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從中學時期參加愛國運動到留法、留蘇學習是鄧小平早期思想形成與發展的階段，也是他接受馬克思主義、建立信仰的時期。從歷史背景來看，五四愛國運動、留法勤工儉學運動、中共旅歐黨團組織的創建和留蘇運動是觸發鄧小平接受馬克思主義的歷史因素。從思想演進軌跡來看，青年鄧小平在思想上經歷了從工業救國到革命救國、從接受社會主義到建立馬克思主義信仰、從研究共產主義到傳播共產主義、從粗淺認識共產主義到充分認識共產主義的發展過程。2024年是鄧小平誕辰120周年，在這一重要歷史節點上，回溯鄧小平建立馬克思主義信仰的歷史背景和思想歷程具有重要的時代意義和現實價值。

［關鍵詞］鄧小平 馬克思主義 思想脈絡 勤工儉學

鄧小平16歲赴法國勤工儉學，后又赴蘇聯學習。六年多的留歐歲月是鄧小平早期思想形成的關鍵時期，也是他建立馬克思主義信仰的時期，為他一生的革命事業打下了堅實基礎。學界既有的關于鄧小平留學生涯的研究大多以時間為序，分為出國前、留法勤工儉學和留蘇學習三個時期，或回溯其坎坷的個人經歷，或尋蹤其革命活動，或簡析其世界觀形成過程。客觀來講，鮮有研究將青年鄧小平的留學生涯置于近代中國宏大的歷史和20世紀初中國革命面臨的現實境遇下，論證鄧小平思想發生重大轉折的歷史必然，也鮮有研究將鄧小平留法和留蘇的思想演進過程作為一個整體進行系統分析。本文試圖在此方面作一些嘗試，探討鄧小平早期思想演進的歷史背景和基本軌跡，以期從源頭上進一步認識其選擇馬克思主義的歷史必然，感悟以鄧小平為代表的中國共產黨早期留學生在海外不懈追求真理、探索社會主義道路的崇高精神。

一、鄧小平接受馬克思主義的歷史條件

青年鄧小平對馬克思主義的接受是以其所處時代發生的重要歷史事件為背景的，受到當時的政治社會環境和進步人士的影響。只有回顧和探究其中的歷史關聯，才能真正從源頭上認識青年鄧小平找到真理的思想歷程。

（一）五四愛國運動：鄧小平愛國思想產生的歷史背景

1919年爆發的五四愛國運動是一場大規模的群眾愛國斗爭，它在北京爆發后迅速影響全國，各地學生、工人和其他群眾積極響應，舉行了聲勢浩大的反帝愛國運動。這場運動激發了廣泛的愛國思潮，引發了一場深層次的思想解放運動。一批追求民族獨立和國家富強的先進分子涌現出來，紛紛從空泛的、一般的民主主義者轉變為激進的民主主義者，開始對中國的出路進行思考和選擇。與當時的許多進步學生一樣，鄧小平也開始在運動中思索國家和民族的命運問題。

五四運動時期，15歲的鄧小平參加了兩次有組織的愛國斗爭。第一次發生在五四運動爆發之初。當時鄧小平正在四川廣安縣立中學讀書，他參加了由廣安縣立中學和縣立高等小學堂聯合成立的學生愛國分會組織的游行、集會、宣傳、罷課和抵制日貨等活動，對愛國斗爭有了初步體悟。第二次發生在他為赴法勤工儉學作準備期間。鄧小平的父親鄧紹昌清末就讀于成都法政學校，接觸過西學，后又與留學日本的同鄉共同創辦傳授新式教育的小學堂，思想較為開化。他讓鄧小平報考重慶留法勤工儉學預備學校，希望兒子走出國門，學到本事。1919年9月中旬，鄧小平作為自費生被重慶留法預備學校錄取，開始學習法語和工業技術知識。此時五四運動的熱潮尚未退去，鄧小平密切關注運動形勢。1919年11月，重慶留法預備學校學生舉行了抵制日貨的愛國運動，鄧小平同2000多名學生一起示威請愿，抗議重慶警察廳長鄭賢書挪用公款套購并拍賣日貨。這次運動最終迫使四川當局將鄭賢書撤職。

這兩次愛國斗爭促使鄧小平初步萌發愛國救民的意識。然而，受交通閉塞、信息傳播不暢等多種因素影響，此時鄧小平的愛國思想尚停留在感性層面，是一種樸素的情感。但不可否認的是，這種初步的愛國意識為其后來深入思考改造國家和社會的道路問題奠定了必要的思想基礎。

