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1953年7月朝鮮戰(zhàn)爭停戰(zhàn)后，中國采取主動行動陸續(xù)從朝鮮撤退了軍隊，然而美國軍隊仍然駐扎在那里，繼續(xù)加劇著遠東的緊張局勢。法國軍隊也還在印度支那進行侵略戰(zhàn)爭。

但是，由于中朝兩國政府和人民在爭取全面解決朝鮮問題上的堅決斗爭，由于印度支那人民抗法戰(zhàn)爭取得進一步成果，更由于世界范圍內(nèi)準備戰(zhàn)爭的力量同愛好和平的力量的對比起了根本性變化，法國政府和美國政府也不得不同意召開一次國際會議解決這兩個地區(qū)的緊張局勢問題。

新中國國民經(jīng)濟的迅速恢復、第一個五年計劃的迅速開展、抗美援朝戰(zhàn)爭的勝利，初步顯示出了它抵御外來侵略能力的強大。舊中國留給國際社會的軟弱可欺的形象正日漸淡去，年輕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已經(jīng)成為維護世界特別是亞洲和平與安全的一支不容忽視的重要力量。可以說，沒有它的參加，世界上特別是亞洲地區(qū)的重大問題，是不可能得到解決或很好解決的。正如周恩來在1953年10月8日的一項聲明中所宣告的那樣：第二次世界大戰(zhàn)之后，法國、英國、美國、蘇聯(lián)和中華人民共和國五大國，對于解決和平與國際安全的重大問題，負有特別重要的責任。^〔1〕

1954年2月，蘇聯(lián)、美國、英國和法國四國外交部部長在德國的西柏林和東柏林交替舉行會議，經(jīng)過蘇聯(lián)的艱辛努力，終于達成一致協(xié)議：于1954年4月26日在日內(nèi)瓦舉行會議，討論和平解決朝鮮問題和恢復印度支那和平問題。除蘇聯(lián)、中國、美國、英國和法國五大國參加會議的全過程外，同這兩個問題有關的其他國家也分別參加會議討論。

有鑒于日內(nèi)瓦會議的重要性，作為大戰(zhàn)略家、政治家的毛澤東、周恩來非常重視。

不打無準備之仗，勝利從來就是建立在知己知彼基礎上的。根據(jù)已有的外交工作經(jīng)驗，堅持“舉輕若重”辦事原則，周恩來從2月底到3月，擠出相當?shù)臅r間，親自掛帥，開始了系統(tǒng)而精心的準備：

——指導有關人員收集、熟悉、研究朝鮮和印度支那問題的情況；

——閱讀有關召開日內(nèi)瓦會議的文件；

——約李克農(nóng)等商談和確定中國代表團成員人選等問題，要他提出初步名單，并負責組織模擬會議，對翻譯進行考試選拔，然后搞模擬翻譯練兵；

——主持擬定關于出席日內(nèi)瓦會議的方針、原則等問題的各項文件，研究配合日內(nèi)瓦會議的國際宣傳問題。

3月2日晚上，在毛澤東主持，有劉少奇、朱德、陳云出席的中共中央書記處會議上，周恩來提出了經(jīng)過精心準備的《關于日內(nèi)瓦會議的估計及其準備工作的初步意見》。《初步意見》提出：

“關于召開日內(nèi)瓦會議協(xié)議的達成，是蘇聯(lián)代表團在柏林四國外長會議上一項重大的成就。單就有中華人民共和國參加日內(nèi)瓦會議一事看來，它已使緩和國際緊張局勢的工作前進了一步”。但是“帝國主義侵略集團，特別是美國政府卻故意低估日內(nèi)瓦會議的作用，并預言日內(nèi)瓦會議將同柏林會議在德、奧問題上一樣得不到任何結果，但美英法三國之間在朝鮮問題上以及在許多國際事務上的意見并非完全一致，有時矛盾很大，他們的內(nèi)部困難也很多”。^〔2〕

