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鄧小平為成功開創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做出了歷史性貢獻，他著眼于國際戰略、發展方向、發展動力、國家統一、領導力量五個方面，繪制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宏偉藍圖：調整中日、中美、中蘇等大國關系，為中國充分發揮有影響力的大國作用奠定堅實基礎；領導制定黨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基本路線，成功走出一條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新路”；抓住改革開放這個決定當代中國命運的關鍵一招，使中國大踏步趕上時代；創造性地提出“一國兩制”的科學構想，開辟了以和平方式實現祖國統一的新途徑；強調堅持和改善黨的領導，使黨成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的堅強領導核心。

［關鍵詞］鄧小平；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歷史貢獻

在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征程中，鄧小平深刻總結新中國成立以來正反兩方面經驗，把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同中國具體實際相結合，第一次比較系統地回答了在中國這樣經濟文化比較落后的國家如何建設、發展社會主義的一系列基本問題，為成功開創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做出歷史性貢獻。習近平總書記在紀念鄧小平同志誕辰 110 周年座談會上指出，鄧小平對黨和人民的貢獻，“不僅改變了中國人民的歷史命運，而且改變了世界的歷史進程”。本文著重從國際戰略、發展方向、發展動力、國家統一、領導力量五個方面，探析鄧小平為成功開創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做出的歷史性貢獻。

調整中日、中美、中蘇等大國關系，為中國充分發揮有影響力的大國作用奠定堅實基礎

準確把握國際社會所處的時代主題，制定符合國家利益的外交戰略，營造一個和平穩定的外部環境，是成功開創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外部條件。1989 年 5 月16日，鄧小平在會見蘇聯最高蘇維埃主席團主席、蘇共中央總書記戈爾巴喬夫時指出：我這一生“已經做成的事情是，調整了與日本、與美國的關系，也調整了與蘇聯的關系，確定了收回香港，已經同英國達成協議。這是對外關系方面的參與”。

“文化大革命”結束后，在分析世界形勢演變和正確總結歷史經驗教訓的基礎上，鄧小平領導黨和人民確立了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的政治路線，圍繞這個中心，確立了“中國對外政策的目標是爭取世界和平。在爭取和平的前提下，一心一意搞現代化建設，發展自己的國家，建設具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處理好大國關系，為國內經濟建設創造一個和平穩定的國際環境是實現這一目標的重點。鄧小平指出：“只有創造一個較長時期的國際和平環境，我們才能發展自己，擺脫落后。為此，我們必須改變同一些重要國家的關系”，這些關系就包括中日、中美、中蘇關系，也包括中英關系。

1977 年鄧小平第三次復出后，是我國一段時期里調整中日、中美關系的領導者。在他的堅持下，最終寫上“反對霸權”條款的《中日和平友好條約》于 1978 年 8 月12 日在北京簽訂，之后，他親赴日本出席互換條約批準書儀式并對日本進行訪問，這是新中國成立后中國國家領導人第一次訪問日本，受到日本社會各界的廣泛關注。在中美關系正常化過程中，鄧小平運用其政治智慧具體指導中美建交談判并在關鍵時刻拍板，隔絕和對立 20 多年的中美兩個大國在“廢約、撤軍、斷交”三原則的基礎上，于 1979 年 1 月 1 日正式建立外交關系。同年初，鄧小平對美國進行正式友好訪問，這也是新中國成立后中國國家領導人第一次訪問美國，引起全美轟動，并成為美國《時代》周刊的封面人物。調整中日、中美關系，是鄧小平在繼承毛澤東國際戰略思想的基礎上，適應黨和國家工作中心轉移及世界發展潮流所做出的戰略決策，對剛剛起步的中國改革開放產生了深遠的影響。

中美建交以后，兩國關系的發展并非一帆風順，曾因售臺武器等問題受到嚴峻考驗。鄧小平指導中國政府與美國進行了艱苦卓絕的斗爭，推動兩國政府于 1982 年8 月 17 日發表《中華人民共和國和美利堅合眾國聯合公報》，使一度高度緊張的中美關系得到緩和。中美關系在 20 世紀 80 年代保持穩定發展，雙方各層級交往逐漸加強，經貿、科技、文教等領域交流與合作取得顯著成果。

