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改革開放的總設計師、國際戰略家鄧小平同志以高超的政治智慧，果敢決策，改變了20世紀70年代聯美遏蘇的“一條線”戰略，實行獨立自主不結盟的外交戰略。這一重大戰略轉變，是鄧小平經過冷靜觀察和縝密分析，對國際形勢和時代特征作出科學的、實事求是的分析和判斷基礎上形成的。不結盟外交戰略的選擇及其付諸實施，給中國獨立自主外交政策的執行帶來了極大的主動性，把中國獨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推向一個新境界，為改革開放和現代化建設贏得了一個十分有利的國際環境。

[關鍵詞]鄧小平；不結盟外交戰略

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的新時期，改革開放的總設計師、國際戰略家鄧小平根據國內中心任務的需要和國際形勢的發展變化，總結新中國成立后30年來外交工作的經驗教訓，以高超的政治智慧，果敢決策，對共和國外交政策進行了及時、重大的調整和充實，改變了20世紀70年代聯美遏蘇的“一條線”戰略，實行獨立自主不結盟的外交戰略。鄧小平曾明確指出：“中國的對外政策是獨立自主的，是真正的不結盟。”^[1]P57不結盟外交戰略的選擇及其付諸實施，把中國獨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推向一個新境界，開創了新時期中國外交的新局面，為改革開放和現代化建設贏得了一個十分有利的國際環境。

一、不結盟外交戰略提出的前提和科學依據

制定正確的對外戰略的基本前提和重要依據，首先在于對國際形勢的正確估量和判斷，對當前時代特征的科學分析和把握。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伴隨著撥亂反正和國內安定團結的政治局面的形成，我們獲得了一個心平氣和、認真觀察國際形勢的良好時機。鄧小平把實事求是的思想路線運用于觀察國際問題，以高度的政治敏銳力和鑒別力，對國際形勢和世界主題逐步提出新的見解，對戰爭與和平問題逐步做出新的判斷。

戰爭與和平問題歷來是判斷國際形勢全局的重大問題。總體而言，新中國成立以后，中國對戰爭與和平問題的分析與判斷是根據列寧關于帝國主義和無產階級革命時代的理論為指導的。列寧認為，在帝國主義時代，資本主義國家政治經濟的發展呈現出極大的不平衡，必然導致后起的帝國主義國家為爭奪市場、投資場所、原料產地和重新瓜分世界而發動戰爭。這一判斷曾為相繼爆發的兩次世界大戰所證實。之后，斯大林又作了進一步闡述。他指出，和平運動可以使戰爭得以防止和暫時推遲，但帝國主義仍然保持，仍然存在，因而戰爭的不可避免性也仍然是存在的。

列寧、斯大林的觀點和論斷，在相當長時期內代表著馬克思主義者的普遍看法，一直是包括中國在內的各社會主義國家對戰爭與和平問題的基本認識。因此，盡管新中國成立以來，毛澤東反復闡述新的世界大戰有兩種可能性，即世界大戰的危險依然存在，但推遲或制止世界大戰的可能性也很大。如1956年他在《論十大關系》的報告中對國際形勢做出這樣的判斷：“現在，新的侵華戰爭和新的世界大戰，估計短時期內打不起來，可能有十年或者更長一點的和平時期”，“認為原子彈已經在我們頭上，幾秒鐘就要掉下來，這種形勢估計是不合乎事實的” ^[2]P26。基于此，新中國成立初期一直到20世紀50年代，中國把爭取和平、為國內建設創造一個和平安全的國際環境作為對外工作的目標和方針，并在實踐中率先倡導了著名的和平共處五項原則，參加了有益于世界和平的日內瓦會議和萬隆會議。但可惜的是，這種客觀、正確的分析判斷在60年代未能堅持下去。由于受“左”的思想影響，加之客觀上來自東西方兩面夾擊的強大壓力（中蘇分裂、中美對抗加劇）以及美國侵越戰爭的升級，傳統思維模式在中國領導人的分析和判斷中又占據主導地位：改變了50年代對戰爭與和平問題的正確估計，忽視了東西方六七十年代已開始的緩和進程，夸大了美蘇爭奪導致戰爭的危險性，認為世界大戰不可避免，甚至是迫在眉睫。這充分體現在黨的九大政治報告中：“決不可以忽視美帝、蘇修發動大規模侵略戰爭的危險性。我們要作好充分準備，準備他們大打，準備他們早打。準備他們打常規戰爭，也準備他們打核大戰。”^[3]P210以此為前提，對世界主題和時代特征的分析判斷也出現偏差，高估了世界革命形勢，強化了戰爭與革命的時代主題。