接著，《初步意見》明確而堅定地指出：

鑒于以上情況，“我們應該采取積極參加日內(nèi)瓦會議的方針，并加強外交和國際活動，以破壞美帝的封鎖、禁運、擴軍備戰(zhàn)的政策，以促進國際緊張局勢的緩和。在日內(nèi)瓦會議上，即使美國將用一切力量來破壞各種有利于和平事業(yè)的協(xié)議的達成，我們?nèi)詰�盡一切努力，務期達成某些可以獲得一致意見和解決辦法的協(xié)議，甚至是臨時的或個別性的協(xié)議，以利于打開經(jīng)過大國協(xié)商解決國際爭端的道路”。^〔3〕

3月3日，中國政府復電蘇聯(lián)政府：中國接受蘇聯(lián)根據(jù)柏林會議協(xié)議發(fā)來的邀請，“同意派出全權代表參加日內(nèi)瓦會議”。

人心齊，泰山移；步調(diào)一致才能得勝利。為了使中國、蘇聯(lián)、朝鮮和越南四個兄弟國家代表團在日內(nèi)瓦會議上心往一處想、勁往一處使，互相支持和默契配合，3月上旬，周恩來在北京兩次同朝鮮南日外相商談出席日內(nèi)瓦會議的準備工作問題，就和平解決朝鮮問題的方案取得一致意見。

和平解決朝鮮問題的方案的主要內(nèi)容包括：在六個月內(nèi)撤退一切外國軍隊問題；南北朝鮮組織統(tǒng)一委員會準備實施有關和平統(tǒng)一事項問題；廢棄統(tǒng)一以前與外國簽訂的軍事條約問題；保證實施民主、自由，在全朝鮮實施普遍選舉問題；頒布憲法，成立統(tǒng)一政府問題。

隨即，周恩來審改定稿的中共中央致胡志明主席和越南勞動黨中央的電報，告訴其日內(nèi)瓦會議的開會日期，并強調(diào)：

“目前國際形勢與越南的軍事現(xiàn)狀，對越南進行外交斗爭是有利的。不論日內(nèi)瓦會議結果如何，我們均應積極參加。”“因此，希望你們立即進行準備工作：組織出席會議的代表團；搜集有關的資料；擬定談判的各種方案。”“如果要停戰(zhàn)，最好有一條比較固定的界限，能夠保持一塊比較完整的地區(qū)。事實上今天的停戰(zhàn)線，也很可能成為將來的分界線，所以這是一個比較重大的問題，而且還要看今后戰(zhàn)局的發(fā)展。到底這條線劃在什么地方，劃在哪一緯線，可從兩方面考慮：一方面要對越南有利，一方面要看敵人能否接受。這條線最好越往南劃越好，北緯十六度的問題，似可作為方案之一來考慮。”^〔4〕

鑒于日內(nèi)瓦會議對于越南今后的局勢走向關系極大，這封電報還邀請胡志明及其他負責人，于“3月底或4月初來北京一談，并赴莫斯科與蘇共中央交換意見”。3月底，胡志明偕越南政府副總理范文同^〔5〕抵達北京。

出席日內(nèi)瓦會議的準備工作大體就緒后，4月1日早晨五時，周恩來偕少數(shù)工作人員啟程飛赴莫斯科。

隨即，周恩來前往出席有蘇聯(lián)、中國、朝鮮和越南領導人參加的日內(nèi)瓦會議預備會議，在四國范圍內(nèi)進一步磋商參加日內(nèi)瓦會議的方針、政策和談判方案等問題。

4月19日，中央人民政府主席毛澤東正式任命周恩來為出席日內(nèi)瓦會議的中華人民共和國代表團首席代表，外交部三位副部長張聞天、王稼祥、李克農(nóng)為代表。

