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人民民主是中國共產黨一以貫之的政治追求和價值取向。井岡山革命根據地的創建，以毛澤東為主要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不僅開啟了中國革命農村包圍城市、武裝奪取政權的正確道路，也開始了中國共產黨人在紅色區域建立人民民主政權的偉大探索和艱辛實踐。毛澤東在井岡山斗爭時期人民民主的建政實踐和探索，開辟了馬克思主義人民民主專政理論中國化的新境界，譜寫了中國人民當家作主民主政權的新篇章，對新時代發展全過程人民民主也具有重要現實借鑒和啟示意義。

［關鍵詞］毛澤東；井岡山斗爭；人民民主；紅色政權

中國共產黨來自人民，為了人民，依靠人民。人民當家作主是中國共產黨的不變初心和政治追求。秋收起義失利后，毛澤東引兵湘贛邊界，“在四圍白色政權的包圍中”創建了中國第一塊農村革命根據地——井岡山革命根據地，先后領導成立茶陵、遂川等六縣工農兵政府和湘贛邊界工農兵蘇維埃政府。回顧歷史，井岡山斗爭時期兩年四個月，毛澤東在井岡山革命根據地一年三個月，時間并不長，加上戰事頻繁等因素制約和影響，毛澤東在井岡山斗爭時期關于人民民主的建政實踐和思想還處于探索和起始創新階段，從現在的視角觀察也許存在不盡完善之處，但從歷史發展鏈條分析，開辟了馬克思主義人民民主專政理論中國化時代化的新境界，開啟了中國人民當家作主人民民主政權的新篇章，對新時代建設全過程人民民主仍具有重要現實借鑒和啟示意義。

一、人民民主是中國共產黨人的政治追求和價值取向

民主是全人類的共同價值，但也是一個歷史范疇。回溯人類發展歷史，馬克思、恩格斯認為“至今一切社會的歷史都是階級斗爭的歷史”，“我們幾乎到處都可以看到社會完全劃分為各個不同的等級，看到社會地位分成多種多樣的層次”。[1]P31“過去的一切運動都是少數人的或者為少數人謀利益的運動。”[1]P42即使所謂人民的統治也往往異化為少數貴族階層和統治階級的專享，絕大多數底層民眾則成為被民主的對象。資產階級民主采取“普選制”“議會制”等形式，都是致力于建構“民主外衣”，實質仍然是通過限制人民民主權力從而實現資本對勞動的永久奴役。資本主義國家選舉看似轟轟烈烈，實質是對民主的誤讀和異化，將“人民主權”置換為“人民的選舉權”，把民主限制在選舉環節，從而進一步壓縮人民權利的空間。即使從選舉環節分析，其目的也是“為了每三年或六年決定一次由統治階級中什么人在議會里當人民的假代表”[2]P156。列寧更是鞭辟入里地指出：“資本主義社會里的民主是一種殘缺不全的、貧乏的和虛偽的民主，是只供富人、只供少數人享受的民主。”[3]P191共產黨領導的無產階級運動，才是“絕大多數人的、為絕大多數人謀利益的獨立的運動”[1]P42。同歷史上任何一種社會形態的民主一樣，無產階級追求的民主也具有鮮明的階級性，但與資產階級民主“為少數人謀利益”不同，無產階級民主的重心是要讓廣大勞動群眾“能實際參與國家管理”[3]P724，進而使絕大多數的廣大民眾當家作主，真正體現民主的本質屬性。

馬克思主義關于人民民主的理論和設想，首先在巴黎公社得到了初步實踐。1871年3月18日，巴黎工人舉行了武裝起義，推翻了資產階級政府的統治，選舉產生代表組成了公社委員會，成立巴黎公社。巴黎公社既賦予人民參與民主選舉和政府決策權利，又創建了人民對政府及其工作人員民主監督和罷免撤換制度，是無產階級專政的初步嘗試，是“新的真正民主的國家政權”[4]P335。但因為存續時間太短，巴黎公社“只能顯示出走向屬于人民、由人民掌權的政府的趨勢”[5]P107。列寧領導俄國布爾什維克建立的蘇維埃政權，則是人民民主政權和國家的一次成功實踐。1917年11月7日俄國十月革命勝利后，建立了第一個無產階級領導的社會主義國家，創立了無產階級民主的新形式——蘇維埃政權，找到了一種實現人民當家作主的國家新形態。正如列寧指出：“世界上還從來沒有過像蘇維埃政權那樣的屬于大多數人的國家政權。”[6]P295

