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5年4 月21 日，董必武作為中國解放區代表飛抵美國，準備參加在舊金山舉行的聯合國制憲會議（又稱“舊金山會議”），隨行人員有秘書章漢夫、翻譯陳家康。董必武于4 月21 日至24 日以及7 月2 日至11 月20 日在紐約及周邊地區活動，4 月24 日至7 月2 日在舊金山活動，在美停留時間將近7 個月，是中共第一代領導集體成員中在美工作時間最長者。對這段歷史，以往研究多從國共兩黨斗爭的視角，側重梳理董必武得以躋身聯合國制憲會議中國代表團的過程，但是對他赴美之后的活動內容少有關注，低估甚至忽略了此行具有的多方面意義。本文嘗試綜合各方面資料，對此問題作一通盤考察，揭示董必武此行在推動中共外交、對外宣傳、國際統戰以及海外黨組織建設等方面工作的內容與意義。

一、參加聯合國制憲會議實現中共外交新突破，凸顯中共獨特貢獻

1945年在美國舊金山召開的聯合國制憲會議，是反法西斯國家即將取得第二次世界大戰全面勝利之際，商討制定戰后國際秩序的一次重要會議。董必武出席本次會議，是中共在多邊外交舞臺的首次亮相，實現了中共外交工作的新突破，同時，他積極有效地參與會議議程，以出色的表現展現了中國共產黨人以國家、民族利益為重和愛好和平、追求民主的一貫品質。

（一）美國之行打破了國民黨的外交封鎖，是中共第一次正式參與多邊國際事務

開展外交活動是一個政黨對外展現自我形象的重要途徑，是一個政黨走向獨立和成熟的標志之一。中共很早就注意與世界上友好的國家、團體、人士進行溝通聯絡，但在抗戰時期，中共的外交活動受到國民黨政府的重重制約。一方面，重慶國民黨政府仍然是得到國際社會承認的中國中央政府，中共的許多外交往來還需要經過它來完成；另一方面，國民黨出于一己私利之考慮，不愿中共單獨開展外交活動。鑒于此，1944年8 月18 日，中共中央作出了關于外交工作的指示，指出“外交正是我們工作中所最不熟悉的一方面”，只有“沖破國民黨種種禁令和約束，才能便于我們外交來往和取得國際直接援助”，“如果國際統戰政策能夠做到成功，則中國革命的勝利，將必增加許多便利”。這表明，此時中共已經充分認識到獨立開展外交工作和國際統戰工作的重要性。

這一指示發布半年之后，1945年2月，蘇、美、英三國領導人在雅爾塔會晤并發布公告，決定于 1945年4月25日在美國舊金山召開聯合國制憲會議，制定《聯合國憲章》，籌備成立聯合國。這一消息公布后，中共高度關注中國代表團的組成問題。2月18日，毛澤東在黨的六屆七中全會主席團擴大會議上明確提出：“中共要求派代表參加制定聯合國憲章的舊金山會議。”但是，國民黨極力反對中共參加會議，試圖一手包辦中國代表團事宜，體現出一貫的專制主義作風。對國民黨壟斷中國代表團的企圖，中共表示堅決反對。周恩來致函美國駐華大使赫爾利指出，“中國目前沒有民主的聯合政府，現在的國民政府完全是國民黨獨裁統治，既不能代表解放區 9千萬人民，也不能代表國民黨統治區域廣大人民的公意”，因此代表團人員應包括共產黨、國民黨和民主同盟，同時，“國民黨代表中還應包括國民黨民主派的代表，如此方能代表全中國人民的意愿，否則絕不能代表中國解決任何問題”，并要求將此意見轉達美國總統羅斯福。但這一合理要求遭到赫爾利拒絕。3月9日，根據毛澤東的指示，周恩來致函時任國民黨政府外交部長王世杰，再次強調代表團應包括共產黨、國民黨和民主同盟，“絕不應單獨由國民黨政府人員代表出席”，并聲明國民黨政府如不采納這一意見，中共將對其“一手包辦之代表團在國際會議上所作之一切言論和行為保留自己的發言權”。同日，周恩來將上函內容轉電赫爾利，并要求其再轉羅斯福。羅斯福收到電文后，很快函電蔣介石，指出聯合國制憲會議中國代表團包括共產黨或其他政黨、團體的代表“不會產生任何不利”，表現出支持中共代表參加代表團之意。迫于國內進步力量的壓力和國際輿論的影響，國民黨政府不得不放棄壟斷中國代表團的企圖。3月 26日，國民黨政府正式宣布組成一個包括中共代表董必武及國民黨、民盟和無黨派人士代表在內的10人代表團。董必武躋身聯合國制憲會議中國代表團，成功打破了國民黨對中共的外交封鎖，是中共第一次正式參與多邊國際事務，在中共黨史上具有重要意義。

