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時代加快推進新型工業化的戰略考量和實踐要求
加快推進新型工業化,是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統籌中華民族偉大復興戰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變局,站在以中國式現代化全面推進強國建設、民族復興偉業的戰略高度而作出的重大戰略部署。2023 年9 月,習近平就推進新型工業化作出指示:“新時代新征程,以中國式現代化全面推進強國建設、民族復興偉業,實現新型工業化是關鍵任務。” 同月召開的全國新型工業化大會,深刻分析了我國新型工業化面臨的形勢任務,對新時代新征程加快推進新型工業化作出全面部署。2023 年12月召開的中央經濟工作會議強調,要以科技創新引領現代化產業體系建設,大力推進新型工業化。2024 年3 月十四屆全國人大二次會議審議通過的政府工作報告,對“加快推進新型工業化”作出系統部署。準確把握新時代加快推進新型工業化的戰略考量和實踐要求,對于堅持走中國特色新型工業化道路,加快建設制造強國,更好服務構建新發展格局、推動高質量發展、實現中國式現代化等,具有重要意義。
一、不斷深化對新型工業化發展規律的認識
經過長期以來的接續奮斗,我們黨團結帶領人民在一窮二白的基礎上創造了經濟快速發展和社會長期穩定兩大奇跡。我國用幾十年時間走完了發達國家幾百年走過的工業化歷程,躍升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綜合國力、科技實力、國防實力、文化影響力、國際影響力顯著提升。正是在這波瀾壯闊的歷史進程中,我們黨立足基本國情,積極探索新型工業化的發展規律,不斷回答和解決事關新型工業化發展的一系列重大理論和實踐問題。
(一)辯證處理工業化和信息化的關系
新中國成立后,我國開始了工業化的進程。到世紀之交,我國總體上進入了工業化中后期階段。與此同時,世界性的信息化潮流迅猛發展。在這樣的形勢下,如何處理工業化和信息化的關系?一種觀點認為,我國應該全力推進信息化,工業化可以放棄不管。另一種觀點則認為,我國當務之急是重點發展傳統工業,繼續推進工業化,有了基礎后,再大力發展信息化。應當如何處理工業化與信息化的關系,就成為擺在我們黨面前的一個重大問題。
面對工業化有待繼續推進而信息化建設又時不我待的局勢,我們黨深刻認識到,中國的現代化建設面臨著雙重使命:中國還是一個發展中國家,工業化任務尚未完成,又面臨著實現信息化的艱巨任務。由于我國的信息化不是出現于工業化成熟階段,而是在工業化進入中后期的過程中開始的,因此,我們決不能像西方經濟發達國家那樣,先走完工業化,然后再推進信息化,更不能用信息化取代工業化,而必須同時推進工業化與信息化。如果按部就班地在完成工業化后再進行信息化建設,就會坐失良機,永遠無法趕上西方發達國家。反之,如果放棄工業化,把建設重點全面轉向信息化,也不符合我國國情,還可能欲速則不達。
工業化與信息化的雙重使命,決定了我們必須以工業化作后盾,信息化作先導;決定了我們必須把工業化作為信息化的基礎,讓工業化為信息化的發展提供物資、能源、資金、人才以及市場;同時也決定了我們在加快信息化建設的同時,必須著重鞏固和發展工業化,不斷夯實信息化的工業根基。對我國來說,在工業化中后期大力推進信息化,與新中國成立初期大力推進工業化一樣,具有同等重要的戰略意義。沒有工業化的積累,信息化就成了無源之水、無本之木;沒有信息化的帶動,工業化就不可能順利實現。把工業化同信息化對立起來,或者埋頭于工業化而置信息化于不顧,或者脫離工業化現狀而盲目追求信息化,都是片面的、不可取的。
2000年 10月,黨的十五屆五中全會通過的《中共中央關于制定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十個五年計劃的建議》,將以信息化帶動工業化作為一個覆蓋現代化建設全局的重大戰略方針確定下來,作出了“加快國民經濟和社會信息化”的重大決策。加快國民經濟和社會信息化,是我們為推進產業優化升級和實現工業化、現代化而采取的重大舉措,實質是發揮后發優勢,依靠信息化實現社會生產力的跨越式發展。2002年 11月,黨的十六大作出了“走新型工業化道路”的重大決策,明確提出:“堅持以信息化帶動工業化,以工業化促進信息化,走出一條科技含量高、經濟效益好、資源消耗低、環境污染少、人力資源優勢得到充分發揮的新型工業化路子。”這是我們黨的重要文獻中首次提出新型工業化并對其進行戰略部署。高、好、低、少、優五個字,揭示了新型工業化道路與傳統工業化道路的鮮明區別,指明了我國新型工業化道路是速度與結構、質量、效益相統一的工業化發展道路。