英國是首先承認新中國的西方國家，但香港問題一直是橫亙在兩國和兩國人民之間的陰影。經過中英雙方 2 年 22 輪的艱苦談判，1984 年 12 月 19 日，《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和大不列顛及北愛爾蘭聯合王國政府關于香港問題的聯合聲明》在北京正式簽字，洗刷了中華民族的百年恥辱。同時，正如同日鄧小平在會見英國首相撒切爾夫人時指出的：“香港問題已經有近一個半世紀的歷史，這個問題不解決，在我們兩國和兩國人民之間總是存在著陰影。現在這個陰影消除了，我們兩國之間的合作和兩國人民之間的友好前景光明。”

20世紀80年代，基于歷史認識和現實分析，鄧小平在推動中蘇關系正常化時，把維護國家主權和安全利益置于首位，堅持改善中蘇關系必須消除“三大障礙”，確定中蘇兩黨、兩國根據新型黨際關系四原則以及和平共處五項原則發展相互關系。以1989 年 5 月鄧小平同來訪的戈爾巴喬夫的高級會晤為標志，中蘇兩黨兩國關系實現正常化。1992 年 12 月，俄羅斯總統葉利欽訪華，12月18日，兩國發表《關于中華人民共和國和俄羅斯聯邦相互關系基礎的聯合聲明》，確定中俄兩國將保持和發展穩定的睦鄰友好和互利合作關系。中蘇關系平穩過渡到中俄關系。1994年9月3日，旨在進一步發展兩國長期穩定的睦鄰友好和互利合作關系的《中俄聯合聲明》簽訂，“雙方高度評價1992年第一次中俄高級會晤以來兩國關系充滿活力的順利發展，并認為兩國已具有新型的建設性伙伴關系，即建立在和平共處各項原則基礎上的完全平等的睦鄰友好、互利合作關系，既不結盟，也不針對第三國”。

大國關系的調整，使中國在世界舞臺的影響日益擴大，發揮的作用日益明顯，一個有利于中國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事業的外部環境逐步形成。在此過程中，鄧小平從世界和中國的發展大勢出發，形成“和平與發展”是時代主題的新判斷，改變“一條線”的外交戰略，確立了新時期中國“獨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1985 年6 月 4 日，鄧小平在中央軍委擴大會議上闡述了“兩個重要的轉變”的重大判斷：“第一個轉變，是對戰爭與和平問題的認識”，“我們改變了原來認為戰爭的危險很迫近的看法”，認為“在較長時間內不發生大規模的世界戰爭是有可能的，維護世界和平是有希望的”。“第二個轉變，是我們的對外政策”，我們改變了“一條線”的戰略，“奉行獨立自主的正確的外交路線和對外政策，高舉反對霸權主義、維護世界和平的旗幟”。在鄧小平國際戰略思想的指導下，我國在著重調整大國關系的同時，積極發展同世界各國的友好關系，同周邊國家的睦鄰友好關系得到了全面改善，同發展中國家開展了形式多樣的經濟合作，同西歐國家進行了廣泛友好的合作，積極參與以聯合國為中心的多邊外交活動，中國外交呈現出全方位發展的新局面。全方位發展的中國外交，使中國日益走近世界舞臺的中央，在促進世界和平與發展方面發揮的作用越來越重要。

領導制定黨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基本路線，成功走出一條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新路”

為了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中國共產黨在百余年的奮斗中，先后成功探索出新民主主義革命道路、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道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既堅持了科學社會主義的基本原則，又根據中國實際和時代特征賦予其鮮明的中國特色。1982 年 9 月 1 日，鄧小平在黨的十二大開幕詞中指出：“把馬克思主義的普遍真理同我國的具體實際結合起來，走自己的道路，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這就是我們總結長期歷史經驗得出的基本結論。”1989 年 5 月 16 日，鄧小平在回顧自己一生時曾說：“對國內工作的參與，確定了黨的基本路線，確定了以四個現代化建設為中心，確定了改革開放政策，確定了堅持四項基本原則。”

