黨的十八大以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新時代，我國改革開放到了一個新的重要關頭。我們黨召開十八屆三中全會專題研究全面深化改革問題，通過《中共中央關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開啟新時代氣勢如虹、波瀾壯闊的改革進程，推動黨和國家事業取得歷史性成就，發生歷史性變革。習近平總書記指出：“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是劃時代的，開啟了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歷史新時期。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也是劃時代的，開啟了全面深化改革、系統整體設計推進改革的新時代，開創了我國改革開放全新局面。”立足我國發展新的歷史方位，新時代全面深化改革呈現以下鮮明的時代特征。

一、新時代的改革，是全面深化改革

這是新時代改革相對于以往改革的一個鮮明特征。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后，我們進行的改革主要是關于經濟、科技、教育等某一方面、某一領域的改革。比如，率先開始的農村改革，是從實行包產到戶、包干到戶等農業生產責任制破題的，后來進一步發展為聯產承包責任制，并催生鄉鎮企業的發展。十二屆三中全會通過《中共中央關于經濟體制改革的決定》，改革的重點由農村逐步轉向以城市為重點的整個經濟體制改革。1985年3月、5月，黨中央分別作出《關于科學技術體制改革的決定》《關于教育體制改革的決定》，就改革科學技術體制、改革教育管理體制作出重要部署。后來陸續出臺的其他改革舉措也大抵是著眼于某一方面、某一領域的改革。

十八屆三中全會開啟的改革較之以往很大的一個不同在于，新時代的改革作為全面的改革，涵蓋經濟、政治、文化、社會、生態文明以及國防和軍隊改革、黨的建設制度改革等各個方面、各個領域。十八屆三中全會《決定》以黨和國家事業面臨的亟待解決的重大矛盾和問題為提領，闡述全面深化改革的重大意義、指導思想、總體思路，并從經濟、政治、文化、社會、生態文明、國防和軍隊等六個方面，具體部署全面深化改革的主要任務和重大舉措，壓軸的是加強和改善黨對全面深化改革的領導，包括黨的建設制度方面的改革，是新時代全面深化改革的重要頂層設計和行動綱領，各方面、各領域的改革都涵蓋其中。這是其一。其二，全會《決定》首次把國防和軍隊改革也納入“全面深化改革的總盤子”，緊緊圍繞建設一支聽黨指揮、能打勝仗、作風優良的人民軍隊這一黨在新形勢下的強軍目標，著力解決制約國防和軍隊建設發展的突出矛盾和問題，從深化軍隊體制編制調整改革、推進軍隊政策制度調整改革、推動軍民融合深度發展等三個方面，對深化國防和軍隊改革作出全面部署，成為“全面深化改革的重要標志”。其三，全會《決定》開創性提出全面深化改革的總目標是完善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并在總目標統領下進一步明確了經濟體制、政治體制、文化體制、社會體制、生態文明體制和黨的建設制度深化改革的分目標，使各方面改革構成一個有機的整體。習近平總書記指出，全面深化改革，全面者，就是要統籌推進各領域改革，就需要有管總的目標，也要回答推進各領域改革最終是為了什么、要取得什么樣的整體結果這個問題。這與以往大都從具體領域提出改革目標，是一個很大的不同，也是新時代改革的一個顯著特征，新時代的改革由此成為真正意義上的全面改革。也就是說，十八屆三中全會開啟的全面深化改革已經不是某一個領域、某一個方面的單項改革，也不是只推進幾個領域、幾個方面的改革，而是推進各個領域、各個方面的改革，是以完善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總目標為統領的全面改革。這是改革進程本身向前拓展提出的客觀要求，也體現了我們黨對改革認識的深化和系統化，標志著我國改革開放事業進入一個新的階段。其四，新時代的全面改革，適應了統籌推進“五位一體”總體布局和協調推進“四個全面”戰略布局的內在需要。統籌推進“五位一體”總體布局和協調推進“四個全面”戰略布局是新時代黨和國家工作的總抓手，全面深化改革與“五位一體”總體布局即經濟建設、政治建設、文化建設、社會建設、生態文明建設相對應，推進新時代各方面建設都必須深化改革；全面深化改革還被納入“四個全面”戰略布局，成為“四個全面”戰略布局的重要內容，為新時代黨和國家事業發展提供了強大動力和制度保障。