工業化是一個歷史范疇,在不同的歷史條件下,不同國家實現工業化的標準和道路不盡相同。英國、美國、法國、德國等西方發達國家工業化道路的基本特征是:依賴從世界廣大殖民地半殖民地國家和地區掠奪能源、原材料,并傾銷其產品,結果造成全球范圍貧富兩極分化、資源大量消耗和生態環境惡化。在我們這樣一個人口眾多的發展中大國實現工業化,世界上沒有先例可循。由于人口規模、資源稟賦、歷史條件的不同以及國際政治經濟形勢的變化、科學技術的發展,我們決不能重復別國走過的道路,更為重要的是,我們必須避免西方發達國家走過的彎路。我國在新的歷史條件下繼續推進工業化,國際環境和我國基本國情決定了傳統的工業化道路已走不通。以信息技術為代表的新一輪科技革命和產業變革迅猛發展,又使我國走新型工業化道路成為可能。走新型工業化道路,是在總結世界各國工業化經驗教訓基礎上,從我國基本國情出發,把握科技發展趨勢,根據信息化時代實現工業化的要求和有利條件而提出的。
2007年 10月,黨的十七大在十六大提出走新型工業化道路的基礎上,進一步提出:“要堅持走中國特色新型工業化道路”,“大力推進信息化與工業化融合”。“走中國特色新型工業化道路”的提出,豐富了中國式現代化道路的內涵。2010年 10月,黨的十七屆五中全會進一步提出:“推動信息化和工業化深度融合”。從提出走新型工業化道路到提出走中國特色新型工業化道路,從提出以信息化帶動工業化到提出推動信息化和工業化深度融合,反映了我們黨對工業化建設規律認識的不斷深化。
(二)在把握新發展階段、貫徹新發展理念、構建新發展格局中全面認識新型工業化
黨的十八大以來,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立足中國式現代化的宏觀全局,適應時代要求和形勢變化,根據我國新型工業化發展的階段性特征,與時俱進謀劃、推進新型工業化。在這個過程中,習近平立足國內、放眼世界,就推進新型工業化發表了一系列新思想新觀點新論斷,深刻回答了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沒有講過、前人從未遇到過、西方經濟學無法解決的許多重大理論和實踐問題。
深入思考新型工業化所處的歷史方位問題。2013年 9月,習近平在主持十八屆中央政治局第九次集體學習時指出:“我國現代化同西方發達國家有很大不同”。“西方發達國家是一個‘串聯式’的發展過程,工業化、城鎮化、農業現代化、信息化順序發展,發展到目前水平用了二百多年時間。我們要后來居上,把‘失去的二百年’找回來,決定了我國發展必然是一個‘并聯式’的過程,工業化、信息化、城鎮化、農業現代化是疊加發展的。”在綜合分析的基礎上,習近平作出“我國進入了新型工業化、信息化、城鎮化、農業現代化同步發展、并聯發展、疊加發展的關鍵時期”的重大判斷。這就揭示了“四化同步”的典型特征,闡明了新型工業化與信息化、城鎮化、農業現代化相融并進、互促共興的內在關系。
在認識適應引領經濟發展新常態的過程中發揮“四化同步”的整體效應。經濟發展進入新常態,是我國經濟發展階段性特征的必然反映。2013年 12月,習近平在中央經濟工作會議上作出我國經濟發展已從“高速增長轉向中高速增長的新常態”的重要判斷。針對新常態下我國經濟增速會不會進一步回落、能不能爬坡過坎等疑問,2014年 11月,習近平在亞太經合組織工商領導人峰會開幕式上指出:“我們正在協同推進新型工業化、信息化、城鎮化、農業現代化,這有利于化解各種‘成長的煩惱’。”2015年 1月,他在中央黨校縣委書記研修班學員座談會上指出:“現在,我國經濟發展進入新常態,保持經濟社會持續健康發展,必須轉方式、調結構,必須實施創新驅動發展戰略,必須推動新型工業化、信息化、城鎮化、農業現代化同步發展。”“四化同步”成為經濟發展新的增長點,不僅為中國經濟增長提供了強大動力,也為世界經濟發展釋放出巨大需求。
以新發展理念引領新型工業化。2015年 10月,習近平在黨的十八屆五中全會上提出了新發展理念。創新成為第一動力、協調成為內生特點、綠色成為普遍形態、開放成為必由之路、共享成為根本目的的五大發展理念,為我們把握、衡量、推動新型工業化提供了遵循。比如,針對我國長期存在的發展不協調的突出問題,2016年 5月,習近平在全國科技創新大會、兩院院士大會、中國科協第九次全國代表大會上指出:“我們要立足于科技創新,釋放創新驅動的原動力,讓創新成為發展基點,拓展發展新空間,創造發展新機遇,打造發展新引擎,促進新型工業化、信息化、城鎮化、農業現代化同步發展,提升發展整體效能,在新的發展水平上實現協調發展。”新發展理念是指揮棒、紅綠燈,新型工業化是新發展理念在工業領域的生動實踐。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強調,必須堅持用新發展理念引領新型工業化,著力推動工業質量變革、效率變革、動力變革。
