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是中國社會主義改革開放和現代化建設的總設計師鄧小平同志誕辰120周年。習近平總書記指出：“鄧小平同志留給我們的最重要的思想和政治遺產，就是他帶領黨和人民開創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就是他創立的鄧小平理論。”重溫鄧小平理論，特別是學習鄧小平同志關于發展、改革、開放的一系列重要思想，對貫徹落實黨的二十大和二十屆三中全會精神，以中國式現代化全面推進中華民族偉大復興具有重要的意義。本刊推出“紀念鄧小平誕辰120周年”專號，以為紀念。——編者

鄧小平領導探索開辟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新道路，成為中國式現代化的偉大開拓者。作為第二代中央領導集體的核心，鄧小平運籌帷幄、集思廣益、博采眾長，主導了改革開放新時期東西南北中、黨政軍民學的要務。以鄧小平同志為核心的黨的第二代中央領導集體帶領全黨和全國各族人民開辟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道路，推進了中華民族從站起來到富起來的偉大飛躍。

闡述開辟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道路的直接歷史條件

鄧小平在黨的十二大上首次明確提出“把馬克思主義的普遍真理同我國的具體實際結合起來，走自己的道路，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此后，他一再強調，我們要堅持的馬克思主義“必須是同中國實際相結合的馬克思主義”，堅持的“社會主義必須是切合中國實際的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這條道路叫做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的道路。我們相信，這條道路是可行的，是走對了。”如此，“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道路”在比較長的時間里成為規范性表述。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道路是怎么來的？鄧小平強調這是“我們總結長期歷史經驗得出的基本結論”，并且充分闡述了形成這條道路的直接歷史條件，其中最重要的是以下四件大事。

一是取得粉碎“四人幫”的偉大勝利。1976年10月10日，鄧小平致信華國鋒和黨中央，表示堅決擁護黨中央一舉粉碎“四人幫”的果敢行動：“我同全國人民一樣，對這個偉大斗爭的勝利，由衷地感到萬分的喜悅。”粉碎“四人幫”是鄧小平提出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道路的首要直接大前提。沒有這一偉大勝利，就沒有此后的一切歷史。

二是批評“兩個凡是”，強調完整地準確地把握毛澤東思想。1982年9月，他回顧粉碎“四人幫”出現“兩個凡是”現象這段歷史時指出：“粉碎‘四人幫’后，當時主持中央工作的同志堅持‘左’的政治路線，又提出了錯誤的思想路線，叫做‘兩個凡是’。”這表明，“兩個凡是”不是簡單的提法問題，而是代表了“錯誤的思想路線”。它與實事求是的馬克思主義思想路線是相悖的。只有反掉“兩個凡是”，才能開辟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道路。

三是支持和倡導關于真理標準問題的大討論。“兩個凡是”社論發表后，社會上出現了關于什么是真理標準的爭議。影響最大的是1978年5月中旬的《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和6月下旬的《馬克思主義的一個最基本的原則》兩篇報紙特約評論員文章。12月，他在中央工作會議上發表題為《解放思想，實事求是，團結一致向前看》的講話，尖銳地指出：“目前進行的關于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問題的討論，實際上也是要不要解放思想的爭論。”“一個黨，一個國家，一個民族，如果一切從本本出發，思想僵化，迷信盛行，那它就不能前進，它的生機就停止了，就要亡黨亡國。”鄧小平的重要談話和講話，對關于真理標準問題討論的展開、否定“兩個凡是”起了決定性作用，也為開辟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道路作了重要的思想準備和政治動員。

四是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實現了偉大歷史轉折。關于真理標準問題的討論，極大地推動廣大干部和群眾破除了迷信，解放了思想。黨內外要求加快撥亂反正步伐、大力發展經濟、改善人民生活的呼聲非常強烈。鄧小平對此積極支持，提出盡快將黨和國家的工作重點轉移到現代化建設上來。他強調：“如果現在再不實行改革，我們的現代化事業和社會主義事業就會被葬送。”緊接著中央工作會議而召開的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作出了關系黨和國家前途的改革開放歷史性決策，一批在“文化大革命”中被打倒的老同志重新恢復了在中央的領導職務，由此確立了鄧小平在第二代中央領導集體中的核心地位。這次會議實現了黨的歷史上又一次具有深遠意義的偉大轉折，中國進入改革開放新時期，開啟了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道路的新征程。

為開辟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道路作出重要政治理論準備

開辟道路，理論先行，清障拆籬，規劃破局。披荊斬棘，首先是要在思想理論上撥亂反正、正本清源。當年，對開辟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道路起了重要指導作用的，主要有以下四大“利器”。

