起步階段的三線建設發展迅速。僅1965年就完成全部搬遷計劃的40%。1965年建成和部分建成的項目，接近在建項目的40%。1966年除繼續進行已上馬的重點項目外，貴州、甘肅、四川的一些大型項目開始上馬。這一年還計劃從一、二線續遷和新遷項目150多個。在三線建設的過程中，一大批工人、科技人員和干部及其家屬聽從黨和政府的召喚，離開熟悉的城市，離開眷戀的故鄉，奔赴祖國的大西南和大西北，艱苦奮斗，辛勤工作，無私地奉獻了他們的才智、心血和年華。

在三線建設陸續展開的同時，以戰備為中心編制和調整“三五”計劃的工作，也在緊張地進行。由于毛澤東多次表示對計劃工作的不滿，1965年初成立了一個由余秋里等五人組成的“小計委”，實際主持國家計委的工作。“小計委”初步提出了“立足于戰爭，從準備打仗出發，把加強國防放在第一位；加快三線建設，改變工業布局，發展農業，大體解決吃、穿、用，加強基礎工業和交通運輸，把屁股坐穩，發揮一、二線生產潛力，有目標有重點地積極地發展新技術”的“三五”計劃方針。1965年3月，周恩來在向中央書記處匯報“三五”計劃問題時，明確指出第三個五年計劃雖然要立足于打仗，搶時間，改變布局，加快三線建設，但仍然要重視發展農業，大體解決吃穿用，加快建設以鋼鐵和機械為中心的基礎工業，并提出三線建設“必須充分依靠一、二線現有的工業基礎”，“一、二、三線要相互促進”，不同行業的布局要從具體情況出發，不能片面強調在三線的比重等重要思想。6月，毛澤東在聽取編制“三五”計劃的匯報時，一方面從加強戰備、加快三線建設的需要出發，提出農輕重的次序要違反一下，吃穿用每年略有增加就好；另一方面又強調對老百姓不能搞得太緊，第一是老百姓，不要喪失民心，第二是打仗，第三是災荒，計劃要考慮這三個因素。對于“三五”計劃，毛澤東還有一個指導性看法，就是要留有余地。他說：鑒于過去的經驗，欲速則不達，還不如少一點慢一點能達到。要根據客觀可能辦事，絕不能超過客觀可能，按客觀可能還要留有余地。這是毛澤東鑒于以往建設中求多求快的經驗教訓提出的。他認為，這是一個“原則問題”。

1965年9月，國家計委向中央工作會議提出《關于第三個五年計劃安排情況的匯報提綱》，在突出強調三線國防建設、著重于改變工業布局的同時，還提出“三五”計劃的主要指標為：五年內工農業總產值、農業總產值和工業總產值，平均每年分別遞增9%、5%—6%和11%。1966年3月，毛澤東在給劉少奇的一封信中，提出在今后15年內基本上實現農業機械化的任務，并從關注人民生活和調動地方積極性的角度，闡述了備戰、備荒、為人民的思想。他說：第一是備戰，人民和軍隊總得先有飯吃有衣穿，才能打仗，否則雖有槍炮，無所用之。第二是備荒，遇了荒年，地方無糧棉油等儲蓄，仰賴外省接濟，總不是長久之計。一遇戰爭，困難更大。第三是國家積累不可太多，要為一部分人民至今口糧還不夠吃、衣被甚少著想；再則要為全體人民分散儲備以為備戰備荒之用著想；三則更加要為地方積累資金用之于擴大再生產著想。他還說：備戰、備荒、為人民，這是最好地同時為國家的辦法，還是“百姓足，君孰與不足”的老話。此后，“備戰、備荒、為人民”實際上成為從執行“三五”計劃開始的較長時期內，指導我國國民經濟發展的一個重大戰略思想。

“三五”計劃的制定和三線建設的展開，是加快實現我國農業、工業、國防和科學技術四個現代化進程的一個重要步驟，對于改善我國國民經濟布局、推進中西部落后地區的經濟社會發展有較大作用。三線建設的實施，對于提高國家的國防能力是完全必要的。但是，由于對戰爭作了立足于“早打”、“大打”的估計，三線建設在部署上要求過急，鋪開的攤子過大；注重了戰備要求，忽視了經濟效益，增加了建設費用，造成不少浪費。

摘自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著：《中國共產黨歷史 第二卷（1949-1978）》（上冊），中央黨史出版社2011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