進入20世紀80年代，國際形勢發生了重大變化。以美蘇冷戰為特征的世界兩極政治格局，經過長期爭霸已到了強弩之末，戰爭的威脅在日趨減少，和平的力量在不斷擴大。鄧小平經過冷靜觀察和縝密分析，對戰爭與和平問題逐步作出新的論斷。1980年1月，他在題為《目前形勢和任務》的講話中這樣指出：“如果反霸權主義斗爭搞得好，可以延緩戰爭的爆發，爭取更長一點時間的和平。這是可能的，我們也正是這樣努力的。”^[4]P241表達了世界戰爭可以避免，至少是可以推遲這樣一個重要觀點。這一認識隨著國際形勢的發展而逐步深化。1983年3月，他在分析了國際形勢和美蘇戰略力量對比變化后斷言：“大戰打不起來，不要怕，不存在什么冒險的問題。以前總是擔心打仗，每年總要說一次。現在看，擔心得過分了，我看至少十年打不起來。”^[1]P251984年10月，鄧小平在與聯邦德國總理科爾談話時進一步指出：“1974年你來訪問，我們曾經談到戰爭危險，現在我們對這個問題的看法有一點變化。我們感到戰爭的危險仍然存在，仍要提高警惕，但防止新的世界戰爭爆發的因素在增長。”^[5]P1711985年3月，他在會見日本商工會議所訪華團時，又強調指出：總起來說，世界和平的力量在發展，戰爭的危險還存在。所以，我們多年來一直強調戰爭的危險。后來我們的觀點有點變化。我們感到，雖然戰爭的危險還存在，但是制約戰爭的力量有了可喜的發展。^[1]P105從以上的講話中，我們可以看出，自20世紀80年代初以來，鄧小平就一直在反復考慮關于制約或爆發世界大戰的兩種可能性，哪種可能性更大的問題。到了1985年6月的軍委擴大會議上，鄧小平經過深思熟慮，以超人的膽識、縝密的思維，深刻分析了世界戰爭力量和和平力量此消彼長的情況，認為世界和平力量的增長超過戰爭力量的增長，“在較長時間內不發生大規模的世界戰爭是有可能的，維護世界和平是有希望的。”^[1]P127這是一個意義十分重大、影響極為深遠的戰略決斷。

不僅如此，鄧小平還創造性地豐富和發展了毛澤東、周恩來外交思想，把維護世界和平的斗爭引入了一個嶄新的階段。在過去相當長的一個時期，在維護世界和平、反對戰爭的斗爭中，我們曾一度偏重于政治、軍事斗爭，忽略了經濟發展這一和平因素。鄧小平把和平與發展有機結合起來，把發展視為制約戰爭、防止戰爭，以至消除戰爭的重要因素，以發展促和平。這是因為，世界和平的維護有賴于南北關系的改善和發展中國家的發展。如果沒有發展中國家經濟實力的充分發展作為強有力的和平支柱，世界和平往往會缺乏堅實的基礎，難以鞏固和持久。發展問題解決得越好，越能保持世界的和平。在此基礎上，鄧小平從紛繁復雜的世界形勢中審時度勢，進一步概括出和平與發展是當今世界主題的英明論斷，取代了過去的戰爭與革命的主題。他指出：“國際上有兩大問題非常突出，一個是和平問題，一個是南北問題。還有其他許多問題，但都不像這兩個問題關系全局，帶有全球性、戰略性的意義。”^[1]P96后來他又進一步概括指出，現在世界上真正大的問題，帶全球性的戰略問題，一個是和平問題，一個是經濟問題或者說發展問題。

鄧小平的上述論斷，是在堅持馬克思主義關于時代特征的傳統理論觀點基礎上的與時俱進發展，它精辟地揭示了當代國際關系的本質特征，正確闡明了20世紀80年代我國所處的國際大環境，為對外戰略的重新選擇和調整提供了科學依據。