根據(jù)內(nèi)部分工和安排，代表團秘書長為外交部辦公廳主任王炳南；代表團顧問為對外貿(mào)易部副部長雷任民、中央編譯局局長師哲、外交部政策委員會副主任喬冠華、上海外事處處長黃華、亞洲司司長陳家康、歐非司司長宦鄉(xiāng)、情報司司長龔澎、軍委作戰(zhàn)部處長雷英夫、外交部交際處處長王倬如。整個代表團，由中央黨政軍機關45個單位的180余名工作人員組成；下設朝鮮問題組、越南問題組、綜合問題組、新聞宣傳組、秘書組、行政交際組和保衛(wèi)組；各組組長分別為喬冠華、陳家康、柯柏年、黃華、王炳南、王倬如和李廣祥。

4月20日清晨六時，在充分準備的基礎上，周恩來率領浩浩蕩蕩的中華人民共和國代表團，肩負中國人民的重托，乘坐中蘇航空公司伊爾專機，由北京取道蘇聯(lián)飛往日內(nèi)瓦。當天晚上，夜宿新西伯利亞。

行前，周恩來主持召開了中國代表團全體成員的“打招呼”會議。他鄭重其事地告誡大家：

盡管我們過去在國內(nèi)談判有經(jīng)驗，跟美國人吵架有經(jīng)驗，但是那是野臺子戲，那是無法無天，什么也不怕的，鬧翻了也就那么回事；當然我們談判還不是為了鬧翻。就是說，那時我們進行談判的范圍小，有什么就說什么，因為就是雙方嘛。板門店談判也是那樣。

現(xiàn)在，我們到日內(nèi)瓦是參加“一個正式的國際會議了，我們是登國際舞臺了，又是一個大國，你總要唱一點文戲吧，文中也有武戲，但總是一個正規(guī)戲、舞臺戲。有好幾個兄弟國家，都要配合，要有板有眼，都要合拍”。

“那時我們不大合拍，我們自己一個板眼，愿意高也可以，愿意低也可以。這是四個國家了，都要配合。這回是有板有眼的正規(guī)戲，又是第一次唱，所以還是要本著學習的精神。”^〔6〕

4月24日下午三時三十分，周恩來一行飛抵日內(nèi)瓦寬特蘭機場。

周恩來一下飛機，人們的注意力立即聚焦到這位傳奇式人物身上。大批記者蜂擁而至，爭先恐后地搶拍照片。中國代表團全體人員的著裝差不多一個樣，身著中山服，外穿長大衣，頭戴解放帽，隊伍整齊威武，以致外國新聞媒介形容為“日內(nèi)瓦來了一連中國軍人”，“一個年輕的紅色外交家率領了一批更年輕的紅色外交家”，“他們穿的衣服都是一樣的，連手提箱也都相似……”

這是新中國領導人第一次正式亮相世界舞臺。

從此，周恩來成為西方新聞報道的一位中心人物。云集日內(nèi)瓦的一千多位各國記者以復雜而極感興趣的心情旁觀在國際事務中嶄露頭角的周恩來，將在這世界舞臺上如何表現(xiàn)。

日內(nèi)瓦是享有“旅游者的圣地”之美稱的世界花園名城，位于瑞士西南部，緊鄰位于法國和瑞士邊境的汝拉山，南倚阿爾卑斯山最高峰──勃朗峰，山上終年白雪皚皚。

這里，花團錦簇，綠樹成蔭。冬無嚴寒，夏無酷暑，湖山環(huán)繞，山清水秀，一年四季風光各異，各種飛禽來來往往，擇林而棲，充滿了詩情畫意。夜晚五光十色的燈光，照得萊蒙湖畔分外妖嬈，另有一番與白天迥異的感覺。

日內(nèi)瓦被稱作“醫(yī)治國際政治創(chuàng)傷的醫(yī)院”，又有“世界會議之都”美譽。這里經(jīng)常召開各種國際會議，并設有許多國際組織的常設機構。1919年第一次世界大戰(zhàn)結束后，國際聯(lián)盟在這里成立，并建造了著名的“萬國宮”——國聯(lián)大廈。日內(nèi)瓦會議的全部會議就將在國聯(lián)大廈舉行。

