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內容提要］推動俄羅斯傳統文化實現創新發展，開展蘇維埃社會主義文化建設，是列寧晚年深入思考的重要問題。列寧站在新的時代高度，堅持以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的立場、觀點、方法研究和考察歷史文化遺產問題，形成了對待傳統思想文化的科學態度和方法論。列寧堅持將馬克思主義的真理性與俄國發展的特殊性相結合，將歷史文化遺產與現代文明的發展相統一，論述了歷史文化遺產轉化發展的目標與原則，推動俄國歷史文化遺產在社會主義文化建設中發揮了重要作用。

［關鍵詞］列寧 文化遺產 傳統文化

“文化遺產”是列寧在分析俄國文化傳統、剖析各種文化思潮、制定蘇維埃俄國文化發展戰略時使用的重要概念。列寧不是孤立地靜止地認識和對待文化，而是歷史地辯證地分析和闡釋文化，認為文化是一個包括“傳統、習慣以及一個民族的政治心理、政治情感等”在內的內涵豐富的概念，“無產階級文化并不是從天上掉下來的，也不是那些自命為無產階級文化專家的人杜撰出來的”，而“應當是人類在資本主義社會、地主社會和官僚社會壓迫下創造出來的全部知識合乎規律的發展”，發展社會主義文化必須“確切地了解人類全部發展過程所創造的文化”，并把俄國民主主義思想遺產、資本主義文化成果以及包括合作社在內的俄羅斯歷史文化傳統等，均概括為“文化遺產”。除“文化遺產”外，列寧還使用了“現有文化”“陳跡的舊文化”“民族文化”等概念來描述歷史文化遺產。列寧強調，決不能否認歷史文化遺產的意義，企圖隔斷歷史文化傳統，以脫離實際生活的“實驗室道路”來創造所謂的純粹的無產階級文化的主張，是完全錯誤的。必須科學分析歷史文化遺產，傳承和弘揚歷史文化遺產中的優秀內容，以建設社會主義先進文化。

一、列寧關于歷史文化遺產思想的歷史語境

列寧的文化遺產理論產生于特定的歷史時期，在他領導俄國革命斗爭的生動實踐中逐漸臻于成熟與完善，這一理論深刻回答了為什么要珍視文化遺產、如何挖掘以往文化的寶貴成就、怎樣積極轉化歷史文化遺產使其適應現代文明的發展需要等一系列重大理論與實踐問題，宣示了無產階級政黨對待歷史文化與歷史傳統的立場、觀點、方法。這是文化發展史上的新突破，也是對馬克思主義的新發展。追溯列寧文化遺產理論形成發展的歷史環境，可以概括為以下四個時期。

第一個時期是19世紀末與自由民粹派在繼承“60年代遺產”問題上的論戰。“60年代遺產”是指19世紀60年代俄國革命民主主義者所具有的三個特征：“對于農奴制度及其在經濟、社會和法律方面的一切產物充滿著強烈的仇恨”；“熱烈擁護教育、自治、自由、西歐生活方式和整個俄國全盤歐化”；“堅持人民群眾的利益，主要是農民的利益……他們真誠相信農奴制度及其殘余一經廢除就會有普遍幸福，而且衷心想要促進這一事業”。這些成為推動俄國社會發展進步的思想文化傳統。早期民粹派具有民主主義色彩，曾試圖尋找過實現社會主義的階級力量。但是，他們錯誤地認為實現社會主義的階級力量不是工人階級而是農民。“到民間去”運動失敗后，大多數民粹派分子與沙皇專制制度妥協，自由主義傾向占據上風，蛻變成自由民粹派。自由民粹派拋棄了民粹派反對封建剝削的革命傳統，在自己的綱領中僅提出了一些諸如乞求沙皇政府增加貸款、興辦各種合作社、擴大耕地等改良主義的要求。此外，自由民粹派對揭露其思想實質的馬克思主義者十分仇恨，在報紙上制造輿論，污蔑俄國馬克思主義者“根本不愿意與過去有任何繼承性的聯系，并且堅決拒絕遺產”，誣蔑他們與民粹主義的徹底決裂就是與“俄國社會優秀部分的優秀傳統斷絕了關系”。為此，列寧撰寫了《我們拒絕什么遺產？》一文，駁斥了自由民粹派宣揚俄國布爾什維克拋棄了革命民主主義理論遺產的錯誤論調。在該文中，列寧通過對比19世紀60年代民粹主義與啟蒙者、俄國馬克思主義者的觀點，明確指出民粹主義與60年代的遺產和傳統“正相抵觸”，俄國馬克思主義者非但沒有割斷民主主義的線索，而是更深入、更徹底地對歷史遺產進行了補充，分析了資本主義的各種矛盾。列寧對民粹主義錯誤的文化觀點的批判，構成了列寧文化遺產理論的起點，據此所形成的蘊含唯物辯證法深刻內涵的文化觀點，為此后繼續探討歷史文化遺產問題奠定了思想基礎。

