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惲代英與圖書館事業

作者:    發布時間:2024-06-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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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書館是傳承人類文明、傳播知識信息、開展社會教育的重要機構。革命先驅惲代英非常重視圖書館的職能作用,認為“圖書室是傳播文化的利器”,他不僅具有先進的圖書館建設理念,而且積極投身實踐,為推動中國近代圖書館事業發展作出了重要貢獻。

打造家庭圖書室,將私人藏書對外開放

惲代英出身書香門第,家中藏書豐富,自幼博覽群書、文筆出眾。在武昌中華大學讀書期間,惲代英廣泛閱讀中外書籍,常到文華公書林(圖書館)借閱圖書,也曾到外語學校閱覽室參觀。這些新式圖書館開放有序的管理方式使其深受啟發,于是萌生了整理家藏的想法。1917年7月,惲代英與弟弟惲子強分工合作,利用暑假對家庭藏書進行整理,并取名為智育社圖書室。

從智育社圖書室的建設中,惲代英摸索出一套個性化的圖書分類和管理方式:一是自創分類法,便于管理圖書。即在傳統經史子集的四部分類法基礎上予以拓展,以學科為主對書刊按照經學、哲學、文學、科學、圖表、雜志等類別進行分類,再輔以數字順序、書名、冊數、作者、價格等基本信息。二是編制書名索引,便于查找。書目依據漢字筆畫順序排列,同類圖書用順序號區分,方便書目查找。三是制定借閱規則,供他人借閱。四是加工圖書,便于區分。每本圖書均蓋藏書章、粘貼標簽,用以區分非智育社圖書。智育社圖書室建成后,惲代英稱之為“此事終今夏一大成績也!

智育社圖書室是惲代英精心打造的家庭圖書室,雖為家藏,但對外借閱,沖破了當時私人圖書“藏而不宣”的傳統思想禁錮,開放藏書,傳播文化,極具先進性。在圖書整理中,他摸索出一套目錄編制、圖書分類、標簽粘貼的清書流程,分門別類、有序規范,極具獲得感。至此,惲代英每到一處,就想著開辦圖書館。

創建社團圖書室,學習和宣傳新思想新文化

20世紀初,在新文化運動影響下,先進的知識分子紛紛通過組建社團的方式探尋救國救民的道路。1917年10月,惲代英發起創建了進步社團互助社,在青年中開展互助實踐活動,后又倡議在互助社宿舍中建立圖書室,購置書報。

1918年6月,互助社創辦的啟智圖書室在中華大學校門口正式開放。惲代英主張“設公共圖書館以交換所有書籍,并公之大眾”,號召社員捐書寄存,供人借閱,初具“知識共享”的先進理念。他身體力行捐贈智育社圖書室藏書,允許外校學生借閱書刊。在藏書方面,惲代英認為相比于大部頭的舊書,最近出版的雜志和新書更為重要,他用自己寫作換取的書券購買最新的書刊放置其中。在管理方面,啟智圖書室定制了專用書架,編制圖書分類目錄,圖書外借記錄登記造冊,個人寄存以供閱覽的圖書加上特別標記,以便他日歸還書主。在服務方面,內容和形式都有所創新,設立了書報代售處,推廣《新青年》《新潮》《新教育》《新中國》等進步書刊,兼具書店的功能。啟智圖書室規范管理,秩序井然,學生樂于在此讀書自學,新文化報刊更是吸引青年學生來此借閱,從門可羅雀到門庭若市,深受歡迎。惲代英在日記中提到:“即如本校的文化啟智圖書室是個很大的幫助,許多人都承認他。”

在啟智圖書室的帶動和影響下,上海同濟醫工專門學校的學生將私人書籍陳列在一起,供人閱覽,后逐步演變為同濟大學圖書館。此外,武昌的啟黃中學建立了啟黃圖書館,漢口商人建立了書報閱覽室,大大推動了武漢地區新文化的傳播和圖書館事業的發展。

經營圖書館式的書店,推動馬克思主義的傳播

1919年五四運動的浪潮席卷全國,6月,全國學生聯合會在上海建立,惲代英起草了《武漢學生聯合會提出對于全國學生聯合會意見書》,基于互助社和啟智圖書室取得的成效和經驗,明確提出“會所應設圖書室”,幫助青年學生了解世界新知識和新潮流。在意見書中,惲代英制定了藏書規劃,指出購書款應由會費支付;圖書選購要圍繞學生的需要,購置最新的書刊、新舊圖書、重要的參考書;國內出版的雜志報紙應全部購買,國外出版的及其他新舊報刊,可按需購買、擇優購買;號召捐贈圖書,充實藏書。五四運動時期,惲代英追求書刊內容的先進性,認識到進步書刊是傳播新思想新文化的重要手段,圖書館可以為青年學生提供學習和交流的空間,這些辦館理念在之后利群書社的經營活動中不斷得以實踐、逐步完善。

