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馬克思恩格斯在批判各種保守或抽象的世界主義及其世界秩序觀的基礎上，在考察資本主義時代市民社會與世界歷史的互通性時形成了對世界歷史的物質性、結構性認識，實現了認識世界秩序的方法論變革。通過對19世紀歐洲資本主義大國博弈的經驗分析，他們批判揭露了歐洲列強外交政策的虛偽性、英國稱霸世界的非正義性、大國聯盟的強權政治本質以及為資本主義世界秩序提供合理性基礎的意識形態，明確了資本主義世界秩序的霸權屬性。通過不斷深化的政治經濟學研究，他們準確把握世界秩序的本質規定，在邏輯與歷史的統一中洞察資本邏輯所形塑的資本主義世界秩序的全球擴張性和無秩序性特征，進而構想了世界秩序的未來前景和變革方案。馬克思恩格斯對資本主義世界秩序的批判與超越，對于當代世界秩序的變革與重塑仍然具有重要啟益。

［關鍵詞］世界主義 世界歷史 世界秩序 霸權屬性 資本邏輯

“世界秩序”是一個在國際政治和政治哲學領域被廣泛使用和探討的范疇。從詞義來看，現代漢語語境中的“秩序”是一個內含價值判斷的概念，意為“有條理、不混亂的情況”；英文語境中的“order”更側重于經驗層面的描述和解釋，意為“社會、世界等的排列方式及其規則和習俗體系”。這一認知差異意味著，要理解世界秩序的意涵，需要錨定其所處的歷史情境。

在馬克思恩格斯所處的時代，資本主義自由競爭加速發展并進而向壟斷形態過渡，世界體系加速形塑，以世界市場、世界貿易、國際分工和世界貨幣為表現形式的世界性經濟聯系以及與之適配的現代民族國家建構和自由主義意識形態，構成了這一時期世界秩序演進的歷史情境。基于對人類社會發展和人類命運的現實關切，馬克思恩格斯揚棄了古典政治哲學對世界歷史的先驗理性主義注解，運用科學歷史觀系統考察分析了資本主義世界秩序的生發歷程、霸權屬性、內在邏輯和發展規律，進而提出了新的世界秩序觀。

一、認識世界秩序的方法論變革

在唯物史觀創立以前，“世界秩序”是一個抽象的關于人類自由和解放的哲學范疇。早在各民族尚處于分散孤立狀態時，西方政治哲學家們就已經嘗試從思辨的哲學范疇出發思考人類的終極意義和世界的發展前景，形成了影響深遠的世界主義思想傳統。世界主義原意為世界公民，之后逐漸被引申為一種以世界公民觀點為核心的普遍歷史觀念。不同時代的世界主義者分別以普遍人性、自然權利、道德倫理、絕對理性等抽象范疇為理論基點，以實現世界永久和平與發展、自由與平等為價值目標，對他們所認知的世界秩序進行前景預想和模式設計，為歐洲近代國際體系的形成提供了理想藍圖。但隨著世界歷史進程的逐漸深化，世界主義及其構建的世界秩序觀越來越顯現出理論的乏力和錯謬。而馬克思恩格斯對各種以“世界主義”為哲學基點的抽象世界秩序觀的經濟學、政治學和哲學批判，構成其世界觀和方法論革命的重要一環。

在經濟學向度，馬克思恩格斯剖析了英國古典政治經濟學的“世界主義”經濟觀的資產階級立場。亞當·斯密、邊沁等政治經濟學家認為，世界性的自由貿易體系可以通過充分發揮市場理性來實現個體利益與社會利益、一國發展與世界發展的統一。恩格斯在評述上述觀點時指出，斯密構建的國民經濟學，只不過是為了“使世界主義服從國家的目的并把國家經濟提升為國家的本質和目的”；邊沁的功利主義經濟思想的實質，不過是使自由競爭成為倫理道德的實質、根據物的規律調整人類關系，帶來的也只是“舊的、基督教的、自然形成的世界秩序的結束，即外在化的最高點，而不是那種應該由意識到自身的人在完全自由的條件下創造的新秩序的開始”。馬克思也在批判國民經濟學時指出其企圖“發揮一種世界主義的、普遍的、摧毀一切界限和束縛的能量，以便自己作為唯一的政策、普遍性、界限和束縛取代這些規定”。概言之，古典政治經濟學的“世界主義”經濟觀無法推動實現一個更符合人性的世界秩序。