第二個時期是1908—1911年俄國第一次資產階級民主革命失敗后，無產階級由退卻開始轉入進攻時期，列寧發表了紀念列夫·托爾斯泰的六篇專論，說明了繼承歷史文化遺產對無產階級革命的重要性，賦予了文化遺產理論新的內容。列寧結合俄國革命的特點和面臨的革命形勢，對托爾斯泰的思想作了深刻的馬克思主義分析。他指出，盡管托爾斯泰的學說存在明顯的矛盾和不足，但無產階級應當“接受這份遺產，研究這份遺產”。這是因為托爾斯泰所處的時代，即“1861年以后到1905年以前這個時代”，是俄國歷史的轉折點。在這個時期，俄國農村經濟生活中隨處可見農奴制的痕跡和殘余，同時，資本主義蓬勃生長并且得到統治階級的培植。因此，托爾斯泰主義的內容是東方制度的即亞洲式制度的思想體系，是用天真的宗法制的農民的觀點批判“現代社會所借以維持的一切制度——教會、法庭、軍國主義、‘合法’婚姻、資產階級科學——的內在的虛偽”。也就是說，托爾斯泰一方面以巨大的力量、信念和真誠提出了許多有關現代政治制度和社會制度的基本問題，另一方面卻對無產階級所領導的世界范圍的解放斗爭抱著極其冷漠的態度。因此，俄國工人階級要研究這份遺產，以“更清楚地認識自己的敵人”，克服俄國人民在革命中暴露出來的弱點，進行自覺的、一貫的、堅持到底的、不可調和的斗爭。

第三個時期是第一次世界大戰前夕，即俄國革命高漲時期，列寧在反對俄國取消派和崩得分子的民族主義錯誤傾向中，論述了布爾什維克黨在民族文化遺產問題上的綱領性觀點，即以階級的觀點分析民族文化現象。崩得分子基于維護資產者利益的目的，“反對揭露和闡明階級鴻溝，把階級鴻溝掩蓋起來”，散布超階級的民族文化，籠統地說它只是包含了地主、神父和資產階級的文化。列寧指出，這是“離間民族，并且實際上是促使一個民族的工人同該民族的資產階級接近”，會嚴重腐蝕工人，將使爭取自由的事業和無產階級斗爭的事業遭受極大損失。為此，列寧與散布超階級的民族文化的自由派資產階級進行了堅決斗爭，用階級觀點觀察現代的民族生活和民族文化，提出了“每一種民族文化中，都有兩種民族文化”的理論，打破了崩得分子分裂工人的企圖，為分析民族文化遺產提供了方法論上的科學指導。

第四個時期是蘇維埃俄國社會主義建設時期，列寧強調要合理利用歷史文化遺產，認為這是鞏固和保衛蘇維埃政權、領導俄國建設社會主義的重大問題。十月革命勝利后，特別是國內戰爭結束后，年輕的蘇維埃共和國獲得了短暫而又可貴的喘息時機，為布爾什維克黨領導人民群眾鞏固蘇維埃政權、建設社會主義提供了難得的歷史機遇。列寧果斷地抓住這一歷史時機，把工作重點從政治斗爭、革命和奪取政權等方面“轉到和平的‘文化’組織工作上去”。問題的復雜性在于，雖然掃清了社會主義建設的政治障礙，“新經濟政策在經濟上和政治上都充分保證我們有可能建立社會主義經濟的基礎”，但是文明的進步，即文化所涉及的社會各個方面的發展卻落在了政治變革的后面，列寧曾熱切期望的無產階級及其先鋒隊的文化并未表現出先進的、積極的、理性的力量，蘇維埃國家各項事業的發展都受到文化落后的嚴重困擾。根據這一實際情況，列寧將文化建設的任務更加緊迫地提到了黨的議事日程，指出俄國無產階級既有政權又有各種資源，所缺少的主要東西正是文化，因此，“必須利用資本主義為反對我們而創造的一切文化珍品”，以建成完全社會主義的國家。