十月革命一聲炮響，給中國人民送來了馬列主義，也送來了人民民主專政理論和制度。鴉片戰爭后，中國進入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國家蒙辱、人民蒙難、文明蒙塵，人民受盡欺壓，民族獨立和人民當家作主成為人民夢寐以求的理想和目標。中國共產黨站上歷史舞臺后，團結領導中國人民實現民族偉大復興成為始終不變的歷史主題，團結帶領中國人民實現當家作主成為探索人民民主政權的邏輯起點。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的中國，實現人民當家作主前提條件就是推翻帝國主義和封建主義統治，消滅階級剝削和階級壓迫。中國共產黨成立的同時就旗幟鮮明提出“推翻資本家階級的政權”“消滅資本家私有制”，認同蘇維埃管理制度，動員組織勞動人民和士兵，公開“承認黨的根本政治目的是實行社會革命”[7]P3。《中國共產黨第二次全國大會宣言》進一步指出，由于帝國主義在中國政治經濟具有支配地位，中國一切重要政治經濟都被其操縱，政府毫無政治經濟自主權，只有推翻帝國主義及其受其控制的各派軍閥與封建勢力，中國人民才能“得到獨立和比較的自由”[7]P114，因此，中國共產黨的目的就是要通過動員組織無產階級，開展階級斗爭，建立人民群眾當家作主的“勞農專政的政治”[7]P115。中國共產黨第三次全國大會文件《中國共產黨黨綱草案》進一步明確：中國共產黨的奮斗目標是“建立無產階級獨裁，創造世界的蘇維埃共和國”[7]P140。隨著中國共產黨登上歷史舞臺，逐步開啟了中國共產黨人領導中國人民探索人民民主的偉大歷程。

二、毛澤東在井岡山斗爭時期對人民民主的探索與實踐

井岡山斗爭時期，面臨國民黨軍隊頻繁的軍事進攻和嚴密的經濟封鎖，湘贛邊界武裝割據和紅色政權建設遭遇極其艱難困境和前所未有挑戰，但以毛澤東為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敢闖新路，大膽創造創新，不僅開辟了中國革命走向成功的井岡山道路，寫下了馬克思主義中國化偉大開篇的經典之作，也開始了中國共產黨人在紅色區域建立人民民主政權的偉大探索和艱辛實踐。

（一）調查分析建立人民民主紅色政權的條件和基礎

秋收起義失利后，毛澤東審時度勢，引兵井岡山，開展武裝割據，建立紅色政權，開辟農村革命根據地，探索中國革命新道路。但在湘贛邊界的井岡山，遭受失敗后的工農革命軍能否站穩腳跟打開局面？能否發動群眾建立民眾紅色政權？能不能走出革命低潮和偏僻的大山？如何走出革命低潮和偏僻的大山？當年不少人感到疑惑，甚至悲觀失望，不斷提出“紅旗到底打得多久”“紅色政權能否存在”的疑問，從而“發生悲觀的情緒”。[8]P49對此，毛澤東走遍羅霄山脈調查研究認為，在國民黨“四圍白色政權的包圍中”可以建立紅色政權并長期存在，“這種奇事的發生，有其獨特的原因。而其存在和發展，亦必有相當的條件”[8]P49。這些“獨特的原因”和“有相當的條件”包括“買辦豪紳階級間的不斷的分裂和戰爭”及其良好的群眾基礎、黨組織基礎、經濟基礎、武裝力量正規紅軍的存在、險要地勢等。[8]P57

尤其是群眾基礎深厚。一是受盡剝削壓迫的邊界群眾推翻原有統治秩序建立民主政權的革命意愿強烈。毛澤東在湘贛邊界調查發現：湘贛邊界各縣超過60%的土地被少數地主掌握，廣大農民占有土地不到40%。[8]P681929年2月，井岡山斗爭時期曾擔任湘贛邊界特委書記的楊克敏給中央報告也提到：“邊界的土地平均百分之六十五在地主階級手里”[9]P275。憑借對土地的占有，地主豪紳殘酷壓迫和剝削廣大農民。此外，連年軍閥混戰，湘贛兩省地方軍閥及邊界各縣建立的“挨戶團”“靖衛團”等地主反動武裝，為了維持龐大的軍費開支，巧立名目，橫征暴斂，掠奪、盤剝和欺壓貧苦民，苛捐雜稅名目繁多，甚至出現了“喜捐喪捐”之類稅種。[10]P72湘贛邊界農民被剝削極為嚴重，生活艱難，因此階級斗爭情緒極其濃烈。二是經受了大革命洗禮，湘贛邊界群眾階級斗爭覺悟較高。大革命時期，湘贛邊界一批進步青年在北京、長沙、武漢、南昌等地求學期間接受了馬列主義，加入中國共產黨后又回到家鄉，積極發展黨員，建立黨的組織，宣傳發動群眾，邊界各縣農民運動得到蓬勃發展。湘贛邊界縣、區、鄉都建立農民協會，半數以上農民都加入了農民組織。各縣工會、學生聯合會、婦女會也相繼建立。各縣農會都擁有自己的武裝，茶陵有槍三百枝，酃縣六十枝，遂川一百一十枝，寧岡六十枝，永新八十枝，蓮花六十枝，共計六百七十枝。大革命失敗后，邊界各縣共產黨的組織和農會慘遭破壞，槍支大多被豪紳繳去，但邊界人民畢竟經受了一次革命洗禮，從而為宣傳、動員、組織農民群眾建立人民民主紅色政權打下了良好基礎。對此，毛澤東分析認為湘贛邊界是大革命時期“工農兵士群眾曾經大大地起來過的地方”[8]P49。