需要說明的是，一些學者認為董必武之所以能夠參加中國代表團，是時任國民黨政府駐英大使顧維鈞和羅斯福的意見起了決定性作用。但這經不起事實的推敲。不可否認，兩人對國民黨政府同意董必武參加中國代表團起了一定作用。籌建代表團之時，顧維鈞曾多次向蔣介石和部分國民黨高層人士建議應該吸納共產黨人作為代表。羅斯福的函電對蔣介石改變排斥中共代表的態度起到了直接作用。但是必須指出，董必武得以參加中國代表團，絕不是出于誰的“保薦”或“恩賞”，根本原因在于人民的呼聲和中共在國內舉足輕重的地位。當時，歷經接近 14年的艱苦抗戰，中共領導的解放區已有19個，人口近1億，人民軍隊發展到約132萬人，民兵發展到260余萬人，是全民族抗戰的中流砥柱。同時，中共在海外也擁有眾多支持者和廣泛影響力，包括美國的一些自由主義分子、關心中國政局者和英國工黨的許多領袖在內的人士，對中共“都極為重視”。比如，聯合國制憲會議召開前夕，美聯社高度關注董必武入選中國代表團一事，認為在與會各國正式代表 282人中“最具影響力”的只有16人，其中就包括中共代表董必武。因此，中共的地位和作用不容忽視，中共完全擁有派遣代表參加聯合國制憲會議的資格和底氣。

（二）參會期間與國民黨人士團結合作，彰顯了中國共產黨人以國家和民族利益為重的大局觀

董必武是一名政治信念堅定，久經考驗的中共黨員，同時又是一名參加聯合國制憲會議的中國代表團成員。前一種身份決定了他與國民黨代表在眾多國內政治問題上存在原則性分歧，后一種身份則決定了在國際舞臺上他有責任與國民黨代表共同維護好中國的國家利益。在面對這一對看似矛盾的雙重身份之時，董必武深知他對外代表的是中國的國家形象，職責是要維護中國作為一個主權國家的利益和尊嚴，要為實現國家的長期戰略目標服務。因此，他暫時擱置與國民黨代表在國內政治問題上的不同意見，確保中國代表團以一個團結統一的陣容出席會議，謀求國家利益的最大化。

1945年4月15日，董必武在印度加爾各答機場轉機之時，接受了香港《大公報》特派記者的采訪。他表示，聯合國制憲會議的任務在于促進國際間的團結與和平，中國作為會議邀請國應該帶頭做到內部團結一致。他說：“我以中國代表之資格，而非以中國共產黨代表之資格出席舊金山會議。蓋會議中所討論之課題，為國際安全制度，而非任何一國之內部問題也。”他還對外表態指出，中國正向團結與民主之途努力前進，并相信能夠達到最終的目的。4月25日，聯合國制憲會議正式開幕。整個會議期間，中國代表團多數時候由首席代表顧維鈞負責處理日常工作事務。據顧維鈞回憶，董必武“凡有建議或提出問題，無不就商于我”。但是，從來沒有主動提過國共兩黨之間的政治分歧。每當中國代表團內部開會提及蘇聯和中國共產主義運動問題時，“董總是緘默不語”，“力圖避免給人造成他是為共產黨的利益而來的印象”。這正是董必武時刻以國家和民族利益為重的寫照。