縱觀列寧理論創造和革命實踐的整個過程，其關于歷史文化傳統或文化遺產的范疇和含義的論述，主要體現在三個基本方面：一是從社會發展歷史階段的角度，列寧對文化遺產的設定有一個時間上的參照，認為文化遺產應當是在蘇維埃俄國成立之前的時代中沉淀下來的文化資源。他指出，俄國社會民主黨人善于發揚傳統文化，同時也是19世紀60年代的“遺產保存者”。二是從歷史文化遺產的現實作用的角度，論述了傳統文化與無產階級的社會主義文化相背離，已經不能適應時代發展需要，而且歷史文化遺產中的舊文化觀念的頑固性以及舊思想的滯后性在不同領域仍有顯現，對現代社會造成了嚴重的不良影響。三是對歷史文化遺產在社會發展中不斷顯現的積極因素進行科學分析，提出要以積極的態度對文化遺產中的優質內容進行保存和發展。如經濟方面，列寧認為“合作社是一筆極大的文化遺產，必須加以珍視和利用”；在政治管理和執政方法上也要向舊社會尋求經驗和借鑒，從先前那個階級中找到“掌握管理技術、具有管理國家和管理經濟經驗的人才”；在保存文物方面，專門設立了負責博物館工作、保護古代藝術品和古物的委員會，同時撥專款修復文物和收購藝術品。由此可以得知，歷史文化遺產不僅是文學藝術、科學技術等純粹文化形式的外顯，還涵蓋與之相聯系的經濟、政治和社會內容等更加寬泛而深刻的含義，因而其是同社會生活的一切方面結合在一起的十分深刻的文化現象和文明成果。總之，列寧在新生的蘇維埃俄國所進行的改造歷史文化遺產的偉大工作，就是為了充分利用以往的文化成果，為大規模的社會主義新文化的蓬勃發展創造條件，進而建成完全社會主義的國家。

二、列寧對待歷史文化遺產的辯證思維

在列寧看來，“應當辯證地探討人類思想、科學和技術的歷史”，因為這種科學方法全面掌握著對象運動中貫穿始終的基本矛盾和要素，從而在復雜的現象中把握住事物的實質及運行演化的趨勢和方向。因此，列寧以辯證的科學方法為基點，全面客觀地對文化遺產產生的時代背景、歷史基礎進行了詳細考察，分析概括了文化遺產的本質屬性和基本特征，進而強調在社會主義條件下以聯系的、發展的觀點正確認識并合理運用文化遺產，反對在這一問題上的絕對化和片面性傾向，使其“既被克服又被保存”、既被否定又被肯定、既被繼承又被變革。

第一，深入剖析歷史文化遺產的內在本質，揭示了傳統思想和文化的二重性。人類社會的思想文化是以物質生產資料為基礎建構起來的，是一定時代人們社會生活實踐的產物和表現，文化的發達程度總是要與“相當的物質基礎”匹配。列寧堅持從經濟條件出發來闡明俄國歷史文化遺產的本質，指出在經濟、社會演進的各個不同時期，“政治、民族文化、風俗習慣等等條件各不相同”。俄羅斯文化的生成發展先后經歷了農奴制經濟、工役制經濟、資本主義經濟幾個階段，工役制是農奴制的直接殘余，農奴制與工役制對貧窮負債的農民的奴役和侮辱最根深蒂固。當“把俄國拉上資本主義道路的經濟發展的力量”日漸強大，“地主—農奴主不能阻撓俄國同歐洲商品交換的增長，不能保持住舊的、崩潰的經濟形態”時，農奴制改革發生，改革給俄國帶來了“進步”與“文化”，但這無疑是與私有制聯系在一起的，不過是改變了剩余產品的形式，改善和改進了剝奪生產者的生產資料的方法。因此，俄羅斯的歷史文化遺產是中世紀的饑餓同最新的文明進步并存的一種文化現象。這一文化現象存在著下述二者之間的對立：一方面，“籠統說的‘民族文化’就是地主、神父、資產階級的文化”。俄國的封建專制統治長達1000年，1861年農奴制改革后，“已在文化方面以及其他方面取得特別迅速的成就”，但仍保留著嚴重的封建殘余，這“是文化發展的最兇惡和最危險的敵人”，因此其文化不可避免地包含著保守和落后因素。另一方面，整個俄羅斯的文化和俄羅斯民族的全部歷史中還存在別的成分，不發達的民主主義和社會主義文化還在發揮影響。由于農民、工人、革命知識分子遭受著“世所未見的最殘暴、最無恥的剝削”，在這種社會生活條件下，覺醒的受壓迫勞動群眾奮起反抗、斗爭，創造了自己的文化。因此，列寧指出，俄國的歷史文化遺產“不僅是一種否定的而且是一種肯定的巨大文化力量”，簡單肯定一切或否定一切的兩種傾向必然走向兩個極端。必須科學區分其中的精華與糟粕，在同“普利什凱維奇、古契柯夫和司徒盧威之流”的文化作斗爭時，總是要同“以車爾尼雪夫斯基和普列漢諾夫的名字為代表的”文化區別開來。

