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戰爭勝利后，國民黨當局違背全國人民和平建國的意愿，加緊部署向解放區發動進攻，使戰爭的陰霾重新籠罩在中國人民的頭上。1945年11月25日，在中共云南省工委的組織發動下，昆明6000余名學生和市民在西南聯大舉行演講大會，為“反內戰、爭民主、爭自由”而斗爭。12月1日，李宗黃等執行國民黨中央的電令，采取“以組織對組織，以宣傳對宣傳，以行動對行動”的手段鎮壓學生運動，制造了震驚中外的一二一慘案。在全國人民的壓力下，國民黨當局被迫接受學生的大部分條件，一二一運動打響了第二條戰線的第一槍。

運動爆發的起因與經過

1945年8月15日中午，日本天皇裕仁以廣播《終戰詔書》的形式，向公眾宣布無條件投降。中國廣大人民歡欣鼓舞，以為和平在望，民主可期。但蔣介石認為這是消滅中共的良機，他認為，大后方云南省主席龍云長期抵制蔣軍、憲、特在昆明境內抓共產黨；容許西南聯合大學（簡稱聯大）堅持“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教學方針；不但不禁止聯大、云南大學（簡稱云大）等校多次開大會，發宣言，上街游行，反而派警察保護，等等。蔣因此認為要消滅中共，必須首先拔掉龍云這顆釘子，解除其發動內戰的后顧之憂。龍云掌握的滇軍有十二三萬人。蔣介石使用陰謀，以受降為名要龍云派滇軍去接受在安南（今越南）的日軍的武器裝備。當時中共中央南方局派到云南做統戰工作的華崗勸龍云要警惕：蔣介石是個陰謀家，不要把滇軍主力派出去。龍云卻說：“現在日本投降，全國人民渴望和平，蔣介石不敢冒天下之大不韙搞掉我，不敢發動內戰。”于是由他的表弟，時任第一方面軍總司令的盧漢帶領滇軍十一二萬人赴安南受降。臨別前，龍云想起華崗的告誡，對盧漢說：“如昆明有事，馬上趕回來。”盧漢率軍離昆南下后，昆明的滇軍只有一個師左右，幾乎成為一座空城，而駐昆明的中央軍比昆明的滇軍多得多。被蔣介石任命為昆明防守司令的杜聿明早已受蔣的密令要他解決龍云，于是在1945年10月3日，以武力突擊的方式，包圍了龍公館和云南省政府，把龍云押解到重慶，讓其擔任所謂的軍事參議會院長的空職，實則將其軟禁起來。

杜聿明得手后，蔣介石派其嫡系反共老手李宗黃來滇就任省民政廳廳長、代理省主席兼云南省黨部主任委員；任命關麟征為省警備司令。邱清泉的中央軍第五軍駐扎在昆明，把處在昆明西郊的西南聯大新校舍團團包圍起來。盧漢等在安南聞事變后擬率滇軍返昆援救龍云，但老謀深算的蔣介石早已派重兵駐在云南、安南交界的險要地段，盧漢等欲歸不得，無可奈何。蔣還任命盧漢為云南省主席。12月1日盧漢赴昆就任省主席時，只能帶一個營護衛，其余留在安南的十來萬滇軍后來被蔣派往東北打內戰。

十分明顯，蔣解決龍云之后，就要對被稱為“民主堡壘”的聯大和云大等校下手，形勢危急。中共云南省工委書記鄭伯克分別和省工委、民盟以及聯大、云大等校的地下黨的負責同志商量，鑒于近幾年經過許多同志的共同努力，昆明的進步力量已有比較廣泛的群眾基礎，于是決定召開反內戰講演會，對李宗黃等進行反擊。

我于1945年5月經李明介紹參加中國共產黨。1945年8月，原來中共聯大第二支部的領導人馬識途、齊亮等已畢業離校。組織上遂任命我為第二支部書記，由鄭伯克直接領導。10月3日政變后，鄭分別找到我和其他支部負責人，布置召開講演大會的決定，并對我們進行氣節教育，要我們把所有可能被當作“罪證”的文件統統燒掉，敵人抓不到證據也就沒有辦法。