（二）留法勤工儉學運動：鄧小平“工業救國”思想形成的時代影響

鄧小平愛國思想的最初表現是“工業救國”理想，其產生是以五四時期發生的聲勢浩大的留法勤工儉學運動為背景的。

留法勤工儉學運動最早起源于旅法的華工教育。1909年，旅法的李石曾、吳稚暉等人開始在旅法華工中進行“勤于工作、儉以求學，以進勞動者之智識”的活動。1912年，為推動中國學生赴法勤工儉學，李石曾、吳稚暉等人在北京發起成立“留法儉學會”，提出“輸世界文明于國內”的口號，鼓勵有志救國的青年學生赴西方文明的中心學習先進文化。當時的教育總長蔡元培和熱心教育事業的吳玉章等人對此也大力提倡。1915年，蔡元培、吳玉章等組織“留法勤工儉學會”，以“勤于作工，儉以求學”為目的，號召青年去法國半工半讀。

1917年俄國十月革命勝利后，在進步思潮影響下，無數進步青年渴望赴俄尋找真理，但當時的赴俄渠道并不暢通。1918年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后，法國眾多青年男子在大戰中喪生，造成國內生產工人奇缺，法國工廠開始在中國招募華工。國內不少青年認為，雖然無法去俄國，但到靠近革命高潮地區的法國也能接觸進步思想，同時還能學習西方先進技術，對于改造中國十分有益。與此同時，在五四運動的感召下，青年人從“萬般皆下品，惟有讀書高”的觀念中解放出來。青年中開始流行一種叫作“工讀主義”的改良主義思潮，主張腦力勞動與體力勞動相結合，做工與學習結為一體。正如周恩來在《留法勤工儉學之大波瀾》一文中所描述的：“迨歐戰既停，國內青年受新思潮之鼓蕩，求知識之心大盛，復耳濡目染于‘工讀’之名詞，聳動于‘勞工神圣’之思想，奮起作海外勤工儉學之行者因以大增。”基于以上因素，留法勤工儉學運動興起。李大釗、毛澤東、周恩來等人積極促進和領導了這一運動，使其達到空前規模。1919—1920年，先后有20批總計1900多名中國青年赴法勤工儉學。

鄧小平在重慶留法預備學校學習一年后，獲得了勤工儉學機會。在新思潮的感染下，他逐步形成了“工業救國”思想，雖然這種思想還未得到實踐檢驗，但他對赴法勤工儉學十分憧憬，認為這是救國的一個出路。正如他后來回憶時說：“這時所謂救國思想，無非是當時同學中流行的所謂工業救國思想。在那時我的幼稚的腦筋中，只是滿懷希望地想到法國去一面勤工，一面儉學，學點本事回國。”

（三）中共旅歐黨團組織的創建：鄧小平建立馬克思主義信仰的歷史觸動

當前學界已有研究大多以兩個時間節點劃分鄧小平在法經歷：一是 1921年3月至4月，這是鄧小平離開學校，告別“儉學”，開始“勤工”的時間；二是1923年6月，這是鄧小平參加旅歐中國共產主義青年團，正式走上革命道路的時間。這兩個時間節點無疑對鄧小平謀事重心和身份轉換等進行了準確分期，但從鄧小平政治思想的演進軌跡來看，還有一個時間節點是不容忽視的，那就是1922年2月，即他到達蒙達爾紀的夏萊特市的時間。從目前掌握的資料來看，從那以后，鄧小平才開始真正接觸社會主義思想、學習馬克思主義。要說清楚這一段歷史以及相關人物對鄧小平的影響，就應該回溯到當時發生的重要歷史事件——中共旅歐黨團組織的創建。

20世紀20年代初，在俄國十月革命的影響下，歐洲許多國家的無產階級革命形勢持續高漲，法國思想界同樣非常活躍。在勤工儉學學生中存在著各種思想傾向，并由此形成不同團體。具有馬克思主義傾向的團體主要有三個：一是新民學會法國分支。該團體主要聚集在鄧小平做工的蒙達爾紀市，以蔡和森等人為代表，他們常常聚在一起研讀馬克思主義著作，洞悉中國和世界的政治發展形勢，成為勤工儉學學生中最早信仰馬克思主義的團體。二是由李維漢、李富春等人組建的工學勵進會。該團體最初信仰工讀主義和無政府主義，后在蔡和森等人的影響下轉向馬克思主義，并將名稱改為工學世界社。三是由趙世炎、李立三等人發起成立的勤工儉學會。該團體發起者最初并不完全信仰馬克思主義，趙世炎等人與蔡和森、王若飛等人聯系并交流意見后，決定共同行動，一起探討馬克思主義。為了建立統一的組織，進步團體開始由各自為政走向聯合，放棄了工讀主義、無政府主義等傾向，走上了“實行社會主義”的正確道路。留歐學生中的進步青年信仰社會主義、馬克思主義的傾向對鄧小平的思想變化產生了直接的、積極的影響。鄧小平在夏萊特市哈金森橡膠廠制鞋車間做工期間結識了李富春、王若飛、鄭超麟、李慰農、尹寬等進步青年，他們經常與鄧小平交流關于中國革命的問題，向他介紹社會主義書刊，旅歐中國少年共產黨書記趙世炎也常到鄧小平做工的工廠開展革命宣傳活動，鄧小平由此接受了關于社會主義的宣傳。