二、新時代的改革，是實現一系列重大理論創新和實踐突破的改革

理論是行動的先導，理論創新對實踐創新具有重要先導引領作用。回顧我國改革開放歷程可以清楚看到，十一屆三中全會開啟的改革是思想解放的結果。早在1978年中央工作會議上，鄧小平在《解放思想，實事求是，團結一致向前看》講話中針對思想僵化帶來的種種時弊，開宗明義地指出：只有思想解放了，才能正確地解決過去遺留的問題，解決新出現的一系列問題，改革同生產力迅速發展不相適應的生產關系和上層建筑。這篇講話振聾發聵，是解放思想、開辟新時期新道路的宣言書，實際上成為隨后召開的十一屆三中全會的主題報告。可以說，沒有思想解放，也就沒有改革開放。

新時代的改革之所以是全方位、深層次、根本性的，取得歷史性、革命性、開創性的成就，很重要的原因在于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堅持目標引領，突出問題導向，敢于面對新矛盾新挑戰，始終堅持以思想理論創新引領改革實踐創新，從改革的總體目標、主攻方向、重點任務、方法路徑等方面提出一系列具有突破性、戰略性、指導性的重要思想和重大論斷，科學回答了在新時代為什么要全面深化改革、怎樣全面深化改革等一系列重大理論和實踐問題，以一系列理論上的創新引領改革實踐實現一系列重要突破。

比如，十八屆三中全會把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基礎性作用”修改為“決定性作用”，作出“使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和更好發揮政府作用”的新定位，這是我們黨一個重大理論創新，對新時代推進全面深化改革產生深刻影響，帶來實踐的重大突破。如何看待和處理市場與政府的關系，始終是我國經濟體制改革的一個核心問題。十二屆三中全會通過《中共中央關于經濟體制改革的決定》，首次突破了把計劃經濟同商品經濟對立起來的傳統觀念，明確提出我國社會主義經濟是“公有制基礎上的有計劃的商品經濟”，實現了我國經濟理論的重要突破。鄧小平高度評價全會《決定》“寫出了一個政治經濟學的初稿，是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和中國社會主義實踐相結合的政治經濟學”。在南方談話中，鄧小平進一步從理論上深刻回答了包括市場與政府關系等一系列長期困擾和束縛人們思想的重大問題，強調計劃多一點還是市場多一點，不是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的本質區別。計劃和市場都是經濟手段。這篇談話成為把我國改革開放和現代化建設推向新階段的又一個解放思想、實事求是的宣言書。隨后召開的黨的十四大正式確定“我國經濟體制改革的目標是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提出“要使市場在社會主義國家宏觀調控下對資源配置起基礎性作用”，實現了把社會主義基本制度與市場經濟結合起來的重大突破。沿著十四大開辟的航道，黨的十五大提出“使市場在國家宏觀調控下對資源配置起基礎性作用”，黨的十六大提出“在更大程度上發揮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基礎性作用”，黨的十七大提出“從制度上更好發揮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基礎性作用”，黨的十八大提出“更大程度更廣范圍發揮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基礎性作用”。這些關于市場與政府關系認識上的不斷深化，有力地推動了我國改革開放和現代化建設向縱深發展。在此基礎上，十八屆三中全會關于市場與政府關系的重大突破，抓住了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本質上就是市場決定資源配置的經濟的基本特征，符合市場經濟關于市場決定資源配置的一般規律，從根本上解決了在資源配置中市場起決定性作用還是政府起決定性作用這個重大問題，進一步明確了我國經濟體制改革的主線和路線圖，對新時代推進全面深化改革、轉變經濟發展方式、轉變政府職能等，產生了重大而深遠的影響。

