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新中國成立前后是請示報告工作走向制度化的重要歷史階段。在此期間，鄧小平對請示報告制度的確立和落實做出了重要貢獻。解放戰爭時期，鄧小平就重大事項與中共中央頻繁溝通、互動，在戰爭環境下堅持請示報告工作，對推動請示報告制度的確立起到了重要作用。制度確立后，鄧小平作為地方一級領導人，定期向中央綜合匯報西南局工作，及時提交專題報告，特別是做好重大事項請示報告工作，內容系統全面，重點突出，注重時效，文風務實，成為黨內踐行請示報告制度的典范。進入中央工作后，鄧小平在新的領導崗位上嚴格按照中央關于請示報告制度的新要求，督促下級與中央保持密切聯系，做好請示報告的傳遞工作，重視請示報告的寫作質量，推動請示報告制度取得實效。

[關鍵詞] 鄧小平；中國共產黨；請示報告制度；紀律建設

中國共產黨請示報告制度是一項重要政治紀律、組織紀律、工作紀律，是執行民主集中制的有效工作機制，要求黨的下級組織、黨員、領導干部按照有關規定，定期或不定期向上級黨組織或中央進行請示和報告工作。新中國成立前后，是請示報告制度生成、落實和完善的重要歷史時期。從1946年起擔任中原局書記、晉冀魯豫中央局書記，1949年12月率部進駐重慶擔任西南局書記，到1952年7月進入中央人民政府工作，這是鄧小平走上中央領導崗位的關鍵時期，也是展現其卓越領導能力的重要歷史階段。在此期間，鄧小平對請示報告制度的確立和落實作出了重要貢獻。本文擬梳理和歸納新中國成立前后鄧小平參與請示報告制度的確立和執行的過程，力求展現鄧小平踐行請示報告制度的整體情況和經驗方法，對黨員干部提高政治意識和領導能力、加強黨的紀律建設提供借鑒和啟示。

一、制度確立：戰爭環境下堅持請示報告工作

請示報告工作自黨誕生之日起，就伴隨著黨的發展壯大不斷走向制度化。1948年“九月會議”發布的《中共中央關于各中央局、分局、軍區、軍委分會及前委會向中央請示報告制度的決議》標志著請示報告制度的確立。此時，正值解放戰爭從戰略反攻走向戰略總攻，黨領導下的軍事、政治、土地改革、財經等各方面工作從分散走向集中、取得全國勝利的重要歷史階段。這一時期，鄧小平曾任晉冀魯豫中央局書記，中原局、華東局第一書記。作為地方一級黨組織負責同志，鄧小平一方面承擔著落實黨的政策和策略的責任，另一方面也實際參與著重大事項決策與政策調試的過程。其中，鄧小平關于新解放區土地改革工作向中共中央的請示報告對于全面糾“左”起到了重要作用，充分展現出請示報告工作的重要意義。請示報告制度確立后，鄧小平還領導中原局系統反思問題，自上而下地推動請示報告制度的向下延伸。

（一）針對重大政策問題與中央頻繁互動。解放戰爭時期，土地改革是關系到革命成敗的關鍵任務，這一工作經歷了初步推進、土改復查、“左”傾錯誤的萌芽和發展、糾正 “左”傾錯誤等多個階段。在此期間，地方向中央的請示報告深刻影響了土地改革政策的走向。在1948年后的糾“左”階段，鄧小平的請示報告對中央調整決策具有重要作用。

從1946 年“五四指示”的發布到1947年全國土地會議， 一些老解放區在劃分階級標準尚不清晰的前提下，在平分土地和開展“三查”“三整”運動的過程中出現了“左”的傾向。1947年“十二月會議”后，毛澤東、任弼時等黨的領導人意識到地方的“左”傾錯誤的嚴重性，著手推進糾“左”工作。同時，在1948年初，毛澤東起草了《關于建立報告制度》的黨內指示，要求各中央局和分局書記每兩個月向中央和中央主席作一次綜合報告，以便中央及時了解各地在開展包括土地改革在內的各項活動的動態、產生問題和傾向。^[1]此后，鄧小平多次主動向中央匯報對土地改革政策的思考，或是回復中央對土地改革政策的詢問，極大地推動了中央對劃分階級認識的深化和政策的完善。

1948年1月14日，毛澤東就新解放區的各項政策問題致電鄧小平，征詢鄧小平的意見。電報中毛澤東一共提出了關于新區不同區域劃分、土地改革工作中對待弱小地主、中富農的策略、對待開明紳士的態度等六個問題。^[2]鄧小平在接到毛澤東的電報后，于1月15日^[3]和22日^[4]兩次回電，匯報了大別山根據地的特點和大別山地區的土地改革情況，認為新解放區土改中的“分浮財”等措施實質上并不能讓貧雇農受益，最終只會導致革命果實落到流氓、地痞、地主狗腿子手里。^[5]針對大別山地區的特點和土地改革中存在的問題，鄧小平認為，土地改革政策應該適應不同地區的實際情況，采取因地制宜的策略。在鞏固區可以進行土地改革，采取滿足貧農要求的政策，同時適當滿足弱小地主的基本生活需要，糾正侵犯中農的事實。在新區建議采取中農不動的政策，在隨后的復查過程中漸次解決土地分配問題。在游擊區，鄧小平建議可以不急于平分土地，而是先在人民群眾中深入宣傳土地法大綱，在游擊戰爭中堅決執行打土豪、分浮財的政策，耐心團結動員群眾。^[6]鄧小平所提交的報告不僅對毛澤東針對土地改革政策提出的問題進行了詳細的答復，而且根據實際情況和具體特點，提出了相應的政策建議，對中央了解地方實際情況起到了重要作用。

