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心觀點

●毛澤東和鄧小平，他們在同一面旗幟下出發、互動聯系達半個多世紀，并相繼創造歷史。他們的心是相通的，包括信仰信念、理想追求、精神境界、思想方法和決策方式，甚至包括他們在黨內的經歷、經驗，都有不少相似之處。用個比喻，這叫“同頻共振”。

●毛澤東和鄧小平，都是經過黨內沉浮和磨難以后被歷史選擇，被黨和人民選擇的。他們經受的歷練，是人生的歷練、政治的歷練、智慧的歷練。他們對別人的失誤有更清晰的認識，對道路的選擇更加務實，對前途的構想更加聰明。

●毛澤東和鄧小平，又不是單純的軍事家，他們在軍隊主要當政委，擔任黨內領導職務。他們作為軍人，是政治家軍人；作為政治家，是軍人政治家。他們非常明白黨指揮槍是決定革命成敗的關鍵。和職業軍人不同，他們文武兼備，不是單項人才，他們始終是從黨和國家的前途命運出發，領導軍隊工作。他們首先是黨的事業全局的掌舵人。

●用今天的話來說，毛澤東和鄧小平都是頂層設計者。他們的思想理論，他們開拓的事業，發揮著長遠深刻的影響，總是穿越時空之門和后繼者們的奮斗息息相關。

●鄧小平和毛澤東同頻共振，實際上是一種知音關系：人生智慧的知音、政治實踐的知音、相互欣賞的知音、歷史評價的知音。在鄧小平的心目中，他既是毛澤東的戰友，也是毛澤東的學生。

每個時代，都會產生特定的緊迫而重大的歷史課題。走在時代前列的人，都會自覺地去尋求相應的解決方案。作出彪炳史冊貢獻的歷史偉人，總是抓住時代演進中最具有決定意義的環節，提出諸多解決問題、掌握規律的深遠論斷，作出諸多高屋建瓴、推進實踐的重大決策，創造諸多跌宕起伏、精彩紛呈的歷史事件。毛澤東和鄧小平，就是這樣的歷史偉人。

他們在同一面旗幟下出發、互動聯系達半個多世紀，并相繼創造歷史。他們的心是相通的，包括信仰信念、理想追求、精神境界、思想方法和決策方式，甚至包括他們在黨內的經歷、經驗，都有不少相似之處。用個比喻，這叫“同頻共振”。

毛澤東和鄧小平都是十六七歲離開家鄉，走進革命的時代氛圍，然后成為職業革命家。但他們相差11歲，最初感受到的時代氛圍，不太一樣。

毛澤東1910年走出家鄉的時候，還是封建王朝的“子民”；一年后辛亥革命爆發，毛澤東投身其間，當了半年兵。鄧小平1920年走出家鄉的時候，已經是受五四運動影響的“新青年”，而且這一走，就遠赴重洋，直接感受到西方的東西。

毛澤東選擇和確立信仰的思想經歷，要長一些，復雜一些，深刻一些，鄧小平就更直接一些。鄧小平1922年參加革命的時候，中國共產黨已經在一年前成立了，而毛澤東是參加建黨的骨干。但從根本上說來，他們都有那一代革命家的共性，就是敏銳把握時代大勢、依據新的歷史條件來做出信念選擇。他們兩個的家庭條件都不算差，不是因為活不下去了才投身革命，根本上是為了改造中國，救國救民。

投身革命后，在風雨前行的路途上，毛澤東和鄧小平都是非常之人，做了非常之事，成就非常之功。他們大致相似的經歷、作為和人生風采，有哪些可以放在一起，讓我們去體會他們“同頻共振”的心曲呢？

同頻共振的第一個音符，是獨當一面，開拓新局

進入中央決策層之前，毛澤東和鄧小平都長期擔任黨的事業的某戰略區域或戰略領域的“一把手”，他們幾乎都沒有擔任過副職，都有著獨當一面的經歷和鍛煉。

這樣的相似經歷，培養了他們對黨的事業的責任心和使命感，還有掌控、影響、引導全局的領導氣質、領導智慧和領導能力。在革命年代，遠離中央，區域領導者必須要有獨自處理復雜局面的全局性視野和決斷力，對自己負責的事情，必須看得到，抓得起，敢于拍板，善于拍板，敢于和善于開創新的局面。這是大革命家、大政治家必備的重要品質和品格。毛澤東和鄧小平，都擁有這樣的品質和品格。毛澤東從建黨初期在湖南領導工人運動起，他負責的事情，總是有聲有色，走在全黨的前面。鄧小平從25歲領導百色起義開始，也是這樣。

