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新民主主義社會論是一種過渡性的構想,它的實行對于中共平穩接管政權和恢復秩序起了重要作用。在新民主主義制度存廢的問題上,毛澤東的意向起著決定性的作用。但急于搞社會主義的想法在黨內有相當的思想基礎,根源就在于社會主義理想與新民主主義政策之間存在緊張關系,新民主主義政策很難持久,提早結束反而符合其自身邏輯。

關鍵詞：新民主主義;建國構想;理想與政策的張力;提前放棄

在相當長時間內,人們避談新中國成立之初有過一個新民主主義的建國綱領并曾付諸實行;在論述毛澤東新民主主義理論時,只談新民主主義革命論,較少論及新民主主義社會論。原因很簡單,1953年,毛澤東改變了原來的設想,提前放棄新民主主義,隨后,在不到四年時間里,基本完成了社會主義的改造,新民主主義作為一種社會形態,實在太短促。

改革開放以后,人們發現,現在許多做法,包括發展多種所有制經濟、給予私人企業以合法地位,正是當年新民主主義要做的事情。不少人包括一些高層領導人內心,并非沒有“新民主主義放棄早了”的想法。1985年6月,姚依林曾私下說過:“從今天回頭看,新民主主義階段是否應該長一些?……現在許多事情都是返回去做,為什么那時不就這樣做呢?”①薄一波在回顧歷史事件時寫道:“如果土改后不急于立即向社會主義過渡,不立即動搖私有制,而是繼續實行新民主主義政策”,“那樣,不僅對生產力的發展可能更有利些,而且也可能不至于搞成后來那樣千篇一律的農業集體化模式”②。胡繩、于光遠、杜潤生等人也推崇毛澤東新民主主義社會的理論,認為它是一種獨具創造性的社會理論,對過早拋棄新民主主義不無惋惜③。

不過,這是幾十年后得到的認識。支配歷史進程的是當時人、尤其是最高決策層的普遍觀念。回到歷史,我們會發現,當年毛澤東等人設計的新民主主義社會,不過是過渡到社會主義的準備階段,社會主義在彼岸,新民主主義“在橋上”。由于理論本身的雙重性質和當年中國共產黨人的社會理想,新民主主義政策很難持久,提早結束反而符合其自身邏輯,無論這種選擇對以后的發展是否有利。這里說的不是所謂“歷史必然性”,而是新民主主義構想的內在張力及其發展邏輯。

“新民主主義”的源流

所謂新民主主義社會論,是指在新民主主義革命完成后,要經歷一個新民主主義社會階段。按照最初的設想,新民主主義社會將持續10年、20年,甚至更長時間。新民主主義社會的任務,是在多種所有制基礎上發展生產力,實現從農業國向工業國的轉變,為向社會主義轉變準備條件。

從中共的意識形態來說,新民主主義社會論是一種變通的理論。中共從建立之日起,其理想就是要在中國實現社會主義、乃至共產主義社會。早期中國馬克思主義者普遍接受了《共產黨宣言》中闡述的“兩個必然”,即資本主義必然滅亡、社會主義必然勝利,堅信只有社會主義能夠救中國。中共一大綱領即明確規定,要在中國進行消滅資本主義的社會主義革命。不過,人們很快意識到,在中國立即實行社會主義革命行不通。中共二大接受列寧和共產國際的指導,確定革命分兩步走:第一步先進行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第二步再進行推翻資產階級的社會主義革命。 這兩步怎么銜接?革命勝利后,怎樣過渡到社會主義去?中共內部有過長時間討論④,但未有定論。第一次在理論上給出明確答復的,是1939年12月和1940年1月毛澤東先后發表的《中國革命和中國共產黨》和《新民主主義論》。在這兩篇文章中,毛澤東提出,民主革命勝利后,將不允許“橫插一個資產階級專政”的時期,但也不能立即建立社會主義社會,而是要建立一個“新民主主義的社會”和“新民主主義共和國”作為過渡。在政治上實行“中國各革命階級聯合專政”,政體采用民主集中制的人民代表大會制。在經濟上,走孫中山提出的“節制資本”和“平均地權”的道路。將大銀行、大工業、大商業歸為國有,使國營經濟成為整個國民經濟的領導力量;沒收大地主的土地,將其分給農民,保存富農經濟,不實行社會主義農業,在“耕者有其田”的基礎上發展各種合作經濟;不沒收其他資本主義私有財產,不禁止“不能操縱國民生計”的資本主義生產的發展。在文化上,實行“民族的、科學的、大眾的”文化。新民主主義所以“新”,因為它是共產黨領導的、以社會主義為前途的。毛澤東說:“中國革命的終極的前途,不是資本主義的,而是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的”⑤。

