調查研究在毛澤東思想中具有重要地位。毛澤東不僅對調查研究做過許多論述，而且親力親為。20世紀60年代初期，在經過“大躍進”和人民公社化運動的曲折后，毛澤東號召全黨大興調查研究之風，并親自組織三個調查組，分赴浙江、廣東、湖南開展調查研究。在此期間，他兩次親臨浙江，一方面指導浙江調查組的工作，一方面親自進行調查研究，對中國社會主義建設道路進行了具有重大意義的理論和實踐探索。這次調查研究對目前全黨堅持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依然具有重要的現實意義。

一

新中國成立后，領導和組織民主革命取得勝利的中國共產黨成為全國執政黨，擔負起領導全國各族人民建設社會主義的重任。為此，中共對在中國建設什么樣的社會主義進行了積極探索，但探索的過程卻歷經曲折，“因為我們各級干部中許多人不懂得社會主義是什么東西”（《毛澤東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第274頁。）。“大躍進”和人民公社化運動后，中共中央和毛澤東開始反思工作中的錯誤。毛澤東號召全黨開展讀書活動和“大興調查研究之風”，試圖從理論和實踐上搞懂什么是社會主義、怎樣建設社會主義。毛澤東親自帶領一個讀書小組到浙江杭州研讀蘇聯《政治經濟學（教科書）》，并結合中國實際，提出了許多見解。接著，毛澤東又于1961年1月下旬到達浙江開展調查研究，并在杭州親自指導浙江調查組的工作。這次大規模的調查研究對中國社會主義建設道路進行了積極探索。

首先，探索調整人民公社的體制和規模。人民公社化運動最初是由高級農業生產合作社的小社并大社引起的。人民公社的基本特點是“一大二公”。當時，毛澤東等中央領導人認為，農業合作社的規模和公有化程度已經不適應生產力發展的要求，由規模較小的合作社合并而成的大社是農業生產“大躍進”的有效組織形式。但在經歷了“大躍進”和人民公社化運動的挫折后，毛澤東開始著重反思這個問題，并組織中央調查組到農村做系統的調查研究。

浙江調查組按照毛澤東關于“抓兩頭”的調查研究方法，經與浙江省委商量，決定在嘉興縣選一個差的生產隊，在桐廬縣選一個好的生產隊，開展調查研究。

嘉興縣選的是魏塘公社和合生產隊（現屬嘉善縣）。魏塘公社和合生產隊（實際上是生產大隊）原來是1個高級社，下分11個生產小隊，共有327戶，1236人，耕地3753畝。這里地處杭嘉湖平原水網地區，土地肥沃，灌溉便利，素有“魚米之鄉”的美譽。解放后，農業很快得到復蘇，群眾的生活水平比較好，每年向國家提供100萬斤左右的商品糧食。但自“大躍進”和人民公社化運動以來，和合生產隊的生產力遭到嚴重破壞，致使社員生活十分困難，集體經濟大為削弱。浙江調查組經過調查后認為，和合生產隊出現的這種嚴重局面，主要原因是“大躍進”運動中的“五風”——“共產風”、浮夸風、命令風、干部特殊風和對生產瞎指揮風所致。

桐廬縣選的是東洲公社五星生產隊（現屬富陽市）。東洲公社五星生產隊位于富春江的一個沖積沙洲上，有2個自然村、7個生產小隊，221戶人家，939口人，耕地1553畝，人均1.6畝。這里從1952年起開展了農業互助合作運動，修筑防洪堤，改善生產條件，既抓糧食生產又抓副業生產，群眾生活不斷改善，生產積極性不斷提高，糧食單產和總產均名列公社前茅。即使在“大躍進”和人民公社化期間，這里也沒有大的波動。浙江調查組發現五星生產隊有道無形的“防風林”，這就是他們繼承和發展了高級社以來深受群眾擁護的政策和制度，在一定程度上阻擋了“共產風”、生產瞎指揮風的侵蝕，較好地調動了群眾的生產積極性，保證了農業生產的健康發展。

毛澤東到達杭州時，浙江調查組已經做了一個星期的調查。2月6日，毛澤東先聽取浙江調查組的匯報。調查組組長田家英向毛澤東著重匯報了和合生產隊的情況，認為主要有三個問題：第一，主要由于“五風”嚴重破壞，造成糧食生產大幅度減產，水稻畝產由常年的400多斤下降到291斤；第二，生產隊的規模太大，共轄11個小隊；第三，社員對公共食堂普遍不滿，不愿意在食堂吃飯，食堂實際上是造飯工廠，不做菜，社員將飯打回去，還得再熱一次。然后，毛澤東又詳細聽取了浙江省委領導同志的匯報，并就有關問題進行了深入探討。2月8日，毛澤東再次與浙江省委領導談話。在此期間，毛澤東還親自找嘉興縣委書記長談，鼓勵縣委書記講真話，再一次詳細了解了和合生產隊變成現在這個樣子的原因，對縣委書記提出了批評。但毛澤東也同意浙江省委領導關于嘉興縣的問題是上面任務壓得太重的意見。嘉興是一個著名的產糧縣，但在“大躍進”期間，農民多產卻不能多吃，嚴重影響了農民的生產積極性，所以糧食嚴重減產。后來毛澤東于3月在廣州召開的中央政治局常委擴大會議上，專門舉了嘉興縣的例子，說明應當實行多產多吃的道理。