在鄧小平等地方主要領導人向中共中央匯報關于土地改革政策意見的影響下，1948年1月 24日，毛澤東決定推遲發布“一月決定”^[7]，并在《對中央一月決定的補充意見》中提出擬將關于土地改革中對待中農、商人等政策以及對新區土改工作階段的劃分加入其中，并請劉少奇考慮上述內容。^[8]同時，在綜合此前鄧小平等地方主要領導人報告的基礎上，2月3日，毛澤東在給劉少奇的一封電報中，概括地提出了分三類地區實行土地改革的基本原則。隨后毛澤東又向地方征詢關于分三類地區實現土地改革的意見。^[9]2月6日，毛澤東致電鄧小平并劉鄧野戰軍后方指揮所等主要領導人，征詢他們對新解放區土地改革的斗爭策略和組織形式的意見。^[10]2月8日，鄧小平復電毛澤東，報告對新區土改政策的看法，認為需要認識到新區土改要經歷一個相當長的過程，在斗爭策略上應避免急性病和策略上的錯誤，分階段、分地區逐步推進土地改革工作。^[11]毛澤東收到鄧小平的復電后，認為大別山經驗極可寶貴，將電報轉發各地參考應用。^[12]在征求各方面的意見后，2月15日毛澤東下發題為《新解放區土地改革要點》的黨內指示，成為新解放區開展土地改革工作的政策參照。

按照中共中央和毛澤東有關新解放區土地改革的指示方針，鄧小平領導中原局對前一階段土地改革工作中產生的“左”傾錯誤及其經驗教訓進行了認真的總結，并將糾正錯誤的辦法和措施向中央報告。1948年3月8日，鄧小平代表中原局向毛澤東和中共中央作了《關于進入大別山后的幾個策略問題》的報告，檢查了大別山地區在土地改革工作中的“左”傾錯誤，認為不分階段不分地區對大、中、小地主及富農一齊動手，致樹敵太多，增加了許多障礙，反于人民不利，應當區別鞏固區、游擊區進而有重點地分布力量，規定不同的策略步驟。^[13]3月14日，毛澤東致電各中央局、分局、前委負責同志，肯定了鄧小平在報告中進行的自我檢討，并要求各地也認真學習黨的政策和策略，向中央做好綜合報告。^[14]

隨后，1948年5月初，鄧小平對中原各解放區特別是豫皖蘇和豫陜鄂兩大區的土地改革情況進行了實地的調查研究。以此為基礎，鄧小平分析了新解放區適應的土地改革政策并給毛澤東撰寫了報告。鄧小平認為，在新解放區立即進行分浮財、分土地的土地改革政策是不適宜的，主要精力應放在發展農業生產和財經工作上，力求穩定社會秩序、動員群眾支持戰爭。5月24日，毛澤東就新區農村工作的策略問題致電鄧小平，同意他對新解放區土地改革的看法，認為新解放區應該在解放后的相當時期內，實行減租減息和酌量調劑種子口糧的社會政策和合理負擔的財政政策。^[15]這期間，毛澤東通過與各解放區負責人多次溝通，對新區土地改革工作的思考也逐漸成熟。5月25日，中共中央發出了《一九四八年的土地改革工作和整黨工作》的黨內指示，對進行土地改革所必須具備的條件進行了詳細規定，這是中央推進土地改革集中糾“左”取得的重要成果。同時，該指示還專門指出了在土地改革中存在的不請示不報告的嚴重問題，要求各級黨委加強聯系，從中央到各中央局、中央分局，直至各縣委、區委和基層黨支部，必須充分利用無線電、有線電、電話、郵遞、專人送信等通信方法密切聯系起來，上級需要及時掌握下級的工作動態，隨時互通情報，交流經驗，及時糾正錯誤或發揚成績，保證土地改革工作在正確的路線推進。^[16]

總的來看，土地改革工作的糾“左”是一個重大的政策轉變。在這一過程中，鄧小平向中央的報告有力推動了黨中央對階級劃分認識的深化。同時，這一過程使中央充分認識到請示報告工作對黨的政策與策略的重要性，確立請示報告制度也逐步進入中央的決策視野。

（二）推動請示報告制度的確立及向下延伸。自1948年初起，中共中央針對各項重要工作中出現的無組織無紀律現象，頻繁發布關于建立報告制度的各項指示，把紀律建設提高到極為重要的位置。1948年“九月會議”通過的《中共中央關于各中央局、分局、軍區、軍委分會及前委會向中央請示報告制度的決議》，對請示報告的主體、內容、形式方面都做出了具體要求。^[17]此后，中共中央多次指示各地檢討請示報告工作執行情況，反思不請示不報告的工作作風，進一步落實請示報告工作。^[18]在此背景下，鄧小平領導中原局及各級黨委，自上而下逐步確立請示報告制度，為嚴明政治紀律和政治規矩作出了重要貢獻。

第一，明確請示報告的主體、寫作方式、內容和頻次。1948年9月6日，鄧小平領導中原局發布《中原局關于克服無紀律無政府狀態并建立請示與報告制度的決定》，提出了建立并落實請示報告制度的各項分工。^[19]其一，明確請示報告的主體。要求由鄧小平、陳毅、鄧子恢向毛主席作綜合性報告；劉伯承、陳毅等向軍委作野戰軍報告和軍區報告；鄧子恢、李雪峰等向中央作地方群眾財政報告。此外，各分局書記、區黨委書記、軍區司令、各行政公署主任、民眾團體黨組負責同志，均應嚴格執行請示報告工作。其二，規范請示報告的寫作過程。要求帶有綜合性的報告，均應由負責人收集材料，自己作出分析結論，先在中原局會上作簡略報告后才著筆，并共同核發。其三，規范請示報告的頻率和內容。要求分局書記，區黨委書記、縱委書記應于雙月向中原局作綜合性的政策報告。^[20]