從井岡山時期起就和毛澤東患難與共的朱德，1943年10月6日在中央政治局會議上說，毛澤東是一個“有魄力、有能力，遇到困難總能想出辦法”的人。他還說：我們這次學習，就要每人學一套本事，主要學好毛澤東辦事的本事。

在紀念鄧小平同志誕辰110周年座談會上的講話中，習近平總書記專門談道：“我們紀念鄧小平同志，就要學習他不斷開拓創新的政治勇氣。開拓創新，是鄧小平同志一生最鮮明的領導風范”，“他身上始終洋溢著一種革故鼎新、一往無前的勇氣，一種善于創造性思維、善于打開新局面的銳氣”。在紀念鄧小平同志誕辰120周年座談會上，習近平總書記指出，“鄧小平同志的歷史功勛是全方位的、開創性的，對中國和世界的影響是深刻的、長遠的。他一生的奮斗歷程，充分展現了對共產主義遠大理想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信念無比堅定的崇高品格、對人民無比熱愛的偉大情懷、始終堅持實事求是的理論品質、不斷開拓創新的政治勇氣、高瞻遠矚的戰略思維、坦蕩無私的博大胸襟。”

同頻共振的第二個音符，是軍人政治家、政治家軍人

毛澤東和鄧小平，都是帶兵打仗而獲得黨內肯定，然后進入中央領導層的。1955年全軍授銜時，曾準備給毛澤東評大元帥，但他拒絕了。以鄧小平的軍隊資歷和戰功，是可以評元帥的，因為他已經轉任地方工作，按例沒有授予。1977年，鄧小平前去給葉劍英元帥祝壽，在場的有不少軍隊將領，葉劍英就說過：“你是我們老帥的領班。”

直到晚年，毛澤東和鄧小平都比較強調自己的軍人經歷。毛澤東1975年10月會見聯邦德國總理施密特時說：我懂得怎樣打仗，怎樣打勝仗。鄧小平晚年曾兩次回答外國來賓的提問，說自己的“專業是打仗”，是一個“老兵”。我們知道，對于一個政治家來說，擁有在戰爭中錘煉和體現出來的領導智慧和領導能力，其決策膽識和風格，是非常高超的。

毛澤東和鄧小平，又不是單純的軍事家，他們在軍隊主要當政委，擔任黨內領導職務。他們作為軍人，是政治家軍人；作為政治家，是軍人政治家。他們非常明白黨指揮槍是決定革命成敗的關鍵。和職業軍人不同，他們文武兼備，不是單項人才，他們始終是從黨和國家的前途命運出發，領導軍隊工作。他們首先是黨的事業全局的掌舵人。

同頻共振的第三個音符，是逆境考驗，“聰明起來”

鄧小平在黨內有“三落三起”的政治經歷。實際上毛澤東在黨內也有“三落三起”的遭遇。毛澤東的第一落，是1927年帶領秋收起義部隊上井岡山后，臨時中央政治局決議開除他剛剛擔任三個多月的中央政治局候補委員，傳到井岡山，誤為開除黨籍。第二落，是紅四軍1929年召開的第七次黨代表大會，毛澤東落選紅四軍前委書記之職。第三落，是在中央蘇區時期，毛澤東幾次受到批評指責，遭受排擠，失去軍權。毛澤東后來曾說，他一次被開除出黨，三次被趕出紅軍。到1935年的遵義會議，是毛澤東的第三起。

可見，毛澤東和鄧小平，都是經過黨內沉浮和磨難以后被歷史選擇，被黨和人民選擇的。他們經受的歷練，是人生的歷練、政治的歷練、智慧的歷練。他們對別人的失誤有更清晰的認識，對道路的選擇更加務實，對前途的構想更加聰明。

毛澤東和鄧小平對待逆境，態度是一樣的，都始終保持樂觀進取的心態和堅定堅韌的信念意志，身處逆境時不和歷史賭氣。

毛澤東1929年身處逆境時，在重陽節寫詩說“不似春光”，“勝似春光”，“戰地黃花分外香”。1934年在第三次逆境中，毛澤東到會昌調研，在詩里說的是“風景這邊獨好”。