再比如，關于新發展理念的提出和貫徹實施，是我們黨又一個重大理論創新，對推動新時代改革開放和現代化建設也發揮了極其重要的作用。早在“十三五”規劃建議開始起草時，習近平總書記就明確提出，首先要把應該樹立什么樣的發展理念搞清楚，發展理念是戰略性、綱領性、引領性的東西，是發展思路、發展方向、發展著力點的集中體現。發展理念搞對了，目標任務就好定了，政策舉措跟著也就好定了。十八屆五中全會針對我國經濟發展環境、條件、任務、要求等方面發生的新變化，正式提出創新、協調、綠色、開放、共享的發展理念，強調要堅持用新的發展理念來引領和推動我國經濟發展，不斷破解經濟發展難題，開創經濟發展新局面。習近平總書記形象地把新發展理念定位為針對我國經濟發展進入新常態、世界經濟復蘇低迷開出的藥方，并把按照新發展理念推動我國經濟社會發展作為當前和今后一個時期我國發展的總要求和大趨勢，是關系我國發展全局的一場深刻變革，強調新的發展理念就是指揮棒，要堅決貫徹，對不適應、不適合甚至違背新的發展理念的認識要立即調整，對不適應、不適合甚至違背新的發展理念的行為要堅決糾正，對不適應、不適合甚至違背新的發展理念的做法要徹底摒棄。這些重要思想在十八屆五中全會通過的“十三五”規劃建議中得到了很好的貫徹。“十三五”規劃建議明確把新發展理念作為“十三五”時期經濟社會發展的基本理念，強調實現“十三五”時期發展目標，破解發展難題，厚植發展優勢，必須牢固樹立創新、協調、綠色、開放、共享的發展理念，并分別從“堅持創新發展，著力提高發展質量和效益”“堅持協調發展，著力形成平衡發展結構”“堅持綠色發展，著力改善生態環境”“堅持開放發展，著力實現合作共贏”“堅持共享發展，著力增進人民福祉”等五個方面，對“十三五”時期經濟社會發展進行全面部署。十九屆五中全會通過的“十四五”規劃建議進一步把“堅持新發展理念”作為“十四五”時期經濟社會發展必須遵循的重要原則，并據此從12個方面對“十四五”時期經濟社會發展和改革開放的重點任務進行部署，強調把新發展理念貫穿發展全過程和各領域，切實轉變發展方式，推動質量變革、效率變革、動力變革，實現更高質量、更有效率、更加公平、更可持續、更為安全的發展。貫徹新發展理念明確了我國現代化建設的指導原則，科學回答了實現什么樣的發展、怎樣實現發展的重大問題，集中反映了我們黨對社會主義建設規律認識的深化，充分體現了新發展理念對全面深化改革、對新時代黨和國家事業發展的巨大引領作用。

三、新時代的改革，是不斷攻堅克難，敢于啃硬骨頭，敢于涉險灘的改革

回顧我國改革開放歷程可以清楚看到，改革開放盡管是在和平建設年代進行的，沒有革命戰爭年代那樣血與火的考驗，但需要沖破長期以來的思想觀念的束縛，需要破除妨礙發展的體制機制障礙，也非常不容易。鄧小平當年對廣東提出在鄰近香港、澳門的深圳、珠海以及僑鄉汕頭興辦出口加工區的意見表示贊同。他說，還是叫特區好，陜甘寧開始就叫特區嘛！中央沒有錢，可以給些政策，你們自己去搞，殺出一條血路來。后來在回顧改革開放歷程時，鄧小平還以農村改革中搞農村家庭聯產承包、廢除人民公社制度為例說，對改革開放，一開始就有不同意見。尤其是農村改革，開始的時候只有三分之一的省干起來，第二年超過三分之二，第三年才差不多全部跟上。這些都從不同側面說明實行改革開放、開辟一條新道路，充滿探索的艱辛。正因如此，鄧小平把同樣是解放生產力的革命和改革相提并論，強調“革命是解放生產力，改革也是解放生產力”，并把改革稱之為“中國的第二次革命”，一再強調“改革開放膽子要大一些，敢于試驗”。不然，“就走不出一條好路，走不出一條新路，就干不出新的事業”。

隨著實踐的發展，新時代改革開放的復雜程度、艱巨程度、敏感程度，與當年相比有過之無不及，一些深層次體制機制問題和利益固化的藩籬日益顯現，改革進入攻堅期和深水區，面對的都是難啃的硬骨頭。習近平總書記強調，當前，改革又到了一個新的歷史關頭，很多都是前所未有的新問題，推進改革的復雜程度、敏感程度、艱巨程度不亞于40年前。

比如，大幅度壓縮行政審批事項，以及壯士斷腕式化解過剩產能等改革舉措，許多都牽涉復雜的地方和部門利益，凝聚改革共識難度加大，統籌兼顧各方面利益的任務艱巨繁重。以化解鋼鐵、煤炭過剩產能為例。2016年2月1日，國務院印發《關于鋼鐵行業化解過剩產能實現脫困發展的意見》提出，在近年來淘汰落后鋼鐵產能的基礎上，用5年時間再壓減1億至1.5億噸粗鋼產能，實現鋼鐵行業兼并重組取得實質性進展。同日印發的《關于煤炭行業化解過剩產能實現脫困發展的意見》提出，從2016年開始，用3年到5年時間，煤炭行業需要再退出產能5億噸左右、減量重組5億噸左右，較大幅度壓縮煤炭產能，適度減少煤礦數量。這兩大舉措還涉及鋼鐵行業50萬職工和煤炭行業130萬職工的安置。這么大的產能要退出，這么多的職工要安置，如何堅決守住相關底線，有效防范化解風險，確保經濟社會穩定，是一個重大挑戰和考驗。尤其是如何做好職工安置更是化解過剩產能工作的重中之重。