在政治學向度，馬克思恩格斯揭露了封建等級秩序的保守性，剖析和批判了各種超歷史的、否認民族差別的“世界主義”政治觀。1840年，恩格斯就德國民族解放問題批判了“德意志狂”和“世界主義的自由主義”兩種錯誤傾向，強調后者“否認民族差別，致力于締造一個偉大的、自由的、聯合的人類”，其實質與先驗的宗教理性主義一樣，不過是一種軟弱無力的虔誠愿望。1842年，馬克思剖析了普魯士政界人士將社會類比為自然界、將一般等級差別視為“神的世界秩序”的終極結果而停步不前的觀點，認為這“只不過表明他對這種世界秩序的研究是膚淺的”。針對路易·勃朗將法國人視為世界主義者、認為“法國的將來就是全人類的將來”的淺薄觀點，恩格斯強調：“真正的民主主義的最顯著的特征，就是應當否定本國的歷史，應當拒絕對充滿貧困、暴政、階級壓迫和迷信的過去負任何責任”。

在哲學向度，馬克思恩格斯批判了德國古典哲學和青年黑格爾派在世界主義和世界秩序上的形而上學和唯心主義立場，以及卡萊爾對現代基督教世界秩序抱有的救世幻想。繼康德為世界主義嵌入歷史目的論的邏輯后，黑格爾將世界歷史視為絕對精神自我發展和自我實現的過程，強調國與國之間關系的“唯一最高裁判官是普遍的絕對精神，即世界精神”。受其影響，鮑威爾、施蒂納等青年黑格爾派的世界秩序觀進一步抽象化，一方面將英國和法國的經濟關系和政治形式抽象為哲學觀念，進而在“批判的批判”的哲學思辨中大談世界歷史，另一方面又不承認其他民族的世界歷史性，在民族偏見和民族局限性的影響下強調德意志民族相對于其他民族的優越性。馬克思恩格斯對上述觀點予以深刻批判，認為這些“偽善的資產階級的世界主義和人的概念”，此時已然倒退為德意志民族的“意識形態狂熱”，其實質是“打著理論的世界統治這面旗幟而宣布德國的世界統治”。此外，恩格斯在批判卡萊爾的宗教觀時指出，將利益升格為“人類的紐帶”的基督教世界秩序既造成人類的普遍分散狀態和原子化，又使金錢成為世界的統治者、使人變成物的奴隸，“必然要在自身內部崩潰并讓位給合乎人性、合乎理性的制度”。由此，馬克思恩格斯已經初步探知了資本主義世界秩序的真實面貌。

在與各種保守和抽象的世界主義、世界秩序觀點劃清界限的同時，馬克思恩格斯從物質生產出發來認識和界定人類社會的發展，明確了資本主義時代市民社會與世界歷史的互通性。在《1844年經濟學哲學手稿》中，馬克思以費爾巴哈的人本主義為思想中介，一方面從人的本質出發考察勞動的哲學和經濟學意義，將世界歷史視為“人通過人的勞動而誕生的過程，是自然界對人來說的生成過程”，另一方面以異化勞動和私有財產為切入點，強調當私有財產以工業資本的形式呈現時，它完成了對人的統治，“并以最普遍的形式成為世界歷史性的力量”。在《德意志意識形態》中，馬克思恩格斯初步建構和闡述了歷史唯物主義的基本內容，明確了市民社會的歷史內容和階級屬性，強調由市場競爭引致的財富日益集中和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內在擴張本性，決定著市民社會既要以民族國家為基本單位，又要超越民族國家這一特定的空間范圍，市民社會的競爭性和等級性特征亦因此在世界范圍內得以復刻與再現，個體“越來越受到對他們來說是異己的力量的支配（他們把這種壓迫想象為所謂世界精神等等的圈套），受到日益擴大的、歸根結底表現為世界市場的力量的支配”。