鄧小平的樂觀和忍耐，更為人熟知。比如，第一落時，他作為“毛派”分子被撤銷中心縣委書記的職務后，依舊改不了他愛開玩笑的性格。第二落時下放到江西一家拖拉機廠勞動，復出后，他對人說：干鉗工，身體反而很好，手藝生疏了，學了不少技術，這是一件好事。

毛澤東和鄧小平在逆境中盡量發揮力所能及的作用，為黨工作，還有意識地搞調查研究，了解實情，總結經驗。江澤民同志1997年在鄧小平同志追悼大會上的悼詞中，有過這樣的概括：當鄧小平“受到錯誤打擊、處于逆境的時候，他從不消沉……對我們事業的未來抱樂觀主義。他總是由此更加深刻地思索中國革命的經驗教訓和根本規律問題，發憤要有新的更大作為”。這里說的是鄧小平，毛澤東何嘗不是如此。毛澤東曾經說過，錯誤和挫折教育了我們，使我們比較地聰明起來。

同頻共振的第四個音符，是戰略思維，頂層設計

在黨對毛澤東的正式評價中，有一個歷史定位，叫“偉大的無產階級革命家、戰略家、理論家”。在對老一代領導人的歷史定位中，“戰略家”是毛澤東獨有的。作為偉大的戰略家，實際上是偉大的革命家、政治家、軍事家、外交家、理論家這些稱謂的復合。

毛澤東1965年1月24日在中央政治局常委擴大會議上的講話中，談到“三線建設”等工作布局時說：“打軍事仗，政治仗，現在的經濟仗，要抓大局”，“搞經濟工作也要先搞戰略”，“我只研究戰略、戰役”。

老一輩革命家談到毛澤東，也常常從戰略家角度來表達敬佩之情。彭真晚年就說過：在黨的歷史上，幾次重大關頭，毛主席的意見開頭多數人不贊成，他是孤立的，但最終的事實證明還是他正確，他高明，他站得高、看得遠。1958年，周恩來更是明確講：“主席總是從戰略上看問題的，而我往往從戰術上考慮問題。”

鄧小平非常推崇毛澤東作為大戰略家的領導氣質。他說：“毛澤東曾經指出，我們黨歷來是重視戰略的，部隊的戰士、伙夫都關心戰略，只要把戰略形勢講清楚，問題就好辦了。”

在黨對鄧小平的歷史定位中，沒有“偉大的戰略家”這個稱謂，但有“中國社會主義改革開放和現代化建設的總設計師”這個歷史定位。戰略家和總設計師，意思大體相同。習近平總書記2014年在紀念鄧小平同志誕辰110周年座談會上的講話中，就專門談道：“我們紀念鄧小平同志，就要學習他高瞻遠矚的戰略思維。戰略思維，是鄧小平同志一生最恢宏的革命氣度”，“鄧小平同志思想敏銳、目光遠大，多謀善斷、舉要馭繁，總是站在國內大局和國際大局相互聯系的高度審視中國和世界的發展，善于從全局上思考問題，善于在關鍵時刻作出戰略決策”。

用今天的話來說，毛澤東和鄧小平都是頂層設計者。他們的思想理論，他們開拓的事業，發揮著長遠深刻的影響，總是穿越時空之門和后繼者們的奮斗息息相關。

同頻共振的第五個音符，是躬身務實，抬頭引領

戰略家當然要管大事，看大局，講大道理。但是，如果一開始就只管大、只善大，只注意“思”而不善“行”，就不可能在千頭萬緒、千難萬險中開拓出新局面。在成為黨中央領導集體的核心之前，毛澤東和鄧小平都是以“實干家”為人稱道的。

從建黨初期到長征結束，毛澤東都在一線做領導。他干過學生運動、工人運動、宣傳工作、農民運動，他創建紅四軍和井岡山根據地，他抓根據地黨的組織建設，抓蘇維埃政府各項具體事業。從1927年到1936年，在長達10年的時間里，他常常身處前線，指揮打仗。

毛澤東在長征前，關于農村的情況，搞過十多次調研，對中國革命的特點摸得滾瓜爛熟。他的領導風格，非常務實。像“三大紀律八項注意”這樣的軍規，最初的提法，都來自實際工作，比如睡覺上門板，尿尿避開婦女，不挖老百姓的紅薯，等等。