黨的基本路線是一定時期指導全黨工作的總路線、總方針、總政策，是黨的全部實踐的指南和依據，事關黨的事業興衰成敗。1953 年 6 月 15 日，毛澤東在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首次提出了黨在過渡時期總路線的基本內容。1954 年２月，黨的七屆四中全會通過決議，正式批準中央政治局確認的這條總路線。在這條總路線的指引下，我國奠定了工業化的初步基礎，開辟了一條適合中國國情的社會主義改造道路，到 1956 年，在全國絕大部分地區基本上完成了對生產資料私有制的社會主義改造，社會主義制度得以確立。1956 年 9 月，黨的八大召開，大會根據新的形勢提出：“國內主要矛盾已經不再是工人階級和資產階級的矛盾，而是人民對于經濟文化迅速發展的需要同當前經濟文化不能滿足人民需要的狀況之間的矛盾；全國人民的主要任務是集中力量發展社會生產力，實現國家工業化，逐步滿足人民日益增長的物質和文化需要”。遺憾的是，黨的八大形成的正確路線未能完全堅持下去，先后出現“大躍進”運動、人民公社化運動等錯誤，以及“文化大革命”的十年內亂。

在鄧小平指導下召開的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重新確立了解放思想、實事求是的思想路線，實現了新中國成立以來黨的歷史上具有深遠意義的偉大轉折。此后，鄧小平不斷深化對中國基本國情的認識，不斷深化對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規律的認識，在解決科學評價毛澤東的歷史地位和毛澤東思想的科學體系，以及根據新的實際和發展要求實行改革開放、確立中國社會主義現代化正確道路這兩個相互聯系的重大歷史課題的基礎上，領導制定了黨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基本路線。改革開放伊始，他反復強調：“要把經濟建設當作中心”。“其他一切任務都要服從這個中心，圍繞這個中心，決不能干擾它，沖擊它”。他同時強調必須堅持四項基本原則，堅持改革開放。1987 年 7 月 4 日，黨的十三大召開前，鄧小平在會見孟加拉國總統艾爾沙德時指出：“搞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是基本路線。要搞現代化建設使中國興旺發達起來，第一，必須實行改革、開放政策；第二，必須堅持四項基本原則”，“這兩個基本點是相互依存的”。

正是在此基礎上，黨的十三大報告第一次系統闡述了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理論，即：第一，我國社會已經是社會主義社會，我們必須堅持而不能離開社會主義；第二，我國的社會主義社會還處在初級階段，我們必須從這個實際出發，而不能超越這個階段。這個階段“至少需要上百年時間”。大會明確概括了“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我們黨的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的基本路線是：領導和團結全國各族人民，以經濟建設為中心，堅持四項基本原則，堅持改革開放，自力更生，艱苦創業，為把我國建設成為富強、民主、文明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而奮斗”。在此基本路線的基礎上，鄧小平提出了“三步走”發展戰略，即從 20 世紀 80 年代初到 21 世紀中葉的“三步走”戰略。這一高瞻遠矚的戰略謀劃展現了把握規律和大勢的歷史主動精神，為中華民族偉大復興描繪了清晰的路線圖。

黨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基本路線的形成，標志著黨和人民成功走出了一條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新路”。1982 年 9 月 1 日，鄧小平在黨的十二大開幕詞中提出“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的重大命題，把中國共產黨人對什么是社會主義、怎樣建設社會主義的認識提到了一個新高度。9 月 18 日，他在陪同朝鮮勞動黨中央委員會總書記金日成去四川訪問途中自信地說：“從十一屆三中全會到十二大，我們打開了一條一心一意搞建設的新路”。這條“新路”，就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1984年 6 月 30 日，鄧小平在會見第二次中日民間人士會議日方委員會代表團時，從構建理論形態的角度闡釋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內涵，明確指出：“我們多次重申，要堅持馬克思主義，堅持走社會主義道路。但是，馬克思主義必須是同中國實際相結合的馬克思主義，社會主義必須是切合中國實際的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

