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黨史黨建學成為法學門類一級學科后，在廣泛征求意見的基礎上，相關部門確立了4個二級學科，即中共黨史黨建學理論、中國共產黨歷史、黨的領導和黨的建設、黨務工作理論與實踐，這4個方向的研究是構建學科體系的基礎工程。在這些研究方向中，有些是學界比較熟悉的內容，例如，中國共產黨歷史旨在考察和研究中國共產黨百余年奮斗的歷史進程、重大成就、基本經驗和歷史規律；黨的領導和黨的建設旨在研究堅持和加強黨的全面領導的重大理論和實踐問題，以及黨自身建設的根本目的、基本方針、戰略布局、重點任務、實踐要求等；黨務工作理論與實踐旨在研究黨務工作理論與實踐的基本問題，研究黨務工作的基本方法，總結黨務工作的基本經驗，揭示黨務工作的基本規律。但是，作為新設置的學科方向，學界對于中共黨史黨建學理論的學科屬性和研究內容仍有不同的認識，有深入討論的必要。

學科是科學知識體系的分類，任何學科都有自己的學科理論。學科理論是對學科整體性的認知，是指導學科發展的原則方法和提高學科發展質量的基礎保障。如果把一門學科比作一座大廈，學科理論就是這座大廈的“地基”，決定著大廈的規模、結構和高度。設置中共黨史黨建學理論這個二級學科，就是要構建中共黨史黨建學的學科理論。這個學科理論實際上是由中共黨史黨建學的本體論、認識論和方法論構成的知識體系。明確這一知識體系的科學內涵、邏輯結構、基本范疇、原則要求、基本方法等問題，是構建中共黨史黨建學學科體系、學術體系和話語體系的基礎工程，也能夠為學科發展奠定理論根基、提供學術規范。

一、中共黨史黨建學的本體論

本體論是從哲學視角探究世界本原的理論，回答事物成為其自身并區別于其他事物內在特性的基本問題，學科的本體論是決定該學科本質屬性的知識體系。中共黨史黨建學因黨而生、因黨而興，其本體論就是對中國共產黨是什么、要干什么這個根本問題的科學認知。中國共產黨是用馬克思主義理論武裝起來的無產階級政黨，決定其性質、宗旨等根本問題的理論是馬克思主義政黨理論，它決定著中共黨史黨建學質的規定性。在長期的革命、建設和改革中，中國共產黨把馬克思主義政黨理論同中國具體實際相結合，形成了中國化馬克思主義黨建理論體系。中共黨史黨建學以黨的歷史和現實為基礎，馬克思主義史學理論也是該學科本體論的基礎理論。黨的領袖人物對學習研究黨的歷史所提出的重要原則和方法，是對馬克思主義史學理論的豐富和發展。因此，馬克思主義政黨理論、中國化馬克思主義黨建理論體系和馬克思主義史學理論就是中共黨史黨建學本體論的基本內容。明確中共黨史黨建學的本體論，為構建中共黨史黨建學的學科體系、學術體系和話語體系提供了邏輯起點和理論根基。

（一）馬克思主義政黨理論決定了學科的本質屬性

馬克思主義政黨是靠科學理論、先進綱領、嚴明紀律緊密團結在一起，以爭取和維護無產階級利益、解放無產階級乃至全人類為任務和目的的政治組織。馬克思主義政黨理論是在無產階級革命斗爭實踐和無產階級政黨建設過程中形成和發展起來的，《共產黨宣言》的發表，標志著這一理論的形成。此后，馬克思、恩格斯通過總結歐洲1848年革命和巴黎公社的經驗教訓，直接參加第一國際和第二國際初期革命活動，豐富和發展了這一理論。列寧在領導俄國革命和建設以及建設無產階級政黨的過程中又進一步豐富和發展了這一理論。馬克思主義關于黨的性質、宗旨、作用、目標和組織原則、紀律、團結統一等重要思想，是中國共產黨加強黨的領導和自身建設的理論基礎，決定著中共黨史黨建學的本質屬性和價值取向。研究馬克思主義政黨理論，要結合馬克思主義政黨的實踐活動及其歷史過程，從社會主義發展史的角度認識這一理論的發展，同時加強世界政黨比較研究，在分析其與資產階級政黨本質區別的基礎上闡明馬克思主義政黨的本質和特征。