二、不結盟外交戰略提出的現實需要和可能性

進入20世紀80年代，美蘇爭霸的態勢較之70年代發生很大變化。蘇聯的霸權主義自食惡果，在阿富汗戰爭中陷入被動，軍事上未能速戰速決，欲進不能，欲罷不甘，國力減弱；而美國則在醫治越南戰爭創傷后國力有所回升。里根政府上臺后，實施“擴軍抗蘇，重振國威”的新戰略，加強了對蘇爭奪的主動性。在與蘇聯的軍備競賽中，美國因執行龐大的“戰略防御計劃”即“星球大戰計劃”而逐步擺脫70年代的劣勢局面。這樣，美蘇較量由70年代蘇攻美守的戰略態勢變為美蘇對峙，互有攻守，各有得失。在這種美蘇爭霸勢均力敵的形勢下，在中美蘇政治大三角的國際格局中，中國作為獨立于美蘇之外的一支重要力量，必須在外交上維持“政治均勢”，將自己處于中立。否則，如果同任何一方結盟或建立戰略關系，把中國偌大力量放到美蘇天平的任何一端，都勢必影響世界力量對比的平衡，不利于國際局勢的穩定，也不利于中國作為一支和平力量在“兩極”之外獨立自主地發揮積極作用。

此外，在這一重大戰略的調整中，中美、中蘇關系的微妙變化，也起到了不可忽視的促進作用，直接引發了這次戰略調整。基于對蘇霸共同的戰略考慮，中美于1979年1月實現了兩國關系的正常化。但進入80年代，中美關系出現了曲折甚至一定程度上的倒退，究其原因是美國決策者的錯誤認識造成的。他們認為，中國軍備落后，中國為對抗蘇聯的威脅而與之建立戰略關系，是中國有求于美國，而美國無求于中國。他們以戰略關系要挾，企圖迫使中國在一些重大原則問題上讓步，其中最突出的就是臺灣問題。中美兩國剛一建交，美國國會就通過了《與臺灣關系法》。該法案違背中美建交協議，明確規定將繼續向臺灣提供武器和“防御服務”。里根政府上臺后，聲稱要“充分實施”《與臺灣關系法》，大力發展與臺灣的“老朋友”關系，在繼續向臺出售武器問題上愈演愈烈，并把逐步減少售臺武器與“臺灣問題的和平解決”扯在一起。美國政府這種侵犯中國主權、公然干涉中國內政的霸權主義做法，引發了1981－1982年中美關系的危機，中國政府作出了強烈反應。1981年初，鄧小平在同來訪的美國參議院共和黨副領袖史蒂文斯等客人談到發展中美關系的原則立場時表示：“以為中國有求于人的判斷，會產生錯誤的決策。”“不會像美國有些人所說的那樣，中國出于反對蘇聯的戰略會把臺灣問題吞下去，這不可能。”^[4]P377隨后，在黨的十二大開幕式上，他再次強調：“任何外國不要指望中國做他們的附庸，不要指望中國會吞下損害我國利益的苦果。”^[1]P3鄧小平在向世人明確表明中國堅定立場的同時，開始對中美戰略關系進行深入思考，這成為中國政府果斷決策改變“一條線”戰略的一個重要因素。正如1984年鄧小平談到中國外交戰略的變化時所說，“中國對全球戰略看法的一些變化，主要來自美國的變化。來自美國的變化中最深刻的是臺灣問題。《與臺灣關系法》對中國人民的傷害是不能低估的。”^[6]P278