以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為主線助推工業結構轉型升級。2015年 11月,習近平在中央財經領導小組會議上,提出要著力加強供給側結構性改革。2016年 1月,習近平在省部級主要領導干部學習貫徹黨的十八屆五中全會精神專題研討班上指出:“推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要從生產端入手,重點是促進產能過剩有效化解,促進產業優化重組,降低企業成本,發展戰略性新興產業和現代服務業,增加公共產品和服務供給,提高供給結構對需求變化的適應性和靈活性。簡言之,就是去產能、去庫存、去杠桿、降成本、補短板。”正是牢牢抓住了“三去一降一補”這個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關鍵,我國新型工業化才能在我國經濟爬坡過坎的關口發揮了“發動機”和“穩定器”的作用,推動我國經濟運行保持在中高速增長的合理區間。
以實體經濟為著力點夯實新型工業化發展根基。實體經濟是一國經濟的立身之本、國家強盛的重要支柱。我國經濟是靠實體經濟起家的,也必然要靠實體經濟走向未來。針對一段時間以來實體經濟特別是制造業困難增大、一度出現的脫實向虛的苗頭,習近平在 2016年12月召開的中央經濟工作會議上指出:“振興實體經濟是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主要任務,供給側結構性改革要向振興實體經濟發力、聚力。”習近平明確提出了“必須把發展經濟的著力點放在實體經濟上”、“著力振興實體經濟”、“夯實實體經濟”、“把實體經濟做實做強做優”的要求,有力扭轉了脫實向虛的不良傾向,鞏固壯大了實體經濟根基,為新型工業化的健康發展夯實了基礎。
立足新發展階段部署新型工業化的總體目標。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實現第一個百年奮斗目標之后,我國進入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向第二個百年奮斗目標進軍的新發展階段。這也對我國推進新型工業化、與時俱進提升我國經濟發展水平提出了新要求。黨的二十大將“基本實現新型工業化、信息化、城鎮化、農業現代化”,與實現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強、建成現代化經濟體系、形成新發展格局等一起納入 2035年基本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的總體目標之中。這是我們黨在深刻把握新型工業化發展規律的基礎上提出的既鼓舞人心又符合實際的奮斗目標,為新發展階段推進新型工業化指明了方向。
聚焦構建新發展格局深入推進新型工業化。構建新發展格局,是基于我國發展階段和環境變化,統籌發展和安全作出的重大戰略決策。2020年 4月,習近平在中央財經委員會第七次會議上明確提出構建新發展格局。2020年 5月,他在參加全國政協十三屆三次會議經濟界委員聯組會時,分析了我國經濟發展面臨的結構性、體制性、周期性問題相互交織所帶來的困難和挑戰,分析了新冠疫情的沖擊,分析了世界經濟深度衰退、國際貿易和投資大幅萎縮、國際金融市場動蕩、國際交往受限、經濟全球化遭遇逆流、一些國家保護主義和單邊主義盛行、地緣政治風險上升等不利局面,指出我國“正處于新型工業化、信息化、城鎮化、農業現代化快速發展階段”,強調要“著力打通生產、分配、流通、消費各個環節,逐步形成以國內大循環為主體、國內國際雙循環相互促進的新發展格局,培育新形勢下我國參與國際合作和競爭新優勢”。構建新發展格局的實踐,極大提升了我國發展的安全性穩定性,有力彰顯了新型工業化在促進國民經濟循環暢通、提高國際競爭力中的“壓艙石”作用。
加快培育完整內需體系、實現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強,是構建新發展格局的必然要求,也是推進新型工業化的重大任務。2020年 10月,習近平在黨的十九屆五中全會第二次全體會議上指出:“要以滿足國內需求為基本立足點,把實施擴大內需戰略同深化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有機結合起來,著力提升供給體系對國內需求的適配性,形成需求牽引供給、供給創造需求的更高水平動態平衡。”更好統籌擴大內需與深化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是推進新型工業化必須遵循的重大原則之一,要求我們既要以創新驅動、高質量供給助推和創造新需求,又要以規模擴大、結構升級的高品質內需牽引和催生高質量供給,推動供需兩端同時發力、協調配合,這樣才能切實增強國內大循環內生動力和可靠性。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強是防范化解風險挑戰、維護國家安全的“定海神針”。2021年 1月,習近平在省部級主要領導干部學習貫徹黨的十九屆五中全會精神專題研討班上指出:“構建新發展格局最本質的特征是實現高水平的自立自強。當前,我國經濟發展環境出現了變化,特別是生產要素相對優勢出現了變化。勞動力成本在逐步上升,資源環境承載能力達到了瓶頸,舊的生產函數組合方式已經難以持續,科學技術的重要性全面上升。在這種情況下,我們必須更強調自主創新。”推進新型工業化,客觀上要求我們深入實施創新驅動發展戰略,著力提升自主創新能力,加快推進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強。