（二）中國化馬克思主義黨建理論體系是學科本體論的核心內容

中國共產黨把馬克思主義政黨理論同中國具體實際相結合，形成了中國化馬克思主義黨建理論體系。在毛澤東思想、鄧小平理論、“三個代表”重要思想、科學發展觀、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中，都有關于黨的領導和黨的建設的系統論述。關于毛澤東加強黨的領導和黨的建設的重要思想，習近平在紀念毛澤東同志誕辰130周年座談會上作出了精辟概括和高度評價。他指出：“毛澤東同志是我們黨黨的建設理論的奠基人。他在馬克思主義政黨史上第一次科學地闡明了黨的建設同黨的政治路線的關系，揭示了黨的建設的基本規律，為加強黨的建設指明了方向；著重強調要從思想上建黨，創造了通過批評和自我批評進行思想教育的整風形式；創造性地運用民主集中制原則正確處理黨內關系、維護黨的團結統一；概括形成了黨的‘三大作風’，成為中國共產黨區別于其他任何政黨的顯著標志；在探索跳出歷史周期率的深刻思考中，給出了第一個答案，那就是‘讓人民來監督政府’，等等。新中國成立后，毛澤東同志積極探索執政黨建設規律，強調要始終保持謙虛謹慎、戒驕戒躁、艱苦奮斗的作風，高度警惕并著力防范黨員干部腐化變質，堅決懲治腐敗，等等，積累了執政條件下黨的建設的初步經驗。”鄧小平強調，保證黨的基本路線100年不動搖，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的目標，關鍵在黨；一定要堅持黨的領導，“中央要有權威”；堅持黨的領導，必須努力改善黨的領導，改進和完善黨的領導制度、組織制度、工作制度、組織狀況、工作狀況及領導方式和工作方法，提高黨的領導水平。江澤民指出：“黨必須認真研究自身建設中遇到的新情況新問題，善于學習和提高，善于改進和加強領導”；中國共產黨是中國工人階級的先鋒隊，同時是中國人民和中華民族的先鋒隊，要根據經濟發展和社會進步的實際，不斷增強黨的階級基礎和擴大黨的群眾基礎，不斷提高黨的社會影響力。胡錦濤指出：“黨堅強有力，黨同人民保持血肉聯系，國家就繁榮穩定，人民就幸福安康”；必須毫不放松地加強和改善黨的領導，以改革創新精神全面推進黨的建設新的偉大工程；必須把黨的執政能力建設和先進性建設作為主線，堅持黨要管黨、從嚴治黨，把黨的政治優勢和組織優勢轉化為推動經濟社會發展的強大力量。這些思想強調黨的領導地位，提出黨的建設是新的偉大工程，注重黨的思想建設，強調黨的先進性和純潔性建設，堅持走群眾路線，創造性地豐富和發展了馬克思主義政黨理論，是中國共產黨加強自身建設需要長期堅持的指導思想，是中共黨史黨建學本體論的核心內容。

黨的十八大以來，習近平高度重視堅持黨的領導，加強黨的建設，深刻回答中國共產黨是什么、要干什么這個黨的建設核心議題，形成了習近平總書記關于黨的建設的重要思想，創造性地豐富和發展了馬克思主義政黨理論。習近平明確提出，中國共產黨領導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最本質的特征，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的最大優勢，黨是最高政治領導力量，堅持黨中央集中統一領導是最高政治原則，深刻揭示黨的領導和社會主義的內在統一性；將政治建設、紀律建設納入黨的建設總體布局，突出政治建設的統領地位，并將紀律建設作為管黨治黨的治本之策；明確提出自我革命是黨跳出歷史周期率的第二個答案，堅持以黨的自我革命引領社會革命，深刻揭示黨永葆青春活力、不斷從勝利走向勝利的密碼；創造性地提出偉大建黨精神，強調要弘揚以偉大建黨精神為源頭的中國共產黨人精神譜系，揭示了黨勇往直前的精神動力；明確提出新時代黨的建設總要求，對新的歷史條件下推進黨的建設新的偉大工程作出頂層設計；等等。2023年6月召開的全國組織工作會議，用 “十三個堅持”集中概括習近平總書記關于黨的建設的重要思想，深刻闡明黨的建設的根本原則、科學布局、價值追求、重點任務。習近平總書記關于黨的建設的重要思想是中國化馬克思主義黨建理論體系的最新理論成果，也是中共黨史黨建學本體論的核心內容。

（三）馬克思主義史學理論是學科本體論的基礎理論

中共黨史黨建學以黨的歷史研究為基礎，需要遵循史學研究的原則和規范。馬克思主義史學理論為黨史黨建研究提供科學的方法論指導，是中共黨史黨建學本體論的基礎理論。馬克思、恩格斯高度重視歷史研究，馬克思主義就是在總結歷史經驗和探索現實問題中形成和發展起來的。恩格斯指出：“歷史就是我們的一切，我們比其他任何一個先前的哲學學派，甚至比黑格爾，都更重視歷史。”馬克思主義唯物史觀強調，歷史研究必須從客觀實際出發，一切重要歷史事件的終極原因和偉大動力是社會的經濟發展，要把人類社會作為一個生產發展為基礎、各種歷史因素相互作用的統一的有規律的過程去研究。唯物史觀是符合歷史本原的解釋科學的歷史觀，是馬克思主義史學本體論。

隨著唯物史觀在中國的廣泛傳播，中國馬克思主義史學誕生了。李大釗的《史學要論》以馬克思主義觀點闡述了對史學的認識，是中國馬克思主義史學關于學科體系認識的奠基之作；蔡和森的《社會進化史》是中國第一部用馬克思主義唯物史觀寫成的社會發展史。之后，我國出現了以郭沫若、范文瀾、翦伯贊、侯外廬、胡繩等為代表的一大批馬克思主義史學家。他們以唯物史觀為指導，撰寫歷史著作，進行大規模的歷史文獻整理出版和社會歷史調查，推出一批新的研究成果，深化了對于歷史問題的認識。中國馬克思主義史學理論對于中共黨史黨建學學科發展具有重要的指導意義和借鑒價值。

