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務印書館是近代中國最大的私營出版企業，研究商務印書館的社會主義改造具有典型意義。（1）【據統計，民國時期曾出現過1萬多家出版社，但大多資金較少，沒有專職編輯、發行人員，往往一人兼數任。能長久維持下來的不多，至新中國建立，僅剩下200余家。這些小出版社在社會主義改造過程中，大批歇業或者轉業，也有在政府推動下聯營后再改造者，但其人員、資產等問題的處理較簡單，不具改造的典型意義。】從學術史來看，關于社會主義改造研究，人們主要關注的是個體農業和資本主義工商業，而對文化企業的社會主義改造研究不多。其中一個重要原因是文化企業在新中國建立后長期被作為事業單位來看待，突出的是其文化屬性尤其是意識形態功能，而不是其產業屬性。改革開放后特別是進入新世紀，隨著文化體制改革的深入，發展文化產業逐漸受到高度重視。在此時代背景下，部分學者開始將目光投注于20世紀50年代文化領域的社會主義改造，有關于私營報業、電影業、出版業社會主義改造的文章陸續面世，但總的說來數量不多。當然，這些研究成果具有不同程度的拓荒價值。也正是因為拓荒，所以在研究深度、資料的利用和所得結論等方面尚存有很大的空間需要進一步耕犁。例如有的研究主要是從文件到文件，缺乏歷史縱深和分析；有的研究過于粗略，材料運用不充分甚至有重要遺漏等等。有鑒于此，本文擬以商務印書館為典型個案，利用檔案及其他文獻資料，對私營出版業的社會主義改造作更具體的研究。此外，就商務印書館而言，它一直為新聞出版史界所矚目，但研究大多偏重于民國時期，對1949年后的商務印書館關注很少，更談不到對商務印書館社會主義改造問題的專門探究。（1）【20世紀80年代以來，商務印書館研究初期較多集中于張元濟研究。90年代中期以后，海峽兩岸學者及西方學者主要從思想文化史角度展開研究，涉及不同歷史時期商務印書館在中國近代思想文化發展進程中的貢獻以及20世紀60年代王云五在臺灣復辦商務印書館的情況，這些研究無一例外地繞開了50年代商務印書館的社會轉型問題。因此，商務印書館研究專家汪家熔曾指出：“出版史研究活動20年，接觸的絕大部分是建國前的”（汪家熔：《出版史研究二十年印象》，《編輯之友》2000年第3期），呼吁重視對1949年后的出版史研究。】

一、新中國建立前后商務印書館的困境

商務印書館（以下簡稱“商務”）自1897年創館以來，按照現代企業管理方式，逐步確立起以資本運作為核心的公司制，發展成集編輯出版、印刷、發行于一體的綜合性出版企業，特別是“一業為主，多種經營”的經營模式和“二處五部”（2）【以中小教科書為主業，兼及社會科學、自然科學、西學譯著、古籍整理、工具書等。“二處五部”即總經理領導下的總管理處、秘書處二處及生產、營業、供應、主計、審核五部，生產部下設有編審委員會和出版部，后改為出版編審部。詳見王云五《商務印書館與新教育年譜》（江西教育出版社，2008年）第372～373頁。】的組織架構，更為民國時期出版企業紛紛效法。“商務”按照現代商業方式發行書刊。自1903年漢口分館始，各地分支館陸續設立，前后共86處，最發達時約有30多處（3）【汪家熔：《1931年前商務印書館的發行》，《商務印書館史及其他——汪家熔出版史研究文集》，中國書籍出版社，1998年，第120頁。】，同時利用“現批處”、“特約經銷處”及“經銷店”等渠道，構建起上海發行所通過各地分支館（大都在省會城市）和廣泛零售商相聯系的龐大發行網。此外，在北京、上海、香港三地建有印刷廠，印刷設備和技術堪為國內一流。由此，至抗戰爆發前夕，“商務”的出版發行能力已達歷史巔峰，一年的圖書發行數量相當于整個美國出版業的發行總量。（4）【L.W.Pye,' Foreword' , C. Howeed）,Shanghai： Revolution and development in An Asian Metropolis（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81,p. xv.轉引自周武《從全國性到地方化：1945年至1956年上海出版業的變遷》（《史林》2006年第6期）。據“商務”老職工汪家熔回憶，新中國建立前，“商務”出版量占全國一半。參見汪家熔《商務印書館的老檔案及其出版品》（《檔案與史學》1999年第6期）。】抗戰期間，雖受重創，仍能勉強維持。但抗戰勝利后，因國共內戰的爆發與國統區惡性的通貨膨脹，至新中國成立前，中國私營出版業普遍陷入業務衰退、經濟效益滑落狀態，經營困難，尤其是商務印書館、中華書局等大型出版機構，因“船大難掉頭”，處境更為艱難。1948年，商務印書館用紙量僅及1936年的8.8％，而人均用紙量由1936年的341令降至130令，1949年、1950年更分別銳減為27令和17令。此外，新中國建立前夕“商務”總館職工的平均工資與公營、公私合營書店相比，高出200％以上（5）【中國出版科學研究所、中央檔案館編《中華人民共和國出版史料（1950年）》，中國書籍出版社，1996年，第250頁。】，成為造成其經濟困難的另一大因素。“商務”雖有裁員減薪舉措，但成效甚微。其處境恰如“商務”董事長張元濟所言：“公司歷經患難，元氣大傷，現在勉強支持”。（6）【張樹年編《張元濟年譜》，商務印書館，1991年，第542頁。】具體言之：