在《共產黨宣言》中，馬克思恩格斯進一步闡釋了市民社會結構在世界范圍的嵌入機制。他們指出，資產階級在一國范圍內建立了統一的民族國家和以“自由競爭以及與自由競爭相適應的社會制度和政治制度、資產階級的經濟統治和政治統治”為載體的競爭性、等級性社會秩序。與此同時，資產階級依托生產工具、交通方式和商品價格的競爭優勢，在世界范圍內復刻了這一秩序，形成了未開化的和半開化的國家從屬于文明的國家、農民的民族從屬于資產階級的民族、東方從屬于西方的等級性結構。至此，馬克思恩格斯徹底揚棄了古典政治哲學基于先驗理性的世界主義，他們對世界歷史的物質性、結構性認識，為其后關于資本主義世界秩序的政治經濟學批判奠定了根本的方法論前提。

二、資本主義世界秩序的霸權屬性

在世界歷史條件下，作為世界政治基本單元的現代民族國家與世界之間構成了“器官與機體的關系”，前者只有在同世界的普遍交往中才能實現自身的生存和發展，并且在資本主義世界秩序中形成了等級性的發展位序。通過對歐洲資本主義大國博弈的經驗分析，馬克思恩格斯揭示了現代民族國家在追求領土、財富與權力的過程中形成的互動關系，以及這種關系賦予的資本主義世界秩序的霸權屬性。

其一，揭露歐洲列強外交政策的虛偽性。“要判斷歷屆政府及其行動，必須以它們所處的時代以及和它們同時代的人們的良知為尺度。”在《十八世紀外交史內幕》中，馬克思揭露和譴責了18世紀英、俄不擇手段犧牲他國利益的外交秘密，并以沙皇俄國為瓜分瑞典帝國、謀取在歐洲的霸權地位而采取的轉換聯盟、撕毀條約的背信棄義之舉為例，指出歐洲列強的外交政策只是服務于擴張自己勢力的工具，并不具備實現歐洲和平穩定的真實效用。19世紀50年代，“東方問題”成為歐洲列強各種利益沖突和矛盾的交匯點。所謂“東方問題”，即歐洲列強爭奪奧斯曼土耳其帝國及其屬國的領土和權益所引起的一系列國際問題，其直接后果是1853—1856年克里木戰爭（東方戰爭）的爆發。在與之相關的一系列政論文章中，馬克思恩格斯對克里木戰爭的進程、原因和性質進行了考察，揭發了各參戰國在克里木戰爭中的利己動機：作為歐洲反動勢力的堡壘和支柱，沙俄的目的在于謀求霸權，“號令整個歐洲”；英國和法國參戰的目的則在于從俄國手中搶走克里木和高加索，進而削弱俄國在近東的勢力。因此，無論是英法等國的政客和官方報刊把英法對俄戰爭說成“保衛”土耳其獨立、反對“專制”、爭取“自由”和“文明”，還是沙俄將其侵略行為描述為斯拉夫民族的“解放戰爭”，都只是掩蓋其謀求本國私利和爭奪霸權目的的虛假謊言。馬克思恩格斯還認為，“東方問題”只可能由歐洲革命來解決。