1921年，張申府、周恩來、趙世炎、劉清揚等留學生中的先進分子建立了巴黎共產主義小組，它是中國共產黨八個發起組之一。1922年6月3日，巴黎共產主義小組發起成立旅歐中國少年共產黨。為促進對馬克思主義、共產主義的學習與宣傳，旅歐中國少年共產黨開展了一系列工作：創辦機關刊物《少年》，宣傳革命主張；建立圖書館，收藏馬克思主義、社會主義書籍；舉辦演講會，邀請法共理論家沙里·拉波波等人講授法國無產階級革命的理論與實踐。蕭三后來回憶道：“1922年冬，我們租了個咖啡館來舉行這樣的演講……”鄧小平在此期間是否參加過旅歐中國少年共產黨組織的學習活動、是否進入圖書館學習已很難考證，但他已獲得了一些理論學習的機會和條件。《少年》創刊不久，鄧小平就加入編輯部，成為最年輕的一名成員，由此開啟革命活動。

1923年2月17日至20日，旅歐中國少年共產黨在巴黎郊外召開臨時代表大會，決定加入中國社會主義青年團，并將其名稱改為旅歐中國共產主義青年團（又稱“中國社會主義青年團旅歐支部”）。大會通過了周恩來起草的《旅歐中國共產主義青年團章程》。第一章《團員》的第一條規定：“凡旅歐中國青年愿加入本團為團員者，必須：對于共產主義已有信仰……絕對不信奉宗教，不屬于任何宗教性質之團體。”周恩來強調，我們的組織是新建的，黨團員的思想水平不高，因此應當著重進行思想建設，即加強對馬列主義和共產主義的學習。據周恩來記錄的《旅歐中國共產主義青年團（中國社會主義青年團旅歐支部）報告第一號》（以下簡稱《報告》）記載：旅歐中國共產主義青年團規定，“本團旅歐之責任及今后應有之活動——大體規定為共產主義的教育工作，換言之即是列寧所謂‘學，學共產主義’”，同時強調內部訓練問題要“以進行共產主義研究為最重要之事”。1923年6月，鄧小平加入旅歐中國共產主義青年團，開始在組織的領導下進行共產主義研究。

可以說，留法勤工儉學期間是鄧小平思想發展的關鍵時期，他從一名愛國學生成長為革命戰士，確立了共產主義信仰。這背后的歷史線索就是中共旅歐黨團組織的創建。

（四）留蘇運動：鄧小平系統學習馬克思主義的歷史條件

如果說鄧小平是在法國勤工儉學期間具備了初步的馬克思主義理論知識，成為一名具有馬克思主義信仰的革命者，那么他真正系統學習馬克思主義理論、成為一名嚴格意義上的馬克思主義者就是在蘇聯學習期間。學界已有的關于鄧小平留蘇學習的研究較少關注到鄧小平留蘇學習的歷史因素，只有少數研究關注中國革命形勢的變化、蘇聯對中國問題的態度等對鄧小平留蘇學習的影響，即鄧小平赴蘇學習的歷史背景。但關于當時的歷史條件對鄧小平思想變化的影響，即鄧小平得以開展系統的理論學習及其歷史背景，目前還鮮有研究。

俄國十月革命勝利之后，共產國際和俄共（布）十分重視并積極支持殖民地半殖民地國家的革命運動。1920年10月中旬，蘇俄紅軍擊敗了盤踞遠東地區的高爾察克、謝苗諾夫白匪軍，并在遠東地區建立了蘇維埃政權。隨著滿洲里秘密交通線的開辟，封閉的中俄通道被重新打開。1921年5月，共產國際創辦東方大學（全稱“東方勞動者共產主義大學”），培訓蘇聯境內各少數民族干部和東方各國共產黨干部。東方大學主要從兩個渠道招收中國學生：一是國內渠道，主要是中國共產黨的早期組織選拔的，比如1921年春上海社會主義青年團從上海外國語學社選派的20多名青年團員，其中有劉少奇、羅亦農、任弼時、蕭勁光等人；二是國外渠道，即來自中共旅歐支部的成員。從1923年3月至1924年9月，中共旅歐支部成員分三批前往莫斯科東方大學學習，其中包括鄧小平、趙世炎、王若飛、陳延年、陳喬年等人。第一次國共合作開始之后，東方大學已經不能滿足中國對培養干部的需要，俄共（布）決定創辦中山大學，為中國國民革命培養干部。為適應大革命發展的需要，中國共產黨開始從各個渠道選派干部赴莫斯科系統學習馬克思列寧主義。

