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3年10月30日，《人民日報》發表了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當年9月撰寫的《李大釗烈士碑文》。《碑文》中說：李大釗“在黨的二大、三大、四大，都當選為中央委員。”2002年9月，權威的《中國共產黨歷史》第一卷上冊公開出版，書中說：在二大上，“陳獨秀、張國燾、蔡和森、高君宇、鄧中夏被選為中央執行委員”。①這就是說，李大釗在二大上未被選為中央執行委員。這種對同一問題、兩個結論并存的現象，會使引用此資料者感到無所適從，哪個正確呢？故此，應統一口徑為宜。筆者認為，李大釗是二屆中央委員，但不是在二大當選。《中國共產黨歷史》第一卷上冊認為李大釗在二大上未被選為中央委員，這是正確的，但該書并未說李大釗是二屆中央委員，則是值得商榷的。因為，不承認李大釗是二屆中央委員，解釋不了下列四個問題：一是他既然不是中央委員，何以在西湖會議解決張國燾的小組織問題時，中央不讓他退席。二是他在西湖會議結束后不久，何以能第一個以個人名義加入國民黨（該會的一個主要議題就是中央領導人要以個人名義率先加入國民黨）。三是他何以能在1922年10月代表中共中央，為陳獨秀簽發出席共產國際四大的任命書。四是陳獨秀何以在中共三大上，批評“中央委員會（這里實際上是指李大釗，詳見下述——引者注）與吳佩孚有過來往，這是不能令人滿意的”。②筆者認為，李大釗是在西湖會議上被增選為二屆中央委員的，考證如下：

一、西湖會議的出席者陳獨秀、張國燾回憶，在該會上李大釗是中央委員

1929年底，陳獨秀寫了《告全黨同志書》講到西湖會議上，參加人有“當時中共中央五個委員：李守常、張特立、蔡和森、高君宇及我。”③這里，陳獨秀還將李大釗列在了首位，這說明，李大釗是在西湖會議上被增選為二屆中央委員的。張國燾在《我的回憶》中說：“八月初，距第二次代表大會約三星期，另一次更重要的會議在西湖舉行了。參加者有陳獨秀、李大釗、馬林、蔡和森、張太雷、高尚德（即高君宇——引者注）和我共七人。”④張國燾在這里把李大釗排在第二位，這也說明李大釗是二屆中央委員。

二、西湖會議的出席（參加）者陳獨秀、蔡和森、馬林提到，在該會上有過進行人事變動的動議，應以最早提到李大釗在西湖會議上被增選為中央領導人的馬林說法為依據

陳獨秀在三大作的報告中說：“中央委員會的成員只有五個人，因此，代表會議以后，杭州委員會建議擴大中央委員會，再增加兩個委員。可是上海和北京反對這個建議。”⑤1926年，蔡和森在《中國共產黨史的發展》的黨史報告中說：“在西湖會議時，馬林不滿意新委員完全系新分子，主張擴大加李漢俊、李大釗為委員。”⑥從他們兩人的話中，我們得不出在西湖會議上，是否增加了兩名中央委員。陳獨秀說“杭州委員會建議擴大中央委員會，再增加兩個委員”。蔡和森只是說“馬林不滿意新委員完全系新分子，主張擴大加李漢俊、李大釗為委員”，而沒有提到與會中央委員是否討論、決定了這個問題。如果說陳、蔡的上述言語講得不太明確的話，那么，馬林下面的記載，則比較明確，可以看出結果。1922年7月24日，馬林帶著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和紅色工會國際執行局的委任書，從莫斯科起程赴華，于8月12日到達北京。爾后赴上海，開始履行上述兩個機構派他擔任駐中國南方代表的職責。很快，他寫了一份工作記錄（1922年8月12日至9月7日），馬林這份工作記錄的下限（1922年9月7日），距西湖會議閉幕僅有8天，且各項議程是他擬定的。因此，可信度極高，極具權威性。需要說明的是：這個工作記錄，由于是馬林自己所用，并非是向共產國際的正式報告，所以主要寫的是各種活動的要點，行文多有不連貫、不直接說明之處。工作記錄的“8月12日至9月1日”條文中說：“張太雷與陳獨秀和鄧[中夏]會談后決定，邀請北京參加會議。增加李大釗。”⑦該條之后是“8月26日”條。這說明，“8月12日至9月1日”這個段落開頭這句話，說的是8月12日至8月25日間的事。筆者分析，這句話說的是，在召開西湖會議前夕，馬林提議擬增加李大釗為中央委員。為此，他讓張太雷（時任馬林的翻譯）向陳獨秀、鄧中夏進行“吹風”。有的同志可能會說，這里的“增加李大釗”是增加開會名額，讓李大釗參加西湖會議，而不是增選他為中央執行委員。看了接下來的在“8月28日至8月30日：杭州會議”那段中說的“擴大中央委員會”，“中央委員會人事變更”⑧的話語，可知上述認為是不正確的，可以說，上述3則引語說的就是李大釗在西湖會議上被增選為二屆中央委員。“邀請北京參加會議。增加李大釗。”其實就是讓李大釗參加選他為中央委員的同義語。如果有同志還認為，僅憑馬林的這個記載，不符合充足理由律，那么，以下5點事實則完全可以證明這一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