提升產業鏈供應鏈韌性和安全水平、建設現代化產業體系,是構建新發展格局的迫切需要,也是推進新型工業化的戰略選擇。新發展格局以現代化產業體系為基礎,經濟循環暢通需要各產業有序鏈接、高效運轉。2020年 10月,習近平在黨的十九屆五中全會第二次全體會議上指出:“要把增強產業鏈韌性和競爭力放在更加重要的位置,著力構建自主可控、安全高效的產業鏈供應鏈”。2022年 12月,他在中央經濟工作會議上指出:“我國有世界最完整的產業體系和潛力最大的內需市場,要切實提升產業鏈供應鏈韌性和安全水平,抓緊補短板、鍛長板。”“要在重點領域提前布局,全面提升產業體系現代化水平,既鞏固傳統優勢產業領先地位,又創造新的競爭優勢。”2023年 1月,習近平在二十屆中央政治局第二次集體學習時,針對全球產業體系和產業鏈供應鏈呈現多元化布局、區域化合作、綠色化轉型、數字化加速的態勢,明確提出要“加快建設現代化產業體系,夯實新發展格局的產業基礎”。
總之,在適應把握引領經濟發展新常態、深入推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探索中,在貫徹新發展理念、推動高質量發展的進程中,在決戰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統籌疫情防控和經濟社會發展的實踐中,在構建新發展格局、統籌發展和安全的征程中,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對新型工業化的認識越來越深刻、思路越來越清晰,極大豐富和發展了我們黨對推進新型工業化的規律性認識。
二、新時代加快推進新型工業化的重要性緊迫性
經過長期以來的持續努力,我國新型工業化穩步推進,經濟根基愈加穩固。黨的十八大以來,在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堅強領導下,我國新型工業化捷報頻傳,取得歷史性成就。我國制造業規模連續多年位居世界首位,建成了全球規模最大、技術領先的移動通信網絡,新能源汽車、光伏產量連續多年保持世界第一。我國產業規模和體系優勢更加明顯,產業結構持續優化,創新力、競爭力、抗風險能力顯著提升,產業智能化、融合化、綠色化轉型不斷加速,產業整體實力和質量效益不斷提高,為有效應對外部打壓、世紀疫情等嚴重沖擊提供了有力支撐,為如期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實現第一個百年奮斗目標作出了重要貢獻。新征程上,我國發展內外環境、條件發生深刻變化,我們必須增強責任感使命感,深刻認識加快推進新型工業化的重要性緊迫性,從戰略和全局高度深刻領會黨中央作出這一重大決策的戰略考量。
(一)夯實國家發展根基的戰略選擇
工業是國民經濟的主體,是國家綜合國力的根基。新時代我國發展階段、發展形勢、社會主要矛盾的變化,決定了加快推進新型工業化在國家發展大局中承載著重要的歷史使命。
加快推進新型工業化是實現中國式現代化的必然要求。實現新型工業化,能夠夯實中國式現代化的物質技術基礎,對于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至關重要。工業化是現代化的前提、基礎和核心動力,是一個國家和民族繁榮昌盛的必由之路。對于我們這樣的發展中大國而言,沒有強大的工業,現代化強國的奮斗目標就難以實現。工業強國是建設農業強國、制造強國、質量強國、航天強國、交通強國、網絡強國、數字中國和世界一流軍隊的重要支撐。我國新型工業化雖然取得了舉世矚目的成就,但總體上看,我國工業仍處于全球價值鏈中低端,自主可控能力還不強,工業大而不強的格局尚未根本改觀,部分領域和關鍵環節存在突出短板,發展面臨資源約束趨緊、要素成本上升等多重難題,正處于從工業大國向工業強國邁進的重要關口。為此,我們必須乘勢而上,加快推進新型工業化,做強做優做大實體經濟,為全面建成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奠定堅實基礎,為實現第二個百年奮斗目標提供堅強支撐。