第二，闡明了文化發展的歷史傳承規律，反對在“空地上”創造無產階級文化。列寧不是以抽象的“純粹的”形式提出文化問題，而是從普遍聯系的觀點出發，考察文化的發展，指出與新的社會結構相適應的嶄新文化發展階段與前一階段存在著相互依存的關系，“條條大道小路一向通往，而且還會通往無產階級文化”，這證明了把蓬勃新生的社會主義文化同現有的民族文化割裂開來的企圖是完全錯誤的。列寧指出，新文化不僅是在同舊文化的斗爭中，也是在總的歷史文化條件的影響下成長起來的，不可能脫離過去時代的一切物質和精神生產而在“空地上”創造出來，而應當是人類在剝削制度條件下積累起來的“全部知識合乎規律的發展”。馬克思主義正是以人類文明發展歷程中一切有價值的成果為基礎，從而“贏得了世界歷史性的意義”。據此，列寧確定了關于批判地繼承歷史文化遺產是有效發展新文化的必要條件這一原則。然而，在創建蘇維埃政權的初期，當革命浪潮日益猛烈地席卷全國并破壞著舊世界的基礎的時候，出現了蔑視和徹底摧毀舊文化者，主要包括各種現代主義流派的鼓吹者、未來派、無產階級文化派和其他“左派”藝術的代表們，以及稍晚一些時候出現的拉普派等文學團體。無產階級文化派的理論是這類觀點最全面、最完整的體現和反映。在無產階級文化派看來，無產階級應當與生活、群眾相隔絕，在實驗室、講習所、工作間中制造出一種先進的文化，這種文化是一種毫無聯系的、特殊的、排除了所有異己的“階級混雜物”的文化。列寧對這種文化上的虛無主義觀點進行了嚴厲駁斥，指出在革命急劇地改變舊生活方式的年代，“不管文化遭到怎樣的破壞，都不能把它從歷史生活中除掉”。這是因為，即便是在革命成功以后的長時期內，以前的階級在許多方面依然保持著巨大的事實上的優勢，他們還有貨幣，有某些動產；有組織和管理的技能，知道一切管理“秘訣”；有較高的教育程度；有無比高超的軍事技能；等等。只有利用他們所取得的文化成就，才能把俄國引向文化繁榮。