在“左”傾教條主義統治中央的時候，王明、博古都認為，毛澤東“大事有錯，小事沒有錯”。言下之意，毛澤東干實事是可以的，只是在方向上和他們的那一套“左”的東西相違背。于是，他們給毛澤東戴上“山溝溝里出不了馬列主義”“狹隘的經驗論”這樣一些帽子。

鄧小平從參加革命到20世紀80年代初期，更是在一線做領導工作。他在軍校搞過教育，在中央當過秘書長，獨立領導百色起義和龍州起義，創建紅七軍、紅八軍和左右江革命根據地，當過縣委書記，編過《紅星報》，當過幾個大區的中央局書記、戰略部隊的政委，新中國成立后，擔任副總理、中共中央書記處總書記等等。

在開辟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新時期的過程中，他常常以小見大，見微知著，善于抓看起來不算太大卻又事關全局的事情，在解決突出問題中實現戰略性的突破。比如：恢復高考；創辦經濟特區；處理安徽的“傻子瓜子”經營；為了發展旅游事業，他甚至談到黃山的茶葉應該怎樣賣；為了創辦能夠引進來、走出去的大公司，他還請榮毅仁等工商界老人們吃火鍋。

毛澤東和鄧小平的工作方法和領導方法還有一個共同點，就是著重抓影響工作全局的兩大關鍵問題。用毛澤東的話來說，當領導，關鍵要做好兩件事：“出主意，用干部”。鄧小平1985年以后，具體的事情管得少了，他說自己主要是“抓方針，抓頭頭”。他們兩人說的，實際是一個意思。

毛澤東和鄧小平還有一個共同的領導方法，就是注重思想領導。1942年7月9日，毛澤東給在山東的劉少奇發過一封電報，明確講：“掌握思想領導是掌握一切領導的第一位。”思想領導，實際上就是鄧小平說的“抓方針”。

毛澤東和鄧小平都注重用“筆桿子”來指導和推動工作。毛澤東抓筆桿子，他本身就是黨內無人能及的“大筆桿子”，大家都清楚。

鄧小平投身革命的第一項工作，就是主編《赤光》雜志，抓筆桿子成為他的習慣和特點。1926年他在莫斯科中山大學按照中共黨支部的要求，填寫了一份《黨員批評計劃案》，在“做什么工作最合適”一欄里，他填寫的是“能做宣傳及組織工作”。這一年，中山大學的聯共（布）黨支部書記給他寫的鑒定評語中，也特別強調鄧小平“學習能力強”，“學習優秀，黨性強”。在戰爭年代，鄧小平雖然話不多，但善寫，他的總結報告在黨內是出名的。毛澤東很喜歡看他的報告，說看了小平的報告就像夏天吃了冰激凌一樣透爽。新中國成立初期，鄧小平主政大西南的時候，就明確強調領導干部要學會用筆桿子來領導工作。

毛澤東晚年討厭“四個偉大”這樣的吹捧，但他還是認可“教師”這樣的稱謂，這是他注重思想領導的真心流露。四卷《毛澤東選集》，是他親自主持編輯出版的。他看重思想結晶，重視思想理論對未來的影響。

鄧小平晚年主持編選《鄧小平文選》第三卷時，逐字逐句地審稿。編輯過程中，他反復說：“不管對現在還是對未來，我講的東西都不是從小角度講的，而是從大局講的。”“實際上，這是個政治交代的東西。”出版前還專門強調：“我的文選第三卷為什么要嚴肅地多找點人看看……就是要堅持，不能改變這條路線，特別是不能使之不知不覺地動搖，變為事實。”1993年9月，鄧小平還說：我退休后也不是無事可做，觀察社會問題，出點主意，原則上要掌握幾條。

鄧小平和毛澤東同頻共振，實際上是一種知音關系

鄧小平和毛澤東同頻共振，實際上是一種知音關系：人生智慧的知音、政治實踐的知音、相互欣賞的知音、歷史評價的知音。在鄧小平的心目中，他既是毛澤東的戰友，也是毛澤東的學生。

說鄧小平是毛澤東的戰友，這很好理解。他們雖然相差11歲，大體上屬于同一代革命家。毛澤東是黨的第一代中央領導集體的核心，鄧小平是其中的重要成員。

說鄧小平是毛澤東的學生，這要從1978年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實現歷史轉折前后，鄧小平有關毛澤東的談話說起。