做到這一點，極為不易。聯合國制憲會議召開之前，國共兩黨在國內政治問題上的對立日益尖銳。中共堅決主張建立聯合政府，而國民黨極力維護獨裁統治，雖然兩黨多次談判，但沒有取得實質性進展。1944年12月 15日，毛澤東在陜甘寧邊區第二屆第二次參議會上就指出，中共要把建立民主聯合政府作為1945年“全國人民的總任務”。蔣介石則于1945年1月1日發表元旦廣播演講，宣布將召開所謂國民大會，“頒布憲法”，“歸政于全國的國民”，但其本質是拒絕實行民主改革和成立民主聯合政府。因此，董必武能夠同國民黨代表在聯合國制憲會議上團結合作，誠屬難能可貴。正是由于董必武超越黨派，把國家和民族利益放到第一位，才使得中國代表團內部的團結合作更為緊密。

（三）參與聯合國制憲會議相關提案的討論，為聯合國的創建打上了中國共產黨愛好和平、追求民主的烙印

和平與民主一直是中國共產黨倍加珍視和孜孜追求的目標。4月6日，董必武行前在民主同盟為其舉辦的歡送茶會上發表講話，闡明出席聯合國制憲會議的目的是向國際表達中國共產黨和中國人民“愛好和平，力求民主團結”的精神，并“深信民主為世界大勢所趨，必須實現”。抵達舊金山后，董必武全程參與會議，并以和平與民主的精神為指引，對相關提案的通過做了大量有益工作。按照中國代表團的工作分工，董必武參加了會議第三委員會的工作，內容是商議關于未來聯合國機構及議事程序安排。他與各國代表共同制定成立安全理事會的提案，為這一聯合國核心部門的體制和機制作了最初規劃。他嚴謹地參與討論了美國代表團提出并引發各國代表激烈爭論的托管制度問題，商議在國際組織監督下由受托國對當時尚屬殖民地的地區進行管理，以取代舊式帝國主義殖民地制度。他主張托管的最終目的是要實現被托管地區的自由與獨立，維護殖民地和半殖民地人民的利益。誠如他所言，“爭論中心為委托，商量大事不糊涂”。另外，他還與中國代表團一道討論了有關國際法院、非聯合國會員國的權利、安理會非常任理事國的地域分配等問題。在充分討論的基礎之上，推動中國代表團形成一致意見。這些意見大都被大會接受，并被納入《聯合國憲章》之中。

6月25日晚，大會通過《聯合國憲章》。董必武參與討論的提案成為此后各國解決彼此爭端，維護世界和平的重要準則。次日上午，各國代表在舊金山退伍軍人紀念堂舉行憲章簽字儀式。董必武代表中共、解放區廣大軍民及國統區民主人士，用毛筆莊重地簽下名字，成為中共參與創建聯合國的歷史見證。聯合國沒有忘記董必武的這一貢獻，1975年董必武逝世時，時任聯合國秘書長庫爾特·瓦爾德海姆專門發來唁電，稱其“作為聯合國憲章的簽署者之一被人們懷念”。而董必武通過參加聯合國制憲會議，更加認定了和平與民主是世界人民的共同期盼，堅定了打倒國民黨獨裁專制，實現全國和平與民主的信心。6月18日，他在舊金山寫下“逆流原屬尋常事，前進終為歷史車。大勢已趨民主制，吾華欲外孰能除”的詩句，恰是這種信念的反映。