第三，以發展的眼光看待歷史文化遺產，“同我們接受下來的愚昧、不文明、粗野等遺產作斗爭”。列寧從世界文明演進的大視野中審視俄國的文明發展程度，對歷史文化遺產表現出的落后形態有著極為深刻和徹底的認識。他指出，在文明程度方面，俄國比西歐最落后的國家還要落后，是“一個最野蠻的、中世紀式的、丟人地落后的亞洲國家”，因此必須善于拋棄過去時代的麻木不仁的和窒息一切生命的腐朽東西。要做到這一點，就需要作出極大的努力和斗爭。一方面，在蘇維埃政權建立的初期，全盤接受資本主義文化的錯誤傾向對正確看待歷史文化遺產造成了一定的干擾。列寧指出，只要從資本主義向共產主義的過渡沒有結束，“剝削者就必然存著復辟希望，并把這種希望變為復辟嘗試”，“照例要進行長期的、頑強的、拼命的反抗”。因而，十月革命后，還有“極少數資本家、想保留資本主義惡習的先生們”和“寄生蟲、老爺、騙子等等資本主義傳統的保持者”，鉆在故紙堆里以學術研究為名建立各種思想中心，竭力美化并宣揚剝削階級的意識形態。列寧對這股反動倒退的、維護舊風氣的文化思潮進行了抨擊，明確指出，用過去的“建筑材料”建設共產主義的俄國時一分鐘也不要忘記“它是有歷史條件的和有歷史局限性的”，必須徹底戰勝地主、資本家最深刻、最強烈的思想上的反抗。另一方面，從舊社會那里繼承下來的古老的俄羅斯觀點、半野蠻人的習慣、充滿小組習氣和非常缺乏黨性的心理，“直到現在還用千萬條繩索和鏈條束縛著我們，把我們拖向后退”。列寧指出，俄國革命取得了輝煌的勝利，“等級制的老根，即封建制度和農奴制度在土地占有制方面的殘余，也被我們徹底鏟除了”，但革命沒有立刻超出資產階級革命的范圍，從前的傳統雖然已被打翻，但是還沒有被消滅，它像空氣一樣包圍著我們，并滲進了無產階級隊伍。為此，列寧深刻指出，當清除了外部障礙、摧毀了舊制度、進入到同舊社會“遺留給社會主義的傳染病、瘟疫和潰瘍”進行斗爭的時期，應堅持用工人階級幾十年來在爭取政治自由的斗爭中形成的習慣、風氣和信念，來影響、感染并教育人民群眾，把俄國舊式思想作風的痕跡清除干凈，從而為俄國文化繼續進步發展創造有利條件。

三、列寧推動歷史文化遺產轉化的目標向度

國內戰爭結束后，俄國從軍事戰線的斗爭轉到勞動戰線的斗爭。列寧不失時機地提出，雖然粉碎資產階級制度遺留下的糟粕是一項重要的工作，但是這絲毫不妨礙“我們轉向另一方面的任務——建設任務”，整個歷史文化遺產的改造歸根到底要落實到服務國家建設上。這說明，列寧在著手進行舊文化改造時，就清楚地提出改造的最終目的是“在破壞了的封建基地和半破壞的資本主義基地上”，推動歷史文化遺產轉化成新的文化。列寧對經過發展和改造后的文化，做了根本性質、發展程度、實際狀態等多方面的構想。

第一，把舊的文化改造成新的、社會主義的文化。“一個階級如果不從政治上正確地看問題”，就不能完成它的文化生產任務。列寧認為，我們有待改造的東西還有很多，決不能讓“陳舊的、腐敗的、死亡的東西的密網死死纏住新鮮的、年輕的、生氣勃勃的東西”，舊文化必須經過質的改變，確立并鞏固為社會主義的思想體系。因此，頭等要事是確立馬克思主義的指導地位，將舊文化改造成新的觀念樣態與社會意識，以科學世界觀為指導進行文化生產與創作。其一，這種新文化是對蘇維埃政治制度起支撐作用的文化。列寧指出，蘇維埃制度的建立標志著無產階級專政形式的實現，但新生政權的國家機關的狀況是很糟糕的。鑒于此，列寧主張從發展社會主義文化著手推進政治文化的建設，為無產階級專政的蘇維埃制度構筑文化基石。列寧指出，今后在發展文化方面，“我們每前進一步和每提高一步都必定要同時改善和改造我們的蘇維埃制度”。其二，這種新文化是充分體現“新的社會聯系、新的勞動紀律”的文化。在不同的經濟生產以及必然由此產生的社會結構上，聳立著由不同情感、意向、社會關系構成的整個上層建筑。在舊社會的基礎上，“出現情緒極其低落、任何組織性都喪失殆盡等一系列現象，是完全不可避免的”。在新社會，“必須使我們自己奪得的東西……用日常勞動紀律這種穩定的形式鞏固下來。這是一項最困難而又最能收效的任務，因為只有解決這項任務，我們才能有社會主義的秩序。”其三，這種新文化能為科學創造提供充分而自由的環境。資本主義所達到的科學成就，是以往任何時代都無法比擬的，“它解決了極復雜的技術問題，但是由于千百萬人的貧困和無知，由于一小撮百萬富翁愚蠢的吝嗇，它又阻礙了技術改良的實現”。“只有無產階級革命才能挽救正在毀滅的文化和正在毀滅的人類”，使人們自身以及包括科學與文化在內的活動的一切方面，得到充分發展。