在1978年12月13日的中央工作會議上，鄧小平談道：毛澤東思想哺育了我們整整一代人，我們在座的同志，可以說都是毛澤東思想教導出來的。沒有毛澤東思想，就沒有今天的中國共產黨，這絲毫不是什么夸張。

鄧小平的意思是說，包括他自己在內的整整一代人都是毛澤東的學生。學生對老師的懷想和敬仰，反反復復地體現在鄧小平的談話和文章當中。《鄧小平文選》（二、三卷）、《鄧小平年譜》（四、五卷），收入了鄧小平從1975年到1992年間的講話、文章、談話、批示等，內容很全。粗略統計，其中談到“毛澤東思想”“毛澤東”“毛澤東同志”“毛主席”，大約有1169次。

其中，關于“毛澤東思想”，《鄧小平年譜》從1977年到1992年，出現163次。最集中的是1977年到1981年這5年，平均每年出現30次左右。在《鄧小平文選》第二卷和第三卷中，從1977年至1989年所收的文章里，出現“毛澤東思想”這個概念196次。有9篇文章出現最多，平均每篇出現17次，時間也是集中在1977年到1980年這4年。

關于“毛澤東”“毛澤東同志”出現的情況是：在《鄧小平年譜》中，從1977年到1992年，有162次左右，其中出現10次以上的年份有1977年、1978年、1980年、1981年、1983年、1984年，這6年平均每年出現21次左右。在《鄧小平文選》第二、三卷中，從1977年至1989年所收的文章里，出現298次。其中出現6次以上的文章有13篇，平均每篇出現17次，時間集中在1977年到1981年。

關于“毛主席”的出現情況是：在《鄧小平年譜》中，從1977年到1989年，出現255次，集中出現于1977年到1981年這5年間，共218次，平均每年出現43次。在《鄧小平文選》第二卷和第三卷中，從1975年至1992年所收的文章里，出現95次，有20篇文章談到“毛主席”。

還可以補充兩個材料。1980年10月25日，鄧小平同中央負責同志談話時特意強調：“結束了‘文化大革命’，一直發展到今天。這些事情，還不是毛澤東思想教育的一代人干的？”1983年11月6日會見澳大利亞外賓時，鄧小平又講：“我們這一代人都是在他（毛澤東）的領導下成長起來的。”

1989年9月，鄧小平準備退休時，曾經和當時的幾位中央負責同志談話，他說：“對我的評價，不要過分夸張，不要分量太重。有的把我的規格放在毛主席之上，這就不好了。”

作為毛澤東的學生，鄧小平的思想精髓跟毛澤東的思想精髓是相通的。鄧小平從改革開放伊始，就反復講，要完整準確地理解毛澤東思想，毛澤東思想這面旗幟丟不得。在前進過程中，他還明確提出：“從許多方面來說，現在我們還是把毛澤東同志已經提出、但是沒有做的事情做起來，把他反對錯了的改正過來，把他沒有做好的事情做好。今后相當長的時期，還是做這件事。當然，我們也有發展，而且還要繼續發展。”這段話中的繼續發展，意思是做毛澤東沒有遇到過的新的事情。

同頻共振，必然是一脈相承，必然是真心誠意地繼承和發展。鄧小平把自己做的事情和毛澤東做的事情接續起來，明確為繼承和發展的關系，是真正地把自己擺在了一個思想延續者的位置上面。

即使是西方的一些學者，也是這么認為的。他們提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是對毛澤東思想的繼承和發展，鄧小平糾正毛澤東晚年的錯誤，并不意味著他放棄了毛澤東思想。有個叫布蘭特利·沃馬克的美國大學教授，中文名叫吳本立，就是一個典型的代表。他甚至提出，鄧小平是“當今中國主要領導人中最毛化的一個”。

鄧小平評價毛澤東，不僅包含深厚的感情，也是發自內心的理性認識和真知灼見。他1993年主持編選《鄧小平文選》（第三卷）時，還說過一句話：毛主席的選集，編了四卷，我的文選，就編三卷。

這是一種明顯的學生敬愛老師的表達方式。這不是單純個人關系上的同頻共振，而是思想方法、理想信念方面的同頻共振，是原本意義上的“同志”關系。“同志”“同頻共振”這樣的關系，是超越了個人情感的。

（作者為中央馬克思主義理論研究和建設工程咨詢委員會委員、原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副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