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1年底建立的旅莫支部是中國共產黨第一個海外支部，發揮了為我們黨培養重要干部的作用，是黨員教育事業的重要起點，劉少奇、任弼時、羅亦農、陳延年、陳喬年、趙世炎、聶榮臻、李富春等一大批同志在此成長為職業革命家。對于黨員教育工作，中國共產黨早有籌劃。1920年9月，中共上海發起組創辦上海外國語學社，為派員留蘇做準備。次年春，莫斯科東方勞動者共產主義大學（簡稱“東大”）建立，上海外國語學社學生隨后開始分批前往東大留學，首批抵達者組成了中國班，并成立了團組織。年底，黨依托中國班建立中國共產黨留俄組，后更名為旅莫支部，受中共中央和共產國際的雙重領導。

至1926年6月取消建制之前，大約有500名同志在旅莫支部接受教育，他們來源多樣，集中了一大批黨內優秀同志。1921年上海外國語學社停辦后，國內組織通過選拔的方式派員留蘇，關向應、李求實、吳苓生、潘家辰、林育英等人均是如此。以留法勤工儉學學生為主體的中共旅歐支部是中共早期另一重要的海外支部，它從1923年起不斷選派優秀的黨、團員赴東大留學，成為中國班的重要來源。旅莫支部還注意從蘇俄遠東地區的華人中選拔優秀分子，如姜朝鳳、李秀京、紀德福等原先是遠東廠礦工人，因表現優異而被吸納進革命隊伍。不僅如此，在中共中央的安排下，旅莫支部非常注意為當時處在日本殖民統治的臺灣培養革命者，謝雪紅、林木森等臺灣重要革命人士均出身東大。中共中央對旅莫支部的工作極為關心，1922年底，陳獨秀出席共產國際大會時曾多次參加支部會議，為支部干部培養工作提出建議；1924年6月至11月，李大釗在莫斯科工作和學習時，幾乎每周都會參加旅莫支部的活動，并常為學生講課。

旅莫支部以黨員教育工作為核心，以為黨訓練重要干部為己任，將列寧“沒有訓練，就沒有共產主義”的論斷作為工作信條，建立了規范的干部教育機制。建立嚴密組織是我們黨開展工作的首要方法，旅莫支部將組織建設作為干部教育工作的基礎，嚴格執行民主集中制組織原則，最初的支部負責人羅亦農即是通過民主選舉產生。1923年4月，隨著支部黨員人數增多，支部規定支委會半年為一個任期，至1926年6月共有7個任期的支委會，保證干部教育工作得以穩定有序進行。不僅如此，黨和團支部均成立訓練部，專負訓練教育同志之責，趙世炎、王若飛、陳喬年、劉伯堅等人曾先后擔任訓練部主任。為進一步規范黨員教育，旅莫支部制定了《旅莫黨團訓練具體方法》《旅俄中國共產黨支部與青年團支部的關系和權限》等文件。后者共34條，被稱為支部的“憲法”，李大釗對此非常重視，將其作為重要文獻帶回國內。

對每位成員予以精細化訓練是旅莫支部黨員教育的重要特色。支部成立初期僅有三十余人，從1923年下半年起逐漸維持在一百人左右的規模，支委會難以掌握每名同志的情況，故將所有同志劃分到5人左右的黨或團小組中，通過小組進行黨、團員教育。支部對小組設置了嚴謹而不失靈活的教育機制：小組長是小組工作的責任人，每兩周向支部提交小組情況報告；除上課外，組員訓練主要在小組進行，每周提交活動表，報告一周學習和訓練的得與失；小組動態監測組員學習和訓練成績，分為中堅、落后兩個等級，且一般不出現所有人的成績均是“中堅”的情況，防止因好人主義拖累干部教育工作。如果組員成績的確全部達到“中堅”標準，則很快被調整到其他小組中，實現每個小組都有榜樣，先進帶動后進的目標。

旅莫支部黨、團員教育工作的內容主要包括以下幾個方面。第一，注重革命理想教育，樹立無產階級革命人生觀。旅莫支部告誡成員放棄成為資產階級知識分子的想法，樹立無產階級革命人生觀，“共產黨員除了革命，別無職業”。在旅莫支部，知識分子出身黨、團員占比較多，工人出身者占比少，后者的學習普遍較慢，一度導致支部內出現輕視工人出身成員的情況。支委會要求知識分子出身者要消除小資產階級思想，學習無產階級吃苦耐勞、斗爭性強、甘于犧牲的優秀品質，在整個支部營造出崇尚革命理想和斗爭精神的氛圍。

第二，學習馬克思列寧主義基礎理論，尤其注重實用性。為東方國家快速培養革命干部是東大的職能，最初學制僅為7個月，1923年改為3年，但很少有人能完成整個學制。尤其是當時中國革命形勢日新月異，支部要求黨、團員隨時做好回國參加革命的準備，規定3個月為1個訓練周期，成員須在此間掌握必備本領，如沒有回國自動進入下一個訓練周期，如此循環往復。因此，旅莫支部極為注重馬克思列寧主義基礎知識教育，工人運動史、十月革命、政治經濟學、唯物史觀等是主要課程，《共產主義ABC》《社會主義入門》等為主要教材。《共產主義ABC》是由布哈林等人于1919年寫成的系統詮釋馬列主義的權威著作，是俄共（布）黨員教育的通俗讀本。旅莫支部將其翻譯為中文本后，定為“同志必讀之書”。各小組常以主題討論的形式學習各章節，能夠在較短時間內知曉其基本原理，符合支部讓革命者掌握“初步根本的認識”，在革命實踐中提升理論水平的教育目標。