（二）提出建立人民民主紅色政權的理論構想

理論上清醒，政治上才能堅定。探究井岡山革命根據地創建過程中悲觀情緒產生的原因，毛澤東敏銳發現“是沒有找出這種紅色政權所以發生和存在的正確解釋的緣故”[8]P49，也即理論上沒有弄明白想清楚。針對井岡山革命根據地這種現實情況，毛澤東苦苦思索，創立了紅色政權理論，引導井岡山軍民堅定建立人民民主紅色政權的決心和信心。1928年5月20日，湘贛邊界召開黨的第一次代表大會，毛澤東分析國際國內形勢，初步回答了中國的紅色政權為什么能夠存在的問題。1928年10月至11月，毛澤東進一步分析國內國際政治形勢，結合湘贛邊界政治經濟社會狀況，總結井岡山斗爭經驗，寫下了《中國的紅色政權為什么能夠存在？》和《井岡山的斗爭》光輝著作，提出和創立了關于紅色政權的理論。毛澤東明確指出：中國民主革命主要內容就是要“推翻帝國主義及其工具軍閥在中國的統治，完成民族革命，并實行土地革命，消滅豪紳階級對農民的封建的剝削”[8]P48。即：實行土地革命，消滅豪紳階級，推翻反動軍閥政權，建立人民民主的紅色政權。在此基礎上，毛澤東進一步分析中國紅色政權存在和發展的條件，深刻論述了“工農武裝割據”思想。其一，中國是一個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國家，經濟和政治上的發展極不平衡，地方性自給自足的農業經濟和帝國主義的分裂剝削政策，造成了反動統治的縫隙，給革命以可乘之機。這是在四周白色政權包圍中一小塊或若干小塊共產黨領導的紅色區域能夠存在和發展的根本原因。“湘贛邊界的割據，就是這許多小塊中間的一小塊。”[8]P49其二，經過大革命時期民主革命影響，湘贛邊界有著良好的群眾基礎。其三，全國革命形勢繼續向前發展，為湘贛邊界紅色政權存在和發展提供了重要條件。其四，從袁文才、王佐農民自衛軍到秋收起義部隊、南昌起義部隊、平江起義部隊，湘贛邊界匯聚了相當力量正式紅軍，為紅色政權存在和發展提供了武裝保障。其五，大革命時期，湘贛邊界各縣都建立了黨的組織，發展了大批黨員，良好的黨組織基礎為中國紅色政權存在和發展的提供了堅強領導。

在此基礎上，毛澤東立足中國革命大局，將湘贛邊界建政探索與奪取全國政權聯系在一起，謀劃中國革命發展趨勢，提出在井岡山不斷發展，最后逐漸走向“全國政權的取得”[8]P50。回顧中國革命此后的歷程，基本上就是按照毛澤東當年引導的方向，在農村不斷發展壯大，最后走向了全中國。毛澤東當年在井岡山的理論引導，就是中國革命“農村包圍城市、武裝奪取政權”正確道路的雛形或者說是初步構架。

90多年前，井岡山斗爭艱苦卓絕，井岡山軍民長期堅定信念而沒有潰散，除了邊界黨領導人民當家作主和始終代表、維護人民利益外，毛澤東紅色政權理論的正確引導，使井岡山軍民認識到了正確的方向和道路，看到了希望和前途，是一個重要因素。毛澤東創立的紅色政權理論，極大地鼓舞了邊界軍民堅持紅色區域斗爭的信心和決心。對此，毛澤東1936年在《中國革命戰爭的戰略問題》一文中對井岡山斗爭進行總結時寫道：在井岡山的時候，由于對“紅旗到底打得多久”的問題作了科學的回答，“中國革命運動，從此就有了正確的理論基礎”[8]P188。