二、積極宣傳中共正面形象，廣泛開展國際統戰工作

董必武利用赴美之機，廣泛在美國政界、文化界、新聞界及華人華僑界、留學生群體中開展宣傳工作，闡明中共反對國民黨獨裁統治、擁護建立民主聯合政府的主張，塑造中共良好的政治形象，同時積極拓展海外人民民主統一戰線，匯聚熱愛和平的民主力量。

（一）向聯合國制憲會議各國代表和記者介紹解放區真實情形和中共政治主張

聯合國制憲會議召開之前，由于國民黨的封鎖以及刻意的造謠和誣蔑，外界對中共在世界反法西斯戰爭中的角色和貢獻所知不多。美國政府則配合國民黨政府的反動宣傳，攻擊和污蔑中共。比如，赫爾利曾在華盛頓舉行的記者招待會上，將中共等同于封建軍閥，威脅性地宣稱美國政府不與中共合作。在這種情況下，面向國際社會開展宣傳工作就顯得愈加重要。4月1日，中共六屆七中全會主席團會議決議指示董必武，“赴美的任務主要是爭取外國朋友，提高我黨的國際地位，并盡量爭取留駐美國工作，以擴大中國共產黨在國際上的影響”。董必武牢記黨中央賦予的重大使命，面向全世界積極開展宣傳與統戰工作。

為了更好向各國代表和記者介紹中共領導的解放區的真實情形，在聯合國制憲會議間隙，董必武以 1939年底延安解放出版社出版的《陜甘寧邊區實錄》為基礎，與章漢夫、陳家康、中共在美黨員徐永煐等人用英文編輯印制了題為《中國解放區實錄：關于中國從日本占領下解放出來的地區的事實報告》（簡稱《實錄》）的小冊子。《實錄》共30余頁，包括引言、軍事、政治、經濟、教育、工會以及實現人民迫切要求的計劃等7個部分，累計3萬余字。董必武在引言中指出，中共在中國各政黨之中最先提出停止內戰、聯合抗日的政策，而國民黨卻熱衷于發動內戰，無視國家主權的喪失；介紹中共領導的人民武裝力量在抗戰中作出的巨大貢獻，指出截至1944年底中共解放了9400萬人口（占淪陷區總人口36.6%）和85萬平方公里的領土（占淪陷區總面積的31%），為此犧牲了446336人的寶貴生命；強調只有共產黨、國民黨、民主同盟和其他無黨派人士團結起來，組成民主聯合政府，“中國才能發揮它的適當作用，以爭取抗戰勝利，并在戰后世界中取得自己的正當合法的地位”。《實錄》共印行5000冊，廣為散發到參加聯合國制憲會議的各國代表和記者手中，真實、系統、全面地介紹了解放區在中共領導下抗擊日本侵略者取得的光輝戰績和在各方面取得的偉大成就，讓同盟國的朋友們正確了解了在世界反法西斯戰爭中作出巨大貢獻的“中國民主解放區和共產黨領導的軍隊的真相”，以及中共熱愛和平與民主的政治主張，粉碎了國民黨和美國政府對中共形象的惡意虛構。

（二）團結華人華僑和留學生，推動建設海外人民民主統一戰線

海外華人華僑大多無黨無派。抗戰時期，一部分人雖然對國民黨的獨裁統治深惡痛絕，但是出于全民族抗戰的需要，極少公開表露這種不滿。隨著抗戰最后勝利即將到來，國民黨鎮壓和平民主運動的專制獨裁面目愈加顯現，華人華僑中的許多人逐漸開始公開表達反對國民黨反動統治的政治主張。許多華人華僑加入或成立了一些左翼進步僑團，呼吁國內早日實現民主政治。與此同時，中共的統戰政策著重點也由原先聯蔣抗日的全民族統一戰線向反蔣獨裁的人民民主統一戰線轉變，而動員華人華僑是構筑這一戰線的重要內容之一。

