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毛澤東看來，從第一次鄭州會議以來，中央一直在領導全黨努力糾正“左”的錯誤，而彭德懷、張聞天并未參與這種努力。毛澤東堅信總路線、“大躍進”和人民公社的方向是正確的。１９５８年的成績是主要的，缺點錯誤屬于工作中的問題，只是十個指頭中的一個指頭；上海會議作出《關于人民公社十八個問題的決定》，人民公社“共產風”的問題已經大體解決；１９５９年５月提出鋼指標降為１３００萬噸，已經“完全反映了客觀實際的可能性”。廬山會議只需要在這個基礎上統一認識，通過一個調整指標的決定，大家照此去努力工作，形勢就會繼續好轉。而彭德懷等卻要求進一步深入糾“左”，系統總結教訓，清理工作作風方面“左”傾錯誤的根源。因此，毛澤東認為，彭德懷等不是跟他一道去糾正工作中的缺點錯誤，實際上是對總路線、“大躍進”、人民公社表示懷疑和反對，是向他和黨中央的領導“下戰書”，因而是右傾的表現。

當時，對“大躍進”和人民公社，黨內外國內外有不少議論。一些干部、群眾和黨外人士通過各種渠道向中央反映了對當前形勢的憂慮以及對領導工作中缺點錯誤的看法，其中也有否定“大躍進”和人民公社的意見。一些人認為，現在臺灣的內政搞的不錯。蔣介石初到臺灣，還以為共產黨的政權可以鞏固下去的，還沒有回大陸的打算，可是大陸現在成了這樣，就鼓勵了蔣介石回大陸的野心。

毛澤東把這些批評和意見看作對黨的攻擊，把它們同廬山會議上中央領導層內部的爭論聯系起來，同1956年在反冒進問題上的分歧聯系起來，又把國內的批評和爭論同西方對中國的攻擊和蘇聯赫魯曉夫對中國的批評聯系起來。毛澤東于是得出結論：黨正處在內外夾攻之中，右傾已成為當前的主要危險。出于這種判斷，他決心發動反擊。

７月２３日，毛澤東在大會上發表長篇講話。他說：現在黨內外夾攻我們，有黨外的右派，也有黨內那么一批人，無非是講得一塌糊涂。我勸黨內的一部分同志，講話的方向問題要注意，在緊急關頭不要動搖。有些人在關鍵時刻就是動搖的，在歷史的大風大浪中就是不堅定的。現在，又表現了資產階級的泄氣性、悲觀性、動搖性，不能正確地對待革命的群眾運動，重復了１９５６年反冒進的錯誤，在帝國主義和資產階級的壓力下右起來了。他們不是右派，但已把自己拋到右派的邊緣去了，距右派還有三十公里，因為右派很歡迎這個論調。對于彭德懷信中的“小資產階級狂熱性”、“有失有得”、“比例失調引起各方面的緊張”等說法，毛澤東逐一加以嚴厲批評。

這個講話使會議氣氛驟然緊張，形勢急轉直下。會議主題由糾“左”變為反右。７月２６日，會議傳達毛澤東的指示：事是人做的，對事，也要對人。要劃清界線，問題要講清楚，不能含糊。同日，毛澤東還批示印發李云仲向他反映意見的一封信。他在批語中說，現在黨內外出現了一種新的事物，就是右傾情緒、右傾思想、右傾活動已經增長，大有猖狂進攻之勢。他還指出，反右必出“左”，反“左”必出右，這是必然性；現在是應該反右的時候了。

由于黨內不少人對１９５８年經濟工作指導思想上的“左”傾錯誤缺乏深刻認識，由于毛澤東在全黨長期享有崇高威望，由于黨內個人崇拜現象的滋長，再加上少數人推波助瀾，在７月２３日大會后，批評的矛頭集中指向彭、黃、張、周，形成一邊倒的局面。如果說２３日后的幾天對彭德懷等人的批判還圍繞著他們在會上的言論展開，那么，２６日后毛澤東“對事也要對人”意見的傳達和對李云仲信批語的印發，批判彭德懷等人的調子明顯升級，批判內容轉為包括清算“歷史舊賬”在內的全面揭發和批判。許多人在發言中指責彭德懷等人要在廬山掀起一場斗爭，反對總路線，攻擊毛主席，代表右傾機會主義向黨猖狂進攻，犯了路線錯誤。彭德懷等人雖然無法接受毛澤東的分析和會議的批判，但在高壓之下也不得不在小組會上作檢討。

７月３１日和８月１日，中央政治局常委召開兩整天會議，對彭德懷進行批判。會議認定彭德懷的信是“右傾機會主義的綱領”，說他與黃克誠、張聞天、周小舟等人結成“反黨集團”，進行有計劃、有組織、有準備、有目的的活動，把矛頭指向黨中央、毛主席和總路線。林彪還說彭德懷是“偽君子”、“陰謀家”、“野心家”。

８月２日至16日，黨的八屆八中全會在廬山召開。此次全會是接續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舉行的。毛澤東在全會開始時的講話中提出，要討論兩個問題：第一是修改指標問題，向全國人大常委會建議將鋼鐵糧棉等指標壓低；第二是路線問題。他說：我們反了九個月的“左”傾，現在基本上不是這一方面的問題了，廬山會議不是反“左”的問題，而是反右的問題。因為右傾機會主義在向著黨、向著黨的領導機關猖狂進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