（三）推動人民民主紅色政權建立與發展

人民民主具體實踐是建立紅色政權，否則，工農當家作主就成為空頭支票。1927年11月18日，工農革命軍攻占茶陵縣城，成立人民委員會，委派譚梓生擔任縣長，仍然沿襲舊政權機構做派，升堂審案，收糧納稅。當地群眾極為不滿。毛澤東了解情況后，指示撤銷人民委員會，發動群眾建立工農兵政府。28日，根據前委書記毛澤東指示，茶陵縣總工會、農民協會和工農革命軍士兵委員會分別選舉代表譚震林、李炳榮、陳士榘組成茶陵縣工農兵政府，譚震林擔任工農兵政府主席，成立井岡山斗爭時期第一個縣級人民民主紅色政權。1928年1月，毛澤東率領工農革命軍攻占遂川縣城，指導發動群眾和縣工農兵政府籌建工作，成立井岡山斗爭時期第二個縣級人民民主紅色政權——遂川縣工農兵政府。1928年2月，毛澤東率領工農革命軍攻占寧岡縣新城，打破國民黨軍隊對井岡山革命根據地第一次“進剿”，組織召開工農兵代表大會，選舉執行委員會，宣布成立寧岡縣工農兵政府，推舉農民文宗根擔任寧岡縣工農兵政府主席。1928年3月，毛澤東率領工農革命軍前往湘南，指導創建了酃縣第一個工農政權——中村區工農兵政府。對此，老紅軍何健礎在《憶井岡山時期酃縣革命斗爭》中回憶：“1928年3月間，毛委員早上往桂東方向出發時，指示縣委書記劉寅生留下開了一個上午的會，這個會是劉寅生同志主持召開的。”“會議的主要內容是，成立中共中村區委會和區蘇維埃政府，布置區委、區蘇維埃政府今后的工作任務。”[11]P234-235

1928年5月底，毛澤東主持召開湘贛邊界工農兵第一次代表大會，成立湘贛邊界工農兵蘇維埃政府，加強對邊界各縣工農兵政府統一領導。此后，邊界各縣區、鄉工農兵蘇維埃政府也相繼成立。邊界工農兵蘇維埃政府的普遍成立，使邊界民眾從封建枷鎖下獲得了歷史上第一次解放，也獲得了群眾的廣泛擁護和支持，邊界“民眾普遍知道了各級‘工農兵蘇維埃政府’，寧岡民眾簡稱為‘埃政府’的（客籍話‘我們’稱‘埃’，埃政府就是‘我們的政府’），別的地方簡稱為‘蘇政府’”[9]P36。

（四）制定人民民主紅色政權綱領性文件

1928年1月，工農革命軍打下遂川縣城后，為使新建立的紅色政權有章可循，毛澤東指示中共遂川縣委書記陳正人起草一個工農兵政府施政綱領——《遂川工農縣政府臨時政綱》（以下簡稱《政綱》）。《政綱》內容涉及政治、軍事、文化、土地、生產和人民生活等方面，共有30條。為了便于群眾理解和接受，毛澤東對《政綱》進行了修改。這個《政綱》原件已經遺失，目前看到的是從湖南安化縣發現的國民黨第十六軍政治部1928年截獲的湘贛邊界檔案材料，僅存有24條。一是明確民眾基本民主權利。勞動群眾都享有參與政治的權利和自由；制定保障工人階級利益的勞動法和勞動保障法，實行8小時工作制；舉辦工人、農民學校，增加工農平民勞動知識和文化程度。二是規定政權組建及各階級地位。建立工會、農民協會，召開遂川縣工農兵代表大會選舉人民委員會，確保工農執掌政權。三是規定經濟制度。準許工農平民自由奪取使用土豪劣紳、奸商、地主的谷米、衣服、豬肉、油鹽、磚瓦等；工人有管理由工農兵政府所沒收的商店和行棧的權利；工農平民從前的欠債、欠租、欠捐，一律停止償還和繳納；取消鹽稅、田賦厘金、印花煙油稅等一切苛捐雜稅；此外，還就消費合作社、信用合作社、生產合作社的開辦以及全縣斗尺秤的統一等作了規定。《政綱》內容不僅涉及公民的政治、經濟、文化等各項基本民主權利，而且就政權機關、經濟制度、軍隊建設、教育等作了具體規定，集中反映了湘贛邊界勞動群眾的要求和愿望，代表了中國共產黨的早期政權主張，成為土地革命戰爭時期中國共產黨紅色建政的重要母本。