在蘇聯解體、東歐劇變的國際背景下，中國成功走出了一條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新路”，這條道路是落后國家建設社會主義的成功范例，在世界社會主義運動史中具有重要啟示意義。在鄧小平領導黨和人民成功開創的這條道路上，中國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經濟建設、人民生活、綜合國力都上了一個大臺階。歷史和實踐證明，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是黨和人民歷經千辛萬苦、付出巨大代價取得的根本成就，是創造人民美好生活、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康莊大道。鄧小平為此做出的歷史性貢獻令人永遠銘記。

抓住改革開放這個決定當代中國命運的關鍵一招，使中國大踏步趕上時代

“文化大革命”結束以后，在黨和國家面臨何去何從的重大歷史關頭，面對世界經濟形勢快速發展、科技進步日新月異的發展大勢，面對長期形成的嚴重束縛生產力發展的僵化體制和人們思想中的舊觀念，1978 年 12 月 13 日，鄧小平在中共中央工作會議閉幕會上的講話中振聾發聵地指出：“一個黨，一個國家，一個民族，如果一切從本本出發，思想僵化，迷信盛行，那它就不能前進，它的生機就停止了，就要亡黨亡國”。“如果現在再不實行改革，我們的現代化事業和社會主義事業就會被葬送。”在鄧小平的領導下，我們黨做出實行改革開放的歷史性決策，實踐證明，改革開放創造了舉世矚目的偉大成就，為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提供了充滿新的活力的體制保證和快速發展的物質條件。

改革從農村實行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率先突破，逐步轉向城市經濟體制改革并全面鋪開。在安徽、四川等地大膽嘗試“包產到戶”遇到阻力時，鄧小平明確表態支持：“農村政策放寬以后，一些適宜搞包產到戶的地方搞了包產到戶，效果很好，變化很快……有的同志擔心，這樣搞會不會影響集體經濟。我看這種擔心是不必要的。”這種關鍵時刻的鮮明態度對推動農村改革發揮了重要作用。城市經濟體制改革是更廣泛更深刻的社會系統工程，核心是正確認識和處理計劃與市場的關系，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改革方向。鄧小平高度評價黨的十二屆三中全會通過的《中共中央關于經濟體制改革的決定》，認為“寫出了一個政治經濟學的初稿，是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和中國社會主義實踐相結合的政治經濟學”。黨的十三大前夕，他提出計劃與市場都是發展生產力的方法，指出：“我們以前是學蘇聯的，搞計劃經濟。后來又講計劃經濟為主，現在不要再講這個了。”在南方談話中，他精辟地闡述了計劃和市場的關系問題，指出：“計劃多一點還是市場多一點，不是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的本質區別。計劃經濟不等于社會主義，資本主義也有計劃；市場經濟不等于資本主義，社會主義也有市場。計劃和市場都是經濟手段。”這一論述是黨在認識計劃與市場關系問題上的重大突破，黨的十四大據此提出了我國經濟體制改革的目標是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這項前無古人的偉大創舉，推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以更加蓬勃的生機與活力向前發展。

鄧小平大力倡導對外開放，他反復強調：“經驗證明，關起門來搞建設是不能成功的，中國的發展離不開世界。”經濟特區創建之初，他鼓勵廣東的同志“殺出一條血路來”。在特區建設面臨困難和非議之際，他于 1984 年 1 月 24 日至 2 月 10 日視察深圳、珠海、廈門經濟特區，充分肯定“我們建立經濟特區的政策是正確的”，并提出開放沿海港口城市的重大決策。之后，鄧小平相繼決策支持創辦海南經濟特區、開發開放上海浦東。對經濟特區的充分肯定成為堅定擴大對外開放的標桿，對外開放逐步形成從經濟特區到沿海開放城市再到沿海經濟開放區這樣一個多層次、有重點、點面結合的大格局，成為我國經濟社會發展的重要推動力。