一是首次整體性提出堅持四項基本原則。1979年春，極少數人掀起一股否定黨的領導、否定社會主義制度和詆毀毛澤東思想的思潮。鄧小平發表講話指出：要在中國實現四個現代化，必須在思想政治上堅持四項基本原則，即“第一，必須堅持社會主義道路；第二，必須堅持無產階級專政；第三，必須堅持共產黨的領導；第四，必須堅持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次年，他還指出：對于這四項基本原則，“絕不允許任何人加以動搖，并且要用適當的法律形式加以確定”。這四項基本原則，作為一個整體性概念，由鄧小平首次提出并且作了科學闡釋，并被載入黨章和憲法，成為全黨全國人民團結奮斗、開辟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道路的政治基礎和根本準則。

二是破天荒地提出改革黨和國家的領導制度。1980年8月，鄧小平發表題為《黨和國家領導制度的改革》的講話，指出：我們建立的社會主義制度是個好制度，必須堅持。但是，現行的一些具體制度包括組織制度、干部制度，還存在不少弊端。如果不堅決革除這些弊端，就很難適應現代化建設的迫切需要。要改革黨和國家各方面的制度，特別是要改革黨和國家的領導制度，這是革除各種弊端的關鍵。他指出：我們過去發生的各種錯誤，固然與某些領導人的思想、作風有關，但是組織制度、工作制度方面的問題更重要。這些方面的制度好，可以使壞人無法任意橫行；制度不好，則可以使好人無法充分做好事，甚至會走向反面。他告誡全黨：發生“文化大革命”那樣的浩劫，“不是說個人沒有責任，而是說領導制度、組織制度問題更帶有根本性、全局性、穩定性和長期性。這種制度問題，關系到黨和國家是否改變顏色，必須引起全黨的高度重視”。他還明確指出：要使我們的社會主義制度，“吸收我們可以從世界各國吸收的進步因素，成為世界上最好的制度”。“我們進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是要在經濟上趕上發達的資本主義國家，在政治上創造比資本主義國家的民主更高更切實的民主，并且造就比這些國家更多更優秀的人才”。“黨和國家的各種制度究竟好不好，完善不完善，必須用是否有利于實現這三條來檢驗。”這篇講話，對于建設什么樣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制度具有頂層設計意義，也是指導開辟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道路的綱領性文獻。

三是主持制定黨的第二個“歷史決議”，明辨了重大歷史是非。1981年黨的十一屆六中全會通過的《關于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以下稱《決議》）是由鄧小平主持起草的。這一“歷史決議”有四大歷史性貢獻：第一，對黨的歷史特別是新中國成立后的歷史作了科學總結，實事求是地評價了若干重大歷史事件和歷史人物。《決議》指出：黨在新中國成立后領導全國各族人民進行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取得了巨大成就。第二，從根本上否定了“文化大革命”和“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的錯誤理論和實踐。《決議》強調，既要將毛澤東晚年的錯誤同林彪、“四人幫”兩個反革命集團的罪惡區別開來，又要將“文化大革命”的理論和實踐同“文化大革命”十年這段歷史區別開來。第三，實事求是地評價毛澤東的歷史地位，充分肯定了毛澤東思想作為黨的指導思想的偉大意義。《決議》將毛澤東晚年的錯誤與他的正確思想即毛澤東思想加以區別，指出毛澤東思想是被實踐證明了的關于中國革命的正確的理論原則和經驗總結，是中國共產黨集體智慧的結晶。第四，第一次對黨在十一屆三中全會后逐步確立的適合我國情況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道路的基本點作了包括關于社會的主要矛盾、有步驟分階段地實現現代化目標和建設具有健全的民主集中制的黨等10個方面的概括，初步明確了在中國建設什么樣的社會主義和怎樣建設社會主義的問題，為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規劃了總體框架。《決議》的制定，標志著中國共產黨在指導思想上完成了撥亂反正的歷史任務，也使探索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道路有了基本遵循。

四是指導制定《關于經濟體制改革的決定》。1984年10月黨的十二屆三中全會通過的這個決定，總結了新中國成立以來特別是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經濟體制改革的經驗，初步提出和闡明了經濟體制改革的一系列重大理論和實踐問題。它首次突破把計劃經濟同商品經濟對立起來的傳統觀念，提出我國社會主義經濟是“在公有制基礎上的有計劃的商品經濟”；突破把全民所有同國家機構直接經營混為一談的傳統觀念，提出“所有權同經營權是可以適當分開的”。這是黨對計劃與市場關系的全新認識。鄧小平高度評價《決定》并指出：它“是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和中國社會主義實踐相結合的政治經濟學”。它“解釋了什么是社會主義”。“我們用自己的實踐回答了新情況下出現的一些新問題。不是說四個堅持嗎？這是真正堅持社會主義。”