中國革命的中心問題是農民問題，而農民問題的根本是土地問題。獲得土地是農民的迫切愿望和根本利益所在。為了指導和推進井岡山革命根據地土地革命，毛澤東親自起草了《井岡山土地法》。1928年12月，湘贛邊界蘇維埃政府正式頒布《井岡山土地法》，這是土地革命戰爭時期中國共產黨制定的第一部土地法。《井岡山土地法》共有九條，主要包括三方面內容：一是規定沒收一切土地分配給農民耕種，禁止買賣。二是規定以鄉為單位，按人口標準分配土地。三是規定土地稅征收最高限額15%。《井岡山土地法》是中國共產黨探索以立法形式解決農民土地問題的良好開端，滿足了農民獲得土地的愿望和要求，為紅色政權建立和發展贏得了農民群眾的廣泛支持。

（五）喚起民眾參與人民民主紅色政權建設的熱情和積極性

當時的中國是一個半殖民地半封建農業大國，農民占全國人口總數80%以上，但土地高度集中，農民長期遭受封建地主階級剝削和壓迫，湘贛邊界尤其如此，因此，農民最為迫切的愿望是獲得自己的土地。毛澤東率領工農革命軍安家井岡山后，順應湘贛邊界農民利益訴求，很快在寧岡大隴、酃縣中村、永新塘邊等地開展了分田試點。在取得初步經驗基礎上，1928年5月，湘贛邊界黨的第一次代表大會制定“深入開展土地革命”方針，掀起了根據地土地革命高潮。隨后，邊界各級蘇維埃政府都成立專門機構，負責制定土地分配方案，領導邊界土地革命運動。考慮到邊界土地分配工作人手不夠，經驗不足，毛澤東指示從工農革命軍抽調了一批干部到各縣幫助工作，指導土地革命，推動分田分地。當年被派往寧岡葛田村幫助分田分地的王紫峰回憶說：“我任手槍隊副班長不久，由于寧岡縣要進行分配土地，地方缺干部，由軍隊調些干部交地方黨委領導，深入到各區鄉幫助分田工作。當時決定我從手槍隊里調出來，去搞土地革命，……1928年6月份，我到了寧岡葛田。住在村支部書記家里。……我去主要是幫助分配土地。”[11]P456蘇蘭春在《回顧寧岡的革命斗爭》中回憶：軍隊經常派干部，深入農村，發動群眾，打土豪，“余賁民、游雪程同志就分在古城一帶，徐彥剛、何長工同志在東源大倉一帶”[11]P94。

土地革命的深入開展，過去沒有或很少擁有土地的湘贛邊界貧困農民占有土地數達85.34%左右。[12]P344自古以來，土地是中國農民根本的生產資料和生存依靠，是中國農民的命根子。獲得土地有效滿足了湘贛邊界農民根本利益需求，促進了“停留在杵臼時代”[8]P74的湘贛邊界生產力發展，也大大激發了廣大民眾的革命熱情，為紅色割據區域拓展和人民民主紅色政權建設奠定了雄厚的物質和社會基礎，促進了井岡山革命根據地和湘贛邊界紅色政權的鞏固和壯大。以寧岡縣為例，井岡山斗爭時期5萬余人，參加紅軍3596人、暴動隊3804人、赤衛隊1115人、少先隊1625人、兒童團1348人。[13]P155

（六）提高民眾參與人民民主紅色政權的能力

實行人民群眾當家作主，不僅要為工農群眾提供機會和路徑，還要提高他們的文化教育水平、思想政治覺悟和參政議政能力。為此，毛澤東指示湘贛邊界工農兵蘇維埃政府加強對根據地民眾宣傳和教育。湘贛邊界黨的第二次代表大會明確要求蘇維埃政府、紅軍“制定專門宣傳綱要，加緊宣傳”[9]P1933。宣傳是群眾工作的重要內容，井岡山斗爭時期，軍隊機關都派五個人擔任宣傳群眾工作。王耀南回憶：工農革命軍進入井岡山時，剛開始老百姓不了解，都躲起來，后來一方面派人“挨家挨戶地宣傳黨的政策，宣傳軍隊的政策，向老百姓說明我們是人民的軍隊，是救老百姓的，是打土豪、分田地來的”，一方面幫助老百姓解決各種困難，“老百姓都陸續回來了，對我們很不錯。”[14]P735