再比如，十九屆三中全會部署深化黨和國家機構改革，是新時代全面深化改革的一個重大舉措，作為一塊難啃的硬骨頭，其復雜程度、艱巨程度、敏感程度也體現得十分充分。第一，它關系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全局，尤其是關系到如何通過深化黨和國家機構改革，從機構職能上解決黨對一切工作領導的體制機制問題，確保黨對國家和社會實施領導的制度得到加強和完善。第二，它關系到如何既為實現第一個百年奮斗目標提供保障，又為實現第二個百年奮斗目標解決事關長遠的體制機制問題，為形成更加完善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創造有利條件。第三，它關系到如何通過科學設置機構、合理配置職能、統籌使用編制、完善體制機制，使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更好發揮政府作用。第四，它關系到如何通過對體制和機構進行調整完善，以推動經濟、政治、文化、社會、生態文明等領域改革持續深化，加快構建系統完備、科學規范、運行有效的黨和國家機構職能體系。第五，它涉及的部門和人員的面非常廣，涉及的中央和國家機關部門、直屬單位超過80個，是對現有利益關系和權力格局進行的比較大的調整。因此，同以往歷次機構改革相比，這次深化黨和國家機構改革覆蓋從中央到地方各級黨政軍群各類組織機構，作為對黨和國家組織結構和管理體制的一次系統性、整體性、重構性的變革，改革力度之大，影響面之廣，觸及的利益關系之復雜，都是少有的，任務十分艱巨。在主持召開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員會第一次會議時，習近平總書記明確指出，深化黨和國家機構改革全面啟動，標志著全面深化改革進入了一個新階段，改革將進一步觸及深層次利益格局的調整和制度體系的變革，改革的復雜性、敏感性、艱巨性更加突出，要加強和改善黨對全面深化改革統籌領導，緊密結合深化機構改革推動改革工作。

早在2012年12月到廣東考察工作時，習近平總書記就鄭重宣示推進改革要“敢于啃硬骨頭，敢于涉險灘”的堅強決心。他強調，現在，推進改革矛盾多、難度大，但不改不行。我們要拿出勇氣，堅持改革開放正確方向，敢于啃硬骨頭，敢于涉險灘，既勇于沖破思想觀念的障礙、又勇于突破利益固化的藩籬。在十八屆三中全會作《決定》說明時，習近平總書記進一步指出，改革開放到了一個新的重要關頭。我們在改革開放上決不能有絲毫動搖，改革開放的旗幟必須繼續高高舉起，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的正確方向必須牢牢堅持。全黨要堅定改革信心，以更大的政治勇氣和智慧、更有力的措施和辦法推進改革。在布魯日歐洲學院演講時，習近平總書記強調，中國已經進入改革的深水區，需要解決的都是難啃的硬骨頭，這個時候需要“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的勇氣，不斷把改革推向前進。在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員會第十七次會議上，習近平總書記既充分肯定十八屆三中全會以來全面深化改革取得的歷史性偉大成就，又清醒預見改革道路上仍面臨著很多復雜的矛盾和問題，強調我們已經啃下了不少硬骨頭但還有許多硬骨頭要啃，我們攻克了不少難關但還有許多難關要攻克，要推動新發展階段改革取得更大突破、展現更大作為。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堅持問題導向，以前所未有的決心和力度推進全面深化改革，對全面深化改革作出一系列重大戰略部署，真槍真刀推進改革，敢于突進深水區，敢于啃硬骨頭，敢于涉險灘，敢于面對新矛盾新挑戰，沖破思想觀念束縛，突破利益固化藩籬，堅決破除各方面體制機制弊端，涉及范圍之廣、出臺方案之多、觸及利益之深、推進力度之大前所未有，重要領域和關鍵環節改革取得突破性進展。十八屆三中全會召開至2020年底，各方面共推出2485個改革方案，十八屆三中全會提出的改革目標任務總體如期完成。

