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多世紀前，心懷遠大理想的青年毛澤東，面對中國封建王朝的衰落與西方文明持續而強烈的沖擊，前瞻性地提出了“東西文明會合問題”，不僅糾正了五四時期社會上廣泛流行的對西方文明的盲目崇拜，而且還為他最終發現“愿自己好，也愿別人好”的世界主義道路提供了基礎。從《毛澤東早期文稿》（1912.6—1920.11）來看，他對中國與西方文明關系的思考具有豐富內涵。

首先，在為學之道上，提倡中西交融。鴉片戰爭之后，清王朝的腐朽落后促使許多心懷救國理想的知識分子探索學習西方、改造中國的道路。在他們眼中，西方的富強不只由于自然科學技術的先進，還在于社會制度與人倫關系的開明。因而，那一時期中國的知識文化界對于西方文明總體持推崇態度。維新運動、新文化運動更是將西方政治學術思想的傳播推向高潮。

1910年，毛澤東來到湘鄉的東山學校求學，第一次接受了“新法教育”。在讀到梁啟超的《新民說》時，深受感染。在《新民說》中，梁啟超列舉的“新民”所具備的諸多特質大多來自西方，并認為我們國家的道德雖然發展很早，但僅“偏于私德，而公德闕如”。不過，梁啟超也同時意識到中國文化的永恒價值，認為對西方世界不必一味傾心。他在《論道德之大原》中強調：“德必有本，何新非舊；德貴時中，何舊非新”，意在呼吁傳統道德仍然具有時代價值。受當時一些新說的影響，毛澤東1912年來到了湖南省立圖書館自修。他如饑似渴地閱讀了大量19世紀西方自然科學與哲學社會科學的代表著作，比如赫胥黎的《天演論》、斯密的《原富》、斯賓塞的《群學肄言》、孟德斯鳩的《法意》和盧梭的《民約論》等。在1915年《致湘生信》中，毛澤東向友人推薦了康有為和梁啟超的治學方式，表達了自己對待中西方學問的態度，即雙方各有優長，應當平等相待：“為學之道，先博而后約，先中而后西，先普通而后專門。”在深入了解了很多西方文化思想后，毛澤東更加贊嘆中華文明的廣博。他在《致蕭子升信》中說：“國學則亦廣矣，其義甚深，四部之篇，上下半萬載之紀述，窮年竭智，莫殫幾何，不向若而嘆也！”

其次，在對待西方文明的沖擊時始終保持不偏不倚。青年毛澤東提倡治學要中西交融的觀點受到了他在湖南第一師范學校的老師楊昌濟的影響。在那個弘揚西學的時代，留過學的楊昌濟對待西學的態度一直是中立與辯證的。他認為“一國之文明，不能全體移植于他國”。他也非常清楚中國傳統文化中所蘊藏的豐厚寶藏，主張中西文明應該“合一爐而冶之”。

在老師的影響下，毛澤東不僅對待學問嚴謹與客觀，而且對中西文明的看法也更具兼收并蓄的包容性。1917年8月，毛澤東在《致黎錦熙信》中指出：“日本某君以東方思想均不切于實際生活。誠哉其言！吾意即西方思想亦未必盡是，幾多之部分，亦應與東方思想同時改造也。”在《倫理學原理》的批注中，毛澤東更是在強調對中西文明辯證對待的基礎上提出：“故凡有壓抑個人、違背個性者，罪莫大焉。故吾國之三綱在所必去，而教會、資本家、君主、國家四者，同為天下之惡魔也。”在此批注中，毛澤東還對中西文明思想中的相通之處進行對比，寫有“吾國先儒之說亦然”“吾國宋儒之說與康德同”等。這些批注均反映了毛澤東學貫中西的視野。

那一時期，中國的很多知識分子針對東西文化、文明差異展開了大論戰。如陳獨秀認為，西方文化已經進入了“近代文明”時期，而中國文化還停留于“古代文明”時期。在《憲法與孔教》中，陳獨秀強調了中國傳統的孔教與西方先進文明不能相融，必須要有徹底變革的決心與勇氣，“否則不塞不流，不止不行”。胡適等人主張全盤西化，“再造文明”。而以杜亞泉、章士釗為代表的東方派則堅持東西文明的差異并不代表著先進與落后之分，對于傳統文化不能一味批判而是要繼承發展。這場論戰在當時的社會上產生了廣泛影響，也為更多人了解東西文明各自的優劣提供了基礎。毛澤東對杜、章二人僅用儒家思想拯救世界的主張提出反對意見，同時并不完全認同西方文明的所謂先進性。

最后，在實踐上尋求愿東西方都好的世界主義道路。毛澤東認為，中西兩大文明都既有精華又有糟粕。古代文明有壓抑和束縛人性自由的缺點，也有倡導“齊家、治國、平天下”的君子人格與“世界大同”的至善理想。若能人人如此，則能共同躋身于圣域之中。“彼時天下皆為圣賢，而無凡愚。”西方文明有倡導自由、法治等價值的長處，也有霸權與掠奪思想的弊病。這種強權思想愈演愈烈，不僅使得國與國之間自相殘殺，還會將人類引上絕路，為整個世界帶來危機。

故而，毛澤東提倡要匯中西百家之說而成一學，“取精用宏，根茂實盛”。要“搜羅萬有，以博其心胸”，將古今中外各種思想加以去粗取精，“挈其瑰寶，而絕其淄磷”。1919年10月，《北京大學日刊》刊載了毛澤東從長沙寄來的《問題研究會章程》。他在文中提出要將“東西文明會合問題”進行專門研究，并將之與教育問題、女子問題、孔子問題等視為還未得到解決，以致影響現代人生之進步的問題。

與此同時，毛澤東逐步將其對中西文明的探索轉移到實踐上來。他認識到，不管是哪種文明，要想在中國土地上發揮作用，都需要加以實地調查研究。在向李大釗等人請教并閱讀了大量馬列主義的著作之后，他慢慢尋找到了一個能夠融通中西文明，并能在實踐中得以應用的觀點。在致信給張國基時，他創設性地提出了一種“愿自己好，也愿別人好”的世界主義。這種世界主義就是馬克思恩格斯所極力倡導的社會主義。基于其對西方文明深刻的認識，他還同時強調了絕對自由主義、無政府主義等都不能達成建設共產主義的目的。只有列寧的“激烈的方法的共產主義，即所謂勞農主義，用階級專政的方法，是可以預計效果的，故最宜采用”。

可以看到，毛澤東最終確定了馬列主義作為改造中國與世界的指南。這一切的發生并非偶然，也是對東西文明會合問題思考后的必然產物。

來源：《學習時報》2024年6月19日第5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