為了廣泛開展群眾文化教育和政治教育，根據地開辦了夜校、半日學校、補習學校、識字班（組）等各種形式的靈活群眾教育組織。沒有教材，毛澤東就動員大家就地取材，結合井岡山斗爭實際組織編寫，將文化學習與政治教育有機結合，既提高文化水平，也增強政治覺悟。關于教材內容，毛澤東強調要善于運用群眾語言，做到通俗易懂。寧岡縣教材寫有“土地分到家，有穿又有吃，窮人喜洋洋，工農坐天下”，毛澤東將其修改為“土地回老家，合理又合法，豪紳要打倒，工農坐天下”[15]P122-123，既能為邊界群眾理解和接受，又可以很好宣傳黨的主張和政策。這樣編寫出來的教材不僅是一種很好的識字課本，也是一種有效的政治訓練教材。此外，根據地還開辦了大量工農俱樂部，一方面極大地活躍了邊界群眾文化生活，另一方面又有效宣傳了革命思想。

政治路線確定之后，干部就成為決定因素。井岡山斗爭時期，毛澤東非常重視黨員干部教育培訓。針對邊界黨員幾乎完全是農民成份的情況，毛澤東第一次提出了思想建黨思想，強調加強對黨員開展思想政治教育培訓，提高思想政治覺悟，保持共產黨員工人階級先鋒隊性質。湘贛邊界黨的第二大次代表大會決定舉辦黨團訓練班，對根據地黨員團員開展思想教育和政治訓練。第一期黨團訓練班1928年10月在寧岡象山庵開辦，學員有100多人。毛澤東經常到培訓班授課。后來在茨坪等地也多次舉辦過類似的黨團訓練班。黨團訓練班的開辦，大大提高了根據地基層干部的思想政治覺悟和動員組織群眾能力。

井岡山斗爭時期，邊界黨組織和工農兵蘇維埃政府通過開展這些形式靈活多樣的群眾教育和黨團員培訓，使邊界黨員群眾不僅習得了文字，提高了文化水平，也接受了政治教育，提高了階級覺悟和政治能力，極大調動了邊界民眾參與土地革命、參軍參戰、建設紅色政權的主動性、積極性和堅定性。

（七）總結人民民主紅色政權建設經驗教訓

湘贛邊界紅色民主政權誕生后，如何建設與不斷完善，毛澤東極其注重總結提升。一是強調貫徹“民主集中主義原則”。湘贛邊界地處封閉的“農村經濟的環境”和“杵臼時代”，缺乏“集體指導及民主化的精神”，“縣、區、鄉各級蘇維埃是普遍的組織了，但是名不符實”。很多地方政權是建立起來了，但還是沒有完全搞明白何為蘇維埃，沒有弄清楚工農兵代表大會最高權力機關這一性質，不懂得執行委員會只是工農兵代表大會閉會期間“一個處理各事機關”[16|P340。針對這些情況，毛澤東提出了一些具體對策：特委、縣委設立巡視員，經常指導和改進下級工作；健全各級組織機關，重要決策必須經黨員大會討論，擴大民主化范圍，嚴格決策程序；各級黨組織和政府領導盡量用選舉辦法產生，增加工人領導力量，確保紅色政權人民民主性質。二是完善政權機構名稱，體現民主政權性質。1927年11月，工農革命軍攻占湖南茶陵縣城，按照舊政府模式成立了所謂“人民委員會”，委派縣長，坐堂審案，派稅收費，換湯不換藥，老百姓極為不滿。毛澤東了解情況后立即去信指示：建立紅色政權不能套搬照用國民黨政府做法，要充分發動組織群眾，建立真正代表人民的工農兵政府。按照毛澤東的要求和意見，工農革命軍很快解散了“人民委員會”，在廣泛開展群眾工作基礎上選舉產生了由工、農、兵代表組成的茶陵縣工農兵政府。此后，井岡山革命根據地成立的其他各縣紅色政權都是按照茶陵縣工農兵政府模式組建，充分體現了人民民主政權性質。三是正確處理黨與政府關系。建立人民民主政權必須堅持黨的領導，但黨的領導不是事無巨細都要親自上場，重要的是政治領導和全局性、戰略性、長遠性把握，也要充分發揮政府作用。井岡山斗爭時期，毛澤東發現我們黨的威信很高，但“政府的威權卻差得多”，究其原因，是因為很多時候黨組織“把政權機關擱置一邊”，許多本應由政府做的事情“黨在那里直接做了”。[8]P73為了糾正這種現象，毛澤東一方面指出黨組織“要執行領導政府的任務”，另一方面又強調黨的政治主張要通過政府組織去執行，不能包辦一切[8]P73，要正確處理好黨組織與蘇維埃政府之間的關系，避免“黨即政府的弊病”[9]P194。井岡山斗爭時期，毛澤東最早提出了“黨政分工”思想。四是整頓和純潔政權組織。針對一些蘇維埃政府工作人員脫離群眾，缺乏群眾監督，甚至出現地主、富農和投機分子乘機混入黨內和政府機關情況，毛澤東提出發動組織群眾揭發投機分子，“重新組織蘇維埃”[9]P277，保證基層政權真正掌握在貧苦民眾手中；完善代表會議制度，明確代表會、委員會職權，健全各級蘇維埃執行委員會辦事制度；加強監督，嚴肅處理和徹底清理蘇維埃政府存在的貪污腐化分子。經過整頓，湘贛邊界紅色政權進一步得到了鞏固和發展，湘贛邊界武裝割據不斷擴展。