日內(nèi)瓦會議是第二次世界大戰(zhàn)后的一次重要國際會議，也是新中國第一次以五大國之一的身份參加并經(jīng)受復雜的多邊外交斗爭考驗的國際會議。

周恩來走下飛機，面對久經(jīng)磨煉、身手不凡的各國記者，展現(xiàn)出杰出外交家、政治家溫文爾雅、落落大方的風度。他向人們揮手致意，并沉著地在機場發(fā)表了熱切期望日內(nèi)瓦會議成功的聲明：

日內(nèi)瓦會議就要舉行了。這個會議將要討論和平解決朝鮮問題和恢復印度支那和平問題。亞洲這兩個迫切的問題，如果能夠獲得解決，將有利于保障亞洲的和平，并進一步緩和國際的緊張局勢。

全世界愛好和平的人民和國家都將密切地注視著日內(nèi)瓦會議的進展，并熱烈地期望著會議的成功。中國人民對于這個會議有著同樣的期待。

中華人民共和國代表團抱著誠意來參加這個會議。我們相信，參加會議者的共同努力和對于鞏固和平的共同愿望，將會提供解決上述亞洲迫切問題的可能。^〔7〕

中國代表團新聞宣傳組隨即廣為散發(fā)周恩來的中文和英文的書面簡歷。

這份簡歷是新中國在對外宣傳中第一次公開的新中國黨和國家領導人的簡歷。它是由長期在周恩來領導下工作、熟悉其人生經(jīng)歷的李克農(nóng)主持起草的，而且是在沒經(jīng)過周恩來過目的情況下，徑直報中共中央和毛澤東批準的。

簡歷有一千八百字左右，從一開始便稱：

周恩來，生于1898年，中國杰出的政治活動家、軍事家和外交家，中國共產(chǎn)黨杰出的組織者和領導者之一，毛澤東最親密的戰(zhàn)友之一。^〔8〕

為什么要搞這樣一個簡歷，并在其中使用評價很高的詞句呢？

據(jù)日內(nèi)瓦會議的參加者熊向暉在他所寫的《李克農(nóng)同志與1954年的日內(nèi)瓦會議》一文中透露：“克農(nóng)同志認為，宣傳周恩來就是宣傳新中國。據(jù)我所知此前尚未用過‘最親密的戰(zhàn)友’這種提法。這表明了當時毛主席、黨中央對周恩來的評價。”

的確，與會的西方國家領導人和新聞媒體就是通過這個簡歷，才對周恩來的傳奇一生有了一個全面的了解。

在王炳南的陪同下，周恩來和中國代表團代表及主要的翻譯、秘書、警衛(wèi)和機要人員，乘坐蘇聯(lián)方面準備的幾輛插有五星紅旗的黑色“吉斯”車，來到日內(nèi)瓦城郊萊蒙湖畔查爾索瓦鎮(zhèn)“萬花嶺別墅”住地。

“萬花嶺別墅”是一棟乳白色的歐式三層樓房，房子不大，房間不多。別墅的四周是花園，花園里盛開著海棠花、丁香花、玉蘭花和迎春花；還有郁郁蔥蔥的葡萄架和綠茵茵的大草坪；一棵棵櫻桃樹婀娜多姿，亭亭玉立；藤條順著木架爬上屋檐，一片碧綠；枝葉茂盛并經(jīng)過精心修整的各種樹木，顯得恬靜宜人。