其二，剖析英國稱霸世界的野蠻行徑。馬克思恩格斯指出，英國對外政策的主要目標在歐洲范圍內表現為通過維持均勢秩序來保證自己的經濟壟斷地位、避免因戰爭擴大化而導致歐洲革命的爆發，在世界范圍內則表現為通過殖民侵略和擴張來確立其世界霸主地位，“英國這個把許多民族變成自己的雇傭工人，并用自己的巨手來扼制整個世界，并且一度擔負歐洲復辟費用的國家……英國統治著世界市場”。對英國在亞洲的殖民擴張和侵略行徑，馬克思指出其背后的利益動機和政治強制性特征：英國發動對華戰爭的真實目的是以犧牲中國的利益為代價謀求鴉片走私的利益、保護海盜劃艇和實現公使常駐首都；在印度，英國的殖民主義政策給當地人民帶來了巨大災難，“它在故鄉還裝出一副體面的樣子，而在殖民地它就絲毫不加掩飾了”。盡管英國的殖民擴張在客觀上為印度帶來了現代化的可能，但其卑鄙的自利動機決定了其所作所為的不合理性和非正義性，也充分暴露了資本主義文明的極端偽善和野蠻本性。

其三，揭露大國聯盟的強權政治本質。在拿破侖帝國覆滅后，英、俄、奧、普“四國同盟”在1815年主導了維也納體系（亦稱“歐洲協調”）的建立，以定期舉行會議的形式討論有關“共同利益”的問題。作為維也納體系的伴生物，由俄、普、奧三國建立的“神圣同盟”則把實現“正義、慈愛與和平……勝過神圣宗教的那些理念”作為自己的口號。但以軍事實力為后盾的維也納體系不過是維護歐洲大陸君主專制秩序的工具，也沒有如后世學者所說的帶來歐洲“百年和平”。從具體的政治行動來看，各大國之間一方面通過各種外交手段來避免戰爭，另一方面又對歐洲的資產階級民主革命進行防堵和鎮壓，從而“箝制了所有一切不管叫什么名字的第二流國家”。對于歐洲正在興起的共產主義運動，它們更是聯合起來“進行神圣的圍剿”。從本質上看，維也納體系是以強權政治為底層邏輯，以各種密謀和交易為手段，以犧牲弱小國家和民族的利益為代價形成的“小圈子”和“大國俱樂部”。維也納體系內在的結構性矛盾和逆歷史潮流而動的反動性，決定了其必然走向瓦解的命運，克里木戰爭則是其走向瓦解的標志性事件。

在克里木戰爭之后，歐洲列強之間的權力格局開始了新一輪調整。在經歷了法國、薩伏伊和意大利對奧地利（1858—1859），普魯士和奧地利對丹麥（1864），普魯士和意大利對奧地利（1866），普魯士和日耳曼諸邦對法國（1870—1871）的四場大戰后，全面戰爭的恐懼慢慢出現并籠罩在資產階級世界的公民心上。19世紀70年代，俄國重返巴爾干并對其進行武裝干涉，并與奧斯曼帝國簽訂了不平等的《圣斯特法諾條約》，而德國在實現統一后則致力于通過構建大陸聯盟體系來改善其地緣環境。在俾斯麥的斡旋和主持下，歐洲列強在1878年柏林會議上通過修改《圣斯特法諾條約》對巴爾干地區進行了新的瓜分，而巴爾干人民“沒有任何有效的代表出席這次會議”。在1884年柏林會議上，列強又以同樣的形式瓜分了非洲。無論是戰爭、訂約還是兩次柏林會議，都是列強以本國利益為考量的權力游戲，因而不可能真正實現歐洲乃至世界的和平與發展。到19世紀80年代末，歐洲在俾斯麥之聯合與結盟的外交策略影響下，基本形成了兩大對立的軍事集團，恩格斯在1890年將當時的歐洲國際局勢概括為“大陸上的大的軍事強國分為相互威脅的兩大軍事陣營：一方是俄國和法國，另一方是德國和奧地利。較小的國家不得不集結在其中一個陣營周圍”，并在揭露軍事集團之反動性的同時預言了未來世界戰爭的爆發。