三、毛澤東在井岡山斗爭時期人民民主探索的啟示

歷史是最好的老師。回顧歷史最重要的是總結歷史經驗，汲取歷史智慧和營養，把握歷史規律，從而“增強開拓前進的勇氣和力量”[17]P32。習近平總書記強調要善用歷史思維，善于從歷史汲取智慧和營養，從而“找到前進的正確方向和正確道路”[18]。回顧總結井岡山斗爭時期毛澤東人民民主建政的探索與實踐，就是要善于從歷史中汲取智慧，把握規律，進一步找準新時代推進全過程人民民主的正確方向和道路，增強新時代發展全過程人民民主的自信和力量。

（一）黨的領導是關鍵，新時代發展全過程人民民主必須始終堅持黨的堅強領導

井岡山斗爭時期，紅色政權存在和發展的“要緊的條件”，是黨組織的堅強領導。[8]P50在創建井岡山革命根據地艱苦卓絕斗爭中，針對當時邊界黨內存在的機會主義、地方主義、土客籍矛盾、“邊界各縣的黨，幾乎完全是農民成分的黨”[8]P77等問題，毛澤東探索通過重塑邊界黨組織領導體制、“厲行洗黨”、思想建黨、實行民主集中制等有效措施，加強黨的建設，始終保持黨對根據地政權的堅強領導，從而保證了根據地工農當家作主人民民主政權性質。

進入新時代，習近平總書記總結中國共產黨領導人民發展人民民主的實踐和經驗，創新馬克思主義人民民主理論，與時俱進提出了全過程人民民主理念。中國共產黨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的領導核心，是全過程人民民主的最本質特征，也是發展全過程人民民主的根本保證。發展全過程人民民主，必須始終堅持黨的堅強領導，維護黨中央集中統一領導權威，確保人民民主建設正確政治方向，確保人民民主理念、方針、政策在國家政治生活和社會生活全領域全鏈條得到貫徹落實；必須堅持黨內民主，完善民主選舉、民主決策、民主協商、民主管理、民主監督，以黨內民主引領、帶動和不斷促進人民民主發展；必須堅持依法執政、民主執政，不斷提升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水平，善于通過法定程序使黨的主張變成國家意志，建設法治中國，切實保障人民當家作主。

（二）人民群眾是主體，新時代發展全過程人民民主必須充分發揮人民群眾參與主動性積極性

革命成功，政權建立，盡在民眾。井岡山斗爭時期，黨和紅軍之所以能在敵我力量懸殊的惡劣條件下堅持下來，在湘贛邊界建立工農民主政權，根本在于始終與人民群眾同甘共苦，真心實意為群眾謀利益，從而形成了不可戰勝的強大力量。毛澤東總結根據地政權建設經驗時強調：“要得到群眾的擁護嗎？要群眾拿出他們的全力放到戰線上去嗎？那末，就得和群眾在一起，就得去發動群眾的積極性，就得關心群眾的痛癢，就得真心實意為群眾謀利益，解決群眾的生產和生活的問題……我們是這樣做了么，廣大群眾就必定擁護我們，把革命當作他們的生命，把革命當作他們無上光榮的旗子。”[8]P138-139

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中國共產黨根基在人民，血脈在人民，力量在人民。人民是歷史的創造者，是推動歷史發展和成就歷史偉業的主力軍和力量源。發展全過程人民民主必須堅持人民主體地位，發揮人民群眾主體作用。一是堅持一切權力來源于人民，一切權力屬于人民，充分保障人民行使權力，不斷拓展和暢通人民群眾參政議政途徑，有效落實人民群眾參政議政權利。二是堅持一切權力為了人民，積極回應群眾關切，切實解決群眾最關心最直接最現實的利益問題，增進群眾獲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不斷滿足人民群眾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三是堅持一切依靠人民，尊重人民首創精神，暢通人民參政議政途徑，健全匯集民需民意工作機制，真正做到問計于民、問策于民、問智于民，凝聚人民群眾形成建立健全實現全過程人民民主政治體制機制的不竭動力。四是堅持人民評價標準，堅守人民立場，把人民滿意不滿意、贊成不贊成、高興不高興、答應不答應作為檢驗全過程人民民主成效的重要標尺和根本依據，始終牢記“時代是出卷人、我們是答卷人、人民是閱卷人”[19]P70。