在鄧小平的領導和推動下，改革開放成為當代中國最顯著的特征、最壯麗的氣象，中國實現了從高度集中的計劃經濟體制到充滿活力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從封閉半封閉到全方位開放的歷史性轉變，中國人民走出了前人沒有走出的路，改革開放成為黨和人民大踏步趕上時代的重要法寶。

鄧小平對中國改革開放的設計是整體的、全面系統的，他在南方談話中指出：“改革開放以來，我們立的章程并不少，而且是全方位的。經濟、政治、科技、教育、文化、軍事、外交等各個方面都有明確的方針和政策，而且有準確的表述語言。”在總結新中國成立后我國現代化建設經驗教訓的基礎上，他提出了到 20 世紀末實現“小康”這一中國式現代化的階段性目標。“小康”成為此后 40 年反映中華大地翻天覆地變化的熱詞——小康生活、小康水平、小康社會、全面建設小康社會、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等等。在持續建設小康社會的奮斗征程上，我國實現了從生產力相對落后的狀況到經濟總量躍居世界第二的歷史性突破，實現了人民生活從溫飽不足到總體小康、奔向全面小康的歷史性跨越。可以說，正是由于有鄧小平抓住改革開放這個決定當代中國命運的關鍵一招，中國才大踏步趕上時代，中華民族和中華人民共和國才以新的姿態屹立于世界東方。

創造性地提出“一國兩制”的科學構想，開辟了以和平方式實現祖國統一的新途徑

實現祖國完全統一是全體中華兒女的共同愿望，也是成功開創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必然要求。鄧小平多次深情地表達這種濃厚的民族感情，他說：“實現國家統一是民族的愿望，一百年不統一，一千年也要統一的。”臺灣同大陸的統一問題“首先是個民族問題，民族的感情問題。凡是中華民族子孫，都希望中國能統一，分裂狀況是違背民族意志的”。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后，在毛澤東、周恩來等關于爭取和平解放臺灣思想的基礎上，鄧小平創造性地提出“一國兩制”的科學構想，這一構想在實踐中首先被運用在解決香港、澳門問題上，并取得成功。

“一國兩制”的基本內容是，在祖國統一的前提下，國家的主體堅持社會主義制度，同時在臺灣、香港、澳門保持原有的資本主義制度和生活方式長期不變。“一國”是實行“兩制”的前提和基礎，“兩制”從屬和派生于“一國”并統一于“一國”之內。“一國兩制”的科學構想具有重大的理論和現實意義，它豐富和發展了馬克思主義，符合中華民族的根本利益和祖國統一的歷史潮流，為和平解決歷史遺留問題和國際爭端提供了新思路，開辟了新途徑。

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后，解決臺灣問題提上議事日程。在爭取用和平方式解決臺灣問題的過程中，鄧小平于 1982 年 1 月首次提出“一個國家，兩種制度”的概念。在中英關于香港問題的談判中，他對這一構想做了更深入完善的闡釋。1984 年10 月，在中央顧問委員會第三次全體會議上，他進一步把“一個國家，兩種制度”概括為“一國兩制”。1987 年 10 月，這一構想首次寫入黨的十三大報告。1988 年 3月，在七屆全國人大一次會議上，“一國兩制”與爭取祖國“和平統一”成為一個完整的政策體系，“和平統一、一國兩制”構成新時期解決祖國統一問題的基本方針。鄧小平不但創造性地提出“一國兩制”的科學構想，而且親自指導了按照這一構