其四，批判為資本主義世界秩序提供合理性基礎的自由主義意識形態。在馬克思恩格斯所處的時代，西方國際關系理論宣揚以資產階級沙文主義、愛國主義為內涵的民族主義，以及將自由、平等視為普遍人權的抽象“普世價值”。從本質上看，這種民族主義不過是掩飾大國爭奪歐洲乃至世界霸權的話語工具。具體地說，資產階級沙文主義“是借助常備軍來使國際斗爭永久化的手段，是用挑撥本國的生產者反對另一國生產者弟兄的辦法以壓服本國生產者的手段，是阻撓工人階級的國際合作的手段”，資產階級愛國主義則因資產階級金融、商業和工業活動的世界性質而“只剩下一個騙人的幌子”。其宣揚的“普世價值”亦不過是美化資產階級世界性統治的偽善措辭：自由競爭實現的只是“在資本統治的基礎上的自由發展”，將自由競爭視為生產力發展和人類自由之終極形式的觀點“無非是說資產階級的統治就是世界歷史的終結”；由資產階級統治所引發的道德和精神上的不平等則在意識形態層面被用來論證“各文明掠奪國對落后民族所干的一切可恥行徑”的正當性，其實質是肯定以暴力和壓服手段實現平等權利的合理性。

三、霸權秩序的資本邏輯

邏輯的方式是指“擺脫了歷史的形式以及起擾亂作用的偶然性”，以科學的抽象揭示事物的本質及其規律。資本邏輯即資本運動的客觀規律性。在考察各種經濟關系在現代資產階級社會內部之結構性次序的基礎上，馬克思恩格斯將資本抽象為資本主義社會中的“普照的光”和“特殊的以太”，并以之把握資本的本質、運行機制、內在矛盾和發展規律，明確了資本的歷史生發之于世界歷史的直接推動作用及其對資本主義世界秩序的形塑作用，進而在邏輯與歷史的統一中洞察了資本主義世界秩序之霸權屬性的經濟根源。

歷史向世界歷史的轉變實際上是資本確立其世界性統治能力的過程。在《德意志意識形態》中，馬克思恩格斯以分工和交往為主軸，在對世界歷史形成過程的階段性考察中剖析了資本在不同分工階段的表現形式，同時著重強調了在資本主義大工業條件下占統治地位的工業資本對生產和交往關系的普遍性塑造及其對世界歷史形成的推動作用。在《共產黨宣言》中，馬克思恩格斯進一步明確了資本的擴張性及其作為世界性權力的基本表現：資產階級“迫使一切民族——如果它們不想滅亡的話——采用資產階級的生產方式；它迫使它們在自己那里推行所謂的文明，即變成資產者。一句話，它按照自己的面貌為自己創造出一個世界”。在《政治經濟學批判》的“六冊結構計劃”中，馬克思意圖在第五冊“對外貿易”中研究資本主義生產的各種國際關系和條件，在第六冊“世界市場”中考察資本主義社會的各種矛盾和經濟危機在世界歷史范圍內的普遍展開和不斷深化。在《資本論》及其手稿中，馬克思以資本邏輯為主線剖析資本主義經濟運行規律和資本主義社會本質顛倒的歷史現實，對由資本邏輯所促成和支配的世界歷史之發展歷程和基本景象進行了科學論述。

資本的歷史生發直接推動了歷史向世界歷史的轉變。在《1857—1858年經濟學手稿》中，馬克思通過對資本主義社會之前的社會生產形式的考察，指出資本主義社會的特殊性在于突破了存在于以往一切社會階段中的“人類的地方性發展和對自然的崇拜”，并且第一次將整個世界納入其獨特的擴張動力中。換言之，世界歷史自形成伊始就帶有明顯的資本主義性質，是資本邏輯運行下的必然產物。“資本主義生產，像基督教一樣，本質上是世界主義的。”在資本邏輯主導下形成的世界市場、世界貿易、國際分工和世界貨幣等經濟運行機制，使一切國家的生產和消費都成為世界性活動，形塑了資本主義世界秩序的全球擴張性和無秩序性特征。