加快推進新型工業化是振興實體經濟的客觀需要。實體經濟是我國發展的本錢,是構筑未來發展戰略優勢的重要支撐,是在國際經濟競爭中贏得主動的根基。新中國成立以來特別是改革開放以來,我國建成了門類齊全、獨立完整的工業體系,擁有 41個工業大類、207個工業中類和 666個工業小類,成為全世界唯一擁有聯合國產業分類中所列全部工業門類的國家,500種主要工業產品中有四成以上產品產量位居世界第一,為國民經濟持續健康發展提供了有力支撐,極大增強了從容應對國內外各種風險挑戰的信心和底氣。但同世界工業強國相比,我國產業基礎不牢、地基不穩問題仍相當突出,特別是在核心基礎零部件、先進基礎工藝、關鍵基礎材料、產業技術基礎等方面,對西方國家的依存度較高,產業基礎投入嚴重不足,許多產業面臨“缺芯”“少核”“弱基”的窘境,這些短板亟待補齊。面對日益激烈的國際科技與產業競爭,我們必須加快推進新型工業化,實現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強,保護好全球最完整的產業體系,提高制造業在全球產業分工中的地位和競爭力,確保我國在大國博弈中贏得競爭新優勢,掌握發展主動權。
加快推進新型工業化是實現經濟高質量發展的根本途徑。新型工業化建設在經濟高質量發展中起著牽一發而動全身的關鍵作用。高質量發展是真正體現新發展理念、從“有沒有”轉向“好不好”的發展,是注重從數量追趕轉向質量追趕、從規模擴張轉向結構升級、從要素驅動轉向創新驅動、從分配失衡轉向共同富裕、從高碳增長轉向綠色低碳的發展。在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的進程中,工業依然是推動經濟增長、保障物質產品供給、帶動其他產業升級、促進科技創新、維護國家經濟安全、滿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的重要支柱。離開了工業的高質量發展,就不可能實現經濟高質量發展。推動經濟高質量發展,重點和要害在工業,困難和薄弱環節也在工業。目前,我國產業發展在規模體量、結構體系、質量水平等方面取得長足進步,在一些優勢產業和重大科技領域取得國際領先地位,但供需結構不協調、低端領域競爭加劇、高精尖產業占比偏低、關鍵核心領域“卡脖子”等問題越來越突出,難以適應新發展階段和高質量發展要求。為此,必須完整、準確、全面貫徹新發展理念,加快推進新型工業化,把高質量發展的要求貫穿新型工業化全過程,在促進技術進步和結構優化升級的基礎上推動經濟實現質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長。
(二)塑造大國競爭新優勢的迫切需要
當今世界百年未有之大變局全方位、深層次加速演進,世界之變、時代之變、歷史之變正以前所未有的方式展開,世界進入新的動蕩變革期。新一輪科技革命和產業變革深入發展,產業高端化、綠色化、智能化、融合化加速,全球產業鏈供應鏈深度調整,大國競爭博弈日益加劇。我國推進新型工業化的外部環境發生深刻變化,既有實現跨越發展的歷史機遇,也面臨著前所未有的風險挑戰。
一是新一輪科技革命和產業變革對我國新型工業化建設提出了新要求。當今世界,科學研究范式發生深刻變革,全球科技創新進入空前密集活躍期。科技創新廣度顯著加大、深度顯著加深、速度顯著加快、精度顯著加強,顛覆性技術、前沿技術不斷涌現,極大地改變了人類生產生活方式和社會治理方式。以大數據、云計算、物聯網、虛擬現實、人工智能、量子信息等為代表的新一代信息技術突飛猛進,日益向高端制造、先進材料、能源資源、生物工程、環境保護等方面加速滲透,引發多領域系統性、革命性、群體性技術突破,孕育一系列新產業新應用新業態。隨著新一代信息技術、生命科學、新能源、新材料、空天海洋、衛生健康等領域技術的梯次成熟、應用、擴散,技術迭代頻率加快,不同學科、不同領域的技術日益交叉融合,跨學科、跨領域的集成創新越來越多。鑒于國家間的技術優勢加快變遷,世界主要工業大國紛紛制定發展戰略,加強前瞻部署,強化政府引導和政策支持,力圖搶占先機、贏得主動。適應產業科技新趨勢,我們必須加快推進新型工業化,持續推進關鍵核心技術創新,催生更多新技術新產業,開辟更多新領域新賽道,增強發展新動能新活力。
二是加快發展新質生產力對我國新型工業化建設提出了新要求。科技創新深刻重塑生產力基本要素,推動生產力向更高級、更先進的質態演進。新質生產力擺脫傳統經濟增長方式、生產力發展路徑,代表著科技革命和產業變革的發展趨勢,代表著先進生產力的發展方向。“它由技術革命性突破、生產要素創新性配置、產業深度轉型升級而催生,以勞動者、勞動資料、勞動對象及其優化組合的躍升為基本內涵,以全要素生產率大幅提升為核心標志,特點是創新,關鍵在質優,本質是先進生產力。”新質生產力是以創新為第一動力、科技創新發揮主導作用的高科技生產力,是以戰略性新興產業和未來產業為主要載體、持續推動產業結構躍遷的高效能生產力,是以新供給與新需求高水平動態平衡為落腳點、促進社會大生產良性循環的高質量生產力。新質生產力推動制造業生產方式、發展模式和企業形態發生根本性變革,對制造業的傳統模式及發展方式帶來挑戰。新質生產力成為大國博弈的必爭戰略領域和前沿陣地。我們必須大力推進新型工業化,改造升級傳統產業,發展壯大戰略性新興產業,積極培育未來產業,加快發展新質生產力,引領經濟社會發展進入新軌道新空間,增強我國的生存力、競爭力、發展力、持續力。