當時，蔣介石為防止董必武在華人華僑中開展統戰工作，預為布置破壞措施。3月31日，他發出密電，命令國民黨政府駐美大使魏道明和駐紐約、舊金山總領事與國民黨駐美總支部隨時聯系，“注意采取必要措置，務使僑胞及僑報擁護中央，并防止彼等在會議前后發生響應共黨及不利于中央之表示”。到達美國后，董必武沖破國民黨的阻撓，與華人華僑頻繁互動。但他不像國民黨僅注重聯絡華人華僑上層，而是兼顧廣大華人華僑普通人士，向他們廣泛宣傳中共的時政主張，推動華人華僑愛國運動朝人民民主統一戰線的方向發展。6月5日，他出席舊金山華僑憲政黨、致公黨組織的會議，作題為《中國共產黨的基本政策》的長篇講演，全面闡述了中共堅持抗戰、團結、進步的方針政策，揭露國民黨計劃召開的國民大會“是以繼續獨裁反對民主，以假民主反對真正的民主”，強調成立民主聯合政府是“目前中國局勢的唯一的、民主的解決途徑”。在紐約華僑洗衣館聯合會組織的宴會上，董必武闡述了毛澤東關于團結一切可以團結的力量，徹底消滅日本侵略者，建立獨立、自由、民主、統一和富強的新中國的主張，介紹了八路軍、新四軍在抗戰中發揮的重要作用，同時揭露了國民黨倒行逆施，強化獨裁的卑劣行徑。這一發言廣受關注，“轟動了美洲華僑社會”。除《華僑日報》之外，加拿大溫哥華《大漢公報》等僑報也予以連續報道。廣大海外華人華僑在了解中共的抗戰成績和政治主張后“很受感動、很受鼓舞”，同時進一步認清了國民黨的丑惡面目。董必武的相關活動給華人華僑愛國民主運動注入了動力，使得越來越多的華人華僑表示反對國民黨的專制獨裁，公開支持中國共產黨的方針政策。

太平洋戰爭爆發后，中美合作增加，大量人員赴美留學或交流。董必武非常重視爭取人才的工作，注意團結和爭取黨外人士為黨工作。從1944年開始，他領導南方局有計劃地派遣薛葆鼎、蘭毓鐘、計蘇華、徐鳴、侯祥麟等中共黨員學生赴美深造，并在留學生群體中開展統戰工作。在美期間，董必武積極接觸了一些中國留學人員。比如，聯合國制憲會議期間，在斯坦福大學留學的楊生茂曾以華僑報紙記者身份采訪中國代表團。董必武在得知他是學生后，滔滔不絕地向他“講中國八路軍和新四軍是怎么抗日的”，給楊生茂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另外，董必武還給當時在哈佛大學從事法學研究工作的韓德培回信，告誡其法學研究一定要結合中國的實際方能有利于未來的中國，給了韓德培以極大的鼓舞。董必武面向留學生的積極工作，為此后中共在美黨組織在留學生群體中開展統戰工作奠定了基礎。

（三）接觸美國政界相關人士，宣傳中共政治立場

學界以往認為董必武在美期間與美國政界沒有太多聯系，其實不然。通過對資料的梳理，可以看出他與美國政界人士不但存在聯系，而且接觸不少。5月31日晚，他在舊金山與美國國務院遠東司副司長埃德溫·斯坦頓（Edwin F.Stanton）和聯合國制憲會議國際秘書處處長菲利普·斯普勞斯（Philip D.Sprouse）進行了一次長時間的非正式談話。8月初，他在華盛頓會見了美國前駐華大使館三等秘書謝偉思（John S.Service）、曾任南京國民政府顧問的保羅·林百克（Paul Linebarger）、國務院中國事務處處長莊萊德（Everett F.Drumright）。9月，他再度前往華盛頓，會見了美國國務院內政部副部長阿貝·福塔斯（Abe Fortas）、前白宮管理和預算辦公室主任韋恩·科伊（Wayne Coy）和波多黎各自治邦總督雷克斯·圖格威爾（Rex Tugwell）。他還與國務院遠東司司長約翰·卡特·文森特（中文名范宣德）進行了秘密會晤，接觸了曾任美國副總統的亨利·阿加德·華萊士（ Henry Agard Wallace），與其談論了美國政府的對華政策。此外，他應邀參觀紐約市議會，并發表友好講話。