中共黨史研究是在唯物史觀指導下發展起來的，運用馬克思主義立場觀點方法分析黨領導革命、建設和改革的一系列重大理論和實踐問題。毛澤東、鄧小平、江澤民、胡錦濤等黨的主要領導人高度重視黨史研究，對于黨的理論發展、重大事件、重要會議和重要人物等有許多精辟論述，為深化黨史研究提供了理論原則和方法論指導。黨的十八大以來，習近平高度重視黨史學習教育和研究工作，發表了一系列關于黨的歷史的重要論述。主要體現在以下幾個方面：一是強調學習黨史的重要性。要善于從黨的歷史中汲取智慧和力量，做到學史明理、學史增信、學史崇德、學史力行。二是堅持唯物史觀和正確黨史觀。樹立大歷史觀，從歷史長河、時代大潮、全球風云中分析演變機理，探究歷史規律，提出因應戰略策略。三是準確把握黨的歷史發展的主題主線、主流本質，正確認識和科學評價黨史上的重大事件、重要會議、重要人物。要旗幟鮮明反對歷史虛無主義，加強思想引導和理論辨析，更好正本清源、固本培元。要在全社會廣泛開展黨史、新中國史、改革開放史、社會主義發展史、中華民族發展史宣傳教育，普及黨史知識，推動黨史學習教育深入群眾、深入基層、深入人心。四是用心用情用力保護好、管理好、運用好紅色資源，創新黨史學習教育的方式方法。這些重要論述，堅持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的立場觀點方法，對重大事件、重要會議、重要人物、偉大精神等進行科學評價，對歷史經驗進行深刻總結，對歷史規律進行深刻揭示，對現實問題進行深入分析，對未來發展進行深入思考，視野宏大、思想深邃，是對馬克思主義史學理論的豐富和發展，是開展中共黨史黨建研究的根本指針。

2024年2月，中共中央印發《黨史學習教育工作條例》，明確提出黨史學習教育的主要任務、遵循原則和主要內容、主要方式，強調“加強中共黨史黨建學一級學科建設”。《條例》所提出的基本要求和蘊含的豐富思想內涵，既是中共黨史黨建學的基本內容，也為中共黨史黨建學的規范發展提供了指導原則和根本遵循。

二、中共黨史黨建學的認識論

認識論是探討人類認知方式、過程和結果的理論，回答如何認知世界、形成什么樣的認知結論等基本問題。中共黨史黨建學的認識論是對中共黨史黨建學的學科定位、研究對象、發展歷程、基本特征、價值功能、資料支撐等學科基本問題的整體把握和科學認知，為學科發展提供科學的價值取向和目標引領，體現著對于中共黨史黨建學學科體系、學術體系和話語體系的認知水平。

（一）明確學科定位和研究對象

明確一個學科在學術體系中的位置和價值是學科發展的基礎，決定著學科的發展方向和目標任務。確立合理的學科定位要從學科的內在規定性和外部聯系兩個方面來考察。

學科的內在規定性是由研究對象和學科性質決定的。中共黨史黨建學的研究對象是中國共產黨領導中國人民進行革命、建設、改革的歷史進程、重大成就、基本經驗和自身建設規律，以黨的歷史和現實為基礎，把黨的歷史、黨的領導和黨的建設有機統一，實際上就是以中國共產黨為研究對象。由此決定了該學科是歷史與現實緊密聯系、理論與實踐有機結合、政治性和實踐性都很強而又史論結合的綜合性社會科學，但綜合性并非包羅萬象，它有著明確的學科邊界。例如，在當代中國，黨政軍民學、東西南北中，黨是領導一切的，但是研究黨的領導并非研究黨領導的一切工作，而是研究黨的指導思想、領導原則、領導體制機制等重大理論和實踐問題。黨領導的內政外交國防等各方面工作都有相應的學科進行研究，以中國共產黨為研究對象的中共黨史黨建學主要研究中國共產黨為什么要領導、怎樣領導的問題，著重研究黨的長期執政能力建設等問題。

學科的研究內容是與時俱進的，隨著時代進步和認識深化而不斷豐富發展。例如，習近平在慶祝中國共產黨成立100周年大會上提出的偉大建黨精神，就是對黨的歷史認識深化的結晶。以偉大建黨精神為源頭的中國共產黨人精神譜系，是中國共產黨人理想信念、根本宗旨、頑強意志和崇高品格的集中體現，理應成為中共黨史黨建學研究的重要內容。由此可見，學科的研究內容不是一勞永逸的，既有常說常新的歷史話題，也有隨著實踐發展和認識深化而不斷涌現的時代課題。

明確學科性質也是確立學科定位的重要因素。當前仍有人受傳統思維影響，不清楚中共黨史黨建學屬于什么學科。過去的中共黨史學科是政治學二級學科，由此引發它屬于政治學還是歷史學的爭論。黨的建設作為馬克思主義理論二級學科，也引發它是否屬于政治學的討論。現在將中共黨史黨建學單獨設置為法學門類的一級學科，徹底解決了學科定位問題，它就是一門獨立的具有中國特色的社會科學，是中國特色哲學社會科學體系的重要組成部分。