1925年5月，在法國的鄧小平被中共旅歐支部執委會列入首批擬定的赴莫斯科學習的16名人員名單。按照中共旅莫支部的要求，鄧小平于1926年1月動身離開巴黎赴莫斯科，先進入莫斯科東方大學，很快轉入莫斯科中山大學。

為什么在莫斯科中山大學這所以培養中國國民革命干部為目標的學校，鄧小平能系統學習到馬克思主義知識呢？一個原因是該校開設了系統的馬克思主義理論課程，同時也有大量俄文版馬克思主義著作和相關資料供學生學習。還有一個更重要的原因是，鄧小平留蘇學習時，中國共產黨已經成立，中國留學生是在黨的領導下開展理論學習的，對學習的任務、目標等有了明確的認識。1923年4月28日，中共旅莫支部書記羅亦農在中共旅莫支部大會上作報告，明確指出中國的同志來莫斯科中山大學學習的目的“是研究馬克思主義，學習馬克思的革命經驗，訓練自己成為很好的共產主義者”，回國后“代表無產階級活動”同年5月7日，中共旅莫支部臨時大會通過了《旅莫黨團訓練具體方案》，其中羅亦農對如何開展馬克思主義學習提出了具體建議。他指出，鑒于支部黨員已有了社會科學根底為研究之基礎，今后對馬克思主義理論學習須“專門注重一門”，研究內容包括唯物史觀、經濟學、農工運動史、各種社會主義派別、殖民地問題、各國革命現狀、無產階級之藝術及青年、婦女、軍事、宗教問題等。中國共產黨早期留蘇學生正是按照黨組織的要求系統開展馬克思主義研究的，在黨的領導下找到了學習方向和方法。鄧小平也在這樣的思想環境和學習條件下得以系統學習馬克思主義，不斷夯實共產主義思想基礎。

二、鄧小平接受馬克思主義的思想演進軌跡

青年鄧小平在思想上經歷了從工業救國到革命救國、從接受社會主義到建立馬克思主義信仰、從研究共產主義到傳播共產主義、從粗淺認識共產主義到充分認識共產主義的發展過程。

（一）從“工業救國”到“對資本主義社會性的痛略有感覺”

五四運動爆發后的一年多時間里，在工讀主義、實業救國等思想的影響下，鄧小平將樸素的愛國思想轉化為“工業救國”理想并走出國門，將思考與認識付諸實踐。

1920年10月21日，鄧小平在華法教育會的安排下，與20多名中國學生一起來到距離巴黎270公里的法國北部諾曼底大區的小城巴耶，進入巴耶中學開始寄宿制學習生活。巴耶中學為中國學生單獨開班，學習的課程主要有法語和商貿。鄧小平在巴耶中學學習兩個多月后，華法教育會發出通告稱該會與勤工儉學學生在組織上沒有關系，并且明確表示要與勤工儉學學生斷絕經濟關系，不再向其發放維持費用。由于無法支付學費，1921年3月13日，鄧小平離開了巴耶中學，開始走上勤工的道路。鄧小平做了好幾份苦工，先在法國南部重工業城市克魯梭市的施耐德鋼鐵廠軋鋼車間做雜工，負責在高溫爐前拖送鋼條。施耐德鋼鐵廠的工作十分艱苦，而且工資微薄，鄧小平賺的錢連飯都吃不飽，還倒賠了100多法郎。辭去施耐德工廠的工作后，鄧小平赴巴黎，開始領取中國駐法使館發放的每天六法郎的生活維持費。這點錢只夠維持最基本的生活，他每天只吃兩頓飯，主要是面包加自來水。在此期間，鄧小平還從事過飯館招待、火車碼頭搬運工、清潔工等雜役工作。

鄧小平在法國的五年零兩個月的時間里，真正在學校學習的時間不到五個月。雖然學習理論的條件有限，但他在資本主義工廠中進行了大量的實踐，直接接觸和了解了資本主義的生產方式，同時也初步認識了資本主義制度的弊端、資產階級與無產階級之間不可調和的矛盾等。他后來回憶道：“生活的痛苦，資本家的走狗——工頭的辱罵，使我直接或間接的受到很大的影響，最初兩年對資本主義社會性的痛略有感覺。”做工實踐促進了他對理論問題的思考。1985年4月24日，鄧小平會見訪華的美國聯合汽車工人工會代表團和美國工會領導人時談到自己在法國工廠的勞動經歷時說：“我在法國呆了五年半，其中在工廠勞動了四年，干重體力勞動。我的個子低，就是因為年輕時干了重勞動。當時工資很低。但也有個好處，這樣的生活使我接受了馬克思主義。”鄧小平還與法國工人建立了友好關系，對他們受壓迫受剝削的苦難處境深有體會。1985年8月31日，鄧小平會見法國對外關系部部長羅朗·迪馬時說，我在法國工廠“同工人關系很好，但你們的資本家也教訓了我，使我和我們這批人受到教育，走上了共產主義道路，信仰馬克思主義”。