在這些接觸中，董必武向美國政界人士指出國民黨獨裁統治的實質，揭露國民黨計劃召開的國民大會的虛偽性，并闡明中國問題唯一的解決辦法是建立一個真正的聯合政府。他還毫不客氣地指出，美國政府的扶蔣政策助長了蔣介石獨裁統治的囂張氣焰，不但無益于建立“統一的中國”，而且大大增加了國共兩黨全面爆發新一輪內戰的可能。他強調，美國政府必須協助中國避免內戰，采取“明確的”政策，以利于建立“一個民主的中國政府”。當時，赫爾利仍在調停國共矛盾，其策略是讓蔣介石開放一點民主，讓中共交出軍隊，服從于國民黨的獨裁統治。可以說，董必武在美國政界中的活動和宣傳，讓美方了解到中共擁護和平民主的原則立場，以及堅決反對美國支持國民黨獨裁的鮮明態度。

（四）接觸美國民間文化交流機構和新聞界人士，力爭向美國民眾傳遞中共的政策主張

紐約是美國的文化之都，有眾多中美文化交流機構，其中以華美協進社和太平洋國際學會在當時最為重要。7月20日，董必武應邀出席華美協進社的討論會，作了題為《中國問題的關鍵》的演講。他指出，中國問題的關鍵在國民黨政治不民主，實行獨裁統治；國民黨計劃召開的國民大會是偽民主會議，中共堅決反對；中共主張抗戰時實行民主聯合政府，抗戰后再由民主選舉代表組織國民大會，通過憲法并依法選舉政府官員。值得注意的是，這一發言引起了國民黨某些官員的不滿，他們很快向華美協進社理事會主席亨利·盧斯施壓。同時，董必武接觸太平洋國際學會，與該會美國理事會成員拉鐵摩爾、費正清、斯諾、愛潑斯坦等人保持私人聯系。基于他們曾公開支持中國抗戰和同情中共，以及他們對美國的國家政策具有一定影響，董必武期望能夠由此間接影響美國的對華政策。

除了中美文化交流機構，董必武還積極接觸外國新聞記者，擴大對外宣傳渠道。除了接觸《紐約時報》記者、曾在1944年九十月間率外國記者西北訪問團到訪延安的布魯克斯·阿特金森（Brooks Atkinson）之外，他亦會見了《圣彼德斯堡時報》（St.Petersburg Times）記者。聯合國制憲會議期間，他在中國代表團舉行的記者招待會上接受外國記者采訪，表明“中國共產黨時盼中蘇兩國邦交親密”的觀點。（《舊金山會議我代表招待我記者會中論及國內政治問題》他還接受了一家克利夫蘭報紙《平等》（Enakopravnost）的訪問。董必武介紹了解放區在政治、經濟、軍事等方面的建設情況，強調中共的最終目標是要在中國“消滅戰爭和剝削，建立一個自由的世界”，而國民黨政府則是一個獨裁政府，無法保障人民享有民主權利。此外，在紐約期間他專程看望了中國人民的老朋友、美國著名記者和進步作家史沫特萊和賽珍珠，表現了共產黨人結識新朋友，不忘老朋友，廣栽友誼之花的真誠。

董必武的上述活動廣泛宣傳了中共的方針政策和解放區的情況，有助于打破國民黨的輿論封鎖，而且也讓他近距離觀察到美國的政治動向和社會輿論風向。他看到11月9日紐約聲勢浩大的要求美國政府召回在華駐軍的示威游行，聽到美國國務卿伯恩斯（J.F.Byrnes）發表的希望中國建立民主團結的政府的聲明。他注意到美國輿論界、社會民眾和政界中都不乏擁護民主的力量，尚存在改變美國政府錯誤政策的可能，因而認為應該充分利用美國的國內輿論形勢，爭取有利于實現中國和平與民主的結果。基于此種觀察和認識，他從美國回到重慶后，便以更加飽滿的精神狀態投入到反對國民黨內戰獨裁，建立民主聯合政府的斗爭之中。