1920年2月,惲代英、林育南等創辦了利群書社,用以宣傳馬克思主義。這是一個兼具書店和圖書館特征的“文化運動場所”,“不在營業,在于介紹文化”。書社依照圖書館模式,報刊開架陳列,學生可以自由翻閱和購買,“不買的人,盡可以在營業的地方觀覽,算兼辦了圖書館一樣”。利群書社書刊采購不以銷售多寡作標準,堅持“人無我有,人有我優”的差異化原則,主要售賣別處不易買到的、宣傳新思想的書刊,包括《共產黨宣言》《資本論入門》等馬克思主義經典著作,《新青年》《新潮》等多種新文化報刊,借此凝聚起了武漢大批愛國青年。董必武、陳潭秋、施洋等都曾是書社常客,這里成為早期傳播馬克思主義和新文化的基地。

在利群書社的影響下,毛澤東在湖南長沙建立文化書社,隨后南昌、重慶、開封等地也紛紛建立書社,極大推動了馬克思主義在中國的傳播。1921年6月,利群書社在軍閥混戰中被毀,1985年恢復重建,至今依然發揮著傳播文化的作用。

革新學校圖書館,服務師生和教學工作

惲代英長期從事教育工作,高度重視圖書館在教學和研究中的重要作用與社會價值。1921年10月,惲代英應盧作孚邀請去四川瀘州川南師范擔任教務主任,致力于教學改革,革新圖書館也是重要一環。當時的川南師范圖書館陳舊封閉,重藏輕用。惲代英銳意改革,一是開放圖書館,新報刊實施開架閱覽,圖書允許外借,打破對小說的偏見,允許學生借閱。二是補充館藏,申請經費支持。1922年,惲代英利用暑假專程趕赴上海為學校購置圖書、教材和儀器。川南師范圖書館從封閉到開放,從存古到知新,文化氛圍煥然一新。

惲代英走上革命道路之后依然關注圖書館事業。北伐戰爭期間,惲代英到中央軍事政治學校武漢分校擔任政治總教官,邀請魏以新擔任該校的圖書館總管理員。惲代英給予購書經費并親自擬定采購書單,使館內藏書應有盡有、門類齊全,包含政治、經濟、歷史、哲學等不同學科,到訪的知識分子和政治教官對藏書質量給予充分肯定,也受到學校師生歡迎,圖書館座無虛席。按照惲代英的要求,圖書館鉛印圖書目錄、定制文華公書林尺寸的標準書架、采用最新的杜式(定友)圖書分類法,這些做法堪稱“專業”。在武漢時局動蕩之時,他還特意叮囑將全部圖書以及書架等家具登記造冊移交湖北省立圖書館。該校圖書館與時俱進、科學管理、注重保存,這些專業的做法很有先進性。

共建公共圖書館,推進社會文化教育

惲代英一直致力于社會教育事業,希望普及教育,振興中華。1920年4月,惲代英推動成立了湖北平民教育社,并在起草的簡章中提出建立“平民圖書館”“平民閱報處”。他認為建設圖書館、閱報處等公共文化服務機構對教育民眾、開啟民智尤為重要。

在瀘州川南師范任教期間,除革新校務外,惲代英還致力于推進社會教育活動,積極創造條件,將建設“平民圖書館”的理念付諸實踐。1921年,為更好宣傳新文化和革命思想,在盧作孚的支持下,惲代英和蕭楚女在瀘州城內治平寺建立了報刊閱覽室,俗稱白塔寺圖書館,即瀘州早期的公共圖書館。該圖書館是由寺內的大雄寶殿改建而成,一層為閱覽室和借書處,二層為講演廳及書店,每年約有1200銀元作為常年經費,通過募捐購置了價值3000銀元的圖書。惲代英號召有識之士捐贈私人藏書,朱德將駐防瀘州五年的個人藏書均捐贈給該館。經多方努力,白塔寺圖書館藏書達10余萬冊,類型多樣、中外兼有,館藏中外文的科學讀物、馬列書籍、進步報刊等。在當時閉塞的川南地區,白塔寺圖書館對推動瀘州文化發展、傳播新思想發揮了重要作用。

惲代英熱心倡導圖書館事業,一生中參與創建了多種類型的圖書館,廣泛服務于文化傳播和革命運動。他將自身對于圖書館建設的獨到見解和先進理念不斷付諸實踐,有效推動了圖書館的改革與發展,成為近代中國圖書館事業的重要開拓者。

來源:《學習時報》2024年6月21日第12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