三是全球產業結構和布局深度調整對我國新型工業化建設提出了新要求。近年來,國際局勢錯綜復雜、變亂交織,局部沖突和動蕩頻發,和平赤字、發展赤字、安全赤字、治理赤字加重,各國內顧傾向上升,全球產業鏈供應鏈因非經濟因素而面臨沖擊。世界經濟復蘇乏力,經濟逆全球化思潮抬頭,民粹主義、保護主義的負面效應日益顯現。創新鏈出現新的結構性特征,全球產業鏈重組、供應鏈重塑、價值鏈重構不斷深化。受新冠疫情反復延宕的沖擊,許多國家意識到在特定地區集中生產、縮減庫存等提升效率方式的脆弱性,紛紛采取措施保障關鍵領域供應鏈安全。跨國企業供應鏈布局由傳統成本和效率導向,轉向更加重視韌性和安全,呈現出本地化、區域化、多元化、分散化、碎片化等新特征新趨勢,推動全球制造業發展格局深刻調整。與此同時,先進制造業領域國際競爭日趨激烈,發達國家紛紛推進“再工業化”,推動高端制造業回流,一些新興經濟體憑借成本等比較優勢積極承接國際產業轉移。全球產業結構在生產要素、生產組織、業務流程、空間布局、價值形態等各方面發生深刻變革,進而導致全球產業格局發生重大改變。為此,我們必須加快推進新型工業化,充分發揮我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制度優勢、全球最完整產業體系供給優勢和超大規模市場需求優勢,統籌國內國際兩個市場、兩種資源,立足國內大循環、促進國內國際雙循環,加快形成全球競爭新優勢。
四是美西方國家的遏制打壓給我國新型工業化建設帶來嚴峻挑戰。美國等西方發達國家重新認識工業在支撐創新、吸納就業、促進增長等方面的重要作用,紛紛推出一系列振興制造業的法律和政策,制造業領域國際競爭日趨激烈,世界制造業已形成多強并存、多區域發展、多元共治的新態勢。由于不甘于“東升西降”特別是“中升西降”,近年來美國等西方國家針對我國先進制造業的打壓不斷升級。其手段包括加征關稅、高技術產品斷供、市場封閉、限制科技人才流動等,無所不用其極,妄圖遏制中國高技術產業和戰略性新興產業發展。我國新型工業化發展面臨更加嚴峻復雜的外部環境,這是推進新型工業化繞不開、回避不了的難題,也是必須邁過去的一道坎。這就要求我們必須統籌發展和安全,堅持底線思維、極限思維,堅定信心和決心,保持戰略定力,解決近憂、兼顧遠慮,集中力量辦好自己的事。必須加快推進新型工業化,全面深化改革,加快實現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強,抓緊補短板、鍛長板,提升產業基礎高級化、產業鏈現代化水平,深化國際產業合作。這是增強抗壓能力、對沖能力和反制能力,筑牢國家安全屏障的應對之策。
三、落實加快推進新型工業化的重點任務
推進新型工業化是一項艱巨復雜的系統工程。習近平指出:“要完整、準確、全面貫徹新發展理念,統籌發展和安全,深刻把握新時代新征程推進新型工業化的基本規律,積極主動適應和引領新一輪科技革命和產業變革,把高質量發展的要求貫穿新型工業化全過程,把建設制造強國同發展數字經濟、產業信息化等有機結合,為中國式現代化構筑強大物質技術基礎。”新時代新征程,我們必須緊緊圍繞高質量發展這個首要任務和構建新發展格局這個戰略任務,堅持走中國特色新型工業化道路,堅持以新發展理念為引領,堅持以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強為支撐,堅持以建設制造強國為戰略重點,堅持以滿足人民高品質生活需要為根本目的,牢牢把握加快推進新型工業化的實踐要求,扎實推進各項重點任務。
(一)從加快構建新發展格局的戰略高度,著力提升產業鏈供應鏈韌性和安全水平
“產業鏈、供應鏈在關鍵時刻不能掉鏈子,這是大國經濟必須具備的重要特征。”產業鏈供應鏈安全可控尤為重要,推進新型工業化必須優化和穩定產業鏈供應鏈。總的來說要做到雙管齊下,一方面要補齊上一階段發展遺留的短板,另一方面要鍛造面向未來的長板。
一是打通產業鏈供應鏈堵點卡點。聚焦事關發展和安全的戰略需求,找準“卡脖子”“掉鏈子”薄弱環節,著力補短板、鍛長板,實施產業基礎再造工程,提升產業體系自主可控能力,確保在被國外斷供的極端情況下國民經濟內部可循環。圍繞重點產業鏈深入推進強鏈、補鏈、穩鏈、延鏈、升鏈,發揮“鏈主”企業帶動作用,強化產業鏈供應鏈上下游、大中小企業協同攻關,促進全產業鏈發展。二是調整優化產業鏈供應鏈布局。深入落實區域協調發展戰略和主體功能區戰略,立足資源稟賦、發揮比較優勢,打造一批具有國際競爭力的先進制造業集群,形成優勢互補、差異化發展的區域經濟布局。三是統籌發展和安全。著力完善產業安全發展環境,開展重點領域產業競爭力調查和產業安全評估,提升風險識別和協同處置能力,建立健全立足我國實際、符合世界貿易組織規則的產業救濟工作機制和政策體系。進一步提升戰略性資源供應保障能力,加強產業鏈供應鏈關鍵環節產能儲備和備份。四是深化產業鏈供應鏈開放合作。穩步擴大制度型開放,實施重點產業國際化戰略,積極發展外貿新業態,持續推進新工業革命伙伴關系建設,促進內外產業深度融合,推動構建安全穩定、暢通高效、開放包容、互利共贏的全球產業鏈供應鏈體系。