其一，作為資本主義世界秩序建立的現實場域，世界市場在狹義上構成了世界各國進行國際流通和商品交換的場所和領域，在廣義上則是一個關于資本主義世界經濟的總體性概念，其實質是“資產階級社會越出國家的界限”后形成的資產階級國際社會。狹義世界市場發源于大工業的生產需要，但其形成和發展在早期主要是通過建立殖民地、奴隸貿易、商品輸出和國際戰爭等強制手段來推動的。世界市場的日益擴展促進了世界貿易的發展、資本主義國際分工和資本的國際性流動，進而確立了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在世界范圍內的統治地位。在各國被卷入世界市場的過程中，尚處于前資本主義生產階段的落后民族和地區被迫“在奴隸制、農奴制等等野蠻暴行之上”，再承受“過度勞動的文明暴行”。

其二，作為資本權力關系的直接表現，世界貿易是機器大工業的必要條件。它發源于資本主義原始積累時期，以奴隸制和殖民擴張為歷史前提，以滿足生產需要為第一要務，因而并非自然的產物，而是在強國壓迫弱國、富國剝削窮國的情況下進行的，是發達國家攫取高額利潤的重要手段之一。無論是自由貿易還是保護關稅，都是服務于資本主義生產和資產階級特殊利益的方式或手段：前者的實質是“資本的自由”和“世界范圍的剝削”，后者的實質則是落后國家的資產階級“聚集自己的力量和實現國內自由貿易的手段”。

其三，作為資本邏輯主導下大國霸權的經濟表現形式，“工業國—農業國”的二元國際分工既是英國經濟霸權的直接彰顯，也是英國得以在世界范圍實現經濟壟斷的關鍵環節。恩格斯在論及19世紀40年代英國政治經濟學家鼓吹的自由貿易時指出，英國自由貿易派的目的是“建立一個以英國為大工業中心的世界，所有其他國家都成為依附于它的農業區”，在英國的資產階級看來，“英國是農業世界的偉大的工業中心，是工業太陽，日益增多的生產谷物和棉花的衛星都圍繞著它運轉”。在《資本論》中，馬克思對“工業國—農業國”二元分工形式背后的資本邏輯進行了學理性論證。他指出，這一分工形式實質上反映了不同國家生產能力和資本積累能力的差異，因為“一個國家的資本主義生產越發達，那里的國民勞動的強度和生產率，就越超過國際水平”，當發達工業國內部出現生產過剩和平均利潤率下降時，該國資本就會在世界范圍內尋找更有利于資本再生產的條件，以期通過榨取世界范圍的剩余價值來獲得更高的利潤率，被榨取的對象則在經濟上成為宗主國的原料產地和產品銷售市場，在政治上淪為發達工業國的殖民地。

其四，作為國際金融的重要表現形式，世界貨幣具有明確的對外擴張屬性。在馬克思恩格斯所處的時代，作為世界貨幣的金和銀“既是一般商品流通的產物，又是進一步擴展流通范圍的手段”。世界貨幣一經形成，就反作用于資本主義的生產和貿易，并且重新形塑了商品所有者的價值觀念和行為準則，“商品所有者的世界主義就發展為對實踐理性的信仰，而與阻礙人類物質變換的傳統的宗教、民族等等成見相對立”。此外，世界貨幣影響了民族國家和世界的雙向互動模式。一方面，貨幣內含的無限積累屬性使之不斷轉化為資本進入社會生產和再生產，進而驅動了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空間拓殖和世界市場的擴張，貨幣貯藏者“同世界征服者一樣，這種征服者把征服每一個新的國家只看作是取得了新的國界”。另一方面，世界貨幣流通與世界市場危機在國際信用制度條件下存在必然聯系：在產業周期的危機階段，對借貸資本的巨大需求與貴金屬的外流之間的矛盾有可能促使一國信用危機的爆發，而由國際商業信用和資本信用引發的國際性生產過剩則意味著貴金屬外流和信用危機會在一切國家依次發生，最終引起世界經濟的總崩潰。