從外部聯系來看，把握學科功能以及與其他學科的關系，是確立學科定位的重要參照系。該學科與政治學、歷史學、社會學、法學等學科關系密切，特別是與馬克思主義理論學科聯系更加緊密。馬克思主義理論學科中原有的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研究、中國近現代史基本問題研究、黨的建設等學科方向，與中共黨史黨建學的研究內容有很多重合之處。馬克思主義理論不再設置黨的建設學科方向，實際上是將其調整到了中共黨史黨建學。其他學科方向則不急于調整，需要有一個平衡發展、相互促進的過渡期。目前，當務之急是在增量上下功夫，積極培養后備人才，推動兩個學科的協同發展，共同支撐高校的思想政治理論課教學。

（二）深化學科發展史研究

研究學科發展歷史，總結學科發展經驗，科學評價學科發展的成就和不足，是推動學科健康發展的基礎，也是學科認識論的重要內容。我們黨走過了100多年的光輝歷程，黨史研究和黨的建設研究都伴隨著黨的成長壯大而不斷發展和深化。黨史研究和黨的建設研究雖然曾被設置在不同的一級學科中，但二者在發展歷程上存在一些共同點，都是在深化研究形成科學理論體系的基礎上成為獨立的學科，而且兩個學科相互促進、共同發展，并逐步走向融合。1983年，中共黨史學科被設置為政治學二級學科；1997年，在政治學中設置中共黨史（含黨的學說與黨的建設）二級學科。這種調整反映了加強黨的建設的迫切需要，也是黨史學科發展的必然要求。2011年，政治學中“中共黨史（含黨的學說與黨的建設）”又被調整為“黨的建設與中共黨史”；2017年，中共中央、國務院要求有條件的高校在馬克思主義理論一級學科下設置黨的建設二級學科。黨的建設學科的目標任務就是在把握黨的歷史基礎上研究黨的建設歷程、理論和實踐問題，總結黨的建設基本經驗，把握黨的建設基本規律。顯然，研究黨的建設必須與研究黨的歷史、把握基本經驗緊密結合，這是由兩個學科發展的共同目標決定的。黨史和黨建的同根同源和目標一致性，決定了兩個學科在各自的發展進程中都注重相互學習和借鑒，在此基礎上將中共黨史黨建學設置為一級學科，體現了學科發展的內在要求和時代發展的迫切需要。研究學科發展史，要系統梳理學科發展脈絡，總結學科發展經驗；要科學評價研究成果、學科流派和學者貢獻，為學科發展提供借鑒；要深入探討影響學科發展的基本要素，為學科建設提供有力支撐。學科發展史對于推進中共黨史黨建學健康發展具有基礎性的學術價值，應該是學科認識論的重要內容和學科研究的重要方向。

（三）把握學科的基本特征和價值功能

舉凡獨立的學科必有其特色和屬性，這種特性既有一般學科的共性，也有本學科的個性，是共性與個性的統一。從學科認識論的視角觀察，中共黨史黨建學特色鮮明，具有一般社會科學的共性，注重學理性、歷史性、實踐性，更有鮮明的意識形態屬性。把握中共黨史黨建學的基本特征需要正確處理好政治性與學術性、歷史性與現實性、理論性與實踐性等關系。

一是政治性與學術性的統一。任何政黨都具有政治性，不講政治就失去了政黨存在的意義和價值。中國共產黨是馬克思主義政黨，政治性是其根本屬性。以中國共產黨為研究對象的中共黨史黨建學自然具有鮮明的意識形態屬性，關于黨的綱領宗旨、行為準則和實踐目標等重大理論和實踐問題研究，本身就是重大的政治問題，直接關乎黨的執政地位和國家的前途命運，研究黨的奮斗歷程、總結基本經驗和探討發展規律，與黨的政治立場、政治理念緊密聯系，所以該學科的研究必須堅持正確的政治方向，堅持唯物史觀和正確黨史觀，站在黨和人民的立場上分析問題，才能得出科學結論，防止歷史虛無主義。但是，強調政治性并非單純的政治宣傳，學科建設應以科學性為支撐，以科學理論為指導，采取科學嚴謹的態度，遵守學術規范，以可靠的資料作基礎，不斷提升學術水平，實事求是地作出評價，得出令人信服的結論。政治宣傳不是空洞的，需要堅實的學理支撐，脫離了學術性和科學性，政治宣傳就會脫離實際、脫離群眾，也不會有好的效果。只有把握政治性與學術性的有機統一，才能構建適應時代需要、經得起歷史檢驗的中共黨史黨建學知識體系。