(二)聚焦提升產業創新能力這個關鍵環節,大力健全完善產業科技創新體系
工業是技術創新活動最活躍、創新成果最豐富、創新應用最集中、創新溢出效應最強的領域。產業科技創新是新型工業化的根本動力。“要圍繞推進新型工業化和加快建設制造強國、質量強國、網絡強國、數字中國等戰略任務,科學布局科技創新、產業創新。”必須把增強產業創新能力擺到更加突出的位置,在企業、技術、平臺、服務等方面持續發力,大力推進科技創新和產業創新深度融合。
一是強化企業科技創新主體地位。企業作為“科技創新主體”的明確定位,表明企業在國家創新體系中的地位上升到新高度,更加強調推動企業向基礎研究、應用基礎研究等創新鏈前端延伸,突出企業在基礎研究、應用基礎研究、技術創新、成果轉化和產業化全過程的主體地位。我們需從要素、政策、項目、市場等多方面著力,支持企業成為技術創新決策、研發投入、科研組織和成果轉化中的主體,擴大企業在國家創新決策中的話語權,推動企業提高對國家技術創新規劃、計劃等的決策參與度。二是系統布局重點領域關鍵核心技術攻關。圍繞事關國家安全和發展全局的關鍵領域,加強全產業鏈謀劃和中長期系統布局,一體化推進關鍵核心技術攻關、迭代應用、生態培育。健全“揭榜掛帥”等新機制,加快突破一批核心技術和標志性重大戰略產品。三是建設高水平產業科技創新平臺體系。推動創新鏈和產業鏈深度融合,鼓勵企業與高等學校和科研院所共建創新聯合體,支持行業領軍企業建設高水平研發機構,加快建設完善需求導向、應用牽引、企業主體、“政產學研用金”高效協同深度融合的產業科技創新體系。促進科技成果高效轉移轉化,加快科技成果工程化產業化。高質量建設一批制造業創新中心,強化重點產業關鍵共性技術供給體系。四是持續優化創新生態環境。加強產業科技創新服務支撐,完善激勵創新的政策支持、要素投入、激勵保障、服務監管等長效機制。強化知識產權保護,加強重點產業專利布局和運用。加強創新型人才隊伍建設,培養造就一批產業技術創新領軍人才和高水平創新團隊。
(三)突出重點領域,持續推動產業結構優化升級
習近平指出:“必須始終高度重視發展壯大實體經濟,抓實體經濟一定要抓好制造業。” “制造業高質量發展是我國經濟高質量發展的重中之重,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發展壯大實體經濟,都離不開制造業,要在推動產業優化升級上繼續下功夫。”必須堅守實體經濟特別是制造業,鞏固完整產業體系優勢,保持制造業占國內生產總值比重基本穩定,避免經濟脫實向虛。既要堅持系統考慮、統籌兼顧,同時又要開展辯證施策、靶向治療,針對不同產業制定差異化、精準化政策。
一是加快改造升級傳統產業。傳統產業是現代化產業體系的基底,不能簡單當成“低端產業”退出。要實施制造業技術改造升級工程,加快“智改數轉”,大力推動企業設備更新、工藝升級、數字賦能、管理創新,推動鋼鐵、石化、化工等重點行業加快兼并重組,提高產業集中度,提升在全球產業分工中的地位和競爭力。二是鞏固提升優勢產業。加強新技術新產品創新迭代,增強新能源汽車、太陽能光伏、移動通信、電力裝備等領域全產業鏈優勢,增強高端產業供給能力,推進產業集群化發展,打造更多具有國際影響力的“中國制造”高端品牌。三是培育壯大新興產業。聚焦新一代信息技術、高端裝備、生物醫藥等重點領域,加強技術攻關和成果轉化。深入推進戰略性新興產業融合集群發展,擴大應用場景建設,構建產品配套、軟硬協同的產業生態。四是前瞻布局未來產業,重點推進未來制造、未來信息、未來材料、未來能源、未來空間和未來健康等六大新賽道產業發展,打造人形機器人、元宇宙、量子信息、生物制造等創新標志性產品,努力成為世界未來產業重要策源地。五是推動產業協調發展。加強數據互通、標準銜接、設施共享,完善產業配套體系,提升不同產業鏈以及產業鏈上下游之間的協同性。以服務制造業高質量發展為導向,推動生產性服務業向專業化和價值鏈高端延伸,推進先進制造業同現代服務業、現代農業深度融合,大力發展服務型制造。
(四)牢牢把握產業形態發生的根本性變革,扎實推進數字化智能化綠色化發展
面對新一輪科技革命和產業變革浪潮,習近平強調:要“推進數字化、智能化、綠色化轉型發展”。當今時代,數字化智能化綠色化的時代浪潮正在向各產業各領域廣泛傳播和滲透。數字化轉型、人工智能賦能和綠色低碳發展是新型工業化的鮮明標識,也是制造業規模擴大、技術水平提升、國際競爭力提高、全球價值鏈掌控力增強的關鍵推動力。數字化智能化綠色化已經成為推進新型工業化的加速器,為經濟社會高質量發展注入強勁動能、形成強力支撐。