四、世界秩序的未來前景與變革方案

立足于世界歷史的宏大視野和辯證法的理論高度，馬克思恩格斯在對資本邏輯之于世界歷史和資本主義世界秩序的決定性作用進行深入考察的同時，以批判和革命的態度揭示了世界秩序變革的歷史必然性，進而構想了世界秩序的未來前景和變革方案。

資本邏輯的內在矛盾決定了資本主義世界秩序必將被新的世界秩序所取代。在《德意志意識形態》中，馬克思恩格斯初步分析了人的解放的程度與歷史轉變為世界歷史的程度的一致性，指出，隨著現存社會制度被共產主義革命所推翻以及私有制的消滅，“單個人才能擺脫種種民族局限和地域局限而同整個世界的生產（也同精神的生產）發生實際聯系，才能獲得利用全球的這種全面的生產（人們的創造）的能力”，才能自覺地駕馭生產力的普遍發展和交往的普遍發展。在此后的政治經濟學批判中，馬克思在肯定資本的歷史作用的同時，揭示了資本的限制性作用在于使一切發展表現為與人對立的形式，這種片面化發展“具有限制生產力的趨勢”，而世界市場危機構成了“資產階級經濟一切矛盾的現實的綜合和暴力方式的平衡”。恩格斯則將由大工業和世界市場的形成所引致的國與國之間日趨激烈的競爭視為“從自然界加倍瘋狂地搬到社會中來的達爾文的個體生存斗爭”。只有揚棄了資本邏輯的世界秩序，才能實現真正的人的解放。

資本主義私有制和跨國階級結構的現實存在，要求無產階級及其政黨須通過世界革命來變革資本主義世界秩序。馬克思恩格斯指出，資本主義私有制的存在構成了“一些國家剝削另一些國家的條件”，資產階級的國際聯合及其對無產階級的世界性剝削與壓迫則意味著“無產階級對資產階級的勝利同時就是一切被壓迫民族獲得解放的信號”。對無產階級而言，獲得解放的首要條件之一是“聯合的行動，至少是各文明國家的聯合的行動”，因而作為無產階級領導者的共產黨人要兼顧眼前利益和長遠利益，既要在一國范圍內以消滅私有制為宗旨支持一切反對現存社會政治制度的革命運動，又要“爭取全世界民主政黨之間的團結和協調”。基于上述原理性認識，馬克思恩格斯積極投身于國際工人運動，并從國際主義的原則出發為無產階級世界革命提供了可行性思路。

一是在馬克思主義科學理論指導下加強工人階級國際聯合的組織性。19世紀60年代，馬克思恩格斯基于工人階級在國際聯合方面的理論認識和斗爭策略還十分有限的現實情況，積極推動成立了第一國際，為無產階級的國際動員和斗爭提供了組織依托。在《國際工人協會成立宣言》中，馬克思強調工人階級要想實現解放世界的歷史使命，必須首先認清資產階級對外政策的反動性質，積極開展反對資產階級寡頭統治和秘密外交政策的斗爭，以無產階級國際主義行動準則實現“工人們兄弟般的合作”，通過“洞悉國際政治的秘密，監督本國政府的外交活動，在必要時就用能用的一切辦法反抗它；在不可能防止這種活動時就團結起來同時揭露它，努力做到使私人關系間應該遵循的那種簡單的道德和正義的準則，成為各民族之間的關系中的至高無上的準則”。與此同時，馬克思恩格斯與各種資產階級、小資產階級國際主義思想，以及分裂國際工人運動的宗派集團進行毫不妥協的斗爭。針對德國工人黨在《哥達綱領》中提出的實現所謂“各民族的國際的兄弟聯合”，馬克思指出：“這句從資產階級的和平和自由同盟那里抄來的話，是要用來代替各國工人階級在反對各國統治階級及其政府的共同斗爭中的國際兄弟聯合的。”