法國19世紀著名詩人拉馬丁曾在此居住。由于別墅門前有一條碎石鋪成的小路，叫“花山”，人們因此也常把它叫作“花山別墅”。

2

4月26日下午三時，和平解決朝鮮問題和恢復印度支那和平問題的日內(nèi)瓦會議第一次全體會議在萊蒙湖畔的萬國宮──國聯(lián)大廈隆重開幕。

會議首先討論朝鮮問題。出席會議的國家有：中國、美國、蘇聯(lián)、英國、法國五個大國；朝鮮民主主義人民共和國、大韓民國；以及以“聯(lián)合國軍”名義派兵參加朝鮮戰(zhàn)爭的澳大利亞、加拿大、希臘、菲律賓、盧森堡、新西蘭、泰國、土耳其、比利時、哥倫比亞、阿比西尼亞（今埃塞俄比亞）和荷蘭，總共十九個國家。

經(jīng)過蘇聯(lián)部長會議第一副主席兼外交部長維·米·莫洛托夫和英國副首相兼外交大臣安東尼·艾登在會前的充分協(xié)商，會議達成一項協(xié)議：在討論朝鮮問題時，會議主席由泰國外交部長旺·威泰耶康親王、莫洛托夫和艾登依次輪流擔任；在討論恢復印度支那問題時，會議主席由莫洛托夫和艾登擔任。

日內(nèi)瓦會議所要解決的亞洲最迫切的兩個問題本來是毫無關聯(lián)的，實際上是兩個會議。只是為了節(jié)省時間和精力，而把它們放在同一地點來召開而已。

4月27日下午三時，日內(nèi)瓦會議第二次全體會議開始討論第一項議程——朝鮮問題。這是緩和遠東乃至國際緊張局勢的熱點問題。

在發(fā)言中，朝鮮外務相南日提出了和平解決朝鮮問題的方案。方案提出：

（一）“在全朝鮮居民表示自由意志的基礎上，舉行國民議會的全朝鮮自由選舉，以組成朝鮮的統(tǒng)一政府”；

（二）“一切外國武裝力量，在六個月內(nèi)撤出朝鮮”；

（三）“有必要創(chuàng)造條件，以促使盡速完成以和平方式把朝鮮統(tǒng)一成為一個統(tǒng)一的、獨立的、民主的國家的任務。”^〔9〕

美國國務卿約翰·福斯特·杜勒斯依仗其“金元帝國”“超強軍事大國”的實力，伙同南朝鮮代表，從會議一開始，就采取了想方設法阻撓會議達成任何協(xié)議的立場。南朝鮮代表狂妄地提出，要按照南朝鮮的憲法，由聯(lián)合國監(jiān)督在全朝鮮進行選舉。美國代表全力支持這一建議，并且強調(diào)要由聯(lián)合國來實現(xiàn)朝鮮的統(tǒng)一。

顯而易見，在聯(lián)合國被美國操縱的情況下，這些建議實際上意味著南朝鮮吞并北朝鮮，美國將支配整個朝鮮。

4月28日下午三時，周恩來在第三次全體會議上首次發(fā)言。他開宗明義地指出：“這個會議的目的應該是為了緩和國際緊張局勢，鞏固世界和平。這是一項有著重大意義的任務。”^〔10〕

接下來，周恩來義正詞嚴地駁斥美國和南朝鮮代表的無理主張，表示堅決支持南日提出的恢復朝鮮統(tǒng)一的三項建議。他莊重地指出：

根據(jù)昨天大韓民國代表的發(fā)言看來，李承晚政府是不喜歡這個辦法的。他顯然無視朝鮮人民的民族利益，企圖證明似乎沒有外國對朝鮮內(nèi)政的干涉，朝鮮人民就不能解決自己的內(nèi)政問題，其中包括舉行全朝鮮的自由的、民主的選舉。……

他公然主張美國軍隊留駐朝鮮。僅僅這一情況就足以表明，所謂南朝鮮的統(tǒng)治是代表朝鮮人民利益的各種說法，它的價值究竟如何了。……

朝鮮的和平統(tǒng)一，對于維護遠東的和平和安全有著重大的意義。朝鮮的和平統(tǒng)一事業(yè)的順利進行，有賴于關心維護遠東和平的相應的國家愿意采取措施保證不妨礙朝鮮的和平發(fā)展，不容許外國干涉朝鮮的內(nèi)政。