鄧小平在五四運動中受周圍人影響萌發的“工業救國”思想實質上是一種改良主義思想，主張通過向國外學習先進理念和技術來改造經濟科技落后、制度黑暗的中國。到法國后，他感受到資本主義制度的腐朽黑暗，逐漸認識到用“勤工”方法來“儉學”是不現實的，繼而拋棄“工業救國”“學點本事”的幻想，開始尋找新的思想出路。

（二）從“總是站在社會主義這邊”到“有了參加革命組織的要求”

20世紀初，在法國留學的上千名勤工儉學學生有向往共產主義、傾向馬克思主義的，也有信奉工讀主義、無政府主義、基爾特社會主義、國家主義的。然而實際上，絕大多數勤工儉學學生傾向的工讀主義是帶有空想社會主義意味的；雖然他們受到了無政府主義的影響，但他們了解的無政府主義是粗淺的；雖然他們受到俄國十月革命的影響，但他們也只是從國內報刊和法國報刊上看過報道十月革命和贊頌十月革命的文章，缺乏對理論和實踐的完整系統的理解。當時，旅歐的進步青年普遍缺乏馬克思列寧主義理論知識，正如蕭三后來回憶的：“在蒙達尼的時候，雖然我們分頭讀了些馬、恩、列的書，然而對馬克思主義的真諦，十月革命后的俄國和第三共產國際的狀況，還是模糊不清的。”

一些先進分子經過艱辛求索，率先認識了馬克思主義的真理性，比如周恩來、蔡和森、趙世炎等人。他們充分利用自共產國際成立后歐洲各國共產主義運動高漲、馬克思主義書刊在歐洲十分流行的條件，大量研讀馬克思主義著作，閱讀法國共產黨機關報《人道報》、英國共產黨機關報《共產黨人》以及國內出版的《新青年》《時事新報》《解放》《改造》《建設》《新潮》等進步刊物，同時考察歐洲無產階級運動和各種社會思潮，由此對社會主義與無政府主義、法國的工團主義、英國的基爾特社會主義等進行推敲比較，同時考察歐洲無產階級運動，初步掌握了馬克思主義。鄧小平在這些初具共產主義思想的進步青年的影響下，開始閱讀《新青年》等進步書刊，逐漸接受科學社會主義。他后來回憶道：“我自覺那時是有進步的。因為我起初在看關于社會主義的書報了。最使我受影響的是《新青年》第八、九卷及社會主義討論集。我做工的環境使我益于陳獨秀們所說的話是對的，因此，我每每聽到人與人相爭辯時，我總是站在社會主義這邊的。”

除了鄧小平自述中提到的《新青年》以外，我們很難考證他在當時讀了哪些社會主義和馬克思主義著作。當時法國警察的記錄可以為我們了解他的學習活動提供一些線索。鄧小平在法國時長期處于警察監視下。警察在監視報告中稱：“他是共產主義的活動分子，經常在共產黨的各種會議上發言，并極力主張親近蘇聯政府。他還擁有許多共產主義的小冊子和報紙，并收到過許多寄自中國和蘇聯的來信。”鄧小平等人離開法國后，法國警察對鄧小平等人在比揚古市的住址進行搜查，發現了法文、中文的宣傳共產主義的小冊子《中國工人》《孫逸仙遺囑》《共產主義ABC》和莫斯科出版的《進步報》等中文報紙。可見，鄧小平在極端危險的情況下仍然堅持積極組織革命活動，努力學習共產主義知識，展現了一個共產主義者的大無畏革命精神。

鄧小平后來對他從愛國主義者到自發參加黨組織的革命者的思想轉變及其動因進行了總結，他說：“一方面接受了一點關于社會主義尤其是共產主義的知識，一方面又受到已覺悟的分子的宣傳，同時加上切身已受的痛苦，有了參加革命組織的要求。”他自己表示，在加入黨組織、確立共產主義信仰后，“從來就未受過其他思想的浸入，一直就是相當共產主義的”。

（三）從“進行共產主義研究”到“解釋戰略并傳播共產主義學理”

參加旅歐中國少年共產黨的機關刊物《少年》和旅歐中國共產主義青年團機關刊物《赤光》的工作，并在雜志上發表宣傳革命主張、批駁錯誤思潮的文章，是鄧小平留法期間的主要理論活動，也是他作為一名馬克思主義者的最初的理論活動。當前學界鮮有對鄧小平最初的理論活動進行具體分析的研究。鄧小平當時寫作的文章既反映了他對馬克思主義立場觀點方法的最初運用，也體現了他作為一名初步具備馬克思主義理論水平的革命者的素養與風貌。因此，這些文章值得我們今天進一步關注。