上述四大“利器”，對于開辟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道路，具有定海神針般的指導作用。

為開辟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道路實施一系列“大政策”

開辟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道路，是從理論和實踐層面雙向展開的。在明確政治思想和宏觀理論層面問題的同時，還要在實踐層面努力尋找突破口。鄧小平在改革開放起步時提出的許多“大政策”，可視為開辟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道路的突破口。其中的三個“大政策”，對于開辟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道路最具開創意義。

第一個“大政策”，就是允許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區先富起來，先富幫后富，走向共同富裕。這個政策是鄧小平在被稱為十一屆三中全會主題報告的講話中最早提出的。他說：“允許一部分地區、一部分企業、一部分工人農民，由于辛勤努力成績大而收入先多一些，生活先好起來。一部分人生活先好起來，就必然產生極大的示范力量”，“就會使整個國民經濟不斷地波浪式地向前發展，使全國各族人民都能比較快地富裕起來”。后來，他繼續指出：“我們堅持走社會主義道路，根本目標是實現共同富裕，然而平均發展是不可能的。”“改革首先要打破平均主義，打破‘大鍋飯’，現在看來這個路子是對的。”他明確指出：解決貧富差別擴大問題的辦法之一，就是先富起來的地區多作貢獻，支持貧困地區的發展。什么時候突出地解決這個問題呢？“在本世紀末達到小康水平的時候，就要突出地提出和解決這個問題。到那個時候，發達地區要繼續發展，并通過多交利稅和技術轉讓等方式大力支持不發達地區。”“我們一定能夠逐步順利解決沿海同內地貧富差距的問題。”

第二個“大政策”，就是實行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支持發展鄉鎮企業。中國的改革從農村開始。十一屆三中全會前，安徽、四川等省農民自發地實行與那時政策相抵牾的包產到戶等，被視為“異端”。鄧小平支持這樣的“異端”。十一屆三中全會后，中央肯定了包產到戶的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鄧小平指出：“實行家庭聯產承包為主的責任制。這是一個很大的前進，要長期堅持不變。”八億農民獲得對土地的經營自主權，加上其他政策調整，使農業生產擺脫了長期停滯的困境，農村經濟向著專業化、商品化、社會化方向發展，農民生活漸漸好起來。鄧小平講述這個進程時指出：“農村改革中，我們完全沒有預料到的最大的收獲，就是鄉鎮企業發展起來了”，“解決了占農村剩余勞動力百分之五十的人的出路問題”。他還說：農村改革的成功增加了我們的信心，我們把農村改革的經驗運用到城市，進行以城市為重點的全面經濟體制改革。在經濟體制改革的帶動下，科技、教育、文化等體制，乃至政治體制的改革陸續展開。“改革促進了生產力的發展，引起了經濟生活、社會生活、工作方式和精神狀態的一系列深刻變化。”“改革是中國的第二次革命”，“堅持改革開放是決定中國命運的一招”。如果將農村改革比喻為改變中國命運的第一支火炬，那么它引發的全面改革就是燃遍中國的熊熊火焰。神州大地在開拓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道路的烈火中獲得新生。

第三個“大政策”，就是倡導興辦經濟特區，推動形成全國對外開放大格局。鄧小平說：“中國的經濟開放政策，這是我提出來的。”他首先倡導興辦經濟特區。1979年4月，廣東省委領導提出在深圳、珠海、汕頭開辦出口加工區的建議后，鄧小平指出：“還是叫特區好，陜甘寧開始就叫特區嘛！”“中央沒有錢，可以給些政策，你們自己去搞，殺出一條血路來。”隨后，中央決定在深圳、珠海、汕頭、廈門試辦經濟特區。針對國內外對興辦經濟特區的紛紛議論，他兩次親到特區作調查研究，指出：深圳特區是個試驗，一切有利于發展社會生產力的方法都可采用。深圳搞了七八年，由內向型轉為外向型，變成工業基地，并能夠打進國際市場，這是個很大的成績。“現在我可以放膽地說，我們建立經濟特區的決定不僅是正確的，而且是成功的。”到1985年，中央在確定開放沿海14個城市后，又批準將長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和閩南廈漳泉三角地區劃為沿海經濟開發區。由此，我國形成了多層次、有重點的對外開放新格局。

上述三個“大政策”，既是提出最早的，又是影響最大的。正是實施了這一系列新的正確政策，在1985年黨的全國代表會議上，鄧小平才信心滿滿地說：改革過程中的一系列革命性變革，“表明我們已經開始找到了一條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的路子”。基于此，完全可以說，上述三個“大政策”對開辟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道路具有披荊斬棘的意義。

（作者為原中央黨史研究室副主任）

來源：《北京日報》2024年8月19日第12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