第二，反思并克服請示報告工作執行不力背后隱含的認識問題。1948年9月6日，鄧小平領導中原局發布《中原局關于克服無紀律無政府狀態并建立請示與報告制度的決定》，認為過去對請示報告工作沒有引起足夠的重視， “沒有把它看成是革命成敗的關鍵，相反的采取自由主義的容忍態度，這是極其錯誤的”^[21]。針對認識不到位的問題，鄧小平要求下級建立學習制度，深化對黨的政策和策略的認識，加強落實請示報告工作的意識。1948年9月13日至10月25日，鄧小平在豫西區黨委的整黨會議上傳達了“九月會議”精神，要求嚴格執行請示報告制度，克服不請示不報告的工作作風。會后，豫西區六地委在《今冬明春三個月工作計劃》中提出，農民干部要加強文化學習，及時總結工作，堅決執行地委規定的請示報告制度的決定，建立各種工作制度，克服游擊習氣。^[22]1949年1月20日，西峽縣委按照六地委規定的內容和要求，向六地委提交了《西峽縣委關于克服無紀律無政府狀態的檢查和建立請示報告制度的報告》，檢討了西峽縣委建立以來在工作研究、力量組織和集體領導上的無政府無紀律的現象并提出了整改措施。^[23]可見，鄧小平領導中原局及各級黨委反思執行請示報告工作中認識不到位的問題，改進無組織無紀律的工作作風，推動了請示報告制度的確立。

新中國成立前夕，請示報告制度的確立是中國共產黨加強集中統一領導，保障革命勝利的重要紀律要求和政治規矩。在此期間，鄧小平即便身處戰爭環境，也能堅持請示報告工作。毛澤東在批評東北局不請示不報告現象時曾提到，“像大別山那樣嚴重的環境，鄧小平同志尚且按照規定向中央作了綜合性報告”^[24]。可以說，鄧小平在這一時期與中央關于重大政策問題的頻繁互動和推動制度確立的過程體現出極強的政治意識和卓越的領導水平。

二、制度執行：主政西南時期全面落實請示報告工作

毛澤東曾說，看鄧小平的報告，好像吃冰糖葫蘆。^[25]從1949年12月率部進駐重慶擔任西南局書記，到1952年7月進入中央人民政府工作，是鄧小平在較為穩定的形勢下開展工作的一個時期。在此期間，鄧小平嚴格按照中央要求落實請示報告工作，并在實踐中積累了豐富經驗，是落實請示報告工作的典范。

（一）報什么：內容全面，突出重點。主政西南時期，鄧小平擔任中共中央西南局第一書記、西南軍政委員會副主席、西南軍區政治委員，并以此身份開始向中央進行請示報告工作。總覽鄧小平請示報告的若干事項，可以歸納出以下特點。

第一，高質量做好綜合報告，及時匯報西南局工作情況。1950年1月至1952年8月，鄧小平以西南局第一書記的身份，平均每一至兩個月向毛澤東并中共中央報告西南局的工作情況，特別是歷次西南局委員會召開全體會議后，將會議情況請示報告中央。定期、按時提交綜合報告，體現出請示報告已經成為一種常態化工作。鄧小平不僅能夠較為規律地提交綜合報告，而且報告質量較高。有據可查的鄧小平的綜合報告共有26次，可見節選或全篇的綜合報告有20篇，其中有10篇得到了中央的批轉，供各中央局參考借鑒。^[26]這說明，鄧小平的請示報告十分具有典型性和示范效應。

第二，關于重點工作多次提交專題報告。在綜合報告之外，鄧小平還注重及時提交有關重點工作的請示報告，及時與中央溝通政策建議。例如，針對“三反”“五反”工作，除在綜合報告中有所提及外，鄧小平還向中央提交了6份專題報告，匯報西南局開展“三反”“五反”的實際情況，提出相應的政策建議，其中4份得到了中央的批轉。^[27]鄧小平對“三反”“五反”等重點工作的請示報告不僅能夠幫助中央及時了解地方工作開展的實際情況和政策落實過程中遇到的復雜情況，其中提出的問題和總結的經驗也直接影響了中央的決策過程，是中央與地方有效互動的生動體現。

第三，做好重大事項的請示報告工作。鄧小平主政西南時期，民族問題和解放西藏一直是西南局面臨的一項十分重要的工作。自1952年4月起，鄧小平先后多次就西藏發生的滋事尋釁等問題以及處置的政策和策略問題，向中央請示報告。^[28]鄧小平在處理重大事項，特別是關系到少數民族和外交問題時，十分重視在事前向中央請示，事后向中央報告，謹慎行動，保證了在重大事項中向中央看齊，保障了社會局勢的穩定。

縱觀鄧小平主政西南時期所提交的綜合報告、專題報告和重大事項的請示報告，其請示報告的事項分為以下幾類：第一，明文規定的具體事項，即中共中央、中央人民政府明確規定須請示報告的事項。第二，職權之內的重大事項，即鄧小平及其領導的西南局依據職能職責開展工作過程中關乎全局、影響廣泛的重要事情和重要情況。鄧小平的任職身份決定了其請示報告內容需要涵蓋政治、軍事、經濟、統戰工作等各個方面。第三，職權之外的有關事項，即權屬中共中央、中央人民政府的事項。少數民族問題是鄧小平主政西南時期面臨的職權之外、涉及政權穩定和社會安定的重要問題，需要及時向中央做請示報告，在政治上、政策上和中央保持一致。