1.教科書出版業務萎縮，虧損巨大。清朝末年，廢科舉、興學堂，各類學堂對新式教科書的需求，催生了以商務印書館為代表的私營出版業。自清末到民國，教科書出版實行審定制，即由出版企業編輯出版教科書，交學部或教育部審定后即可發行。中小學教科書以其數量大、供應對象固定等特點，在近代中國出版業務中占有很大份額，甚至可以說締造了私營出版業的巔峰時代。當年出版人言：“教科書是書業中最大的業務，不出教科書，就算不得是大書局”（1）【劉寒英：《壟斷教科書印行的“七聯處”之始末》，全國政協文史資料編委會《文史資料存稿選編精選》（9），中國文史出版社，2006年，第140頁。】。1949年之前，中國五家最大的私營出版企業——商務印書館、中華書局、世界書局、大東書局、開明書店，就是以其印售中小學教科書數量之多寡而排列次序的。教科書成為企業盈利的主要來源，對此，商務印書館董事陳叔通直言：“商務發財主要靠教科書”。（2）【陳叔通：《回憶商務印書館》，《商務印書館九十年》，商務印書館，1987年，第135頁。】新中國建立后，宣布廢止國民政府時期的教科書，并實行“教科書國營”政策。（3）【中國出版科學研究所、中央檔案館編《中華人民共和國出版史料（1949年）》，中國書籍出版社，1995 年，第445頁。】這對商務印書館可謂致命打擊（中華書局等亦如是），原有小學課本存貨全部作廢、就地切毀、賣作廢紙，經濟損失慘重。當然，更嚴重的是教科書編輯出版權的喪失，雖然廢止國民政府時期的教科書和“教科書國營”不可能一步到位，需要有一個過渡時期。1949年7月，中共中央宣傳部出版委員會聯合25家私營出版社合資組建華北聯合出版社，此后又仿效北京經驗組建上海聯合出版社，以供應京津、華東地區的中小學教科書。“商務”均參加了上述兩個聯合出版社，但“實物保本”的定價制度使其難以達到盈利目標，無法彌補其經營上的巨大虧損。1950年9月第一屆全國出版會議后，聯合出版社的工作相繼結束，新成立的人民教育出版社成為中小學教科書專業出版機構。由此，以“商務”為首的私營出版業逐漸退出中小學教科書出版市場。即便因國營力量一時薄弱而難以完全承擔起編輯全套中小學教科書的任務，政府從私營出版社教科書中審核采用一部分（4）【中國出版科學研究所、中央檔案館編《中華人民共和國出版史料（1950年）》，第63頁。】，但從1950年秋季用書中“商務”向政府推薦111種教材僅入選10種的情況中（5）【汪家熔：《黎明前后的商務印書館》，《編輯學刊》1997年第3期。】，亦可察知“教科書國營”政策的影響力。