1922年8月1日創刊的《少年》是中國少年共產黨在海外出版的第一份刊物，旅歐中國共產主義青年團成立后，《少年》改名為《赤光》。周恩來在《旅歐中國共產主義青年團（中國社會主義青年團旅歐支部）報告第一號》中指出，要繼續出版《少年》雜志，“我們少年團體在此實有為第三國際和國內共產黨解釋戰略并傳播共產主義學理于不甚能讀外國文主義書報之勤工生和華工中之必要”。周恩來撰寫了《赤光》第一期的宣言，指出，“我們改理論的《少年》為實際的《赤光》”，《赤光》所認定的唯一目標便是“反軍閥政府的國民聯合，反帝國主義的國際聯合”。《赤光》更加具有戰斗性，由此與以宣傳主張、闡釋主義、解讀思想為主要內容的《少年》有所區分。鄧小平在周恩來的直接領導下參加了《赤光》的工作，按照組織要求努力從“進行共產主義研究”轉換到“解釋戰略并傳播共產主義學理”。他開始在《赤光》發表文章，批判倡導國家主義的《先聲》周報捏造事實、誤導旅法華人的情況，與帝國主義和封建軍閥進行英勇無畏的斗爭。以下列舉幾篇文章簡要介紹。

1924年9月至10月間，鄧小平因患傷寒住院，他在病中撰寫了批判中國青年黨的《請看反革命的青年黨之大肆其捏造》一文，于同年11月1日在《赤光》第18期發表，署名為“希賢”。中國青年黨于1923年在巴黎成立，是以李璜、曾琦為首的資產階級右翼分子組成的國家主義派，鼓吹國家主義，宣揚國家主義、國家至上，主張超歷史、超階級的國家觀念，否定階級斗爭，反對中國共產黨的政治主張，反對國共合作。鄧小平在文章中揭露中國青年黨捏造

1924年10月10日他們在法國的聚會主要由中國共產黨人參加的虛假新聞。他指出，這次聚會并非“旅法華人”的“國慶紀念”，并非如《先聲》周報報道的以“國慶籌備處”“旅法各團體聯合會”“旅法各救國團體國慶紀念會籌備處”的名義開展的聚會。鄧小平稱，這次聚會實際上是中國青年黨的“跳舞會”，青年黨所謂的聯絡法國人民的感情，實際上就是“與二百多名法國娼妓和房東跳舞”，由此揭露了國家主義派抹黑中國共產黨的事實。

1924年12月5日和1925年1月1日的《赤光》第21、22期合刊上，鄧小平以“希賢”的名字發表《請看〈先聲〉周報之第四批造謠的新聞》一文，揭露該刊的三個不實報道：一是第59期所稱的“蘇俄欲實行遣兵壓迫中國”之事，即蘇俄軍事委員杜洛茨基已到達中俄邊界指揮蘇維埃軍隊以及蘇維埃軍隊五萬人已被杜洛茨基調至中國的虛假新聞；二是第64期關于四川、湖北等七省勤工儉學學生會在華僑協學社召集中國留法勤工儉學學生的報道；三是關于11月30日旅法各團體談判會議組織旅法各團體臨時代表團的報道。在以上三個報道中，一個涉及中俄關系，兩個涉及中國勤工儉學學生和中國旅法團體活動。鄧小平在文章結尾處指出：“為看新聞而讀《先聲》底人，應知反革命派就在迎合你們的需要，捏造新聞來宣傳你們，欺騙你們呢！”鄧小平用確鑿的證據和事實充分揭露了國家主義派的嘴臉，避免旅法華人受到反革命派的欺騙，維護了中國共產黨的形象，正確宣傳了黨的主張，展現了敢于亮劍、敢于斗爭的英勇氣概。