擬定的反內戰講演大會是以聯大、云大、中法、英專等校的學生自治會的名義，要在云大至公堂大禮堂召開的。李宗黃等聞訊后決定明令禁止，并不許云大出借大禮堂。學生們當機立斷，改在聯大本部新校舍圖書館前的大廣場，于1945年11月25日晚上召開。當時聯大常委梅貽琦已返回北平籌備清華復校事宜。聯大校務由代常委葉企孫教授主持，他已經收到李宗黃的禁令，但他頂住壓力，批準講演會在聯大廣場召開。參加者有昆明各校學生和市民共6000多人。講演會由聯大學生自治會常務理事王瑞沅主持，請錢端升、伍啟元、潘大逵、費孝通四位教授講演，他們分別從經濟上、政治上、外交上分析，說明不能打內戰的道理。當錢端升講演時，電線被切斷，廣場電燈忽然熄滅，學生們早有準備，馬上點燃汽燈，大家一片歡呼。接著有一個自稱“王老百姓”的人跳上講臺說：“國民黨政府打共產黨是戡亂，不是內戰。”當場就有人遞上一張條子說，這人不是什么王老百姓，而是國民黨省黨部調查統計室主任查宗藩。王瑞沅念完這條子后，馬上就有人高喊：“揍他！”但是王瑞沅保持清醒的頭腦，他知道如果一旦打起來，會場就會大亂，正好給敵人以鎮壓的借口，于是他只讓糾察隊員把查宗藩帶出會場。突然一陣陣槍聲從校舍后面的山坡傳過來，子彈“嗖嗖”地從講演會場低空掠過，聽眾只能俯身貓腰聽講。這時正好是費孝通講演，他大聲說：“我們要求和平，在槍聲中我們還是要求和平！”聽眾精神振奮。大家在齊聲高唱“我們反對這個！”的歌聲中散會。

散會時大家憤憤地喊“罷課！罷課！抗議！”我想起“把敵人打回去”的口號，于是和民青盟員吳鳴鏘到新校舍各個宿舍，征求要罷課的同學的簽名，結果收集到700多個簽名，我們連夜用大字報公布出來，表明新校舍的男同學全體都要求罷課。

聯大同學李超英和李昌紹（葛翌）連夜把上課打鐘用的半截鐵軌拆下藏起來，第二天早上沒有上課的鐘聲，成為事實上的罷課。接著，南院的聯大女同學會、南翔街的聯大師范學院同學會、拓東路的聯大工學院的同學會，以及云大、中法大學、英專和許多中學的同學會都先后要求罷課。于是聯大學生自治會改名為罷委會，昆明市學聯改名為市罷聯。選舉聯大、云大、中法大學、昆華女中、云大附中五校代表為常委。

11月26日，國民黨《中央日報》發表消息說：“西郊匪警，黑夜槍聲。”這是把參加講演會的師生誣蔑為匪。看到這消息，群情激憤，都要求派宣傳隊到昆明各街頭宣傳反內戰和講演的真相。

我當時負責宣傳，就開會把報名愿意參加宣傳隊的200多位聯大同學編為十多個宣傳大隊，并介紹他們到市內各中學，找到該校學生自治會的同學，共同組成四五十個宣傳小隊，每隊十多人，分別到昆明市各街區和郊區進行宣傳。國民黨省黨部原來沒有料到學生會有這一手，等到他們醒悟過來，就派出大批特務，毆打宣傳隊員。宣傳隊員分散躲避到附近的商店和住宅中，受到市民的熱情接待。因為經過這些天的宣傳，廣大市民已經基本上知道反內戰的意義了。

為了避免宣傳隊員挨打，市罷聯停止派宣傳隊，改用《罷委會通訊》（鉛印小報）的方式宣傳反內戰，這時罷委會宣傳組已經寫好《昆明市大中學生為反對內戰及抗議武裝干涉集會告全國同胞書》，即《罷課宣言》，鮮明地表達了昆明學生的政治主張：立即制止內戰，要求撤退駐華美軍，組織民主聯合政府，切實保障人民言論、出版、集會、結社、游行、人身自由。另外，針對國民黨反動派鎮壓集會的暴行，《罷課宣言》向國民黨云南當局提出四項具體要求：一、追究射擊聯大的責任；二、取消禁止集會游行的禁令；三、保障同學身體自由，不許任意逮捕；四、《中央日報》改正誣蔑聯大的謬論并向當晚參加大會之人士致歉。此外，《罷委會通訊》先后發表《致各師長書》《告學生家長書》等，由中小學生到昆明各處叫賣，比原來宣傳隊的口頭講演能更廣泛深入地宣傳反內戰的意義。

李宗黃等執行重慶國民黨中央的電令，采取“以組織對組織，以宣傳對宣傳，以行動對行動”的種種手段鎮壓“學潮”。關麟征竟宣稱“學生有開會的自由，我就有開槍的自由”。

國民黨反動當局多次密謀策劃，終于向愛國師生舉起了屠刀。12月1日上午，李宗黃在參加盧漢就任省政府主席的交接儀式后，立即到國民黨省黨部，向集中在那里的黨徒訓話，要他們“效忠黨國”“以流血對流血”。這伙暴徒隨即和軍官總隊、“三青團”省團部的暴徒們會合，攜帶棍棒、鐵條、刺刀、手榴彈等兇器，分頭攻打各校，并用大汽車運大量石塊堆在聯大新校舍外。

上午10時后，一伙暴徒80多人進攻云南大學，撕毀壁報、標語，毆打學生。云大同學利用校舍主樓居高臨下的有利地形，奮力抵抗，暴徒未能得逞，呼嘯而去。另外第二軍官總隊100余人，氣勢洶洶地進攻聯大校本部新校舍。學生們把教室里的黑板、黑板架、桌椅、板凳堆在校門內，像一座小山一樣堵住墻內的校門。暴徒們一時攻不進，一個暴徒正準備向校墻內投一枚手榴彈，導火索已經拉開，這時路過的南菁中學于再老師（中共黨員）上前勸阻，手榴彈突然爆炸，于再受重傷，當天去世。