想解決香港問題和澳門問題的全過程。在“一國兩制”科學構想的指導下，經過艱苦的談判斗爭，中國恢復對香港行使主權。制定《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基本法》（以下簡稱香港特別行政區基本法），是將“一國兩制”科學構想和中央對香港的一系列方針政策用法律形式固定下來的重大實踐，鄧小平直接指導了這一過程。他強調：“香港的制度也不能完全西化，不能照搬西方的一套”；港人治港就是“管理香港事務的人應該是愛祖國、愛香港的香港人”；高度自治問題上“切不要以為香港的事情全由香港人來管，中央一點都不管，就萬事大吉了……保持中央的某些權力，對香港有利無害”。1990 年 2 月 17 日，鄧小平在會見出席香港特別行政區基本法起草委員會第九次全體會議的委員時，高度評價香港特別行政區基本法是“一部具有歷史意義和國際意義的法律……對全人類都具有長遠意義”。1997 年 7 月 1 日，香港回歸祖國；1999 年 12 月 20 日，澳門回歸祖國。香港和澳門回歸祖國，洗刷了中華民族百年恥辱，豐富了“一國兩制”的理論和實踐。

“一國兩制”的科學構想既是在解決臺灣問題過程中形成的，也是解決臺灣問題的最佳模式選擇。1979 年 1 月 1 日，全國人大常委會發表《告臺灣同胞書》，鄭重提出以和平方式解決臺灣問題、實現國家統一的大政方針。1981 年國慶節前夕，全國人大常務委員會委員長葉劍英向新華社記者發表談話，提出了為實現臺灣回歸祖國，實現和平統一的九條建議（簡稱“葉九條”）。“葉九條”是黨和政府在新時期對臺灣方針的進一步深化和發展。1983 年 6 月 26 日，鄧小平在會見美國新澤西州西東大學教授楊力宇時進一步闡明實現大陸和臺灣和平統一的方針政策，這些內容后來被概括為“鄧六條”。“鄧六條”使“一個國家，兩種制度”的構想更加具體化、系統化。1986 年 5 月，在鄧小平的指導下，“華航事件”成功解決，這是海峽兩岸通過談判解決問題的開端。1987 年 11 月，臺灣當局出臺《臺灣民眾赴大陸探親實施細則》，封閉近 40 年的“臺海大門”終于打開，海峽兩岸實現了有條件的人員交往。此后，鄧小平強調發揚中華民族優秀傳統文化以振興中華民族。1990 年 4 月 7 日，鄧小平在談到臺灣的前途問題時說：“中國的形象如何還是要看大陸，中國的發展趨勢和前途也在大陸……我們相信，最終將靠‘一國兩制’把我們國家統一起來”。9 月 15 日，他在會見馬來西亞郭氏兄弟集團董事長郭鶴年時說：“大陸同胞，臺灣、香港、澳門的同胞，還有海外華僑，大家都是中華民族子孫。我們要共同奮斗，實現祖國統一和民族振興。”之后，兩岸經貿關系逐步發展，文化交流漸次展開，臺灣同胞對祖國大陸的認同感與向心力有了進一步的增進，中華文化的凝聚力得到進一步增強，祖國和平統一進程有了更堅實的基礎。

強調堅持和改善黨的領導，使黨成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的堅強領導核心

辦好中國的事情，關鍵在黨。在思考什么是社會主義、怎樣建設社會主義的重大命題時，鄧小平同時深入思考黨的建設問題。立足于對黨情、國情的正確判斷，鄧小平提出要“把我們黨建設成為有戰斗力的馬克思主義政黨，成為領導全國人民進行社會主義物質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設的堅強核心”。圍繞這一目標，他反復強調既要堅持黨的領導，又要改善黨的領導，“為了堅持黨的領導，必須努力改善黨的領導”。

鄧小平領導確立了新時期黨的解放思想、實事求是的思想路線。全黨撥亂反正、實行改革開放首先就是從恢復和發揚黨的實事求是的思想路線開始的。1980 年 2 月29 日，鄧小平在中共十一屆五中全會第三次會議上的講話中指出：“實事求是，一切從實際出發，理論聯系實際，堅持實踐是檢驗真理的標準，這就是我們黨的思想路線。”12 月 25 日，他在中共中央工作會議的講話中強調了解放思想的極端重要性，指出：“解放思想，就是使思想和實際相符合，使主觀和客觀相符合，就是實事求是”。黨的解放思想、實事求是思想路線的確立，為制定各個方面的路線方針政策提供了思想基礎，是黨的思想建設的重要內容。這方面，鄧小平特別強調要同各種“左”的和右的錯誤思潮劃清界限，他說：“現在，有右的東西影響我們，也有‘左’的東西影響我們，但根深蒂固的還是‘左’的東西。”