總的來看，主政西南時期鄧小平對請示報告制度的貫徹落實不僅能夠幫助中央及時了解地方工作，引起了中央的高度重視，而且具有可參考性和借鑒意義，對決策過程和政策的貫徹執行起到了積極作用。

（二）怎么報：程序規范，注重實效。鄧小平不僅嚴格按照有關規定做好各類事項的請示報告工作，而且注重請示報告的時效性，程序規范，集思廣益，體現出工作的主動性和高超的能力水平。

第一，注重時效，接到中央最新指示后，第一時間給中央做請示報告。以整風工作為例，1950年5月1日中共中央發布《關于在全黨全軍開展整風運動的指示》后，鄧小平于5月11日即起草給毛澤東并中共中央的報告，匯報西南區計劃開展整風的指導原則、工作方法、對象和步驟等各項工作。^[29]5月12日，毛澤東將這個報告批轉各中央局、華南分局及上海市委參考。^[30]從中央發布指示文件，到鄧小平請示報告工作計劃，只相距10天，這是鄧小平收到中央指示后立即組織領導西南局研究中央政策精神，向中央請示報告工作計劃的體現。5月12日當天，鄧小平又立即起草西南局、西南軍區黨委《關于干部整風的指示》及報中共中央的電報，布置下一階段的整風工作。^[31]這是鄧小平接到中央的政策文件要求，經過請示報告工作計劃，得到中央肯定后進一步推動政策貫徹落實的具體步驟，具有極高的時效性。5月27日，中共中央轉發西南局關于干部整風的指示。^[32]從接到中共中央的指示，到報告工作計劃、收到批復、下達指示和落實政策，鄧小平在接到指示的第一時間向中央請示報告工作，及時推動中央指示精神的落實，保證了地方工作的正確方向。

第二，請示報告的內容經過充分構思和醞釀，建立在集思廣益、調查研究的基礎上，具有科學性。例如，1950年1月23日，鄧小平和劉伯承、張際春、李達向中共中央、中央軍委及總政治部報告進軍西南以來部隊執行政治紀律及政策的情況。鄧小平提到，對于違反紀律的現象和較嚴重的事件，已經組織了專門調查，并親自督促檢查，均收到較好的效果。^[33]再如，1950年10月23日至30日，鄧小平主持召開中共中央西南局委員會第四次全體會議，討論土改、少數民族工作等問題。11月7日，鄧小平向毛澤東和中共中央報告了此次會議的情況，綜合會議討論的意見，對在少數民族地區進行減租退押和土改問題進行了細致的匯報，提出了初步的工作方案。^[34]可見，經過會議討論、集思廣益和充分醞釀，鄧小平向中央報告的內容更加系統、充分。11月15日，毛澤東復電同意了該報告并將其轉發給其他中央局參考。^[35]鄧小平的請示報告工作建立在充分醞釀和調查研究的基礎上，為中央進行決策和研究提供了重要基礎。

第三，督促下級做好請示報告工作。并對下級請示報告內容認真批閱回復，同時報送中央，便于中央及時了解地方工作情況。1950年12月12日，鄧小平代表西南局轉發中共川西區委《減租退押清匪反霸工作報告》致西南各地，要求“各地也作一個這樣的報告，而后即應遵照中央規定每月作一次關于減租退押斗爭的簡報”^[36]，保證減租退押過程中政策的貫徹落實。在收閱下級報告的基礎上，鄧小平會對下級的請示報告進行認真批閱回復，并同時報告中央。1951年4月26日，鄧小平批閱胡耀邦《關于鎮壓反革命及懲治不法地主兩個問題請示報告》，起草西南局復胡耀邦并告川北區委的電報，既對川北區的實際工作提供了具體指導，也便于中央及時了解各級工作的實際情況。^[37]4月30日，毛澤東將西南局復胡耀邦的電報及胡耀邦的《報告》批轉各地^[38]，展現了下級向上級逐級請示報告，上級對下級工作展開有效指導的互動過程。

總的來看，鄧小平落實請示報告工作注重時效性，保證請示報告工作的科學性和規范性，推動了上下級間良好互動關系的形成。

（三）如何寫：文風務實，實事求是。請示報告是黨內不同層級組織間信息傳遞的重要渠道。在節奏緊湊、紛繁復雜的實際工作中，地方一級黨組織向中央的請示報告往往是以書面的形式提交的。鄧小平所撰寫的綜合報告和專題報告集中體現了其文書寫作的鮮明特點和豐富經驗。

第一，報告結構緊湊，文風簡明、客觀務實。縱觀鄧小平主政西南時期提交中共中央的請示報告，字數多在2000—3000字之間，他十分注重控制行文的篇幅，杜絕長篇累牘，力求客觀務實，簡潔明了。特別是鄧小平向中央提交的綜合報告，更是體現出結構緊湊、條理清晰的特點。每一份報告的結構主要由上一階段工作進展、當前面臨的問題、下一階段的解決措施和需要向中央請示報告的重大事項這幾部分構成。例如，在鄧小平撰寫的《關于西南情況和今后工作方針的報告》中，綜合匯報了 1949年12月和1950年1月的工作。其中，開門見山地總結了過去兩個月的工作，接著簡明扼要地提出了現階段面臨的城市管理、農村的工作和剿匪等若干問題。^[39]針對問題，鄧小平組織召開了西南局委員會會議，討論通過了關于下一階段斗爭方針并請示報告中央。^[40]整篇報告語言精煉，涵蓋了會議議程、討論內容、會議結果等多方面的內容，利于中央全面且系統地掌握地方工作情況。