第二，把舊文化改造成與現代文明相適應的高度發展的文化。列寧指出：“整個俄國的落后，特別是俄國農業的落后所表明的已經不是資本主義的落后，而是一種為落后論進行辯護的獨特性。”小生產者由于自己的一點點產業而對舊的資產階級社會戀戀不舍，而舊事物愈是受到維護，無產階級也就愈有必要向人民表明：“要使整個蘇維埃建設獲得成功，就必須使文化和技術教育進一步上升到更高的階段”。實際上，在俄國，即便是資產階級的文化狀況也不能與西歐一個普通國家的文化水平相提并論。對蘇維埃來說，文化的發展要與社會發展的總趨勢、整個文明世界中總的經濟形勢和政治形勢相適應，“不是在小農國家的水平上，不是在這種普遍的局限性的水平上堅持下去，而是在不斷地前進、向著大機器工業前進的水平上堅持下去”，無論如何要使蘇維埃共和國轉向文明發展的新軌道，“我們的希望就在這里，而且僅僅在這里”。俄國社會歷史發展和俄國革命的進程并非一開始就在設定好的、理論規定的道路上發展，在社會歷史的深刻變革背景下，“社會主義現在已經不是一個遙遠將來，或者什么抽象圖景，或者什么圣像的問題了”。但是，沒有與現代文明要求相匹配的“普魯士的鐵路秩序”“美國的技術和托拉斯組織”“美國的國民教育”，社會主義是無從設想的，擺脫精神上貧困的唯一出路是在大機器工業這個基礎上建設一切，使一切有價值的人類文明成果在俄羅斯深深扎下根來。列寧進一步指出：“社會主義的物質基礎只能是同時也能改造農業的大機器工業。但是不能停留在這個一般的原理上。必須把它具體化。適應最新技術水平并能改造農業的大工業就是全國電氣化。”這樣，才能為活躍滿目瘡痍的國家經濟、為組織大規模的工業建設、為徹底結束舊式的農民耕作奠定堅實的基礎，文明的生活才算有了真正的保證。現代大工業的技術基礎所能引起的文化上的變革是巨大的，把農民解救出來，也使工人“免受煙霧、灰塵和泥垢之苦”。人民對文化的需求將增長數百倍，進而使俄國向現代文明邁進。

第三，把舊文化改造成適合本國國情和民族特色的文化。列寧反復強調，文化的發展不能偏離本國國情與“民族的整個歷史生活所規定的道路”。首先，無產階級應當充分認識到今后應該建設什么樣的文化。歷史上任何一次深刻而強大的人民運動都不免會有骯臟的泡沫泛起，不免有冒險家和騙子、吹牛大王和大喊大叫的人混雜在沒有經驗的革新者中間，不免有瞎忙亂干、雜亂無章、空忙一陣的現象，取得十月革命勝利的布爾什維克黨必須建設蘇維埃俄國新的文化。新的文化是為當前經濟和政治形勢的每一特點所規定的，現實的情況即使還不能使我們準確地確定每一步的走法，至少也可以使我們看到實際的困難，因此擬定的發展目標應當同目前形勢的特殊性結合起來。第一次世界大戰和國內戰爭使俄國社會經濟遭到嚴重破壞，曾經輝煌燦爛的文化被摧殘殆盡，因此必須把發展蘇維埃國家的新文化、提高人民群眾的文化知識水平，同經濟發展需要緊密聯系在一起，以滿足人民群眾對接受教育、提高文化素養的不斷增長的需求。其次，要照顧到各民族“在文化上和生活上的特點”。歷史的發展使俄國成為龐大的多民族國家，民族成分十分復雜。蘇維埃俄國的最終目的不是把各民族分開，而是力求使它們接近、融合，形成新的民族關系。這就要求在文化建設和文化發展上消除民族之間的隔閡，任何一個民族都不能壓迫其他民族或妄自尊大，要“支持一切促進各民族間日益緊密的聯系和促進各民族打成一片的措施”。這就要在黨的領導下，采取積極有效的措施，通過召開各民族的社會民主黨人的專門代表會議，進行充分的民主討論，匯聚各民族的代表共同研究和制定文化發展戰略，以保證各民族文化在社會主義文化發展中取得平等地位，形成相互促進的關系。