中美關系出現曲折，中蘇關系卻有了轉機。進入20世紀80年代，蘇聯經濟形勢日趨嚴峻，與美國長期軍備競賽使經濟難以支撐，對外也由于入侵阿富汗而在國際社會中陷于空前孤立，內外交困迫使蘇聯不得不改變以往強硬的對華政策，作出改善蘇中關系的姿態。1982年3月，蘇聯最高蘇維埃主席團主席勃列日涅夫在塔什干的群眾大會上發表講話，首次表達了改善蘇中關系的愿望，聲稱蘇聯愿意與中國商定雙方都可以接受的改善蘇中關系的措施，包括政治、經濟、科學、文化關系。中國方面作出積極的反應。僅隔一天，中國外交部發言人舉行新聞發布會，表示注意到了這個講話。中國方面也希望改善中蘇關系。因為隨著國內工作中心的轉移，需要有一個和平安全的國際環境，其中周邊環境尤為重要。蘇聯是中國最大的鄰國，兩國擁有7000多公里長的共同邊界，這是任何人都無法改變的地緣政治現實。為了給國內經濟建設創造一個有利的周邊環境，以便能夠脫出身來把注意力更多地投入到經濟建設上，中國迫切需要緩和中蘇邊界的緊張局勢，實現兩國關系的正常化。此外，經濟方面，蘇聯在20世紀50年代幫助新中國建設的156項工程的機器設備，經過近30年的使用，到了需要改造或更新的時候，這也需要同蘇聯開展經濟技術交流。這一時期，對蘇聯國家性質的認識也開始改變，不再把蘇聯稱為“社會帝國主義”。現實需要和理論認識上的轉變，都促使中國謀求與蘇聯關系的改善。而要實現中蘇關系的改善，“一條線”的對外戰略顯然不適宜了。

三、不結盟外交戰略提出的國際經驗和啟示借鑒

20世紀60年代，美蘇超級大國爭奪勢力范圍的斗爭對廣大新獨立國家的主權和安全構成越來越大的威脅，他們不愿卷入兩大集團之間的沖突，迫切要求團結合作，走和平中立和不結盟的道路，這樣，不結盟運動應運而生。1956年7月，南斯拉夫總統鐵托、印度總理尼赫魯和埃及總統納賽爾在南斯拉夫的布里俄尼島舉行會晤，提出了不結盟運動的思想。其后，經過5年的醞釀和籌備，1961年9月，第一次不結盟國家和政府首腦會議在南斯拉夫首都貝爾格萊德舉行。與會25個國家共同發表和平宣言，宣告了不結盟運動的誕生。此后，不結盟運動愈來愈發展壯大，成為國際政治舞臺上一支不容忽視的、獨立的、非集團的政治力量。不結盟運動所確立的不結盟、獨立自主、非集團原則和反帝、反殖的立場，也得到越來越多的第三世界發展中國家的擁護和支持。

中國政府對不結盟運動給予堅決支持，在國際事務中與不結盟運動保持著良好的合作。1961年9月9日，不結盟運動誕生之初，《人民日報》即發表社論指出，社會主義國家中國“一向贊成和支持民族獨立國家的和平中立政策和不結盟政策”，“這些民族獨立國家在擺脫了殖民統治、走上獨立發展道路以后，拒絕參加帝國主義的軍事集團，反對帝國主義在自己的國土上建立軍事基地，主張同社會制度不同的國家和平共處，這不僅符合自己的民族利益，而且對于削弱帝國主義戰爭勢力，加強世界和平力量，具有積極的作用。”^[7] 1979年6月18日，五屆全國人大二次會議的政府工作報告中指出：“我們高度評價不結盟運動奉行獨立自主和非集團的政策，支持它反帝、反殖、反對一切形式的外來統治和霸權的正義立場。”^[8]同年9月2日第六次不結盟國家和政府首腦會議的前夕，中國政府致賀電指出，“中國政府堅決支持不結盟國家的正義立場和積極行動”，并相信“廣大不結盟國家依靠自己的團結力量”，“將為進一步發揮不結盟運動的積極作用作出更大貢獻”。^[9]中國政府對不結盟運動的支持和擁護，本身就說明了對其獨立自主、和平中立和不結盟政策的肯定和贊賞。只是限于當時的國際條件，從國家安全考慮，中國還不能加入不結盟運動。隨著20世紀80年代國際條件的許可，不結盟運動的成功經驗引起中國政府的關注，為新時期外交戰略的重新選擇和調整提供了啟示和借鑒。1992年，在第10次不結盟國家和政府首腦會議上，中國正式成為不結盟運動觀察員國。

四、不結盟外交戰略的實施及成效

新中國成立以來，面對不同時期來自國際上的主要威脅，中國選擇了結盟或準結盟戰略，曾先后實施過聯蘇抗美“一邊倒”的外交戰略和聯美遏蘇“一條線”的外交戰略，有力地保障了國家安全，但也因此對中國的獨立自主形成某種程度上的制約，削弱了自身處理國際事務的靈活性和自主性。在和平與發展的時代背景下，實施不結盟戰略對中國堅持獨立自主外交，真正獨立自主地決定和處理對內對外事務無疑是最佳選擇。