四、新時代的改革，是堅持系統觀念，加強頂層設計和整體謀劃的改革

新時代全面深化改革是一項系統工程，既涉及經濟基礎又涉及上層建筑，每一項改革都會對其他改革產生重要影響，每一項改革又都需要其他改革協同配合，必須堅持系統觀念和系統集成，更加注重各項改革的有機銜接、相互促進、良性互動、形成合力。習近平總書記指出，同過去相比，中國改革的廣度和深度都大大拓展了。要把改革推向前進，必須加強頂層設計。新時代的改革，始終堅持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的立場觀點方法，堅持統籌兼顧、系統謀劃、整體推進，堅持發展地而不是靜止地、全面地而不是片面地、系統地而不是零散地、普遍聯系地而不是單一孤立地研究各項改革舉措，妥善處理各種重大關系。早在2012年12月到廣東考察工作時，習近平總書記就明確提出，要在深入調查研究的基礎上提出全面深化改革的頂層設計和總體規劃，更加注重改革的系統性、整體性、協同性。隨后，在主持十八屆中央政治局第二次集體學習時，習近平總書記進一步深刻論述了為什么要加強宏觀思考和頂層設計，更加注重改革的系統性、整體性、協同性，在各項改革協同配合中推進全面改革這一重大問題。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從我國仍處于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實際出發，適應我國發展環境深刻復雜變化、發展不平衡不充分問題仍然突出、經濟社會發展中矛盾錯綜復雜等階段性特征，堅持從系統觀念出發謀劃和解決新時代日趨復雜的改革發展穩定問題，堅持前瞻性思考、全局性謀劃、整體性推進各項改革發展事業。

比如，在統籌推進“五位一體”總體布局時，不搞單打一，不搞孤軍奮進。既堅持以經濟建設為中心，又注意處理好經濟建設與其他幾大建設的關系。就經濟建設與生態環境保護而言，強調不能只考慮經濟發展速度，以犧牲環境為代價換取一時的經濟增長，也不能沿襲“先污染后治理”的舊模式。強調要堅持系統思維和系統觀念來抓生態文明建設，堅持綠水青山就是金山銀山的理念，堅持山水林田湖草沙一體化保護和系統治理，堅持節約資源和保護環境的基本國策，堅持節約優先、保護優先、自然恢復為主的方針，從思想、法律、體制、組織、作風上全面發力，全方位、全地域、全過程加強生態環境保護，劃定生態保護紅線、環境質量底線、資源利用上線，形成節約資源和保護環境的空間格局、產業結構、生產方式、生活方式，統籌污染治理、生態保護、應對氣候變化，促進生態環境持續改善，推進美麗中國建設。

在協調推進“四個全面”戰略布局時，同樣要求按照系統工程的思路來進行。黨中央先后召開十八屆三中、四中、五中、六中全會，分別以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國、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全面從嚴治黨作為主題并制定相關文件，對“四個全面”戰略布局作出重要頂層設計。其中，十八屆三中、四中全會先后通過《關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關于全面推進依法治國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體現了“破”和“立”的辯證統一，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國如同鳥之雙翼、車之兩輪，共同推動全面建成小康社會事業滾滾向前。十八屆五中全會著眼于全面建成小康社會進入決勝階段，專題研究“十三五”時期我國發展的一系列重大問題，制定“十三五”規劃建議，以此作為實現第一個百年奮斗目標、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行動綱領。十八屆六中全會專題研究了全面從嚴治黨問題，強調要進行好具有許多新的歷史特點的偉大斗爭、有效應對各種風險和挑戰，實現“兩個一百年”奮斗目標、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必須把我們黨建設好、建設強。可以說，四次全會作出的四個方面戰略部署，有著緊密的內在邏輯，是一個總體戰略部署在時間軸上的順序展開，是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推進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重要頂層設計。其中，全面建成小康社會是我們的戰略目標，我們所有奮斗都要聚焦于這個目標。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國、全面從嚴治黨是三大戰略舉措，對實現全面建成小康社會戰略目標一個都不能缺。不全面深化改革，發展就缺少動力，社會就沒有活力。不全面依法治國，國家生活和社會生活就不能有序運行，就難以實現社會和諧穩定。不全面從嚴治黨，黨就做不到“打鐵還需自身硬”，也就難以發揮好領導核心作用。只有通過協調推進，“努力做到‘四個全面’相輔相成、相互促進、相得益彰”，才能為實現黨的既定奮斗目標提供堅強保障。

