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世紀中期，工業革命在歐洲各國相繼完成，科技創新極大地推動了生產力發展。馬克思恩格斯敏銳認識到，科技創新并不是像“開墾土地”那樣是“生產力單純的量的擴大”，而是創造出“新的生產力”，并且成為生產力發展的決定性因素。

馬克思在《政治經濟學批判（1857—1858年手稿）》中指出：“生產力中也包括科學。”在《1857-1858年經濟學手稿》中，馬克思說：“社會生產力的一切增長，也可以說勞動本身的生產力的一切增長”是“如科學、發明、勞動的分工和結合、交通工具的改善、世界市場的開辟、機器等等所產生的結果”。在《資本論》中，馬克思進一步指出“工人的平均熟練程度，科學的發展水平和它在工藝上應用的程度，生產過程的社會結合，生產資料的規模和效能，以及自然條件”等是決定勞動生產力的“多種情況”。

馬克思恩格斯認為，所謂科技，包含科學和技術，兩者分別代表知識體系的理論形態和實踐形態，彼此促進、相互轉化、相輔相成。一方面，科學發展是技術發展的先導和理論基礎；另一方面，技術發展的狀況和需要是科學發展的推動力。此外，科學只有轉化為技術才能成為現實的、直接的生產力。恩格斯在給德國社會主義者瓦爾特·博爾吉烏斯的信中寫道：“技術在很大程度上依賴于科學狀況……科學則在更大的程度上依賴于技術的狀況和需要。社會一旦有技術上的需要，這種需要就會比十所大學更能把科學推向前進。”

科技創新通過變革勞動資料推動生產力發展。馬克思指出，現代機器大工業生產，生產方式的變革正是以勞動資料為“起點”和“指示器”的。隨著勞動資料從工具轉化為機器，生產過程中“要求以自然力來代替人力，以自覺應用自然科學來代替從經驗中得出的成規”，經營者實現了“勞動資料的革命”，通過強勁“生產的骨骼系統和肌肉系統”使“生產力得到無比巨大的增長”。

科技創新通過擴展勞動對象推動生產力發展。馬克思將勞動對象分為兩類：一類是未經人類勞動加工的天然存在物，例如捕獲的魚、原始森林中砍伐的樹木、地下礦藏中開采的礦石等；另一類是經由人類勞動加工而已發生變化的物質，稱為原料，包括已開采出來正在洗的礦石、合成的新材料等。工業革命以來，人類借助科技創新，不僅開發和利用了新天然存在物，而且加工合成了新的原料，還提高了諸多勞動對象的利用率等。馬克思認為，這意味著“生產的脈管系統”更加擴寬、延展、高效，“人的活動借助勞動資料使勞動對象發生預定的變化”更加豐富、多樣，而這表現為生產力發展。

科技創新通過改變勞動本身推動生產力發展。馬克思對機器大工業的勞動發展趨勢作出判斷：一是“隨著生產的技術基礎發生變革，不斷地把大量資本和大批工人從一個生產部門投到另一個生產部門”；二是長遠上，“勞動表現為不再像以前那樣被包括在生產過程中，相反地，表現為人以生產過程的監督者和調節者的身份同生產過程本身發生關系”。這使勞動本身發揮作用的方式持續變化，不斷在新生產部門、新行業領域中“在有用的形式上加進勞動”，創造出新的生產力。

馬克思對勞動資料、勞動對象、勞動者的勞動本身這三者的系統關系進行了生動的描述：“機器不在勞動過程中服務就沒有用。不僅如此，它還會受到自然的物質變換的破壞力的影響。鐵會生銹，木會腐朽。紗不用來織或編，會成為廢棉。活勞動必須抓住這些東西，使它們由死復生。”馬克思指出，科技創新通過提高生產勞動的社會化水平，增進了三要素的配置效率。比如，一些要素配置上的“純粹主觀的計算錯誤……在市場上馬上可以得到客觀的糾正”；一些勞動者在將勞動資料作用于勞動對象上時出現的失誤，通過機器的精準化運行、檢測，通過勞動者接受一定的科技知識的教育與培訓，進而更加有目的、有技巧、有效率地進行生產勞動，能夠得到改善甚至規避。

馬克思恩格斯敏銳地觀察到科技創新與社會生產力之間的關系，并準確地揭示出未來科技在生產力發展中的作用。這些論述對于我們今天積極推動新質生產力發展，具有重要啟發意義。

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新時代，推動高質量發展成為全黨全社會的共識和自覺行動，必須堅持科技是第一生產力、人才是第一資源、創新是第一動力，深入實施科教興國戰略、人才強國戰略、創新驅動發展戰略，開辟發展新領域新賽道，不斷塑造發展新動能新優勢。習近平總書記強調：“發展新質生產力是推動高質量發展的內在要求和重要著力點，必須繼續做好創新這篇大文章，推動新質生產力加快發展。”在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新征程上，我國發展面臨新一輪科技革命和產業變革深入發展帶來的戰略機遇，需要舉全黨全社會之力，從戰略和策略、體制和機制上，激發科技創新的動力、活力、潛力，并將此轉化為生產力發展的動能、效能、質量，扎實推進高質量發展。

（來源：《中國紀檢監察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