1945年,中共七大進一步發揮了這個思想,對資本主義的歷史作用給予進一步的肯定。《新民主主義論》認為,民主革命后資本主義的發展是“不可避免的結果”,七大則提出“需要資本主義有一個廣大發展”。毛澤東說:“有些人懷疑中國共產黨人不贊成發展個性,不贊成發展私人資本主義,不贊成保護私有財產,其實都是過慮。”⑥“只有經過民主主義,才能到達社會主義,這是馬克思主義的天經地義。”當然,毛澤東所肯定的是“不能操縱國民之生計”的資本主義,他稱之為“新民主主義的資本主義”。對于中國為什么需要資本主義的廣大發展,毛澤東沒有作深入的理論闡述,只是說這種資本主義“性質是幫助社會主義的,它是革命的、有用的,有利于社會主義的發展的”。⑦

如此界定資本主義的歷史作用,在理論上有所依歸。依據人類歷史發展五階段學說,社會主義不可能越過資本主義的發展階段,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廢墟上直接建立起來。在毛澤東新民主主義理論形成過程中,受列寧《社會民主黨在民主革命中的兩種策略》的影響最大⑧。在《論聯合政府》中,毛澤東直接引用了列寧《兩種策略》里的話:“資產階級民主革命,與其說對資產階級有利,不如說對無產階級更有利。”據此,說服黨內同志“不要怕發展資本主義”。⑨毛澤東說:“拿資本主義的某種發展去代替外國帝國主義和本國封建主義的壓迫,不但是一個進步,而且是一個不可避免的過程”。現在的中國“不是多了一個資本主義,相反地,我們的資本主義是太少了”。⑩毛澤東在七大口頭政治報告中,還以俄國民粹派來指稱中共黨內存在的急于搞社會主義的思潮。他說:“所謂民粹主義,就是要直接由封建經濟發展到社會主義經濟,中間不經過發展資本主義的階段。”(11)這些論證的思想資源來自列寧。

當然,如此界定資本主義的作用,與當時提出的“聯合政府”的目標有關。抗戰后期,中共的力量有很大發展,足可與國民黨分庭抗禮,但國民黨占據著中央政府,在實力和影響力上仍然占優。國共雙方隨時準備在抗戰后決一勝負,但一時誰也吃不掉誰。國內各階層呼喚民主改革,渴望戰后和平,擔心內戰爆發。國際上,出現了大國合作和政黨妥協的潮流,美、蘇兩方都不希望中國發生內戰。依毛澤東的判斷,“中國在這一次有成為獨立、自由、民主、統一、富強的中國之可能性”,這種可能性“為近百年來、五四以來、有黨以來所僅有”(12)。經過長時間思考,毛澤東提出了“聯合政府”的口號。基于當時時局和力量對比,這是可以去爭取的目標。從策略上說,提出“聯合政府”的口號,旨在聯合各中間力量逼迫國民黨開放黨禁,承認各政黨合法地位,結束一黨獨裁,實行民主改革,爭取中共在戰后重建中取得主導權。事實上,也發生了這樣的效果。