一是加快工業數字化轉型。數字技術與實體經濟深度融合是新型工業化的技術特征。充分運用互聯網、大數據、物聯網等新一代信息技術對制造業進行全行業、全方位、全鏈條改造提升,全面深化重點行業和重點領域數字化轉型,著力推動研發設計、生產制造、經營管理、市場服務等全生命周期數字化普及應用。二是促進工業智能化轉型。人工智能賦能給新型工業化注入新的動能。深入實施智能制造工程,大力發展智能產品和智能制造裝備,加快智能工廠、智慧供應鏈建設,賦能傳統產業以新的應用場景,從而釋放新技術新應用對制造業的放大、疊加、聚合、倍增效應。統籌推進算力、算法、數據、應用資源協同的全國一體化大數據中心體系建設,深入實施工業互聯網創新發展工程。三是推動工業綠色化轉型。綠色低碳是新型工業化的生態底色。要把綠色發展理念貫穿于工業的全領域、全過程,使工業與生態、工業與城市和諧共生。錨定雙碳目標,穩妥推進工業領域碳減排,統籌實施重點行業碳達峰行動。提高工業資源綜合利用效率和清潔生產水平,構建資源節約、環境友好的綠色制造生產體系。完善綠色制造服務體系,積極利用綠色低碳技術、創新綠色低碳發展模式、開發綠色低碳產品、打造綠色低碳消費場景。推進資源節約高效利用,建設清潔低碳、安全高效的綠色能源體系。
(五)以做強做優做大企業為目標導向,全面提升企業競爭力
“企業是科技和經濟緊密結合的重要力量”。作為國民經濟的細胞,企業對市場供求關系和創新需求最為敏銳,最能發現和把握科技創新的方向。工業強,企業必須強。推進新型工業化的一個題中應有之義,就是充分發揮大企業主力軍和中小企業生力軍作用,加強優質企業梯度培育,充分激發推進新型工業化的微觀主體活力和動力。
一是發展壯大產業鏈龍頭企業。完善中國特色現代企業制度,提升國有企業核心競爭力,促進民營經濟發展壯大,加快建設世界一流企業和科技領軍企業。大力支持龍頭企業發展,加快培育具有核心競爭力和生態主導力的產業鏈領航企業。二是培育更多專精特新中小企業。堅持管理和服務并重、發展和幫扶并舉,加快完善中小企業工作體系、政策法規體系、優質高效服務體系和運行監測體系,激發涌現更多專精特新中小企業和制造業單項冠軍企業。三是促進大中小企業融通創新。發揮大企業在技術、標準、資金、人才等方面的優勢和中小企業在產業創新、強鏈穩鏈中的支撐作用,支持中小企業深度融入大企業供應鏈,推動大中小企業創新鏈產業鏈資金鏈人才鏈深度融合、全面融通。四是弘揚企業家精神和工匠精神。激發企業家創新活力,著力培養富有創新精神、冒險精神、科學頭腦和國際化視野的優秀企業家隊伍。鼓勵企業家與科學家深度合作,加快科技成果從實驗室走向市場。
(六)不斷增強推進新型工業化的動力與活力,切實提升產業治理現代化水平
產業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是一個國家產業制度和制度執行能力的集中體現。推進新型工業化,必然要求提升產業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水平,努力形成高效的組織領導體系和統籌協調的產業要素配置體系,切實把產業治理優勢更好轉化為產業治理效能。習近平強調:“要完善黨委 (黨組 )統一領導、政府負責落實、企業發揮主體作用、社會力量廣泛參與的工作格局,做好各方面政策和要素保障,開拓創新、擔當作為,匯聚起推進新型工業化的強大力量”。
一是堅持和加強黨對新型工業化的全面領導。要把黨的集中統一領導貫穿到新型工業化的全過程各方面,強化組織領導、政策支持和人才保障,完善橫向協同、上下貫通、執行有力的組織體系,增強產業發展的系統性整體性協同性。二是堅持有效市場和有為政府更好結合。充分發揮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決定性作用,更好發揮政府作用。加快政府職能從研發管理轉向創新服務,切實謀劃好戰略問題、規劃問題、政策問題、標準問題,突出服務職能。持續深化“放管服”改革和重點領域改革,促進產業發展與科技創新、現代金融、人力資源高效協同。完善政策法規和標準體系,加快重點領域立法進程,全面推進依法行政,使新型工業化建設的各項政策舉措既遵循經濟發展規律,又確保在法治軌道上健康有序運行。三是推動高端化轉型。新型工業化的核心是高端化轉型。瞄準產業升級和消費升級方向,適應個性化、差異化、品質化等消費需求,加強質量品牌建設,不斷擴大優質消費品和中高端產品供給,提供更先進的技術、工具和優質服務,滿足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四是推進高水平對外開放。穩步擴大規則、規制、管理、標準等制度型開放,著力營造市場化、法治化、國際化一流營商環境。深化國際交流合作,支持外資企業在華投資興業,鼓勵有實力的企業深度參與全球產業分工與合作,增強國內國際兩個市場兩種資源聯動效應。
綜上所述,我國加快推進新型工業化既有世界工業化的一般規律,更有基于自己國情的中國特色。新時代新征程,我們要立足我國國情和工業化發展的階段性特征,落實新型工業化各項重點任務,推動中國特色新型工業化道路越走越寬廣,以新型工業化發展的新成效加快中國式現代化進程。
作者:許先春,中共中央黨史和文獻研究院研究員
來源:《黨的文獻》2024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