也堅決維護波蘭與蘇聯的“友誼”。在八中全會之后，波蘭統一工人黨不止一次地提出：“波蘭的黨和所有的勞動人民必須努力加強和蘇聯的友好關系。”（《波蘭通訊社發表哥穆爾卡在波蘭黨的八中全會上的發言摘要》，《參考資料》第820期，第3頁。）“他（哥穆爾卡——引者注）希望保持波蘭和蘇聯之間現有的偉大的和深厚的友誼。”（《哥穆爾卡在黨中央委員會說決不能讓任何人利用民主化來掀起反蘇情緒并用來反對人民政權》，《參考資料》第820期，第3頁。）“我們同蘇聯的聯盟和友誼是以我們兩國的黨在意識形態方面的一致，以我們兩國的完全的平等，以我們兩國人民的完全團結一致為基礎的；這種聯盟和友誼在過去、現在和將來都是我們的政策的基石。”（《波蘭“人民論壇報”發表社論正告艾森豪威爾不要干涉波蘭內政波蘭是同蘇聯永遠在一起的不會受到甜言蜜語的欺騙》，《參考資料》第823期，第3頁。）“對于同蘇聯的友誼，我們是同意的，但是友誼必須是平等伙伴之間的友誼。”（《波蘭統一工人黨華沙市委書記說哥穆爾卡已擔任黨的第一書記》，《參考資料》第820期，第5頁。）“社會主義國家之間的關系必須建立在互相信任、互相尊重、友好的批評和明智地解決分歧的基礎上。各國都希望有充分的主權和獨立，而各國人民都有權獨立地管理他們自己的國家。”（《華沙電臺報道哥穆爾卡在黨中央委員會上曾說波蘭和社會主義國家的關系必須是平等和獨立的》，《參考資料》第821期（1956年10月22日中午版），第4頁。）從上述言論中不難發現，波蘭統一工人黨是在堅持保持與蘇聯的“友誼”基礎上維護自身的權益，開始尋求更加獨立平等和互相尊重的雙邊關系，是對蘇波關系的一次全新審視。

對于波蘭的要求，蘇聯方面的反應并不積極。這可以從蘇波報界的交鋒中見到端倪。10月20日，蘇聯《真理報》發表了其駐波蘭記者寫的《波蘭報紙上的反社會主義言論》的文章，批判一個叫弗洛爾恰克的人在波蘭作家協會機關刊物《新文化》上發表的文章，指責波蘭報紙上日益出現宣傳放棄社會主義道路的言論，批評“這些人拋棄了假面具，公開地背棄列寧、背棄馬克思”（《蘇聯“真理報”載文：批評波蘭報紙的反社會主義言論》，《參考資料》第820期，第10頁。）。蘇聯方面的這篇文章引起了波蘭知識界的反彈。21日，波蘭《人民論壇報》轉載了這篇文章，并刊載了《人民論壇報》國際部主任茲比亞·阿爾提莫夫斯基的題為《為了真正的友誼——對“真理報”記者的回答》的針對性文章，指出“這篇文章不管在內容和標題中都充滿了侮辱的和不真實的解釋”，“不協助改變這些做法，在兄弟人民之間消除斯大林式的做法的痕跡，那么就不能幫助加強友誼”（《波“人民論壇報”載文答復“真理報”的文章》，《參考資料》第822期（1956年10月22日下午版），第7、8頁。）。

（三）波蘭事件的國際反應

波蘭事件是東、西方冷戰時期社會主義國家范圍內發生的第一次大動亂，這次動亂同時引起了東、西方國家的廣泛關注。社會主義國家對波蘭事件的反應，可以分為兩個方面。一是南斯拉夫的反應。由于蘇南沖突，南斯拉夫于1948年被排除出社會主義陣營。波蘭事件伊始，南斯拉夫就高度關注事件的動態，“貝爾格萊德報紙以大量篇幅報道波蘭統一工人黨中央委員會八中全會和選舉中央委員會的新政治局的情況”（《南斯拉夫報紙大量報道波蘭黨的八中全會情況》，《參考資料》第828期（1956年10月24日下午版），第6頁。），并給予高度評價——“南斯拉夫共產黨人對波蘭事態的發展是完全滿意的”（《合眾社報道南斯拉夫人士對波蘭事態發展感到滿意》，《參考資料》第824期（1956年10月23日中午版），第11頁。）。兩國領導人之間的聯系與交往也逐步加強。二是其他東歐社會主義國家的反應。在波蘭統一工人黨八中全會召開前后，東歐社會主義國家的態度十分謹慎。一個例子可以充分說明這個問題：合眾社10月22日的一篇報道寫到，“東德共產黨人今天晚上從東柏林的報攤和郵政局沒收了第一個刊登哥穆爾卡講話消息的東區報紙‘柏林日報晚刊’。”（《傳民主東德收回刊有哥穆爾卡發言的報紙》，《參考資料》第825期（1956年10月23日下午版），第4頁。）“共產黨東德星期二拼命扣押和阻止傳播關于鄰邦波蘭的戲劇性的反蘇事態發展的消息。”（《美聯社報道民主德國報紙對波蘭消息的登載情況》，《參考資料》第827期（1956年10月24日中午版），第3頁。）與南斯拉夫高調報道波蘭局勢的情況不同，這些社會主義國家在莫斯科電臺廣播關于波蘭消息前大多保持沉默，并且將波蘭方面的消息對本國人民實行封鎖，“事態的發展幾乎一點也沒有向捷克斯洛伐克，羅馬尼亞，東德，保加利亞，和阿爾巴尼亞的人民透露”（《美聯社報道歐洲各國對波蘭局勢的反應》，《參考資料》第829期（1956年10月25日上午版），第17頁。）。匈牙利是它們中唯一的例外。

西方國家高度關注波蘭方面的事態也是二戰以來的第一次。《參考資料》收集的文章中以美國方面的關注最為集中。當時的美國總統艾森豪威爾和國務卿杜勒斯頻頻在媒體發表言論，表示對波蘭局勢發展的密切關注，稱“‘我們的心完全同情’波蘭人民從俄國統治下爭取自由的斗爭”（《艾森豪威爾趁機挑撥蘇波關系說對波蘭情況表示同情》，《參考資料》第820期，第16頁。），并以波蘭為標本“鼓舞”其他東歐社會主義國家，“像波蘭人這樣曾經一度得到過自由的人民是不能長期被剝奪他們的國家獨立和個人自由的。這個真理適用于一切曾經享受過獨立和自由的東歐每個國家的人民。”（《艾森豪威爾就波蘭政局誹謗社會主義制度》，《參考資料》第828期，第11—12頁。）除了言論上對波蘭局勢的贊賞與支持，美國也對波蘭伸出了“經濟援助”的橄欖枝，“現在正在重新考慮美國對共產黨波蘭的政策。看來波蘭新的獨立的共產黨領導集團能夠得到美國經濟援助的可能性很大，如果它希望得到這種援助——而且能夠存在下去——的話”（《杜勒斯乘機誹謗蘇聯美聯社說美官員正認真考慮對波蘭提供糧食問題》，《參考資料》第825期，第11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