二是歷史性與現實性的統一。研究黨的發展歷程屬于歷史研究，要有時序性，講究客觀性，按照歷史學的規范進行深入探討，注重總結經驗，揭示規律；黨的建設也有發展史，也需要總結歷史經驗，所以中共黨史黨建學的歷史性是不言而喻的。但是，歷史、現實和未來是割不斷的鏈條。中國共產黨是執政黨，中共黨史黨建學研究的是黨的歷史，但關照的是現實，并影響著未來，對重要黨史人物、重大歷史事件的評價都會對現實產生不可估量的影響。只有在歷史與現實的結合中才能深刻領會黨的指導思想和路線方針政策的發展變化。黨的政治建設、思想建設、組織建設、作風建設、紀律建設和制度建設、黨內法規建設、反腐敗斗爭等現實問題更是中共黨史黨建學應該深入研究的問題，只有堅持在歷史性與現實性的統一中選擇課題，在關照現實中深化研究，在前瞻未來中以史為鑒，才能充分體現中共黨史黨建學獨特的學科價值。

三是理論性與實踐性的統一。重視理論思維是學科實現科學化的內在要求。研究黨的歷史和黨的建設，不是簡單地敘述歷史和描述事件，更不是單純的資料堆積，而是要進行理論分析，通過學理化的闡釋，透過現象看本質，深刻總結經驗，揭示發展規律，從歷史中汲取智慧和力量。我們黨是用馬克思主義理論武裝起來的無產階級政黨，一貫重視思想建黨、理論強黨。黨的領導原則和體制機制蘊含深刻理論內涵，黨的自身建設包含一系列基本概念、重大命題和思想觀點，構成邏輯嚴密、內容豐富的理論體系，只有深化理論研究，才能揭示中國共產黨為什么能的深刻哲理。同時，中共黨史黨建學又是實踐性很強的學科。辦好中國的事情，關鍵在黨。黨的建設是當今中國社會最重要的實踐問題之一，黨的領導體制、執政能力和執政水平、自我革命、組織建設和黨員先鋒模范作用等現實問題，理應是該學科研究的重要內容。因此，中共黨史黨建學不是從理論到理論的抽象演繹，不是象牙塔里的深奧學問，必須面向實踐，直面現實問題，回答時代之問。毛澤東指出：“真正的理論在世界上只有一種，就是從客觀實際抽出來又在客觀實際中得到了證明的理論。”黨的建設理論需要從總結實踐經驗中來，并能夠指導新時代黨的建設新的偉大工程。

準確定位學科的價值功能是學科認識論的關鍵要素。只有充分認識學科的獨特作用和重要性，才會有實際的行動支持學科發展。中共黨史黨建學作為中國特色哲學社會科學體系中的重要內容，具有獨特的價值功能。一是深刻揭示中國共產黨為什么能的道理。中共黨史黨建學為科學回答中國共產黨是什么、要干什么這個根本問題作出學理支撐，深入探討新時代建設什么樣的馬克思主義執政黨、怎樣建設長期執政的馬克思主義執政黨的重大理論和實踐問題，為推進黨的建設新的偉大工程貢獻學術智慧。二是為資政育人作出更大貢獻。把中共黨史黨建學設置為一級學科，是建立黨史學習教育常態化、長效化制度機制的重要內容。黨的歷史蘊含治國理政的豐富智慧，具有豐富的育人資源，深入開展黨史黨建研究，可以將研究成果服務于治國理政的戰略決策，為理想信念教育和優良傳統教育提供精神資源。學科建設的重要任務是培養人才，加強中共黨史黨建學的學科建設，能夠為持續開展黨史學習教育培養師資力量、提供人才儲備。三是為構建中國特色自主知識體系貢獻力量。中共黨史黨建學作為最具中國特色的社會科學，其概念范疇、基本原理、話語體系等，都會對其他學科發揮影響和帶動作用，能夠為構建中國特色哲學社會科學貢獻力量。四是為傳播中國聲音、增強國際話語權貢獻智慧。隨著中國在國際社會中地位和影響的不斷提升，海外中國研究日益成為“顯學”。數十個國家和地區、幾百家研究機構和成千上萬的學者，正在利用現代社會所提供的先進手段，對中國及中國共產黨進行全方位研究。在中共黨史黨建學理論中設置海外中共黨史黨建學、政黨交流等研究方向，就是促使該學科更多關注和更好引導海外中國共產黨研究。以完整的學科體系、高水平的學術成果探尋中國共產黨的成功密碼，對于講好中國故事、傳播好中國聲音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地位。

（四）加強文獻資料的整理研究

研究工作需要以資料為基礎。資料的收集、整理、考證、校勘和運用是專業性很強的工作，并形成了獨立的學科，如史料學和文獻學。加強中共黨史黨建學的文獻資料研究是學科發展的迫切要求，也屬于學科認識論探討的重要內容。