2.出版物難以適應時代要求，組織新稿源困難。“商務”自創建以來奉行“在商言商”的經營原則，而這一指導思想與社會轉型時期的特點、執政之初的中國共產黨的文化理念（尤其重視文化與政治的關系）顯然不相適應，這就導致了“商務”在1949年后遭遇符合新時代要求的稿源極度缺乏的難題。早在1948年9月，“商務”的出版物就因“太缺乏時代性”而不為部分青年讀者所喜愛。據統計，新中國建立前夕，商務印書館2萬多種存書中70％以上已不合時需，無法銷售（6）【戴孝侯：《黎明前后——我在商務長期工作中的一個片段》，《商務印書館九十五年》，商務印書館，1992年，第387頁。】。“商務”也開始意識到存在的問題。1950年，商務印書館董事會在股東年會上就曾向股東說明：“本館創辦以來，已有五十余年，因為歷史的因襲，以致規模較大，分支機構眾多；且前此業務向來避免和政治接觸，以致在時代轉變以后，公司業務遠跟不上政治。”（7）【轉引自汪家熔《黎明前后的商務印書館》（《編輯學刊》1997年第3期）。】因此，“商務”著手調整編輯方針，改變數十年來以編纂中小學教科書及參考用書和工具用書、社會科學、自然科學、西學譯著、古籍整理為主的編輯方針，轉而致力于編纂“合于人民大眾需要之兒童讀物少年讀物及一般人民讀物”、“中學校、職業學校、大學校自然科學及應用技術各教科用書及參考書”、“工業農業醫學各小叢書”、“人民小辭典及中小學生辭典”和翻譯世界著名文藝作品。（8）【《編輯方針》，上海市檔案館藏，檔案號Q431-1-218。】由此不難看出，“商務”一方面力圖跟上時代步伐、努力適應新的政治發展方向；另一方面想在遠離政治的自然科學方面努力作為。1949年7月19日，“商務”董事會決定將原有的編審部改為出版委員會，擬聘請沈雁冰擔任會長。9月，董事長張元濟借北上參加新政治協商會議之機，拜訪“商務”故舊，商談“商務”在新形勢下的發展方向。但此時曾效力于商務印書館的著名編輯出版家如沈雁冰、胡愈之、葉圣陶等人都已在政府擔任要職，使得“商務”應對困境的種種計劃無法實現，而出版的新書如《小學教師學習叢書》、《小學行政設施叢書》、《小學教學技術叢書》、《小學教師自學叢書》等也沒有適銷對路，其原因正是“缺乏新意，不足以適應新時代的需要，作者和讀者的興趣亦由此轉向其他出版社”。（1）【張人鳳：《智民之師?張元濟》，山東畫報出版社，2001年，第229頁。】

3.新中國建立之初的經濟形勢、新的出版制度和政策的制約。“商務”在新中國成立后曾把解困之策寄希望于政府貸款。其依據自然是新中國明確宣示的“公私兼顧”的工商業政策。1949年11月30日，張元濟致函上海市市長陳毅，謂：“再四思維，已瀕絕境，不得已仰求我公體念五十余年民族文化之商務印書館賜予救濟，轉商人民銀行，準許貸款20億元。”（2）【張樹年編《張元濟年譜》，第553頁。】但此時上海市政府為平抑物價正在收緊銀根，不準向私營銀行和私營企業貸款。因此，12月初陳毅明確表示：“商務不能靠借債吃飯，還要從改善經營想辦法，不要只搞教科書，可以搞些大眾化的年畫，搞些適合工農兵需要的東西……編輯只愿搞大學叢書，不愿搞通俗的東西，這樣不要說20億元，200億元也沒有用。”（3）【張樹年編《張元濟年譜》，第553頁。】更嚴峻的是國家決定仿效蘇聯的出版制度逐步實行出版、印刷、發行分工合作，分別部門，各專一類，這對實行編、印、發三位一體企業組織制度的商務印書館及其他大型出版企業來說更具挑戰意義。此外，新中國雖然明確“公私兼顧”的工商業政策，但在實際執行中卻存在“左”的傾向。具體到出版領域，就是“重公營輕私營”，意欲對私營出版業實施“拿過來”政策（4）【中國出版科學研究所、中央檔案館編《中華人民共和國出版史料（1949年）》，第277頁。】，認為“出版事業可以迅速全國國有化，私營的無存在必要，亦無必要加以扶助”（5）【中國出版科學研究所、中央檔案館編《中華人民共和國出版史料（1950年）》，第426頁。】。如華北區新華書店對商務印書館、中華書局采取以貨色對貨色的競爭排擠態度……甚至提請中宣部出版委員會加以沒收。（6）【中國出版科學研究所、中央檔案館編《中華人民共和國出版史料（1949年）》，第343頁。】其他地區亦存在類似問題，如1950年重慶市新聞出版處邀集私營同業召開座談會，“公私關系不協調”問題竟成為討論重點。（7）【中國出版科學研究所、中央檔案館編《中華人民共和國出版史料（1950年）》，第485～486頁。】出版領域中的“左”傾偏向對“商務”等私營出版社的經營無疑雪上加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