在浙江調查期間，毛澤東詳細了解了社隊規模、公共食堂、去掉“五風”、實行退賠、農民自留地等問題。他專門要求浙江省委研究一下把核算單位放在過去的初級社（生產小隊）是否比放在過去的高級社（生產隊）好。通過在浙江的調查研究，毛澤東對兩個問題有了比較明確的意見：一是社、隊規模要劃小，生產小隊的權力要擴大；二是食堂要多種多樣，有的人也可以不參加食堂。這是毛澤東關于調整人民公社規模和體制問題的重要意見，特別提出以生產小隊為基本核算單位，這在當時的中共領導人中是第一個。

其次，闡述了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的精神準備、輿論準備問題。怎樣建設社會主義，這是以毛澤東為核心的第一代中央領導集體全力探索的一個重大問題。“大躍進”運動后，毛澤東深入思考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的精神準備、輿論準備問題，并在浙江進行了一次最系統的闡述。

在“大躍進”和人民公社化運動遭遇到嚴重挫折后，毛澤東和中共中央開始認識到社會主義經濟建設并不像原來想象得那樣容易，它同戰爭一樣，有著自身的發展規律。1959年底至1960年初，毛澤東在浙江研讀蘇聯的《政治經濟學（教科書）》時就表示，他下決心要搞通經濟學這門學問。他從1960年底至1961年初召開的中央工作會議開始講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的精神準備、輿論準備問題，到浙江調研的沿途也不斷和各省領導講，如他對江蘇省委領導說：我們搞民主革命是有精神準備、輿論準備的，對搞社會主義、搞社會主義的經濟建設的精神準備、輿論準備是非常不夠的，對社會主義如何搞法、社會主義經濟建設如何搞法缺乏研究。

這次在浙江，毛澤東最系統地闡述了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的精神準備和輿論準備問題。毛澤東從孫中山領導的民主革命講起，講到中共領導的民主革命和現在正在進行的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毛澤東最后強調：“孫中山領導的民主革命，我們領導的民主革命，有充分的輿論準備”，“民主革命經過了長期艱苦的道路，從鴉片戰爭算起，到一九四九年，有一百零九年，中間犯了許多錯誤，到七大才一致起來。轉入社會主義革命，很多人沒有精神準備，很多人不是為社會主義而參加我們隊伍的”（《毛澤東傳（1949—1976）》（下），中央文獻出版社，2003年，第1125頁。）。

正是通過這次調查研究，毛澤東對社會主義建設的規律有了新的認識。他在1961年6月的中央工作會議上說：“社會主義誰也沒有干過，沒有先學會社會主義的具體政策而后搞社會主義的。”在1962年1月召開的擴大的中央工作會議上，毛澤東又進一步指出：“在社會主義建設上，我們還有很大的盲目性。社會主義經濟，對于我們來說，還有許多未被認識的必然王國。拿我來說，經濟建設工作中間的許多問題，還不懂得”，“對于建設社會主義的規律的認識，必須有一個過程。必須從實踐出發，從沒有經驗到有經驗，從有較少的經驗，到有較多的經驗，從建設社會主義這個未被認識的必然王國，到逐步地克服盲目性、認識客觀規律、從而獲得自由，在認識上出現一個飛躍，到達自由王國”。（《毛澤東文集》第8卷，第276、302、300頁。）

毛澤東的這一系列談話，表明他對社會主義建設規律的認識產生了一個飛躍。

再次，對加強干部關于社會主義建設規律的教育和學習提出了要求。毛澤東早在1938年就指出：“政治路線確定之后，干部就是決定的因素。”《毛澤東選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526頁。在探索中國社會主義建設道路的過程中，毛澤東多次強調要加強干部的教育和學習，使他們認識社會主義建設規律。

毛澤東在浙江調研的途中，每當談到干部問題時，總是講浙江省只有一個縣委書記能把三級所有制、按勞分配、價值法則、等價交換說清楚。他在調研中反復強調要開辦訓練班，對干部進行教育。

毛澤東認為，社會主義建設，從我們全黨來說，知識都非常不夠。我們應當在今后一段時間內，積累經驗，努力學習，在實踐中逐步加深對它的認識，弄清楚它的規律。因此，他對浙江省委的領導講：“要抓緊干部的教育，使他們懂得什么是共產主義，什么是社會主義。全民所有制、集體所有制，這都是社會主義性質的。自留地是個人所有制的尾巴，并不危險。不懂得社會主義革命和社會主義建設這些道理，就會死人的。”（《毛澤東傳（1949—1976）》（下），第1125頁。）

毛澤東在浙江調查研究期間，對調整人民公社規模和體制的重要意見，對中國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的精神準備、輿論準備的思考和論述，對加強干部認識社會主義建設規律的教育和學習，為中共探索中國自己的社會主義建設道路積累了寶貴經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