（三）法律制度是保障，新時代發展全過程人民民主必須堅持全面依法治國

井岡山斗爭時期，以毛澤東為書記的邊界特委、井岡山前委十分重視法制建設，開創了中國共產黨探索建政與法制建設一起推進的先河。成立遂川縣工農兵政府，毛澤東主持制定了《遂川工農縣政府臨時政綱》。開展湘贛邊界土地革命實踐，毛澤東親自起草了中國共產黨歷史上的第一部土地法規——《井岡山土地法》。它不僅直接指導了湘贛邊界土地斗爭，有力保障了農民的土地權益，也為后來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土地革命斗爭提供了寶貴經驗。

依法治國是黨領導人民治理國家的基本方略，是堅持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根本要求和重要保障，也是實行全過程人民民主的本質要求和重要保障。民主決定法治價值和意義，法治則為民主提供運行規則和制度保證。新時代發展全過程人民民主，首先要完善以憲法為核心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律體系，健全法律制度，在國家政治生活和社會生活中切實貫徹全過程人民民主重大理念，為廣大人民有序參與政治、充分行使民主權利和真正當家作主提供法律依據和制度保障。加強人民當家作主制度保障，立法部門要適時修改代表法、監督法、監察法、城市居民委員會組織法等法律。其次是嚴密法律監督，防止權力異化，保障人民民主制度和法律得到有效貫徹落實，“不因領導人的改變而改變，不因領導人的看法和注意力的改變而改變”[20]P146。再次是嚴格公正司法，守住維護社會公平正義最后一道防線，努力讓人民群眾在每一個司法案件中感受到公平正義，確保全過程人民民主在法治軌道上有序運行，構建人民民主與依法治國相輔相成的協調運行機制。

（四）科學理論是引領，新時代發展全過程人民民主必須不斷創新理論指導

理論是行動的先導。井岡山斗爭時期，為了從理論上答復中國革命根據地和中國紅色政權能否存在和發展的問題，克服悲觀思想，毛澤東苦苦思索中國革命未來和走向，創立了紅色政權理論，從而使邊界軍民堅定中國紅色政權能夠長期存在和不斷發展有了充滿自信的科學理論依據和底氣。

黨的十八大以來，習近平總書記立足“兩個大局”的歷史方位，總結我國人民民主實踐與成就，深刻闡述了全過程人民民主的豐富內涵和鮮明特征，即本質上是“社會主義民主”，內容上是“過程民主和成果民主、程序民主和實質民主、直接民主和間接民主、人民民主和國家意志相統一”，范圍上是“全鏈條、全方位、全覆蓋的民主”，效用上是“最廣泛、最真實、最管用”的民主[21]P260-261。他明確提出了評價國家政治制度民主有效的標準：國家領導層能否依法有序更替，全體人民能否依法管理國家事務和社會事務、管理經濟和文化事業，人民群眾能否暢通表達利益要求，社會各方面能否有效參與國家政治生活，國家決策能否實現科學化、民主化，各方面人才能否通過公平競爭進入國家領導和管理體系，執政黨能否依照憲法法律規定實現對國家事務的領導，權力運用能否得到有效制約和監督。同時他進一步明確了衡量一個國家“人民當家作主”的四個方面具體內容：看人民有沒有投票權，更要看人民有沒有廣泛參與權；看人民在選舉過程中得到了什么口頭許諾，更要看選舉后這些承諾實現了多少；看制度和法律規定了什么樣的政治程序和政治規則，更要看這些制度和法律是不是真正得到了執行；看權力運行規則和程序是否民主，更要看權力是否真正受到人民監督和制約。[21]P258-259

習近平總書記關于全過程人民民主的重要論述，既是中國共產黨領導中國人民百年來探求和推行人民民主歷程的經驗總結和理論概括，也是馬克思主義關于人民民主思想的傳承發展和守正創新，開辟了馬克思主義人民民主理論中國化時代化新境界，為新時代進一步發展全過程人民民主提供了根本遵循，為堅定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自信夯實了理論底氣和實踐引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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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習近平談治國理政：第四卷[M].北京：外文出版社，2022.

（作者：中國井岡山干部學院教學科研部主任、教授）

（來源：《中國井岡山干部學院學報》2024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