尤其是在推進全面深化改革中，注重改革關聯性和耦合性，系統整體設計推進改革的特征體現得更加鮮明。十八屆三中全會《決定》堅持系統觀念，統籌全面深化改革的重大關系，在全面深化改革總目標統領下，從經濟、政治、文化、社會、生態文明、國防和軍隊等方面對改革進行了全面部署，既提出全面深化改革的指導思想、目標任務、重大原則、總體思路，強調以經濟體制改革為重點，以全面深化改革總目標為統領，對全面深化改革作出重要頂層設計和整體謀劃，又注重各項改革的相互促進、良性互動，統籌謀劃深化改革各個方面、各個層次、各個要素，對全面深化改革的戰略重點、優先順序、主攻方向、工作機制、推進方式和時間表、路線圖作出全面部署，引領新時代改革全面發力、多點突破、蹄疾步穩、縱深推進。

為了更好推進全面深化改革，十八屆三中全會決定成立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領導小組，負責改革總體設計、統籌協調、整體推進、督促落實，習近平總書記親自擔任組長。在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領導小組第一次會議上，習近平總書記明確指出，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領導小組的責任，就是要把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提出的各項改革舉措落實到位。要善于觀大勢、謀大事，站在國內國際兩個大局、黨和國家工作大局、全面深化改革全局來思考和研究問題。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領導小組升格為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員會后，習近平總書記繼續擔任主任。他主持召開的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員會第一次會議指出，把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領導小組改為委員會，是健全黨對重大工作領導體制機制的一項重要舉措。要完善科學領導和決策、有效管理和執行的體制機制，加強戰略研究、統籌規劃、綜合協調、整體推進，加強對地方和部門工作的指導。在習近平總書記親自部署、親自協調、親自督促和推動下，新時代的改革始終堅持系統整體設計推進，既注重抓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注重抓重要領域和關鍵環節，又注意做到全局和局部相配套、治本和治標相結合、漸進和突破相銜接，實現整體推進和重點突破相統一，開創了新時代改革開放全新局面。

五、新時代的改革，是社會主義實踐進入后半程，著力加強制度建設的改革

習近平總書記指出：“新時代改革開放具有許多新的內涵和特點，其中很重要的一點就是制度建設分量更重，改革更多面對的是深層次體制機制問題，對改革頂層設計的要求更高，對改革的系統性、整體性、協同性要求更強，相應地建章立制、構建體系的任務更重。”這是我國社會主義實踐在前半程完成建立社會主義基本制度并在這個基礎上進行改革之后，在后半程要進一步完成完善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為黨和國家事業發展提供一整套更完備、更穩定、更管用的制度體系的主要歷史任務的內在要求。

早在改革開放初期，鄧小平在《黨和國家領導制度的改革》講話中深刻總結“文化大革命”的教訓，向全黨鄭重提出加強制度建設的重大問題，強調“領導制度、組織制度問題更帶有根本性、全局性、穩定性和長期性”。在南方談話中，鄧小平進一步高瞻遠矚地提出：“恐怕再有三十年的時間，我們才會在各方面形成一整套更加成熟、更加定型的制度。在這個制度下的方針、政策，也將更加定型化。”加強制度建設成為堅持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重大任務，是實現“兩個一百年”奮斗目標的重要內容。習近平總書記回憶說，當年看到鄧小平同志這段話，腦子里就浮現幾個問題：為什么鄧小平同志要強調形成一整套更加成熟更加定型的制度？什么是更加成熟、更加定型的制度？為什么鄧小平同志要強調“再有三十年的時間”才行？這些年來，自己一直在思考這個問題。

隨著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新時代，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立足我國發展新的歷史方位，把加強制度建設擺到更加突出的位置，把加緊形成一整套更加成熟更加定型的制度提上了重要日程。早在主持起草十八大報告過程中，習近平總書記就明確要求在提出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發展目標的同時提出制度建設的目標。在主持起草十八屆三中全會《決定》過程中，習近平總書記進一步提出，必須盡早把形成一整套更加成熟更加定型的制度這個戰略構想落下來，提出一個總目標，并用它來統領各領域改革。他強調，今天，我們黨處在這樣的歷史方位上，擺在我們面前的一項重大歷史任務，就是推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更加成熟更加定型。這些重要論述，緊緊抓住我國改革進入深水區和攻堅期的主要任務，緊緊圍繞社會主義實踐進入后半程改革要更多面對深層次的體制機制問題這一中心環節，進一步突出新時代改革的系統性、整體性、協調性的鮮明特征，把建章立制、構建體系的任務擺在更加突出重要的戰略位置，要求新時代改革把著力點放到加強系統集成、協同高效上來，推動各方面制度更加成熟更加定型。