一是正確認識資料的類型和價值。按照存在形式劃分，資料可以分為文獻資料、實物資料、口述資料、聲像資料等。文獻資料是資料的主體，是黨史黨建研究的基礎。除文獻資料外，實物資料對于發揮中共黨史黨建學的作用極為重要。實物資料主要是指革命文物和黨的建設活動的物質載體，革命文物又有不可移動和可移動之分。截至2021年，全國普查登記的不可移動革命文物3.6萬多處、可移動革命文物100多萬件（套）。收藏、保護和展示革命文物的革命場館體系已基本形成，全國革命博物館、紀念館、陳列館、展覽館等革命紀念館總數超過1600家。合理使用實物資料可以使研究成果更加鮮活、更有感染力，也是發揮育人功能的有效途徑。口述資料作為資料留存的一種類型，可以使歷史進程更加豐滿。隨著信息化數字化技術發展，聲像資料越來越多，存儲量大且十分便捷，將成為研究工作的重要參考，也是讓本學科發揮資政育人功能的重要途徑。合理使用資料，要根據研究主題準確識別資料類型，評估其可靠性并作出綜合分析和比較，將新發現的信息和已有知識結合起來，形成新的話語敘事。

二是廣泛收集和科學整理資料。收集資料是研究工作的基本功，基本功不扎實，研究工作難以走深走實。研究黨的歷史和黨的建設，除了黨的歷次重要會議文件，重要會議記錄檔案，中共中央文件檔案，黨的領袖的文稿、手稿、講話、批示、重要著作等基本資料，還有大量散落在其他書籍、檔案和民間記憶中的資料。中共黨史黨建研究要重視通過社會調查收集資料，向實踐學習、向群眾學習，問計于民，形成新對策、新理念，服務于黨的建設新的偉大工程。科學整理資料，要明確研究目的，界定時間、地域、事件和人物范圍，分類整理，充分利用現代技術建立數據庫并持續更新，為研究工作奠定堅實基礎。

三是正確考證和校勘資料。歷史研究需要通過考證辨別史料形成的時間、地點、作者、來源等，以確定史料的真實性。研究工作要盡可能多地收集整理資料，但研究成果不是資料的堆積，要在掌握資料的基礎上合理取舍，甚至是忍痛割愛，保留最能反映事物本質的資料，取材要精，盡可能引用原始或接近原始的資料，言而有據，既要認真推敲、準確闡釋資料價值，又要避免斷章取義、過度闡釋，使研究結論經得起歷史的檢驗。

三、中共黨史黨建學的方法論

方法論是對科學研究起指導作用的范疇、原則、方法和手段的總和，在層次上可以分為哲學方法論、一般科學方法論和具體科學方法論。中共黨史黨建學的方法論，是對指導黨史黨建研究的理論原則和一系列方法的系統認識。由這些原則和方法構成的方法論體系是中共黨史黨建學理論的重要研究方向，為中共黨史黨建學的學科發展提供指導原則和學術規范。之所以方法論中包含理論原則的內容，是因為世界觀和方法論具有一致性。方法論以一定的世界觀為根據，世界觀以自身對人們的認識方法和實踐方法的指導意義而取得存在的價值。馬克思主義哲學，既是世界觀也是方法論。恩格斯說過：“馬克思的整個世界觀不是教義，而是方法。它提供的不是現成的教條，而是進一步研究的出發點和供這種研究使用的方法。”“如果不把唯物主義方法當做研究歷史的指南，而把它當做現成的公式，按照它來剪裁各種歷史事實，那它就會轉變為自己的對立物”。理論原則屬于哲學方法論，研究方法論首先要關注指導原則。

（一）中共黨史黨建學的指導原則

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是馬克思主義的世界觀方法論，是中共黨史黨建學的根本指導原則和根本方法。實事求是、群眾路線和獨立自主，是毛澤東思想活的靈魂，是具有中國共產黨人特色的立場、觀點和方法。堅持人民至上、堅持自信自立、堅持守正創新、堅持問題導向、堅持系統觀念、堅持胸懷天下，是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世界觀方法論的重要體現，賦予了馬克思主義世界觀方法論以新的時代內涵。這些都是中共黨史黨建學所應遵循的指導原則，如何運用這些原則指導研究工作是學科理論需要研究的重大課題。在此基礎上，中共黨史黨建研究還要重視以下原則的運用。

一是堅持大歷史觀。習近平指出：“觀察當代中國哲學社會科學，需要有一個寬廣的視角，需要放到世界和我國發展大歷史中去看。”以大歷史觀指導中共黨史黨建學的學科建設，就要從歷史長河、時代大潮、全球風云中把握中共黨史黨建的發展規律，在比較思考中汲取智慧以更好地走向未來。學界提出“大馬學科”“大黨史”“大黨建”的概念，就是堅持大歷史觀的具體體現。所謂“大馬學科”，是由中共黨史黨建學與馬克思主義理論一級學科、哲學一級學科中的馬克思主義哲學、理論經濟學一級學科中的政治經濟學、政治學一級學科中的科學社會主義與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等共同構成馬克思主義學科體系，在強化學科交流的基礎上構建更加包容、多元和開放的學科發展新范式。所謂“大黨史”，就是把黨史研究與新中國史、改革開放史、社會主義發展史、中華民族發展史的研究有機結合起來，拓展研究領域和研究視野。所謂“大黨建”，就是對黨的領導、黨的執政、黨的建設特別是黨的自我革命制度規范體系等進行系統化整體性研究。