三、加強對中共在美黨組織的指導

董必武在美期間，重新整頓中共在美黨組織，積極推進黨的思想建設，適時開展作風建設，加強和改善黨的領導，旨在使中共在美黨組織時刻保持中國共產黨無產階級先鋒隊的性質，以更加堅強的姿態迎接面對各種挑戰。

（一）指導重建并整頓中共在美黨組織

1943年6月10日，共產國際正式宣布解散。受此影響，1944年5月，美共中央書記白勞德（Earl Russell Browder）宣布解散美國共產黨，將其改組為美國共產主義政治協會，犯了嚴重的機會主義錯誤。美共解散后，原先依靠美共同國內聯絡的中共黨員失去了組織聯系，已不能正常開展工作。中共中央南方局是中共最早的外事機構，非常重視海外黨組織的建設和國際統戰工作。作為南方局主要領導人之一，董必武在赴美之前即已覺得有重建和整頓中共在美黨組織的必要。因此，他先期派遣徐鳴至美開展工作。與此同時，中共中央和南方局通知徐永煐等人要向董必武匯報工作并協助其在美活動。董必武到美后，領導徐永煐、唐明照等人團結一些華人華僑積極分子，恢復了中共在紐約的黨組織。1945年4月22日，董必武會見白勞德，進行了長達4個小時的面談，圍繞雙方關心的國際形勢和中美共產黨發展與合作問題展開了討論。7月，美共另一領導人福斯特召集緊急會議，反對白勞德的錯誤路線，恢復美國共產黨。美共重建后，董必武與美共中央談到了中共黨員的管理事項。1945年春夏間，中國局恢復，并建立了一個以徐永煐為書記，以唐明照、何植芬、林棠為委員的班子，成為領導中共在美黨員的主要機構。

中國局雖然恢復，但是中共在美黨組織仍存在一些不足，不能很好地匹配當時中共在美工作的需要。當時，中國局人數非常有限，僅有 4名同志，并且由于通訊不便，難以及時接收中共中央最新的指示，工作的靈活性不夠。董必武嘗試改變這一局面，努力擴充中共在美黨員隊伍，并旨在建立南方局與在美黨組織的直接聯系。1944年夏，南方局批準楊剛、薛葆鼎兩名黨員赴美。后者赴美之前，曾受到董必武接見。1944年底，董必武交代徐鳴要有在美長期工作的打算，必要時可以發展黨員擴大在美力量，并在次年于紐約幫助徐鳴與徐永煐接上組織關系。隨著一批中共黨員陸續赴美，1945年下半年，董必武指示徐永煐以中共在美“黨報”——《華僑日報》為中心，整合旅美同志力量開展黨的工作。同期，為了確保組織建設的順利開展，他代表中共中央向《華僑日報》社捐贈1萬美元。董必武的上述工作，有效地加強了中共在美黨員的組織工作。在他離美后，徐永煐根據其指示，進一步召集唐明照、楊剛、賴亞力、徐鳴等人正式組建中共在美工作領導小組，后續參加者有陳翰笙、龔普生、薛葆鼎、浦壽昌等人。小組工作內容初以編輯出版《華僑日報》為主，后逐漸擴展為領導部署旅美同志的全面工作，包括華人華僑、旅美科技人員、留學生工作以及與美共中央的聯絡工作等，成長為中共在美國工作的堅固堡壘。