第三，側重對成員革命性的培養。革命是殘酷的敵我斗爭，需要持之以恒、浴血奮斗，一些支部成員對此理解不足。1917年十月革命一舉成功，建立了蘇維埃政權。這使得部分支部成員認為革命是一蹴而就的，忽略了列寧與俄共（布）此前20余年艱苦斗爭的歷史。旅莫支部不僅要求成員全面學習和理解俄國革命，更要大家深刻認識科學社會主義創立以來艱苦革命的歷史，學習成功經驗，總結失敗教訓，體會革命的曲折性與必勝性。為此支部重視在日常生活中培養成員的革命意志，通過組織批評等方法矯正成員中存在的盲目樂觀、樂于安逸、脾氣暴躁、大喜大悲等負面情緒，培養他們成為情緒穩定、冷靜靈敏、堅毅果敢的職業革命家。

第四，注意學習斗爭本領和技巧。讓黨、團員掌握革命本領是旅莫支部黨員教育工作的重要內容。城市革命是中國共產黨早期執行的革命路線，除基本的階級覺悟之外，動員工人參加革命運動需要一定的能力和技巧。旅莫支部組織成員在各種各樣的場合進行談話訓練，每周用時一般在20個小時以上，發言時須儀態端莊自信大方、聲音洪亮輕重相宜、肢體動作協調靈活等，使自己成為口齒清楚、言簡意賅、情真意切的表達者；支部還組織黨、團員在不同會議中輪流擔任會議主席、群體活動的組織者，以培養他們組織協調和應對突發情況的能力。為使黨、團員能夠在復雜的革命場景中措置裕如，支部要求成員掌握化裝技術，并在具體活動中檢驗成效。例如1922年元旦，旅莫支部排演了軍閥鎮壓工人運動的短劇，劉少奇扮演工人、蕭勁光扮演軍閥，取得了較好的演出效果。軍事技術是革命者的必備技能，旅莫支部成員平時保持體能訓練，暑假參加野營軍訓活動，掌握輕重武器的使用方法和基本的戰略戰術。當然，僅靠這些訓練還難以達到培養高水平軍事人才的目標。因此1925年2月，旅莫支部選派葉挺、聶榮臻、熊雄、顏昌頤等同志到蘇聯紅軍學校學習，組織關系仍保留在旅莫支部，正常參加組織生活，接受黨的政治教育。

作為我們黨第一個海外支部，又與共產國際關系密切，旅莫支部的干部教育具有重要歷史意義。在國內缺乏干部培養條件的情況下，旅莫支部為黨培養了大批卓越的領導干部，積累了系統化的干部培養經驗，對黨員教育工作具有重要意義。首先，它為中國共產黨提供了重要的干部資源。黨在早期缺乏熟悉理論、組織方法、斗爭本領和技巧的干部，特別是1925年1月至1927年4月間，黨員人數由不足1千人驟增至5.79萬人，使得干部不足問題更為突出，陳獨秀曾以“喘不過氣來”形容當時干部之缺乏。旅莫支部成員的回國對有效解決這一問題發揮了重要作用。從1924年秋季起，旅莫支部成批次地派遣成員回國，充實了從中央到地方的各級干部隊伍。他們的到來使黨中央能夠一定程度上調動和任命地方干部，改變了此前多由本地人擔任負責人的狀況。其中，羅亦農和陳延年分別擔任上海區委書記和廣東區委書記，趙世炎和陳喬年先后負責北京地方工作，均非常明顯地改變了當地組織面貌，推動黨員數量和質量大幅提升，各級黨組織生活規范有序、嚴格有效，動員工農參加革命工作更有力度和成效。

其次，為建立符合黨和革命要求的干部教育機制做出重要探索。干部決定一切，干部質量和水平決定著革命成敗。對新建支部而言，紀律嚴格與否決定著組織的基調。在干部教育過程中，旅莫支部形成嚴格紀律的傳統，以鐵的紀律教育黨員，對于有無政府主義傾向和不服從或消極對待訓練的分子采取開除等措施。堅持黨的領導，重視支部建設是馬克思主義政黨的重要特征。持續不斷的高強度工作，使旅莫支部積累了豐富的支部工作經驗，如設立5人左右的小組，讓基層單元保持合理適宜的規模，保持較高頻率的組織生活，成員在會議上必須發言，匯報工作成績與不足，無形中強化了成員的歸屬感和認同感，與組織建立起緊密的聯系；嚴格組織紀律，讓成員樹立時時有組織、事事有組織的觀念；重視思想理論教育，起到上通下達的作用，實現黨員與黨中央保持一致。歸國干部在實踐中不斷總結深化支部工作經驗，將其應用到中國革命實踐之中。例如1926年7月，趙世炎、羅亦農等人根據當時的情況，提出“一切工作歸支部”的口號，受到黨中央肯定。不僅如此，他們還積極興辦黨校，1924年9月，劉少奇等人創辦安源黨校；1925年，羅亦農創建北方區委黨校，并親自授課，他調至上海區委工作后，與趙世炎一道建立了區委—部委（地委）—支部的三級黨員學習體系；陳延年在廣東積極開展黨校教育，并要求旅莫支部經常寄學習材料給他。這些都為中國共產黨形成重視黨員教育的優良傳統打下了基礎。

（作者：孫會修，系北京師范大學歷史學院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