二是無產階級及其政黨要摒棄狹隘的“民族主義”，積極反對民族壓迫，實現國家間的平等交往和合作。馬克思恩格斯曾以愛爾蘭問題為例，強調被壓迫民族的無產階級“首要的和最迫切的職責是爭取自己的民族獨立”，宗主國英國的無產階級應當同情和支持殖民地和附屬國人民爭取民族解放的愿望和斗爭，因為“愛爾蘭的民族解放對他們來說并不是一個抽象的正義或博愛的問題，而是他們自己的社會解放的首要條件”。1882年恩格斯在談到波蘭民族解放斗爭時指出，工人階級為反對剝削階級統治而進行的斗爭是與被壓迫民族爭取民族解放的斗爭緊密聯系在一起的，因為各民族的獨立、平等是無產階級國際運動的重要先決條件，“無產階級的國際運動，無論如何只有在獨立民族的范圍內才有可能”，“只有在平等者之間才有可能進行國際合作……排除民族壓迫是一切健康和自由的發展的基本條件”。

五、結語

馬克思恩格斯對資本主義世界秩序的批判和超越，遵循著邏輯與歷史、批判與建構相統一的理論路徑：通過批判各種抽象的世界主義及其對世界歷史和世界秩序的先驗性理解，馬克思恩格斯明確了歷史向世界歷史轉變的邏輯，以唯物史觀的建構實現了認識世界秩序的方法論變革；準確把握世界秩序的本質規定，批判揭示了資本邏輯主導的世界秩序的霸權性及必然導致的資本主義世界秩序的全球擴張性和無秩序性特征；科學分析了資本主義世界秩序必將被未來新世界秩序所取代的歷史命運，以及無產階級在超越資本邏輯、變革世界秩序中的主體作用。

經歷漫長的19世紀，到20世紀初，資本主義進入新階段。世界經濟在廣度（伸展到非資本主義地區）和深度（經濟聯系向縱深發展且愈益緊密）上拓展，形成了資本主義世界經濟體系。世界進入殖民帝國時代，全球帝國主義殖民體系建立，形成了“極少數‘先進’國對世界上絕大多數居民實行殖民壓迫和金融扼殺的世界體系”。帝國格局的演變超出資本主義各國的控制能力，新老帝國主義之間不可調和的矛盾“必然導致以火和劍來解決爭論問題”，最終導致帝國主義世界大戰的爆發。列寧深入剖析帝國主義本質及其霸權行徑，深刻批判企圖在資本主義制度下建立所謂“歐洲聯邦”來避免戰爭的虛幻性和反動性，號召無產階級以世界革命根本變革舊的世界秩序，實現各國各民族在社會主義下的自由聯合。列寧對帝國主義世界秩序的批判和領導俄國十月革命勝利開創的“一球兩制”的世界政治經濟新格局，為變革和重塑世界秩序留下了寶貴的理論遺產和實踐經驗。

人類在經歷了20世紀兩次世界大戰和冷戰的災難后進入21世紀，和平發展、合作共贏越來越成為時代潮流。但在國際關系現實中，恃強凌弱的強權霸道依然盛行，單邊主義大行其道，戰爭的陰霾并未消散，和平赤字、發展赤字、安全赤字、治理赤字有增無減。世界需要什么樣的秩序、怎樣推動世界秩序變革，仍是迫切需要回答的時代之題。歷史和現實都表明，由西方國家主導的以其社會制度、發展模式和價值觀為基礎的國際體系和國際秩序，不可能實現世界和平與發展；企圖維持單極獨霸的世界秩序，與當今“全球南方”崛起和世界多極化大勢相背離，也無法應對日益增多的全球性挑戰。在當代世界秩序處在變革和重塑的歷史轉折點上，中國秉持“人類優先”理念，鮮明提出弘揚全人類共同價值、推動構建新型國際關系和人類命運共同體，以一系列富有建設性的全球倡議，為推動形成更加公平、民主、多極化的世界秩序舉旗定向，為不確定性的世界注入穩定性和正能量，也為人類文明新形態的創造作出了意義深遠的中國貢獻。

（注釋從略，完整版請參考本雜志紙質版）

（作者單位：北京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北京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北京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