綜上所述，我們認為，朝鮮民主主義人民共和國代表團首席代表南日外務相的建議，是完全公平合理的。我們希望會議的參加者鄭重地考慮這一建議，使這一建議成為和平解決朝鮮問題的協(xié)議的基礎。^〔11〕

周恩來的這席話，表達了新中國政府維護亞洲地區(qū)和平的真誠愿望，合情合理，令西方十六國代表刮目相看。會場不時傳來一陣陣竊竊私語聲。同時，針對杜勒斯的發(fā)言，周恩來義正詞嚴地揭露道：

美國政府在朝鮮戰(zhàn)爭期間即已企圖組織所謂太平洋“共同安全”體系。現(xiàn)在，美國政府又對印度支那戰(zhàn)爭進行進一步的干涉，并借此策動組織所謂西太平洋和東南亞的防御集團，這些集團實際上是在追求侵略的目的，而且是為了要在亞洲建立新的殖民統(tǒng)治，并準備新的世界戰(zhàn)爭。

我們認為，美國的這些侵略行動應該被制止，亞洲的和平應該得到保證……對亞洲各國內(nèi)政的干涉應該停止，在亞洲各國的軍事基地應該撤出，駐在亞洲各國的軍隊應該撤退……

我希望，參加會議的代表能夠本著鞏固亞洲及世界和平和安全的利益，共同努力，尋求途徑，來解決會議議程上的這些迫切問題。^〔12〕

周恩來在第一個回合斗爭中的發(fā)言，正氣磅礴，言簡意賅，小試鋒芒便旗開得勝。周恩來的發(fā)言，是中華人民共和國以一個大國的地位發(fā)出的響亮聲音。這些話，擊中了杜勒斯的要害，他無法辯解，只好鐵青著臉，氣呼呼地呆坐在座位上；有部分西方國家的代表，覺得周恩來是帶著真心誠意來解決亞洲的迫切問題的。這一點，與會者從會場內(nèi)外的氣氛中能明顯地感覺出來。

耐人尋味的是：到這個時候為止，除美國和南朝鮮外，其他十四個國家中只有澳大利亞、土耳其、泰國、哥倫比亞四個國家的代表發(fā)了言，其中泰國及土耳其代表的發(fā)言，連翻譯在內(nèi)，一共只有半個小時，而且他們只是重復了杜勒斯所講過的話，毫無新東西可言。

3

關注本次會議的西方新聞媒體在中國代表團舉行的第一次招待會上，把帶到會場去的幾十份周恩來發(fā)言稿全文一搶而空，并對他的發(fā)言給予了普遍好評。

第二天，歐洲各國幾乎所有的重要報紙，都把周恩來的發(fā)言刊登在第一版最重要的位置，卻把杜勒斯的發(fā)言放在較次要的位置上。

《日內(nèi)瓦日報》的評論指出：周恩來的發(fā)言代表了亞洲人民的聲音。“那里的人民已經(jīng)覺醒了”，“亞洲廣大人民已發(fā)出了怒吼，這是歷史的一個新現(xiàn)象”。

5月1日，瑞士《大眾人民畫報》刊登了周恩來在4月28日會議上的半身照片，并配有照片說明詞稱：“中國外交部長周恩來，具有人們對當局者所期望的東西：有毅力，像一個蒙古族領袖那樣自信，并且是一個堅強的辯論者。”

同一天，西德出版的《慕尼黑畫報》指出：“這位代表紅色中國的……禮貌、高尚與魔鬼般聰明的‘天之驕子’，無疑是我們時代即使不是最重要的外交官，也是最重要的外交官之一。”