為保住校門，不讓暴徒沖進來，當時在聯大新校舍校門內，密集了幾百個同學，袁永熙、王漢斌和我也在其中。如果手榴彈投進墻內可能會有幾十人傷亡，于再以自己的犧牲，挽救了幾十人的生命，我們對這位烈士終生難忘，充滿感激。

暴徒們沒能攻進新校舍，轉而進攻附近的南翔街的聯大師范學院。師院同學們與一墻之隔的昆華工校的同學們一起戰斗，暴徒們用手榴彈和刺刀殺死了師院女同學潘琰（中共黨員）、李魯連和昆華工校的張華昌同學，師院繆祥烈同學被炸重傷，后來被迫鋸去一條腿。

當暴徒進攻新校舍時，袁復禮教授出來勸阻。當暴徒進攻聯大工學院時，吳大猷教授出來勸阻，兩位教授均被暴徒毆打。

當暴徒進攻新校舍時，許多同學站在板凳上向約有兩米高的矮墻外的暴徒呼喊“中國人不打中國人！”的口號，被墻外暴徒扔石頭，向大甘、張君平等30多人受傷。

這就是震驚中外的一二一慘案。

慘案發生后，《罷委會通訊》發表了《一二一慘案實錄》《告全國同胞書》《向昆明父老呼吁》等，僅半個月內即印發《一二一慘案實錄》50多萬份。《罷委會通訊》成為宣傳反內戰的有力武器。同時，各種反內戰的標語、口號、大型漫畫貼滿街頭，另外我們將一些主要的宣言、布告翻譯成英文發往海外，擴大了影響。我們每天出動100多個宣傳隊（每隊十多個人）到街頭、工廠、郊區和農村，有的還深入到每家每戶，講說一二一慘案的經過和反內戰的意義；演唱同學們創作的歌曲《兇手你跑不了》《不買〈中央日報〉》；聯大同學王松聲創作了反內戰的街頭劇《凱旋》《告地狀》和《潘琰傳》等，贏得廣泛的同情和支持。

罷聯于12月2日為四烈士舉行入殮儀式，由聯大代常委葉企孫主持，各校師生和各界群眾幾千人沖破敵人的包圍和盯梢前來參加，大家含著熱淚痛哭失聲，向四烈士告別。四烈士靈堂設在聯大圖書館。四烈士畫像旁掛著“黨國所賜”四個斗大的字；懸掛著烈士們的血衣和幾百副挽聯。吊唁文電有“一黨獨裁，遍地是災”等。聞一多為四烈士題的挽詞是“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懼之”，他還給一位聯大同學題詞：“不自由，毋寧死！”

參加公祭的人絡繹不絕，各校學生自治會、省市工商會、省參議會、基督教青年會以及許多工人、農民，云南省的國民黨黨員、軍官、士兵、僧、尼等，僅一個半月內，參加靈堂公祭的團體近700個，共計15萬人次（當時昆明全市人口僅30萬）。

學生群眾的斗爭獲得社會各界的廣泛同情，昆明各大、中學校教師有298人簽名發表宣言，表示與學生同進退，罷教抗議暴行。經過聞一多、吳晗、張奚若等努力，聯大教授會議決定停教一周，并成立訴訟委員會，搜集證據，控訴李宗黃、關麟征、邱清泉等人的罪行。《新華日報》社論指出：教師們以罷教方式支持學生，“更是過去任何一次運動所未曾有過的”。云南省參議會召開臨時會議通過決議，要求省政府立即制止暴行。“工盟”領導的地下印刷廠日夜全力印制《罷委會通訊》及各種傳單。公共汽車售票員協助散發傳單，醫護人員捐助藥品，富人捐助紙張，昆明各界發動廣泛的募捐。云南數十個縣的師生通過集會、募捐、派代表吊唁、寫信等方式，支持昆明的學生運動。

中共中央主席毛澤東說：“援助國民黨區域正在發展的民主運動（以昆明罷課為標志），使反動派陷于孤立，使我黨獲得廣大的同盟者，擴大在我黨影響下的民族民主統一戰線。”在陜甘寧、晉察冀、晉冀魯豫等解放區，先后都有集會聲援。

中共中央南方局的《新華日報》迅速詳細地報道了昆明學生運動的情況，并發表社論指出：昆明的學生運動反內戰的聲音就是全國人民的要求。12月9日，陪都重慶各界人士在郭沫若等人主持下，舉行了對四烈士的追悼大會。上海、武漢、南京、西安、廣州、杭州等大中城市都有群眾聲援行動。

在海外，美國、英國一些報刊、電臺報道了昆明慘案并發表評論譴責暴行；美國西岸六位參議員要求把美軍撤出中國；菲律賓馬尼拉華僑致電昆明市罷委“決意支持昆明學生罷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