所謂聯合政府,不只是聯合各中間黨派,如果國共兩黨坐不到一起,聯合政府無從談起。為此,中共在策略上作了調整。毛澤東在《論聯合政府》的報告中,對蔣介石雖然“批評九分”,但也還“留有余地”,有些話沒有說透。當時,毛澤東估計,聯合政府有三種前途:一是國民黨要共產黨“交出軍隊去做官”。二是形式上民主,承認解放區,實質仍是蔣介石的獨裁。第三種前途是以共產黨為中心。前兩種前途都是以蔣介石為首,第三種前途才是毛澤東心目中的“聯合政府”。他說:“我們要建設的國家就是這樣一個國家”,不過“報告不這樣寫”。毛澤東對出現前兩種前途是有所準備的,他甚至沒有完全拒絕到國民政府做官的可能,認為這至少可以“做宣傳工作”。(13)當然,軍隊和解放區是絕對不交出的。如果聯合政府能夠達成,社會革命的任務推延到比較遙遠的下一階段,這是順理成章的事。

中共七屆二中全會的建國構想

新民主主義建國綱領的最后完成,是在1949年3月中共七屆二中全會前后。這時,共產黨打敗國民黨已成定局,共產黨即將執掌全國政權。如果說,新民主主義社會論在抗戰時期提出時,還是一種理論設計,為了樹起一面旗幟,與國民黨爭奪領導權;此時,則是要著手制定一份即刻實行的建國綱領。因此,真正反映中共建國思想的是這一階段的闡述。

中共七屆二中全會確定的建國構想,承續了《新民主主義論》和《論聯合政府》的基本原則,但在提法上有所變化。在政治上,毛澤東提出“人民民主專政”的概念,以代指“各革命階級聯合專政”,放棄了中共六大“工農聯合專政”的提法。所謂“人民”,除了原來所列工人階級、農民階級、城市小資產階級外,加入了民族資產階級,即所謂“四個朋友”。當然,“四個朋友”在人民民主專政中地位不同,民族資產階級不占“主要的地位”,主體是工農,領導是工人階級。故稱為“工人階級領導的以工農聯盟為基礎的人民民主專政”。毛澤東一開始就排除了采用西方議會制和三權鼎立制度的可能,強調在中國采取民主集中制的人民代表大會制度是“很合適的”(14)。

在經濟上,提出三大經濟綱領,即“沒收封建階級的土地歸農民所有,沒收蔣介石、宋子文、孔祥熙、陳立夫為首的壟斷資本歸新民主主義的國家所有,保護民族工商業”。與中共七大相比,區別在第二條,即沒收以蔣、宋、孔、陳為首的官僚壟斷資本,這在七大時是沒有明確的。在土地改革和沒收官僚資本以后,新民主主義社會將存在五種經濟成分,即國營經濟、合作社經濟、私人資本主義經濟、個體經濟以及國家和私人合作的國家資本主義經濟,這五種主要經濟成分“構成新民主主義的經濟形態”。

對這種經濟形態不是放任自流。其指導原則和發展方向是:

必須以發展國營經濟為主體。普遍建立合作社經濟,并使合作社經濟與國營經濟密切地結合起來。扶助獨立的小生產者并使之逐漸地向合作社方向發展。組織國家資本主義經濟,在有利于新民主主義的國計民生的范圍以內,容許私人資本主義經濟的發展,而對于帶有壟斷性質的經濟,則逐步地收歸國家經營,或在國家監督之下采用國家資本主義的方式經營。對于一切投機操縱及有害國計民生的經營,則用法律禁止之。這就是說,在可能的條件下,逐步地增加國民經濟中的社會主義成分,加強國民經濟的計劃性,以便逐步地穩當地過渡到社會主義。(15)