周恩來在28日會議上的發(fā)言，也引起了來自印度、緬甸等亞洲國家記者的極大興趣。他們普遍認為，周恩來提出的有關亞洲和平問題的主張，是完全符合他們和亞洲其他各國人民要求和平與安全的愿望的。

也正是在這一天，杜勒斯在內(nèi)部接見美國記者時，不得不承認事實，他無可奈何地哀嘆道：“我們在第一個回合中失敗了，英國人拆我們的臺。”不能不看到，“共產(chǎn)黨的宣傳做得好，周恩來的講演稿做得好”。^〔13〕

中國的俗話說，“氣可鼓，不可泄。”心里憋著一股苦澀滋味的杜勒斯，也懂得這一個道理。為此，他不遺余力地為美國記者和自己的秘書打氣說：“希望你們在宣傳方面趕上共產(chǎn)黨，我希望我的秘書將來寫稿子也能寫得好些。”^〔14〕

據(jù)與周恩來在20世紀40年代相識于重慶的蘇聯(lián)代表團工作人員尼·費德林回憶：

“以杰出的政治家和外交家周恩來為代表的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參加則尤其令人注目”。

“他首先受到一些西方活動家的注目，他們尋求機會同他接觸和會見。唯獨杜勒斯宣稱，他決不同周打交道。”

“可笑的是，每當杜勒斯見到會議廳里有周恩來的身影便馬上繞道而走，避免同他接觸。周恩來對這種孩子氣或西部牧童式的乖張行為一笑置之。”

“在會議所討論的問題上，周恩來和杜勒斯的立場南轅北轍。他們是日內(nèi)瓦會議的主要決斗者。大部分與會者都或明或暗地同情中國代表。在許多人眼里，杜勒斯成了傲慢與無知的專橫霸主。”^〔15〕

4月30日，美國官方通訊社——美聯(lián)社在發(fā)自日內(nèi)瓦的報道中講道：杜勒斯是一句話也不對他（指周恩來）說的，甚至只當他不在跟前。杜勒斯曾經(jīng)明白表示：除非在極為不平常的情況下，我是不跟周恩來碰面的。

接近美國官員的人士說：“國務卿和他碰面，只有一個辦法，那就是他們的汽車在日內(nèi)瓦街道上撞車。可是他們沒有撞車。”^〔16〕

杜勒斯自認倒霉，他做夢都沒有想到會在這場大的國際會議上碰到周恩來這樣一個難以對付的對手！

讓杜勒斯為難的是，會議日期還長著呢，今后怎么辦？他苦無良策，下意識地感到：繼續(xù)待下去，會更丟份子、更令他難堪的。

俗話說：“三十六計，走為上。”5月3日，杜勒斯一甩手，就悻悻地離開日內(nèi)瓦回華盛頓去了。

對此，一位合眾社記者不無諷刺地說：“中國人來到歐洲，美國人回到美國。”^〔17〕

話說回來，鑒于日內(nèi)瓦會議輿論宣傳的重要性和來訪人員絡繹不絕的情況，周恩來指示：在中國代表團內(nèi)成立新聞辦公室，由熊向暉擔任主任，加強輿論宣傳。辦公室的主要任務為兩項：一是協(xié)助發(fā)言人組織新聞發(fā)布會；二是接待包括記者在內(nèi)的來訪者。隨后，對于如何接待好來訪者，周恩來提出了五條原則意見：

（1）來者不拒，區(qū)別對待；

（2）謹慎而不拘謹，保密而不神秘，主動而不盲動；

（3）記者提問，不要濫用“無可奉告”，凡是已經(jīng)決定的、已經(jīng)公布的、經(jīng)過授權的事，都可以講，但要言簡意賅，一時回答不了的，記下來，研究后再回答；

（4）對于挑釁，據(jù)理反駁，但不要疾言厲色；

（5）接待中，要有答有問，有意識地了解情況，有選擇有重點地結交朋友。^〔18〕

經(jīng)過幾個回合的斗爭，在以雄辯的事實給美國代表及其大韓民國代表、外務部長官卞榮泰等追隨者以有力的駁斥后，為了推動會議的進展，5月22日下午，周恩來又在全體會議上發(fā)言：