第二，報告內容豐富，重點突出，詳略得當。作為西南局第一書記，報告內容涉及多個工作領域是鄧小平請示報告工作的鮮明特點。例如，1950年7月22日，鄧小平向中央提交報告《半年來的工作成績使我們開始擺脫被動狀態》，其中的內容涉及剿匪、整編軍隊、財政工作、調整工商業工作、失業工人和知識分子救濟、少數民族工作和減租、反霸工作各個方面。^[41]當涉及工作領域較多時，更需要兼顧語言的精煉和內容的充實。鄧小平對每一方面內容的報告篇幅都控制在400字左右，以一句話總結工作進展，緊接著介紹目前工作中存在的問題，最后針對問題提出應對措施和下一階段工作計劃。因此，在鄧小平的報告中，豐富的內容和合理的布局相得益彰，使得每一份報告篇幅適當，便于中央審閱批示。

第三，報告具有系統性，既闡述存在的具體問題與形勢變化，還分析問題產生的原因，也提出解決問題的建議和經驗方法，利于中央對地方工作予以更加深入的指導。例如，1951年5月9日，鄧小平向毛澤東和中共中央綜合匯報了西南局三至四月的工作情況，著重報告西南地區的土改情況和經驗。5月16日，毛澤東向全國各地批轉這個報告，供各地參考。^[42]這份報告是分析問題、提出建議和經驗的典范。其一，在談到土改工作時，闡述下一階段的工作安排。^[43]毛澤東在此處批注：“所有這些都是正確的，各地都應這樣做”^[44]。其二，在談到鎮反和土改后期有些地方發生了控制不嚴的問題時，分析導致這一問題的原因。鄧小平指出了地方在實際工作中出現的事前不請示、事后不報告、不按章程辦事的無政府無紀律的風氣。此處毛澤東批注，要求中南華東各省堅決執行請示報告制度。^[45]其三，鄧小平總結了將春耕與抗美援朝工作相結合的經驗方法。此處毛澤東批注對鄧小平的報告進行補充，提出了對黨外廣大人士的積極性估計不足的情況。^[46]這份報告內容豐富又具有系統性，毛澤東的逐條批注是報告為中央領導人進行決策與思考提供依據的生動體現。

第四，報告具有紀律性，針對重大事項和超過權責范圍外事項的請示報告，既嚴格遵循組織紀律和制度要求，又實事求是提出建議和想法，供中央決策參考。例如，1952年2月22日，鄧小平向毛澤東和中共中央反映并請示如何處理“三反”“五反”中出現的新問題。這份請示報告首先概括總結了“三反”“五反”運動開展后內部和外部產生的一系列問題。在此基礎上，條分縷析地提出了五條應對措施，同時，也指出了西南局所面臨的干部任用、私人工商業接管等較難解決的問題所產生實際需要和應對辦法，請中央考慮加以批準。^[47]3月7日，中共中央完全同意請示報告中提出的意見和辦法，同時針對西南局關于機構與干部問題的需要，提出了相應意見，要求其他中央局參考借鑒。^[48]鄧小平的請示報告并不止于提出問題和需要，而是在對現存問題已有思考的基礎上提出解決辦法，促進問題有效解決的同時，也為中央了解情況、進行決策提供了參考。

總的來看，主政西南時期，鄧小平撰寫的請示報告注重實效，在內容思想等內在構成上體現出系統性、紀律性和實事求是的工作作風，在文字形式等外在要素上體現出內容充實、結構緊湊、文風客觀務實的鮮明特點，展現出其務實的工作作風和過硬的工作能力。

三、制度完善：任職中央，深度參與請示報告的流轉過程

1952年7月，鄧小平進入中央工作，落實請示報告工作的情況發生了一定的變化。一方面，鄧小平作為中央人民政府相關部門的負責同志，需要批閱大量的下級黨委和政府提交的請示報告，成為請示報告的批閱和接收者；另一方面，針對地方提交的請示報告，在下達指示和進行批轉前，需要向毛澤東及相關黨和國家領導人請示報告。在這種身份的變與不變中，鄧小平的請示報告工作呈現出新的特點。

（一）督促下級嚴格執行關于請示報告制度的新要求。作為中共中央和中央政府機關的領導人，了解地方工作的實際情況是指導工作、進行決策和發布指示的前提和必要環節。新中國成立后，請示報告制度得到了進一步完善。在此過程中，鄧小平高度重視督促下級按照中央要求，落實請示報告制度。