正是基于上述因素，鄧小平決定改變聯美遏蘇“一條線”的外交戰略，實行更為靈活與自主的不結盟的外交戰略。在鄧小平的指導下，早在1981年，中國政府就開始調整自己的對外政策包括對美政策，不再強調同美國發展戰略關系。黨的十二大前夕，中國政府改變集中反對蘇聯霸權主義的戰略方針，強調“反對霸權主義，維護世界和平，不管這種霸權主義來自何方”。 ^[10]黨的十二大正式宣布中國“堅持獨立自主的對外政策”：中國決不依附于任何大國或者國家集團，決不屈服于任何大國的壓力。1984年5月，鄧小平會見巴西總統菲格雷多時明確指出：“中國的對外政策是獨立自主的，是真正的不結盟。中國不打美國牌，也不打蘇聯牌，中國也不允許別人打中國牌。”^[1]P571985年6月，鄧小平在軍委擴大會議上正式宣布放棄“一條線”的戰略，同時宣告：“我們奉行獨立自主的正確的外交路線和對外政策，高舉反對霸權主義、維護世界和平的旗幟”，“堅定地站在和平力量一邊，誰搞霸權就反對誰，誰搞戰爭就反對誰”，“我們中國不打別人的牌，也不允許任何人打中國牌，這個我們說到做到”^[1]P128。應當指出的是，所謂“真正的不結盟”，既包括不與任何大國結成同盟或建立戰略關系，不依附于某個大國，做他們的附庸；也包括不把一些中小國家、第三世界國家羅致在自己的周圍，由自己當盟主。中國一方面反霸，同時自己也永遠不稱霸。這種真正的不結盟，使中國的獨立自主外交更加成熟、更加完善。對此，鄧小平曾告誡我們：“人們說，中國在第三世界處于特殊的地位。我們說，中國只是第三世界的一員”^[4]P416，“第三世界有一些國家希望中國當頭。但是我們千萬不要當頭，這是一個根本國策。這個頭我們當不起，自己力量也不夠。當了絕無好處，許多主動都失掉了。中國永遠站在第三世界一邊，中國永遠不稱霸，中國也永遠不當頭。”^[1]P363中國“永不當頭”的思想，正是“真正的不結盟”外交戰略在處理同發展中國家關系問題上的具體體現。實踐證明，只有堅持這一原則，才能增強中國在國際事務中的分量，更好地發揮我們應起的作用，更好地維護發展中國家的根本利益。

只有真正的不結盟，才有真正的獨立自主。不結盟外交戰略的實施，給中國獨立自主外交政策的執行帶來了極大的主動性，把中國獨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推向一個新境界，較之先前我們對獨立自主和平外交政策的堅持和運用更加自如，更富有成效。它有利于發揮外交的靈活性與主動性，在國際事務中發揮日益重要的作用，有利于中國同世界各國的友好交往與合作，也有利于保持世界的戰略平衡和國際局勢的穩定，為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贏得了一個十分有利的國際環境。

今天的中國繼續堅定不移地奉行獨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始終根據事情本身的是非曲直決定自己的立場和政策，堅持在和平共處五項原則基礎上同各國發展友好合作，堅持同所有國家都交往，同誰都交朋友，同各國人民一道，為世界的和平與發展、為人類進步事業、為推動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而不懈奮斗。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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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外交部檔案館.偉人的足跡:鄧小平外交活動大事記[M].北京：世界知識出版社，1998.

[7]人民日報社論.進一步加強反對帝國主義和殖民主義的統一戰線[N].人民日報，1961-09-09.

[8]政府工作報告：一九七九年六月十八日在第五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二次會議上[N].人民日報，1979-06-26.

[9]新華社.中國政府堅決支持不結盟國家的正義立場和積極的行動[N].人民日報，1979-09-03.

[10]新華社.黃華歡宴聯合國秘書長一行 黃華同佩雷斯·德奎利亞爾舉行會談[N].人民日報，1982-08-21.

（作者系中央黨史和文獻研究院第七研究部研究員）

（來源：《中國井岡山干部學院學報》2024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