1924年12月5日和1925年1月1日的《赤光》第21、22期合刊上，鄧小平以“希賢”的名字發表《請看國際帝國主義之陰謀》一文，揭露“國際帝國主義以統治德國底道威斯計劃來統治中國一事”。道威斯計劃是美國道威斯委員會提出的解決第一次世界大戰后德國賠款問題的計劃，企圖用恢復德國經濟的辦法來保證德國償付賠款。計劃實施后，以美國為主的大批外國資本源源不斷流入德國，因此，該計劃實際上是要把德國變為美、英獲取利潤的殖民地。鄧小平認為，當時帝國主義對待中國的方式類似道威斯計劃，是一種新形式的殖民主義。他說，“梁士詒曾聲明中國處于財政極苦難的狀態中，必向美國借二千二百五十萬元（美元）”，這是中國版的道威斯計劃，“帝國主義者，尤其是英美，想一方面改變包有四萬萬居民底大國為殖民地”。鄧小平揭露了帝國主義要鏟除一切“異己”力量，阻止其他國家發展的霸權主義本質。他分析了帝國主義國家為與蘇聯這一社會主義國家斗爭而欲采取的措施：第一步是“從蘇俄勢力中把中國拔出來”；第二步是“用經濟封鎖從更經濟上撲滅那正在充分發展低地方（蘇俄）”。他還回顧了帝國主義干涉中國的若干手段，包括“四國銀行團到新銀行之包辦借債，關稅、鹽稅之外人管理，鐵路航路之利權喪失”等。面對帝國主義的陰謀，鄧小平痛心疾首地說道：“這簡直是要把窮鄉僻壤都殖民地化！簡直是要想吸盡全中國人民最后的那一點血！”他號召，“全中國人民反抗起來啊！打倒國際帝國主義”，“全世界底無產階級要空前地大叫：‘勿犯中國’”！這篇文章揭示了帝國主義國家的剝削本質和霸權實質，是一篇充滿批判精神、斗爭精神和革命精神的戰斗檄文，同時也反映了鄧小平對于馬克思主義異化理論、階級斗爭理論、人類解放思想的理解。

在中共旅歐黨團組織工作期間，鄧小平還積極投身現實的政治斗爭。1924年7月，不滿20歲的鄧小平當選旅歐中國共產主義青年團第五屆執委會書記局成員，負責旅歐共青團的日常工作，并轉為中共黨員。國共合作后的革命形勢發展急需大批干部，周恩來等人因此回國，鄧小平、蕭樸生等人開始接手旅歐黨團組織工作。1925年初，鄧小平被派到里昂地區工作，擔任里昂黨團組織負責人，作為組織骨干開展工作。1925年5月30日，上海發生英帝國主義者屠殺中國游行群眾的五卅慘案，旅歐中國共產主義青年團負責人被捕后，鄧小平回到巴黎接替黨團組織領導聲援五卅運動的工作。同年7月2日，鄧小平在旅法中國行動委員會召開的抗議國際帝國主義在中國的暴行的會議上發言，提出為反對帝國主義，應同蘇聯政府聯合；9月15日，鄧小平參與組織召開有1000多名旅法華人參加的聲援五卅運動的反帝大會；10月24日，鄧小平在伊希—莫利諾市主持了一場25人參加的會議，討論重建在法國的中共組織機構和創辦刊物的問題。

在復雜的革命工作和艱難的斗爭環境下，鄧小平不斷實踐馬克思主義，積極運用馬克思主義立場觀點方法開展意識形態斗爭，他的政治斗爭能力、組織工作能力大幅提升，革命思想愈發成熟。到1925年底，鄧小平已經充分展現出一個馬克思主義職業革命家的形象了。

（四）從“對共產主義的研究太粗淺”到“對于共產主義有一個相當的認識”

作為世界上第一個無產階級專政的國家，蘇聯對新生的中國共產黨來說有莫大的吸引力，富有理想、向往真理的中國共產黨人都渴望前往蘇聯學習。鄧小平也非常向往。他認為自己“對共產主義的研究太粗淺”，“過去在西歐團體工作時，每每感到能力的不足，以致往往發生錯誤。因此我便早有來俄學習的決心，不過因為經濟的困難，使我不能如愿以償。現在我來此了，我便要開始學習活動能力的工作”。鄧小平希望自己通過學習最終使“思想行動都成一貫的共產主義化”。為此，他決心從兩個方面努力。一是提高思想認識。正如他曾在《旅莫中國國民黨支部黨員調查表》中的“來俄志愿”一欄中填寫的“學習革命工具”中所寫：“我能留俄一天，我便要努力研究一天，務使自己對于共產主義有一個相當的認識。”二是提高黨性修養，得到“鐵的紀律的訓練，共產主義的洗禮”。

在莫斯科中山大學系統學習馬克思主義是鄧小平提高思想認識的主要途徑。他在學校上了俄語、經濟學、歷史、現代世界觀問題、俄國革命的理論與實踐、民族與殖民地問題、中國的社會發展問題、語言學等必修課，具體學習中國革命運動史、世界通史（革命運動部分）、社會發展史、哲學（辯證唯物主義與歷史唯物主義）、政治經濟學（以《資本論》為主）、經濟地理、列寧主義、軍事等課程。除了在課堂上系統學習理論知識，鄧小平還利用課余時間研讀馬克思主義著作，關注社會主義理論與實踐的最新進展，關注國內思想界的新動態。他在《旅莫中國國民黨支部黨員調查表》關于“讀過何種社會科學的書籍”一欄填寫：“馬克思、恩格斯：《共產黨宣言》，孫文：《建國方略》、《民族主義》、《民權主義》、《孫中山先生演講錄》、《國民黨演講集》二集、《陳獨秀先生演講錄》”；在“過去常看的書報和雜志”一欄填寫：“《新建設》、《新青年》、《向導》、《中國青年》、《廣州民國日本》”。鄧小平在學校過著十分緊張的生活，他填寫的《每周活動研究成績表》記錄他的時間安排：平均每天上課六至八小時，不上課時則召開團體會議；每天閱讀報紙和黨團出版物等30分鐘至一小時；直接用于組織談話和個人內務等。通過課堂學習和對馬克思主義著作及相關書刊的研讀，他在較短的時間內對馬克思主義有了較為系統的認識。