四、列寧轉化發展歷史文化遺產的實踐原則

“舊東西我們不應該拒絕。”問題的復雜性在于，存在于舊文化中的合理成分與社會主義制度所要求的內容有著本質上的區別，這就要依據馬克思主義世界觀和現實生活條件創造出無產階級的文化基礎。列寧在領導蘇維埃俄國社會主義建設實踐中確立并被實踐證實了的關于歷史文化遺產轉化為社會主義文化的根本原則和經驗總結，把舊事物中的一些因素以改變了的形式肯定下來，使以往社會形態所培育的文化成果在經過特定的歷史階段后，進一步完善和發展，在社會主義條件下煥發出新的生機活力。

第一，堅持黨在歷史文化遺產改造工作上的領導權。列寧指出，社會主義大廈的“圖樣我們早已繪好，它的地基我們曾經奮力爭奪并且已經牢固地奪取到了，大廈所用的材料我們已經備足，現在就應當……嚴格執行實際工作的領導者的命令，應當把這座大廈建造，建造，再建造。”一是通過工人監督，對資本主義企業“產品的生產和分配實行全民的、包羅萬象、無處不在、最精確、最認真的計算”。由于受經濟文化發展水平和人民覺悟水平的限制，蘇維埃俄國并不能臆造工作組織形式，只能依靠大資本主義的經驗和取得的成就。列寧指出：“在現代國家中，除常備軍、警察、官吏這種主要是‘壓迫性的’機構以外，還有一種同銀行和辛迪加關系非常密切的機構，它執行著大量計算登記工作。”因此，可以把大銀行、辛迪加、郵局、消費合作社和職員聯合會“當做現成的機構從資本主義那里拿過來，而我們在這方面的任務只是砍掉使這個極好機構資本主義畸形化的東西，使它成為更巨大、更民主、更包羅萬象的機構”，成為社會主義的骨骼。二是保持對知識分子的“統率、領導和監督的地位”。列寧告誡全黨，不能天真地認為無產階級一旦取得勝利，舊社會的知識分子馬上都會變成共產主義者。在建立蘇維埃政權的初期，他們會“逃避建設，而且甚至有意識地進行反抗，怠工，從而拖延解放事業”。當他們一旦看到布爾什維克黨不僅重視文化、普及文化，而且吸引了越來越多的群眾加入這項事業的時候，必然“在情緒和政治表現方面出現異常廣泛的可以說是普遍的轉變……都表示愿意為蘇維埃政權服務”。但是，這些人幾乎完全沒有樹立堅定的政治信念，甚至會反對蘇維埃政權，這就要求無產階級政黨必須在長期斗爭中“戰勝他們，改造他們，重新陶冶和重新教育他們”，使之站到無產階級一邊。三是在國民教育中堅持正確的思想政治方向。列寧指出，舊學校“用無邊無際的、九分無用一分歪曲了的知識來充塞青年的頭腦”，“培養資本家所需要的奴仆，把科學人才訓練成迎合資本家口味來寫作和說話的人……我們應當廢除這樣的學校，摧毀這樣的學校”。1919年，列寧在制定《俄共（布）綱領草案》時強調，學校“不僅應當傳播一般共產主義原則，而且應當對勞動群眾中的半無產者和非無產者的階層傳播無產階級在思想、組織、教育等方面的影響，以利于徹底鎮壓剝削者的反抗和實現共產主義制度”。現在國民教育要真正做到人人都能受到“無產階級在思想、組織、教育等方面的影響”，但要注意不能簡單生硬地進行灌輸。

第二，堅持一切技術奇跡、一切文化成果“為全體勞動者所普遍享有”。在蘇維埃政權下，將依據“共同享用”的原則組織新的生活。一是利用運輸技術“消滅千百萬農村人口同文化隔絕的現象”。列寧指出，不論是像奧倫堡這樣漫無邊際的空曠地帶，還是眾多被歷史遺忘的窮鄉僻壤，缺乏諸如鐵路這樣的現代交通運輸形式，農民就無法從村野生活條件所注定的貧困與依附狀況中解脫出來，無法享用文化、文明和民主的福利。因此，在運輸技術已經非常發達的條件下，“要讓大體上平均分布于全國各地的全體居民共同享用幾世紀來在少數中心城市積聚起來的科學藝術寶藏”。二是賦予勞動人民“接受教育、獲得光明、求取知識”的權利。列寧指出：“過去，人類的全部智慧、人類的全部天才所進行的創造，只是為了讓一部分人獨享技術和文化的一切成果，而使另一部分人連最必需的東西——教育和發展也被剝奪了。”這種現象在農民那里表現尤甚。知識是工人和農民爭取解放、建設新社會的武器。蘇維埃政權的建立給勞動人民提供了接受教育、提高文化素養的政治條件，使知識不再是少數人的專利品，不再是剝削者對所謂下等人實行統治的工具。為此，列寧提出了普及教育的設想和規劃并積極推動落實，如積極推行義務教育，由國家為貧困兒童提供膳食、文具和教材，以及進一步增加教育開支，建立圖書館等一系列措施。