第一，及時落實中央對請示報告的新要求。1953年，針對改行新稅制過程中出現的地方不請示不報告擅自行動的問題，中共中央于3月10日作出《關于加強中央人民政府系統各部門向中央請示報告制度及加強中央對于政府工作領導的決定（草案）》，要求政府工作中一切主要的和重要的方針、政策、計劃和重大事項，必須經過黨中央的討論和決定或批準，并對中央政府各領導成員進行了分工，除國家計劃工作、政法工作、財經工作、文教工作、外交工作之外的其他工作由鄧小平負責。^[49]4月28日，中共中央又任命鄧小平領導鐵道部、交通部、郵電部的工作。^[50]在此背景下，鄧小平迅速落實中央對加強請示報告工作的要求。5月5日，鄧小平致信毛澤東等領導人，提出“鐵道部及郵電部黨組要求每兩個月向中央作一次綜合報告，交通部黨組要求每一個月向中央作一次綜合報告”^[51]，得到毛澤東、劉少奇等批示同意。8月27日，鄧小平在政務院會議上再次強調政府部門要及時向黨政機關請示報告，克服過去不向地方黨政機關請示，不與地方黨政機關聯系的問題。^[52]作為中央人民政府的重要領導，鄧小平既要負責若干政府部門的具體工作，相應地也要對中央負責相關領域的工作。因此，鄧小平對政府機關請示報告工作的嚴格要求，對于加強黨中央對于政府工作的領導，具有重要意義。

第二，大區制撤銷后，要求地方積極與中央溝通，及時匯報工作情況。1954年4月27日，毛澤東主持召開政治局擴大會議，討論決定撤銷大區一級黨政機構和增設一些中央工作機構，同日鄧小平被任命為中共中央秘書長，兼任中組部部長。^[53]1955年4月，為了適應大區制撤銷后黨中央加強集中統一領導的需要，鄧小平主持各省市負責人座談會，要求各地應經常與中央書記處各辦公室聯系，以求能較迅速地解決問題。^[54]作為黨中央秘書長，鄧小平發揮著溝通中央與地方的重要作用，是請示報告傳遞的樞紐。因此，做好中央書記處的工作對有效落實請示報告制度至關重要。在1956年9月召開的中共八大上，鄧小平當選為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委員會總書記，協助中央主席、副主席主持中央的日常工作。10月，鄧小平主持召開中央書記處會議，討論中央書記處的工作范圍和分工問題，要求中央書記處必須盡可能做到使政治局和政治局常委各同志，能夠及時了解各方面的工作情況，同時應該同國家機關各黨組和軍委取得經常聯系。^[55]大區制撤銷后，進一步加強中央與省級及以下的黨政機關的溝通、互動成為迫切需要。鄧小平作為黨中央秘書長，后又擔任中央書記處的主要負責人，為請示報告的傳遞提供了重要保障。

新中國成立后，請示報告制度既以解放戰爭時期出臺的各類文件為基礎，進入全面落實階段，也在各項事業的恢復、過渡時期和社會主義探索時期面臨著新的問題和挑戰。因此，伴隨著各項事業的推進和黨和國家組織領導機制的健全，請示報告制度也在走向完善。在這一過程中，鄧小平為嚴格執行請示報告制度的新要求做出了表率。

（二）做好地方與中央之間請示報告的傳遞工作。進入中央工作前，鄧小平曾經擔任過較長時間地方一級主要領導職務，深知地方向中央請示報告的重要性，并通曉提交請示報告的程序和方法。進入中央工作后，鄧小平

作為請示報告傳遞的中樞，既注重程序，保證地方的報告得到中央的充分討論和批復；也在地方提交的請示報告的基礎上，進一步形成初步的批復意見，供中央審閱參考。

第一，靈活處理下級提交的請示報告，提高政務效率。鄧小平作為黨中央和中央政府領導人，會接收到其所分管的下級機關提交的各類請示報告。在此基礎上，對請示報告進行再傳遞的過程，體現了鄧小平處理問題原則性和靈活性的統一。例如，1953年11月8日，鄧小平收到將鐵道部報送中共中央和中財委的《關于大連鐵路醫院對地方診療問題處理意見的報告》，并將其批轉習仲勛、李琦，認為這類文件宜由總理辦公室處理，報告中涉及到的問題可交由衛生部與鐵道部商辦。^[56]該份報告實際上并沒有繼續向上級乃至中央傳遞。次日，鄧小平收到鐵道部《關于從速修通寶成線研究結果的報告》后批示楊尚昆，要求將此份報告遞交給中央同志，并列入中央會議議程。^[57]由此可見，何事可交其他主管部門處理、相關部門商辦，何事需要繼續向上級報告、提交中央領導人商議討論，體現出鄧小平對請示報告的靈活處理，反映出鄧小平對信息傳遞的細微把握和對相關政務處理方式的了熟于心，也在客觀上提高了文件傳遞和政策施行效率。

第二，在審閱批轉地方向中央請示報告時，注重程序，保證地方請示報告得到充分討論。1953年8月7日，鄧小平審閱山東提交的《關于山東鹽業生產情況向中央的報告》，反映鹽的收購價與市場銷售價過于懸殊，鹽民無鹽吃、鹽業生產歉收、鹽民嚴重虧損等問題。鄧小平將該報告批轉陳云，請財政部會同商業部向中共中央及中財委對此問題提出專題報告和解決方案。9月4日，鄧小平收閱了陳云批送的中財委《關于山東鹽業生產存在問題的解決辦法的報告》、輕工業部黨組《關于東北、長蘆、山東、淮北、兩廣五個地區一九五三年收購鹽價的臨時補貼辦法》、中共中央《對中財委關于山東鹽業生產中存在問題的解決辦法和輕工業部黨組關于東北、長蘆、山東、淮北、兩廣五地區一九五三年收購鹽價臨時補貼辦法的批示》，并將三份文件送周恩來審閱。10月 15日，鄧小平又將中共中央對三份文件的批示批送劉少奇、朱德、陳云、彭真、李富春、習仲勛閱發，并注明：“此件山東在催詢，故須早發”^[58]。鄧小平將山東的報告批轉給財政部、商業部、中財委審閱，并得到了中財委、輕工業部和中共中央的多方批示，不僅幫助涉及有關事項的中央黨政領導機構知悉地方情況，而且對山東的實際工作具有重要的指導意義。