適應新時代改革加強制度建設的需要，十八屆三中全會《決定》首次提出“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的重大命題，并把“完善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確定為全面深化改革的總目標。全會《決定》把基礎性、長遠性、系統性的制度設計擺在重要位置，始終突出制度建設這條主線，并從緊緊圍繞使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深化經濟體制改革，緊緊圍繞堅持黨的領導、人民當家作主、依法治國有機統一深化政治體制改革，緊緊圍繞建設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社會主義文化強國深化文化體制改革，緊緊圍繞更好保障和改善民生、促進社會公平正義深化社會體制改革，緊緊圍繞建設美麗中國深化生態文明體制改革，緊緊圍繞提高科學執政、民主執政、依法執政水平深化黨的建設制度改革等六個方面擘畫了全面深化改革的路線圖，全方位部署了經濟、政治、文化、社會、生態文明和黨的建設等各領域的改革重點，充分體現了新時代改革注重建章立制、構建體系的總體要求，著力健全制度框架，從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的總體角度來考慮和謀劃各方面、各領域的改革，既改革不適應實踐發展要求的體制機制、法律法規，又不斷構建新的體制機制、法律法規，使各方面制度更加科學、更加完善，實現黨、國家、社會各項事務治理制度化、規范化、程序化。

十九屆四中全會進一步專題研究堅持和完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問題，在對這方面探索進行系統總結的基礎上，進一步提出與時俱進完善和發展的前進方向和工作要求，以堅持和完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為主軸來進一步謀劃和部署新時代全面深化改革。全會通過的《中共中央關于堅持和完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系統集成了十八屆三中全會以來全面深化改革的理論成果、制度成果、實踐成果，聚焦堅持和完善支撐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的根本制度、基本制度、重要制度，從13個方面明確了各項制度必須堅持和鞏固的根本點、完善和發展的方向，突出系統集成、協同高效，著眼筑牢根本制度、完善基本制度、創新重要制度，既闡明了必須牢牢堅持的重大制度和原則，又部署了推進制度建設的重大任務和舉措，堅持根本制度、基本制度、重要制度相銜接，統籌頂層設計和分層對接，統籌制度改革和制度運行，對推動各方面制度更加成熟更加定型，把我國制度優勢更好轉化為國家治理效能，實現國家的長治久安，具有重大而深遠的意義。

六、新時代的改革，是與高水平對外開放相互促進的改革

回顧我國改革開放歷程可以清楚看到，從改革開放伊始，改革與開放就相伴而生，始終是在相輔相成、相互促進中不斷推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發展。早在1978年9月聽取鞍山市委負責同志匯報時，鄧小平就明確提出要把改革與開放結合起來推進的重要觀點。他指出：“引進先進技術設備后，一定要按照國際先進的管理方法、先進的經營方法、先進的定額來管理，也就是按照經濟規律管理經濟。”鄧小平一方面敏銳意識到，要大幅度改變落后的生產力，就必然要多方面地改變生產關系，改變上層建筑，改變工農業企業的管理方式和國家對工農業企業的管理方式，使之適應于現代化大經濟的需要，因而要大力倡導改革。另一方面，又敏銳把握和平與發展的時代主題和經濟全球化的大趨勢，強調“現在的世界是開放的世界”，“中國的發展離不開世界”，明確提出我們國家要“實行開放政策”，“要引進國際上的先進技術、先進裝備，作為我們發展的起點”。十一屆三中全會開啟的改革開放不是突如其來的，是十年內亂結束后，在黨和國家面臨何去何從的重大歷史關頭，我們黨深刻把握黨和國家前途命運，深刻總結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實踐，深刻洞察時代潮流，深刻體悟人民群眾期盼和需要，作出的重大歷史抉擇。鄧小平后來總結說，“我們在制定對內經濟搞活這個方針的同時，還提出對外經濟開放。”并強調，改革就是搞活，對內搞活也就是對內開放，實際上都叫開放政策。在農村改革如火如荼進行并掀起波瀾壯闊改革大潮的同時，對外開放也在創辦深圳、珠海、汕頭、廈門四個經濟特區的偉大實踐中取得了重大突破。我國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偉大歷史進程，就是在改革與開放相輔相成、相互促進中不斷向前推進的。后來，鄧小平進一步把改革與開放整合成“改革開放”這個重大范疇，并明確要求十三大報告要對什么是社會主義、為什么要堅持四項基本原則、為什么要堅持改革開放，“在理論上講得更加明白”。