第三，堅持以“大膽堅決的首創精神”規劃較長時期的文化工作。列寧清醒地看到，在文化上急躁冒進是有害的，只有經過長年累月的努力，才能建設好社會主義文化事業。一方面，對于剛剛取得政權的無產階級來說，認清新的生動現實的特點、找到完全適合某種業務的管理制度、鍛煉改造工作的技能、選拔出自己的組織家，必然會經歷“無把握的步驟、試驗、動搖和猶豫時期”；另一方面，建設社會主義文化毫無前人的經驗可循，社會主義文化的具體演變比預先設想的理論原則新奇得多、特殊得多、復雜得多，而且這項工作是涉及民族心理、生活習慣、交往方式的深厚根基的大轉變，農民甚至工人還保留著傳統心理，“還站在這種沒膝的污泥里面”。雖然建成社會主義文化是一件長年累月的事情，但是列寧同時強調：“可是這絕不是不可能的事情，而且只要我們明確意識到必須轉變，有實現這種轉變的堅定決心，有達到這個偉大而困難的目標的毅力，我們就一定能夠實現這個轉變。”這項長久的、頑強的和耐心的改造工作，是以廣大人民群眾的首創精神為前提的，要求黨和人民群眾不因部分和局部的后退就垂頭喪氣，要“頭腦靈活，有創見，能夠獨立研究獨特的歷史任務”，保持積極的創造性工作的精神面貌，努力發現、鼓勵、扶持、提拔“來自下面的首創精神、獨立性、放手的行動、雄偉的魄力”，以建設社會主義新文化。

五、結語

列寧對俄國歷史文化遺產所進行的系統、全面、深入闡釋，并非理論意蘊的單向度呈現和單純文化情愫的彰顯，而是歷史視野、辯證思維、目標指向、實踐舉措的有機統一，他把辯證的、聯系的、發展的眼光貫穿于其挖掘俄國傳統文化與革命文化資源的全過程，為我們正確對待傳統文化提供了理論指導和實踐指南。

一是堅持一分為二看待傳統文化。列寧對傳統文化去粗取精、去偽存真的科學態度為我們提供了典范，對于傳統文化，我們不能一味否認，更不能全盤接受。傳統文化的形成與發展，不可避免會受到當時人們的認識水平、時代條件、社會制度的制約和影響，因而難免會包含陳舊過時和糟粕性的東西，對此必須予以摒棄；同時也必須認真汲取其中的思想精華和文化精髓，“拋棄傳統、丟掉根本，就等于割斷了自己的精神命脈”。

二是必須緊扣國家發展的目標揚棄傳統文化。列寧貫通歷史、當下和未來，使創新發展歷史文化遺產服務于社會主義建設的全局。習近平多次強調要科學對待文化傳統，他指出：“不忘歷史才能開辟未來，善于繼承才能善于創新”，“我們要善于把弘揚優秀傳統文化和發展現實文化有機統一起來，緊密結合起來，在繼承中發展，在發展中繼承”。

習近平關于推動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創造性轉化和創新性發展的重要論述，以科學的思維方式、堅定的文化立場、深遠的戰略考量，展現出鮮明的理論品格，為推動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展現出永久魅力和時代風采提供了根本遵循。

三是堅持結合社會現實條件對傳統文化進行改造創新。優秀傳統文化與社會主義文化既有歷史聯系，又存在本質差別。列寧出于對現實的深刻認識，推動傳統文化轉變為帶有鮮明時代特色、人民底色、俄國特色的文化形態。這啟示我們要適應新時代的特點和要求，對中華優秀傳統文化中至今仍有借鑒意義的內容加以改造，使其與當代文化相適應、與現代社會相協調。正如習近平指出的：“讓馬克思主義成為中國的，中華優秀傳統文化成為現代的，讓經由‘結合’而形成的新文化成為中國式現代化的文化形態。”

（作者單位：遼寧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