二是堅持實事求是與恰如其分的有機統一。實事求是是黨的思想路線的核心，也是指導中共黨史黨建學的重要原則。立足中國實際，把黨的活動放在恰當的地位，給予實事求是的評價，才能準確說明中國共產黨在中華民族偉大復興進程和人類歷史進程中的地位和作用，才能得出經得起歷史檢驗的科學結論。當然，中共黨史黨建學的政治性很強，對一些事件和人物的評價不當會直接影響國家治理和社會穩定，對有些問題的公開討論需要把握好度。對黨的歷史上的挫折和失誤采取更為謹慎的態度，不是掩飾錯誤，更不是篡改歷史，而是為了避免不必要的紛爭，影響黨的事業發展和社會穩定。堅持研究無禁區，宣傳有紀律，對有些問題的評價堅持恰如其分，是堅持科學性與價值性相統一的必然選擇。

三是堅持整體性原則。學科研究的整體性是指把握研究對象的全面性、聯系性和宏觀性。把中共黨史和黨的建設兩個二級學科整合為中共黨史黨建學一級學科，既是研究對象整體性的體現，又對學科發展的整體性提出新要求，要把黨史與黨建有機融合，把中國共產黨作為完整的對象進行綜合研究、專題研究和比較研究。這種整體性至少包含三個維度。其一，研究內容的整體性。既研究黨的歷史，也研究黨的現在和未來；既研究黨的偉大實踐，也研究黨的理論和精神；既研究黨的領導，也研究黨的自身建設。要把這些內容作為一個完整的具有內在邏輯的統一體。研究者的研究領域可以相對專一，但學科體系應該是整體性和一體化的，通過研究者的共同努力，構建起學科發展的整體大廈。其二，研究方法的整體性。研究對象的整體性要求必須運用整體性原則進行研究，吸收中國傳統史學、西方史學以及相關學科的研究方法，完整深刻地認識中國共產黨是什么和要干什么這個根本問題。其三，學科結構的整體性。中共黨史黨建學既有對黨的歷史、黨的領導和黨的建設等主體內容的研究，也需要由認識論、本體論、方法論構成的學科理論，并隨著時代的變化不斷豐富和完善。

（二）中共黨史黨建學的研究方法

方法作為認識工具和實現目標的途徑是分層次的。中共黨史黨建學的指導原則屬于哲學方法論，是馬克思主義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根本方法的運用和發展。在根本方法指導下形成的馬克思主義社會科學方法，包括以實踐為基礎的研究方法、社會系統研究方法、社會矛盾研究方法、社會過程研究方法、社會主體研究方法、社會認知與評價方法、世界歷史研究方法等，是指導社會科學研究的一般方法。中共黨史黨建學理論這個二級學科的目標任務，要求研究者注重這些基本方法的運用和創新，并努力探索符合本學科特點的具體方法。關于社會科學方法和中共黨史黨建學具體研究方法的運用，內容非常豐富，都是中共黨史黨建學理論需要研究的問題。限于篇幅，這里簡要探討幾種基本方法。

一是調查研究的方法。調查研究是社會科學研究的基礎環節，在中共黨史黨建學中的應用形式是多種多樣的，如普遍調查、典型調查、個案調查等。根據不同的選題和研究的需要，選用恰當的調查研究法是做好研究的前提。中共黨史黨建學歸根到底是研究和回答黨的歷史和現實中的重大理論和實踐問題，所以調查研究要有問題意識，避免隨意性和盲目性。沒有問題意識或不能解決問題的研究沒有實際意義，只能成為資料堆積或抽象結論的簡單重復。問題從哪里來？當然是在面向黨的建設實踐、歷史活動和收集資料的調查研究中產生，在全面掌握歷史進程、透過現象解釋本質中產生。無論黨的歷史還是黨的建設，都不是無緣無故發生的，也非毫無規律可循，調查研究就是要面向實際探尋事物的緣由和規律。調查研究可以以黨的建設現實中發生的典型案例為切入點，也可以結合歷史資料對以往的案例進行剖析。如果說研究歷史可以進行個案研究，那么研究黨的建設現實問題更應該進行實證分析，通過分析現實具體問題，探討黨的建設中的共性問題和普遍規律。

二是邏輯與歷史相統一的方法。恩格斯說：“歷史從哪里開始，思想進程也應當從哪里開始，而思想進程的進一步發展不過是歷史過程在抽象的、理論上前后一貫的形式上的反映；這種反映是經過修正的，然而是按照現實的歷史過程本身的規律修正的，這時，每一個要素可以在它完全成熟而具有典型性的發展點上加以考察。”歷史是已經過去的社會發展進程，是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的客觀存在，邏輯是對歷史發展過程的理論概括和總結。我們黨是在馬克思主義指導下成立和發展起來的，又在實踐中豐富和發展了馬克思主義。隨著黨領導的革命、建設和改革事業的不斷勝利，黨的建設任務和要求更為迫切，黨的建設偉大工程不斷推進，又有力保障了黨的領導的不斷增強。這些波瀾壯闊的進程和科學結論是邏輯與歷史的有機統一。堅持邏輯與歷史相統一的方法，能夠透過現象揭示本質，把科學結論建立在堅實的史實基礎之上。值得注意的是，有個別研究者將這一方法概括為“歷史與邏輯相統一的方法”。這樣的表述是不妥當的。堅持歷史與邏輯相統一是黑格爾的觀點，其本意是歷史統一于邏輯，依存于邏輯，是唯心論。馬克思主義認為，社會存在決定社會意識，社會意識對社會存在具有能動的反作用，邏輯與歷史的統一是對這一本體論的深刻揭示。因此，應該是邏輯與歷史相統一，就如同我們堅持的是“理論聯系實際”的原則，而非“實際聯系理論”的原則。