以上是劉少奇1949年6月寫的一段話,它集中地闡述了七屆二中全會確定的方針。這個方針有三個要點:第一,以發展國營經濟為主體,不只是沒收官僚資本,其他帶有壟斷性的經濟也都要收歸國家經營,或在國家監督下經營。第二,對于私人資本主義的政策,是利用與限制并用。毛澤東說:“在革命勝利以后一個相當長的時期內,還需要盡可能地利用城鄉私人資本主義的積極性,以利于國民經濟的向前發展”。但不能“不受限制任其泛濫”,它將在活動范圍、稅收政策、市場價格和勞動條件等幾方面被限制。前提是不能操縱國民生計、對國民生計有益而不是有害,并限定其在國家“經濟政策和經濟計劃軌道內”生存和發展。第三,對于個體經濟的政策也是兩方面。毛澤東說,占整個國民經濟90%的農業經濟和手工業經濟,其經濟形態“在今后一個相當長的時期內”還將是個體的、分散的,但不能“任其自流”,要謹慎地、逐步地而又積極地引導它們向現代化和集體化方向發展,組織生產的、消費的和信用的合作社。這種合作社經濟以私有制為基礎,性質是半社會主義的。(16)毛澤東放棄了此前一度使用的新民主主義即“新資本主義”的說法,認為這個名詞“沒有說明在我們社會起決定作用的是國營經濟、公營經濟……這些經濟都是社會主義性質的”(17)。此時,毛澤東的政策基點是兩方面:一方面“不要急于追求社會主義化”;一方面要“好好掌握”,引導整個經濟“向社會主義經濟發展”(18)。

這種新民主主義經濟形態到底需要存在多久呢?在1948年九月會議上,劉少奇說:“過早地消滅資本主義的辦法,則要犯‘左’傾的錯誤”。毛澤東插話說:“到底何時開始全線進攻?也許全國勝利后還要15年。”(19)在1949年1月召開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上,毛澤東說:完成全國革命任務,這是鏟地基,花了30年。但是起房子,這個任務要幾十年工夫。(20)這是毛澤東較早談及向社會主義過渡的具體時間問題。在這一時期,高層有一個共識,過渡到社會主義需要兩到三個五年計劃的時間,這已經比抗日戰爭時期的設想縮短了許多(21)。究竟具備什么條件才能過渡到社會主義呢?任弼時在七屆二中全會有個發言,說俄國1913年工業占國民經濟的比重是42.1%,而我們現在還只有10%。雖然我們有蘇聯的幫助,轉入社會主義時,工業的比重總不能少于30%。所以,全國革命勝利后,我們仍需要有兩個到三個五年計劃才可轉到社會主義。(22)毛澤東的論證角度相同,他在七屆二中全會報告中說,中國“現代性的工業占百分之十左右,農業和手工業占百分之九十左右”,這90%左右的經濟生活還“停留在古代”,這是“革命勝利以后一個相當長的時期內一切問題的基本出發點”(23)。劉少奇在1949年2月8日寫的《新中國經濟建設的方針與問題》中說,東歐國家過渡了3年,中國可能是10年到15年。但如果有國際干涉,有資產階級暴動,則要立即過渡。(24)從眾多資料看,中共領導人是從兩個方面考慮過渡條件的:一是生產力的性質,即工業化發展階段;一是人民是否準備好接受社會主義前途。我們不難發現,前者是一個確定的指標,是人為難以移易的歷史發展階段;而后者帶有隨機性,取決于力量對比和執政黨的動員能力。這種過渡條件的二元視角,對后來新民主主義制度的存廢有著重要影響。

事實上,中共七屆二中全會前后,毛澤東對于工人階級與資產階級之間的階級斗爭強調得比以前更突出了,更加重視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誰勝誰負”的問題。他提出,在革命取得全國勝利,并解決了土地問題以后,工人階級和資產階級的矛盾就成為國內的基本矛盾,“限制和反限制,將是新民主主義國家內部階級斗爭的主要形式”(25)。“基本矛盾”的提出,埋下了放棄新民主主義的伏筆。按照中共的理論,基本矛盾決定革命的性質。一旦無產階級與資產階級的矛盾成為基本矛盾,甚至上升為主要矛盾,社會主義革命將順理成章提上日程,資本主義經濟也就失去存在的理由。