第三，對地方的請示報告進行深入思考，提出建議和意見后上報中央。1955年9月13日，鄧小平收閱杜潤生《關于老中農中的中中農該劃到下中農或上中農的請示報告》。在批報毛澤東之前，鄧小平針對這一問題形成了一些具體意見，提出取消中中農的概念和劃分下中農的標準，認為“從對于愿否加入合作社的態度，就可以大體判明他是屬于哪一類的”^[59]。他將自己的建議和杜潤生的報告送毛澤東審閱，得到了毛澤東的肯定。可見，鄧小平作為中央書記處的負責人，并非只是地方提交的請示報告文書的傳遞者，同樣參與著對地方工作的指導。在批轉地方請示報告呈中央審閱前，鄧小平會針對具體內容先形成一定的指導建議，供中央決策參考，從而提高了中央批復地方請示報告的效率。

請示報告制度是黨領導國家治理的一項重要的信息傳遞機制。鄧小平作為黨中央秘書長和書記處負責人，為信息在各組織層級間的有效傳遞提供了保障，使得地方的請示報告能夠得到充分討論和及時指示，幫助解決實際問題。

（三）重視提高請示報告工作的質量和實效。進入中央工作后，鄧小平收閱、批復大量地方提交的請示報告。在此過程中，鄧小平會對高質量的請示報告做出肯定，并針對不甚清晰的報告要求地方討論商議后再做請示報告，推動請示報告工作取得實效。

第一，對具有系統性、對工作做出全面安排的請示報告進行肯定。1954年12月3日，中共中央轉發商業部《關于目前牛羊市場和毛豬生產問題通報》的批語。12月27日，中共河南省委根據該份批語向中央作出了《中共河南省委討論中央十二月三日指示的報告》。同日，河南省人民政府在《關于目前活躍農村經濟生活的緊急方案》中提出了關于活躍經濟生活的實施方案。此前，在12月24日，中共河南省委在《關于緩和目前農村緊張情況，穩步實現社會主義改造的緊急指示》中還提出了關于緩和農村緊張情況的主要措施。1955年1月8日，鄧小平對以上三份報告進行了批復，認為河南省委所采取的各項措施，是必要的和正確的。之所以對河南省委、省政府的報告予以肯定，是因為全國各地農村經濟生活的緊張情況，是多方面的，如果不做系統的研究和統一的安排，是解決不了問題的，“河南省委就是這樣做了全面的安排，其經驗值得各地效法”^[60]。這說明，鄧小平在收閱地方請示報告時，不是孤立地看待地方向中央提交的請示報告，而是將其放置于地方工作的實際情形中，關注地方工作的連貫性和系統性、全面性。

第二，對尚不成熟的請示報告不予批轉，要求地方繼續討論商議。1953年3月25日，鄧小平對中華全國總工會和交通部兩黨組聯合提交的有關將搬運工人全部包下來并實行固定工資制的請示報告予以駁回，認為該份報告沒有形成統一方針，不適宜進行批復和批轉。同時要求由交通部及全國總工會兩黨組在進一步討論商議后向中央作一專門報告，提出統一的方針。4月24日，中華全國總工會和交通部兩黨組聯合向毛澤東并中央提交全國搬運業的情況及今后組織領導問題的報告，提出了關于加強國營運輸工具的經營管理與對私有運輸工具的組織領導、提高運輸效率、降低運輸成本等統一方針。在形成統一方針的前提下，鄧小平于5月12日批轉了這個報告。^[61]對尚不成熟的報告不予批轉，體現了鄧小平明確的工作原則和對請示報告的高標準要求。

總的來看，進入中央工作后，鄧小平一方面繼承了主政地方時期積累的豐富經驗，對請示報告的寫作、批復和處理工作更加駕輕就熟；另一方面在新的領導崗位上，嚴格落實中央關于請示報告制度的新指示、新要求，在程序上、組織上做好請示報告有效傳遞的保障，推動這項制度的進一步完善與健全。

四、結語

請示報告既是黨的政治紀律、組織紀律、工作紀律的剛性規定，也是下級機關向上級機關請示工作、匯報情況的重要載體。新中國成立前，請示報告制度的確立就與建立新政權的探索密切相關。從制度上講，在中國共產黨領導新民主主義革命的歷程中，實際上已經初步確立了在各項事業中的領導核心地位。在新民主主義革命即將勝利的歷史時刻，請示報告制度保障了戰略、決策和策略能夠在正確的軌道上有序、有效地推進和落實，黨的政治建設和制度建設更是對中國共產黨從局部執政走向長期執政產生了深遠影響。鄧小平在解放戰爭時期的請示報告工作，對于維護黨中央集中統一領導，保障土地改革等重要政策和策略的落實，最終取得革命勝利，起到了重要作用。

新中國建立初期，是黨在全國執政的背景下常態化地踐行組織制度的重要階段，也是各項政策全面鋪開的關鍵時期。在此背景下，鄧小平作為中共中央西南局的第一書記，認真踐行請示報告制度，在嚴格遵循黨的制度規范的同時，力求文風簡明質樸、客觀務實，杜絕長篇累牘，真正做到了力戒形式主義、官僚主義和文牘主義，成為用好制度、用活制度的典范。進入中央工作后，鄧小平進一步落實請示報告工作，同時也適應了黨中央在財經、整黨各項工作中進一步加強集中統一領導的需要，推動了請示報告制度的發展和完善。