正確的組織路線是正確的政治路線的可靠保證。鄧小平高度重視按照革命化、年輕化、知識化、專業化的“四化”方針推進干部隊伍建設，強調“我們一定要認識到，認真選好接班人，這是一個戰略問題，是關系到我們黨和國家長遠利益的大問題”。在他的推動下，黨大力選拔和培養德才兼備、年富力強的中青年干部到第一線工作，穩步推動黨和國家領導制度改革，不斷健全干部的考核、任免等制度，通過設立“顧問委員會”這一過渡形式為廢除領導職務終身制創造條件，確保了黨的事業保持旺盛活力，確保了黨的事業后繼有人。

黨風問題事關黨的生死存亡，是端正社會風氣的關鍵。鄧小平對此始終保持高度的警覺和清醒的認識。面對改革開放大潮沖擊下黨風建設面臨的新考驗，鄧小平反復強調，對不正之風“如果我們黨不嚴重注意，不堅決剎住這股風，那末，我們的黨和國家確實要發生會不會‘改變面貌’的問題”。他提出：“我們要反對腐敗，搞廉潔政治”，“在整個改革開放過程中都要反對腐敗”。兩個文明建設都搞好，“這才是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對于我們黨在長期革命和建設實踐中形成的密切聯系群眾、實事求是、艱苦奮斗等優良傳統和作風，他提出要在新形勢下進一步恢復和發揚起來。正是由于黨始終保持優良的作風，黨的正確的路線和政策才得以貫徹執行，黨的領導才得以不斷加強，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才得以不斷向前推進。

在堅持和改善黨的領導方面，鄧小平強調維護黨中央權威的重要性。1989 年 6月和 9 月，他在同幾位中央負責同志的談話時指出：“國家的命運、黨的命運、人民的命運需要有這樣一個領導集體”。“特別是有困難的時候，沒有中央、國務院這個權威，不可能解決問題”。他明確指出：“任何一個領導集體都要有一個核心，沒有核心的領導是靠不住的”。正是有以鄧小平同志為核心的黨的第二代中央集體的領導，面對風云變幻的國際形勢，黨才能堅決排除各種干擾，從容應對關系我國改革發展穩定全局的一系列風險考驗。20 世紀 80 年代末，國際大氣候和國內小氣候導致1989年春夏之交我國發生嚴重政治風波。在平息這場風波中，鄧小平發揮了中流砥柱的關鍵作用。他帶領黨和政府緊緊依靠人民，旗幟鮮明地反對動亂，捍衛了社會主義國家政權，維護了人民根本利益，同時也彰顯了黨在經歷改革開放的考驗后，培育起抵御風險和駕馭復雜局面的顯著能力。

在開創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的過程中，堅持和改善黨的領導必須解決的重大的課題是：黨處于執政地位，必須經得起執政的考驗；黨領導改革開放，也必須經得起改革開放的考驗。實踐證明，在鄧小平新時期黨的建設思想的指引下，我們黨不愧是以嶄新的姿態站在改革開放和現代化建設前列的黨，是勇于改革、充滿活力的黨，是紀律嚴明、公正廉潔的黨，是選賢任能、卓有成效地為人民服務的黨。

鄧小平留給我們最重要的思想和政治遺產，是他帶領黨和人民成功開創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是他創立的鄧小平理論。今天，黨和國家事業取得了舉世矚目的成就，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新時代，彰顯出強大的生機活力。我們緬懷鄧小平的豐功偉績，學習他的崇高品格風范，繼承他留給我們的寶貴的精神財富，必將進一步激勵我們以史為鑒，踔厲奮發，在強國建設、民族復興的新征程上，為推動中國式現代化行穩致遠做出新的更大的貢獻。

［作者簡介］蔣永清，編審，中共中央黨史和文獻研究院第三研究部。

來源：《當代中國史研究》2024年第4期，注釋從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