新時代改革和開放相輔相成、相互促進，在新的歷史條件下有了更大的發展。早在2012年12月到廣東考察工作時，習近平總書記就鄭重宣示了“改革不停頓，開放不止步”的堅強信心和決心。十八屆三中全會《決定》既對經濟、政治、文化、社會、生態文明、國防和軍隊等方面全面深化改革的主要任務和重大舉措作出重要部署，又專門設立第七章“構建開放型經濟新體制”，強調“以開放促改革”，并從放寬投資準入、加快自由貿易區建設、擴大內陸沿邊開放等方面作出具體安排，強調適應經濟全球化新形勢，必須推動對內對外開放相互促進、引進來和走出去更好結合。十九屆四中全會《決定》在對堅持和完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進行總體部署的同時，也對“建設更高水平開放型經濟新體制”作出具體安排，強調實施更大范圍、更寬領域、更深層次的全面開放，推動規則、規制、管理、標準等制度型開放。2020年5月，中共中央、國務院印發《關于新時代加快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意見》，針對我國市場體系還不健全、市場發育還不充分，政府和市場的關系沒有完全理順等突出問題，強調必須進一步解放思想，堅定不移深化市場化改革，擴大高水平開放，不斷在經濟體制關鍵性基礎性重大改革上突破創新，并把“堅持擴大高水平開放和深化市場化改革互促共進”作為基本原則的重要一條，設立專章對“建設更高水平開放型經濟新體制，以開放促改革促發展”作出全面部署。黨的二十大擘畫了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的宏偉藍圖，確立了以中國式現代化全面推進強國建設、民族復興偉業的中心任務，并把“堅持深化改革開放”作為前進道路上必須牢牢把握的一項重大原則。

新時代始終堅持在統籌兩個大局的宏闊視野中謀劃對外開放，堅持統籌推進深層次改革和高水平開放，堅持以改革促開放，以開放促改革。習近平總書記指出，以開放促改革、促發展是我國現代化建設不斷取得新成就的重要法寶。要繼續做好自身改革這篇大文章，既擴大開放之門，又將改革之路走穩。要更加主動對接高標準國際經貿規則，穩步擴大規則、規制、管理、標準等制度型開放，加快打造對外開放新高地，建設更高水平開放型經濟新體制，加快構建新發展格局。在新的歷史起點上，新時代對外開放依托我國超大規模市場優勢，實行更加積極主動的開放戰略，不斷加大高水平對外開放的力度，推動貿易和投資自由化便利化，構建面向全球的高標準自由貿易區網絡，推動規則、規制、管理、標準等制度型開放，形成更大范圍、更寬領域、更深層次的對外開放新格局，構建互利共贏、多元平衡、安全高效的開放型經濟體系，不斷增強我國國際經濟合作和競爭新優勢。我國成為140多個國家和地區的主要貿易伙伴，貨物貿易總額居世界第一，吸引外資和對外投資居世界前列，形成更大范圍、更寬領域、更深層次對外開放格局，不斷以中國新發展為世界提供新機遇。尤其是推動共建“一帶一路”高質量發展，使之成為新的歷史條件下推進全方位對外開放的重要舉措、推動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重要實踐平臺，成為當今世界廣受歡迎的國際公共產品和國際合作平臺，取得了豐碩成果。

總之，十八大以來，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立足我國發展新的歷史方位，以巨大的政治勇氣和智慧推進全面深化改革，開啟了全面深化改革、系統整體設計推進改革的新時代，開創了我國改革開放全新局面。新時代開啟的劃時代的改革，以其鮮明的時代特征成為我國改革開放歷史進程格外璀璨絢麗的嶄新篇章，是新時代黨和國家事業取得歷史性成就、發生歷史性變革的關鍵一招，也是新征程上以中國式現代化全面推進強國建設、民族復興偉業的必由之路。

作者：陳理，中共中央黨史和文獻研究院學術和編審委員會原主任

來源：《中共黨史研究》2024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