習近平總書記指出，“我們這么大的黨、這么多黨組織和黨員，如果都各行其是、自作主張，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想不干什么就不干什么，那是要散掉的”^[62]。請示報告制度，以其 “穿針引線”“連貫縱橫”的獨特作用，不僅成為了中國共產黨提升其執政能力、保證全黨在組織上思想上團結統一的有力抓手，更是發揮黨的領導制度優勢，確保做到“兩個維護”的重要制度安排。黨的十八大以來，黨中央先后制定出臺了《關于新形勢下黨內政治生活的若干準則》《中共中央政治局關于加強和維護黨中央集中統一領導的若干規定》《中國共產黨重大事項請示報告條例》等，對加強請示報告工作作出新規定、提出新要求，進一步完善了請示報告制度，為不斷加強黨的政治建設、推動全面從嚴治黨向縱深發展提供了更加科學嚴密的制度保證。

注釋：

[1]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中央檔案館編：《建黨以來重要文獻選編（一九二一—一九四九）》第二十五冊，中央文獻出版社，2011年，第3頁。

[2]《毛澤東年譜（1893—1949）》下卷，中央文獻出版社， 2013年，第267頁。

[3]《鄧小平年譜》第二卷，中央文獻出版社，2020年，第62頁。

[4]同上，第63—65頁。 [5]任濤：《鄧小平在中原》，中央文獻出版社，1993年，第 161頁。

[6] 《鄧小平年譜》第二卷，第64頁。

[7]《毛澤東選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1267— 1274頁。

[8]《毛澤東文集》第五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第41頁。

[9]《毛澤東選集》第四卷，第1277—1279頁。

[10]《毛澤東年譜（1893—1949）》下卷，第277頁。

[11]中央檔案館編：《解放戰爭時期土地改革文件選編（1945— 1949）》，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81年，第231頁。

[12]《毛澤東年譜（1893—1949）》下卷，第282頁。

[13]《鄧小平年譜》第二卷，第74—75頁。

[14]《毛澤東年譜（1893—1949）》下卷，第295頁。

[15] 《毛澤東選集》第四卷，第1326頁。

[16]同上，第1332—1333頁。

[17]《建黨以來重要文獻選編（一九二一—一九四九）》第二十五冊，第520頁。

[18]1948年11月13日，中央要求在五個月內，一切區黨委地委、縱委、旅委、軍區、軍分區，中原局、區黨委、地委三級政府黨組，三級黨報委員會，五萬人以上的城市市委市政府及市軍事機關黨組，都應開會檢討請示報告制度建立的情況。參見中共河北省委黨史研究室編著：《紅色西柏坡》，河北人民出版社，2016年，第419頁。

[19]中共河南省委黨史工作委員會：《中原解放區》，河南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115頁。

[20]同上，第120頁。

[21]同上。

[22]中共西峽縣委黨史研究室編：《中國共產黨西峽縣歷史資料長編（1927—1949）》，中共黨史出版社，1997年，第187頁。

[23]同上，第187頁。

[24]《毛澤東傳》（第二冊），中央文獻出版社，2011年，第 867頁。

[25]余世誠：《鄧小平與毛澤東》，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95年，第135頁。

[26]得到批轉的10篇綜合報告的時間分別為：1950年1月2日、 1950年5月11日、1950年7月15日、1950年11月7日、1951年1月8日、1951年3月13日、1951年5月9日、1951年11月25日、1952年 3月15日、1952年6月12日。

[27]得到批轉的4篇“三反”“五反”的專題報告的時間分別為：1951年12月13日、1952年1月19日、1952年2月14日、1952年2月22日。

[28]《鄧小平年譜》第二卷，第398、399、400頁。

[29]《鄧小平年譜》第二卷，第263—264頁。

[30]同上，第264頁。

[31]同上，第264—265頁。

[32] 《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二冊，中央文獻出版社，2023年，第257—258頁。

[33] 《鄧小平年譜》第二卷，第244頁。

[34] 同上，第301—303頁。

[35]《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三冊，中央文獻出版社，2023年，第319—320頁。

[36]《鄧小平年譜》第二卷，第307—308頁。

[37]同上，第333頁。

[38]同上

[39] 《鄧小平西南工作文集》，中央文獻出版社、重慶出版社， 2006年，第99—102頁。

[40] 同上，第99頁。

[41]同上，第206—211頁

[42] 《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四冊，中央文獻出版社，2023年，第386—388頁。

[43] 《鄧小平西南工作文集》，第371頁。

[44]《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四冊，第387頁。

[45]同上。

[46] 同上，第388頁。

[47]《鄧小平西南工作文集》，第490—492頁。

[48]《鄧小平年譜》第二卷，第392頁。

[49]《中共中央文件選集》（第十一冊），人民出版社，2013年，第289頁。

[50]《中共中央文件選集》（第十二冊），人民出版社，2013年，第164頁。

[51]《鄧小平年譜》第二卷，第467頁。

[52]《鄧小平文集》中卷，人民出版社，2014年，第118—119頁。

[53]《鄧小平年譜》第二卷，第519頁。

[54]同上，第576頁。

[55]同上，第669頁。

[56]同上，第494頁。

[57]同上。

[58]《鄧小平年譜》第二卷，第477—478頁。

[59]同上，第605—606頁。

[60]《鄧小平文集》中卷，第213—214頁。

[61] 《鄧小平文集》中卷，第98頁。

[62]《十八大以來重要文獻選編》（上），中央文獻出版社， 2014年，第767頁。

（作者系清華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博士生）

（來源：《上海黨史與黨建》2024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