鄧小平認為，要成為一名真正的共產黨員，還需要接受嚴格的黨紀訓練，不斷提高實際工作能力，使思想和行動統一起來。為此，他積極參加黨務工作，努力提高思想覺悟和求真務實的品質。作為莫斯科中山大學第九班中共黨小組組長，他多次組織成員討論中國革命和時事問題。1926年6月16日，鄧小平在填寫的《黨員批評計劃案》中自評道：“在組會中亦能積極參加討論各種問題，且能激動同志討論各種問題”，“努力學習可以影響他人”。這展現了其較強的組織能力和黨員表率作用。鄧小平在紀律上對自己嚴加要求，他在《黨員批評計劃案》的“黨員問題”一欄自評道：“一切合于黨員的身份，無非黨的傾向”，“守紀律”，“對黨中的紀律問題甚為注意”；在“黨的工作是怎樣的”一欄自評道：“黨的大會和組會從無缺席”，“黨指定的工作能切實執行”。他還經常向身邊同志強調守紀律的重要性，并做好督促工作。比如，他在《黨組工作調查表》中記錄了本組同志守紀律的情況：“指導員、翻譯員、組長及其他參加會的人對黨組的工作都還熱心，很少遲到。本組同志對紀律都還能夠遵守。”

鄧小平的表現得到學校和黨組織的肯定。1926年10月19日，鄧小平在向莫斯科中山大學聯共（布）黨支部提交的申請書上寫道：“我本是一個中國共產黨的正式黨員，過去也曾在‘中大’做了一些工作。現在自己愿意加重自己的責任，請委員會允許我成為一個正式黨員。”莫斯科中山大學聯共（布）黨支部書記阿戈爾簽寫了鑒定書，評價鄧小平是“一個十分積極、精力充沛的黨員和共青團員（聯共（布）預備黨員）。他是該大學共青團委員會的一名優秀組織工作者，組織紀律性強，有克制能力，學習能力強，在團委會的組織工作中積累了豐富的經驗，進步很快。……學習優秀、黨性強”。1926年11月，應之前訪俄的馮玉祥提出的選派干部到國民軍工作的請求，中共中央和共產國際決定選派20多人到馮玉祥的部隊做政治工作，鄧小平被列入選派名單。同月，鄧小平從莫斯科啟程回國。

在莫斯科的一年時間里，經過系統的理論學習和嚴格的紀律訓練，鄧小平達到了“思想行動都成一貫的共產主義化”，“對于共產主義有一個相當的認識”的目標，這為他日后形成系統的馬克思主義觀、不斷推進馬克思主義中國化奠定了堅實的思想基礎。此后，他始終堅定地朝著“一個真正的共產黨員的路上走去”。

三、結語

15歲到26歲是一個人的人生觀、價值觀形成的最重要時期。當許多中國青年正在為探索救國之路感到困惑和迷茫時，鄧小平毅然選擇了馬克思主義，選擇了社會主義道路，樹立了馬克思主義信仰。本文對鄧小平留學的歷史背景、理論學習和革命活動進行了考察，從中梳理了他從一個質樸的愛國主義者到堅定的馬克思主義者、無產階級革命者轉變的歷史脈絡。實際上，鄧小平早期思想演變既受到當時的歷史環境、其本人在海外的坎坷經歷、其所接觸的資本主義社會和在歐洲傳播的馬克思主義的影響，也受到一批留學海外的早期共產主義者的影響。中國共產黨創建時期的留法、留蘇運動培養了周恩來、陳毅、李富春、聶榮臻、李維漢、蔡暢、鄧穎超、何長工、蔡和森、王若飛、趙世炎、陳延年、陳喬年、羅學瓚、張昆弟、瞿秋白、劉少奇、羅亦農、任弼時等一大批中國早期無產階級革命家。要進一步認識鄧小平早期思想演變軌跡，需要繼續拓展視野，比如對影響鄧小平思想形成的早期共產主義者的思想演進脈絡進行個別研究、比較研究和整體研究，總結以他們為代表的中國共產黨早期留學人員為黨的創立和發展壯大作出的重大貢獻。這是值得進一步思考的方向。

（注釋從略）

作者單位：中央黨史和文獻研究院第四研究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