（二）向中共在美黨員進行時政宣講

中共在美黨員由于遠離祖國，對黨的政策的認識不夠深入。因此，董必武在紐約主動把中國同志召集在一起，作了一次長達 2個多小時的政策解讀和思想報告。他全面闡釋了延安整風運動反對主觀主義以整頓學風、反對宗派主義以整頓黨風、反對黨八股以整頓文風的內容；系統講解了黨的統一戰線既聯合又斗爭、以斗爭求團結的方針，發展進步勢力、爭取中間勢力、孤立頑固勢力的政策，以及有理、有利、有節的斗爭原則；還深入介紹了中共中央對美國政府扶蔣反共，以及對蔣介石準備發動內戰形勢的看法，鼓勵大家只要“遵循黨中央、毛主席制定的路線、方針和政策”，“是一定能夠克服一切困難，取得革命的徹底勝利的”。在美同志在聽取報告后，“深深體會到整風運動對于黨的建設和取得革命勝利的重要性和必要性”，并根據延安整風的精神進行學習、檢查和改進自己的工作。此外，董必武還將國內帶來的一批毛澤東著作、中共中央文件及其英譯初稿交付徐永煐，讓其組織人力進行翻譯和審訂。徐永煐和唐明照分工合作，翻譯了一部分，不僅為新中國成立初期徐永煐等人從事《毛澤東選集》英譯工作積累了一定經驗，而且翻譯的過程無疑是一種更細致深入的理論學習過程。這些理論學習、時政宣講和理論文本翻譯工作對旅美同志而言是一次深刻的思想教育，提高了他們的思想政治水平，從思想上確保了新生的中共在美黨組織的堡壘作用。

（三）以身作則，在克己奉公、艱苦奮斗方面為中共在美黨員作表率

于紐約停留期間，董必武不僅開展時政和理論宣傳，還與在美同志就工作作風問題進行了充分交流。他告誡大家工作不要急躁，要發揚艱苦奮斗的精神，“一點一滴地長期埋頭苦干”；他強調工作中一定要實事求是，“從實際出發”；他提倡密切聯系群眾的作風，指出在美同志人數少，要“認真走群眾路線”，“團結多數”，不僅要與美國人民友好相處，“多做增進友誼和介紹中國革命形勢的工作”，還要做好華僑群眾的福利工作，確保能在美國“立得住腳”；他提醒大家要保持謙虛謹慎的作風，認真學習和總結經驗教訓，“少犯錯誤，犯錯后及時改正”；他還介紹了國內整風運動中解決黨內斗爭采取的方式，告知對犯錯誤的同志要采取“懲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針，以“批判錯誤，團結同志”。

行勝于言，董必武以身作則恪守上述作風。他近距離地向在美同志展示了一位優秀共產黨員的實際工作作風和人格魅力。比如，董必武嚴以律己，克己奉公，雖手過萬金，但一塵不染。他在美活動經費并不算少，合美金57836元，盧比2200元，法幣20000元。現藏于湖北紅安董必武紀念館中的“赴舊金山會議收支賬目”清楚地記錄了他在美期間所有資金的往來收支明細，內中沒有一項是因私支出，全部用于公務開支。他為了節省經費，在紐約期間不住賓館，而是借住在一位愛國華僑家里，自己做飯、洗碗，所用的一條毛巾雖已“實在無法再用”，但仍舍不得扔掉。

總之，董必武美國之行是抗戰末期中共主動開展的一次國際活動，內容豐富，意義深遠。董必武在美期間廣泛接觸各方人士，在外交、國際宣傳與統戰、海外黨組織建設等方面多有作為，突破了國民黨對中共的外交封鎖，推動塑造了中共良好的國際形象，促進了海外人民民主統一戰線的發展，夯實了中共在美黨組織的活動基礎，充分反映了中國共產黨對外工作的原則性與靈活性，其中蘊含的歷史價值與實踐意義仍值得我們深入挖掘和學習。

作者：裴廣強，哈爾濱工業大學（深圳）馬克思主義學院副教授

來源：《黨的文獻》2024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