三是比較研究的方法。任何事物都存在差異性和同一性，這個客觀基礎決定了比較研究是社會科學運用最為廣泛的方法之一，自然也貫穿于中共黨史黨建研究的全過程。從政黨視角觀察，有資產階級性質的政黨和無產階級性質的政黨，無產階級政黨也有不同國家的差異。從歷史視角觀察，既有同一時期黨內外各種情況的橫向比較，也有不同歷史時期的縱向比較。無論是橫向比較還是縱向比較，都有助于對我們黨一系列重大理論和實踐問題作出深刻回答。當然，比較研究是最為普遍的方法，卻非一種簡單的方法。首先，要堅持正確歷史觀的指導，不同歷史觀影響下的主體可以有不同的研究結果。例如，抗戰時期“戰必亡”和“戰必勝”兩種截然相反的結論，都是進行歷史比較后得出的結論。其次，比較目的要明確。比較是為研究問題和揭示規律，發現“異中之同”和“同中之異”，不是為比較而比較。再次，研究對象要有可比性。比較對象之間既要有某種程度的一致性或相似性，又必須存在一定的差異或分歧，這樣才有比較的可能，沒有可比性的事物不能隨意進行比較。最后，還要與其他研究方法有機結合。比較研究是常用的方法，但也有局限性。客觀事物是復雜和不斷變化的，單純進行兩個或幾個事物的比較可能會產生片面性，所以不能將比較研究絕對化、孤立化，不能簡單羅列一些現象，要透過現象分析原因，揭示本質，要在事物的發展變化中把握規律性，特別是對黨史人物的研究要在歷史的發展變化中把握，注重整體性，并結合其他學科研究方法，防止簡單化和片面性。

四是文獻分析法。社會科學研究離不開文獻資料。善于收集整理與合理使用資料是研究者的基本功，但有少數研究者將收集文獻資料的基礎工作當作研究方法，把文獻研究法作為解決歷史和現實所有問題的共同方法，這是對文獻研究法的誤解。不能把文獻研究法泛化，并非否定這一方法。為了區別于對文獻研究法的誤解，我們把這種方法稱為文獻分析法。合理使用文獻分析法是中共黨史黨建學發展的內在要求。黨史黨建研究中至少有兩類問題的解決需要合理運用文獻分析法。其一，考證歷史事實。通過相關文獻的對比和不同類型資料的互證，可以獲取準確信息，避免使用孤證。梁啟超說：“孤證不為定說。其無反證者姑存之，得有續證則漸信之，遇有力之反證則棄之。”其二，研究思想發展史。中國共產黨是與時俱進的馬克思主義政黨，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時代化是不斷推進的歷史進程。在這個偉大進程中，黨的理論、黨的章程、黨規黨紀以及路線方針政策和概念、范疇、話語等，會根據時代變化和社會發展作出必要的調整和修訂，黨的領導人的思想觀念也是在實踐中不斷豐富和發展的。研究這些思想理論和大政方針的變化，需要仔細分析文本，通過分析比較文獻的變化來認識思想觀點的演變過程，探尋發展規律，獲得經驗啟迪。這種研究方法顯然有別于為做研究而進行的資料準備和文獻綜述。

中共黨史黨建學作為一級學科，所運用的研究方法應該是豐富多彩的，如邏輯學視角的歸納法和演繹法，數學視角的計量分析、定量和定性相結合的研究方法，社會學視角的實證方法，心理學視角的心理史學方法，法學視角的個案研究法，歷史學視角的口述史學方法，政治學視角的行為研究法和階級分析法等。這些方法既有社會科學的一般分析方法，也有具體的工具性方法，而且是各學科相互借鑒、交互運用的，可以適用于不同的研究領域。中共黨史黨建學需要研究、借鑒這些科學方法，促進學科方法論體系的不斷完善。

中共黨史黨建學的本體論、認識論和方法論，是中共黨史黨建學理論的重要學術范疇，雖然有著各自的基本內涵和價值取向，但不是彼此孤立的知識結構，而是緊密聯系、相互交織、整體發揮作用的有機統一體，共同構筑起中共黨史黨建學理論知識體系。深入研究這一體系的科學內涵、價值功能和基本要求，能夠為學科發展提供價值引領和學術規范，也是構建中共黨史黨建學的學科體系、學術體系和話語體系的基礎工程。當然，隨著科學發展和社會進步，中共黨史黨建學的知識體系也會不斷發展，產生新的概念范疇、研究范式和學科體系，充分反映這一新興綜合學科所具有的勃勃生機和時代價值。

　本文作者：王炳林（北京師范大學中共黨史黨建研究院院長、教授）

來源：《中共黨史研究》2024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