關于基本矛盾和主要矛盾的提法,最早是劉少奇在九月會議上提出來的。劉少奇說:“在新民主主義經濟中,基本矛盾就是資本主義(資本家和富農)與社會主義的矛盾。在反帝反封建的革命勝利以后,這就是新社會的主要矛盾”(26)。毛澤東完全贊同劉少奇的觀點,他在會上說:“現在點明一句話,資產階級民主革命完成之后,中國內部的主要矛盾就是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之間的矛盾,外部就是同帝國主義的矛盾。”(27)在七屆二中全會上,毛澤東再次申明新中國社會的基本矛盾是資產階級和無產階級的矛盾,并將這一觀點寫進了會議決議,成為全會的共同觀點。毛澤東明確告示:新民主主義社會具有過渡性質,五種經濟成分并存是其經濟形態,但由于社會主義性質的國營經濟起決定作用,其前途必然是社會主義的(28)。只是這時,中共領導人還不想突出與資產階級的矛盾,“以免過早地警覺資產階級”(29)。因為當時還有更主要的敵人和更迫切的任務。

新民主主義綱領的實行

盡管有上述不確定性,新民主主義政綱在新中國成立前后的幾年里還是得到了實行。首先體現在第一屆中央人民政府的組成和《共同綱領》的制定上。1948年5月,中共兌現成立“民主聯合政府”的承諾,向各民主黨派發出協商建國的號召,隨即加緊了爭取民主人士和社會賢達到解放區來的統戰工作。當年9月到次年3月,上海、北平、天津、香港等地的民主人士陸續經秘密交通被接到西柏坡或哈爾濱。1949年6月,民主人士陸續隨中共領導機關移至北平。在討論制定《共同綱領》和協商人事等議程中,中共領導人表現出相當開放的態度,毛澤東等中共領導人對一些資望很高的民主人士禮遇有加,給一些親歷者留下了深刻印象。

9月21日至30日,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在北平召開,參加會議的黨派共14個。除中國共產黨和新民主主義青年團外,有中國國民黨革命委員會、中國民主同盟等11個民主黨派,無黨派人士單列為一派。非中共人士在全體代表中占56%,在中央人民政府6位副主席中占有3位(宋慶齡、李濟深、張瀾),4位政務院副總理中占有2位(郭沫若、黃炎培),在56位中央人民政府委員中約占半數;在政務院下屬34個部、委、院、署、行中,擔任正職的民主黨派、無黨派民主人士共15人,擔任副職的42人,在15位政務委員中民主人士占9位,最高人民法院院長也由黨外人士出任。會議通過的《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共同綱領》,將新民主主義的政治、經濟綱領以法律形式確定下來,規定人民民主專政的共和國是“以工農聯盟為基礎,以工人階級為領導”的“統一戰線的政權”,規定“人民有思想、言論、出版、集會、結社、通訊、人身、居住、遷徙、宗教信仰及示威游行的自由權”。受邀參會的民主黨派之齊全,黨外人士任職之多,的確使新中國第一屆政府有了“聯合政府”的色彩。

延攬如此多的黨外人士進入政府,曾引起中共黨內許多人的不滿。毛澤東解釋說:這樣“好處很多”,“第一,可以‘賺’人,各方面的非黨人物都有當副主席、部長、司令員的,‘朝里有人’,國民黨不打自垮……第二,可以‘賺’來四萬萬人民,賺來土地改革。第三,可以‘賺’一個社會主義。這叫做和平過渡到社會主義”(30)。吸引很大一部分具有管理經驗、專業知識和社會名望的精英進入政府,集聚到共產黨周圍,對于瓦解舊勢力、收攏人心、治理和建設國家都有幫助。然而,這并不意味著允許反對黨的存在。早些時候,有些民主人士提出,要整合出一個強大政黨與中共“發生平衡作用”,意在建立“反對派”。這種主張遭到毛澤東明確反對。毛澤東告誡民主黨派:“這里是要一致,要合作,而不是建立什么‘反對派’也不是走什么‘中間路線’”(31)。從“領導權”看,所謂人民民主專政,與無產階級專政并沒有多大區別。1949年1月,毛澤東就向秘密來華的米高揚交了底,他說:“雖然政府的組織形式和蘇聯、東歐國家有所不同,但其性質與宗旨仍然是在共產黨領導下的,將來的目標是實現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32)

新民主主義政綱主要還是體現在經濟領域。新民主主義經濟既不是傳統的資本主義,也不是傳統的社會主義,而是一種“混合型”經濟模式。它與資本主義的區別在于:(1)發展國營經濟作為領導力量;(2)限制不利于國計民生的資本主義的發展;(3)幫助農民發展互助合作,避免大批農民破產和兩極分化。它與傳統社會主義的區別,實質就是兩條:一是保護私有產權,一是利用市場交易。雖然強調加強經濟的計劃性,但還沒有考慮計劃完全替代市場;雖然估計到會有沖突和矛盾,但可以在新民主主義范疇內解決,而不是用即刻消滅私有產權來解決。聯想到之前俄國十月革命后走過戰時共產主義的彎路,以及之后紅色高棉推行消滅商品、貨幣等極左政策招致敗亡的教訓,有一個新民主主義的理念和政綱,對于中共來說是一種幸運,至少抑制了“農業社會主義”思想的沖擊。這種思想在以農民出身為主體的中共黨內有廣泛的基礎,并且不斷地冒出來。其表現是:在農村工作中,流行要求平分一切土地財產的思想;在城市接管中,出現了平分工商業的思想。這對于即將接管全國政權的共產黨來說,是一個危險的傾向。從1947年底起,毛澤東連發黨內指示,糾正這種“左”的傾向。1948年7月27日,新華社信箱《關于農業社會主義的問答》,批評要求平分一切土地財產、平分工商業的思想是一種“農業社會主義的思想”,認為這種思想“是反動的,落后的,倒退的”。《問答》強調,我們要達到社會主義,“必須經過新民主主義經濟一個時期的發展,在新民主主義社會中大量地發展公私近代化工業”。(33)

1949年初,隨著接管城市越來越多,保護工商業顯得尤為迫切,亟須“自由資產階級”的參與和幫助(34)。當時,私人工商業占有相當大的比重,私人工業總值占全國63.2%,職工人數占全國54.6%;私營商業占比重更在80%以上,從業人員達662萬人。保障市場和穩定就業離不開私人工商業的復工。然而,民族資本家在政權更替之際惶惶然。他們中的多數對蔣介石政府徹底失望,不愿跟隨國民黨到臺灣,也不想“流落海外作白華”,大部分人選擇把企業、資財、人員留在了大陸,但對共產黨心存疑懼,擔心“共產”,害怕被“消滅”,“憂心忡忡,如坐針氈”。在共產黨進城之際,有的撤走資金、隱匿財產、轉移設備,有的跑去香港甚至遠走歐美,多數則消極觀望。中共接管干部又以“少與資產階級接近”為戒,進城以后長期避見資本家(35)。工人中有效法“耕者有其田”而要求“工者有其廠”的激進傾向,出現了清算斗爭資本家的現象,增加了資本家的懷疑和恐懼,“資本家聽不得‘剝削者’這三個字,越聽越怕”(36)。許多私人廠商關門歇業。據華北局報告,天津解放之初,“私人企業開工率不足30%,由于開工不足,上百萬人口生活無著落,北平更多”。

1949年四五月間,劉少奇的天津之行,就是受毛澤東之托去“穩住工商界”,讓私人企業盡快復工。劉少奇到天津后,做了兩方面的工作:一方面,打消資本家的顧慮,幫助他們解決困難;一方面,克服干部和工人中的“左”傾情緒,說服工人不要提出過高要求。劉少奇認為,除了要解決公私矛盾和勞資矛盾以外,還要恢復對外貿易和城鄉溝通,也就是要解決市場問題。毛澤東贊同劉少奇的觀點,把它概括為“公私兼顧、勞資兩利、城鄉互助、內外交流”四句話,后稱為“四面八方”政策。

劉少奇在天津作了許多講話,后來引起爭議的是關于“剝削有功”的說法。針對資本家怕稱自己是“資本家”,怕聽“剝削”二字。劉少奇說,剝削是由社會制度決定的,資本主義的剝削方式代替封建主義剝削方式是一個巨大進步。馬克思說過,資本主義100年間將生產力空前提高,比有史以來幾千年生產的總和還多。從發展生產力看,資本家階級剝削是有其歷史功績的。今天中國資本主義還在青年時代,正是建功立業的時候。今天,資本主義的剝削不但沒有罪惡,而且有功勞。不是工廠開得太多,工人受剝削太多,而是太少。你們有本事多剝削,對國家人民都有利。(37)劉少奇的講話的確“穩住了”天津資本家,也在其他城市起了作用。例如,陳毅就是采用類似的辦法穩住了上海資本家,甚至吸引了一些已經出走的企業家如“火柴大王”劉鴻生、“味精大王”吳蘊初等重返上海。鄧小平后來說:“我們剛進城,最怕的是‘左’”,劉少奇的講話“起了很好的作用”(38)。

然而,劉少奇有關“剝削有功”“剝削越多越有利”的說法,對于以消滅剝削、消滅階級為最高理想的中國共產黨人來說,聽起來很刺耳。先是受到東北局書記高崗的非議,然后有資料說,毛澤東看到講話記錄時,不滿“形于顏色”(39)。毛澤東本人認同劉少奇在天津的工作及其提出的政策(40),但對劉少奇的一些說法很不以為然。5月,毛澤東與天津市委書記黃克誠私下談話時明確講,今后“主要任務還是階級斗爭,要解決資產階級的問題”(41)。這與劉少奇的說法分歧明顯。在利用與限制之間,劉少奇傾向于利用資本主義來發展經濟,毛澤東更重視階級力量的消長和對資產階級的控制。雖然毛澤東要求從接管城市的第一天起,“中心任務”就是“生產事業的恢復和發展”,但他始終沒有忘記同資產階級的斗爭。他的意思是,發展生產不能放松階級斗爭這根弦。

不過,毛澤東這時并沒想立即消滅資本主義。《共同綱領》將新民主主義經濟綱領以法律的形式確定了下來,并把“公私兼顧、勞資兩利、城鄉互助、內外交流”確定為經濟建設的根本方針。社會主義前途并沒有寫進《共同綱領》,但這個前途是毛澤東多次公開亮明了的,在各階層包括民主人士心里也是不言自明的,無論他們是向往還是恐懼(42)。1949年在討論《共同綱領》草案時,曾有民主人士主張寫上社會主義前途,周恩來解釋說:這個前途是肯定的,毫無疑問的,但應經過解釋、宣傳特別是實踐來證明給大家看。“現在暫時不寫出來,不是否定它,而是更加鄭重地看待它。”(43)據說,有黨外人士詢問毛澤東:中國什么時候搞社會主義?毛澤東回答:過渡到社會主義“大概二三十年吧”!(44)這些交談并不說明民主人士比中共領導人更向往社會主義,但是可以說明,社會主義前途在各階層包括民主黨派中是不言自明的事情。中共領導人不將“社會主義前途”寫入《共同綱領》,其用意在穩定人心,避免“強迫于人”;同時,也為避免在執行當前政策時出現混亂。然而,由于沒有一個明確的過渡時間表,反而使隨時結束新民主主義少了法律上的掣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