據(jù)此，中華人民共和國代表團建議在南日外務相4月27日的方案第一條之內(nèi)補充以下一項：

“為了協(xié)助全朝鮮委員會根據(jù)全朝鮮選舉法在排除外國干涉的自由條件下舉行全朝鮮選舉，成立中立國監(jiān)察委員會，對全朝鮮選舉進行監(jiān)督。”^〔19〕

本著和平解決朝鮮問題的真誠愿望，6月5日，南日在全體會議上作了關于希望與會各國能以朝鮮代表團4月27日的建議和中國代表團5月22日的補充建議為基礎達成協(xié)議的發(fā)言。

緊接其后，周恩來在發(fā)言中情真意切地說：雖然與會各國的分歧依然存在，但在“事實上，和平解決朝鮮問題的共同基礎是可以找到的”。因為“在我們會議上，沒有人反對朝鮮的和平應該得到鞏固，并且大家認為，會議的目的是要達到朝鮮問題的和平解決的”。“就是對于從朝鮮定期撤出一切外國武裝力量的問題，也只有少數(shù)的代表在原則上表示了不同的意見。”

周恩來進一步強調(diào)：“我們既然有了這些共同基礎，我們更應該努力尋求具體解決問題的道路，而不應該讓大韓民國代表的建議成為我們在尋求協(xié)議的途徑上的一個障礙。”為此，中國代表團建議：“我們應該在已有的共同基礎上，努力達成和平解決朝鮮問題的協(xié)議。我們不應該辜負各國人民的希望。”^〔20〕

會上，莫洛托夫不遺余力推動會議取得新的進展。他綜合會議開幕以來各國代表所提意見的共同點，提出了關于和平解決朝鮮問題基本原則的五條建議。

但是，由于美國和南朝鮮代表設置重重障礙，極力加以阻撓，本次會議未取得新成果。盡管如此，周恩來、南日和莫洛托夫的默契配合，以及他們立場堅定、通情達理的發(fā)言，還是給予了企圖中斷談判的美國和大韓民國代表重重一擊，迫使對方只有招架之功、無還手之力，陷于被動、尷尬之中。周恩來在會上的不凡表現(xiàn)，贏得了不少國家的代表和新聞輿論的好評與稱贊。

6月5日后，美國副國務卿、美國代表團團長比德爾·史密斯決心使朝鮮問題會議無果而終，加快了破裂會議的步伐。他采取軟硬兼施的方式，逼迫其他西方國家代表唯美國政府旨意是從，同時在會外到處散布將在15日大會上結束對朝鮮問題的討論。

據(jù)艾登1959年在其所寫的回憶錄中透露：“6月15日，會議好像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瀕于破裂了。比德爾·史密斯把艾森豪威爾總統(tǒng)的來電拿給我看，其中指示他盡一切力量，使會議盡快結束，理由是共產(chǎn)黨人只是故意拖延時間，以符合他們自己的軍事目的。”^〔21〕

4

針對以上情況，為爭取會議達成某種協(xié)議而作最后努力，6月14日，中國、蘇聯(lián)、朝鮮三國代表團召開會議，商議對策，一致認為：我方“必須爭取在最后一次會議上把全部牌都打出來，即使不能挽救會議于馬上破裂，亦應使對方處于不利地位”。

和往常一樣，6月15日下午三時，日內(nèi)瓦會議第十五次全體會議^〔22〕在舊國聯(lián)大廈開會。會上，南日、周恩來、莫洛托夫相繼發(fā)言，發(fā)起了又一場維護和鞏固和平的強勁攻勢。

南日提出《關于保證朝鮮的和平狀態(tài)》的六項新建議。

周恩來附議南日提出的六項新建議，強調(diào)：“南日外務相的六項建議提供了保證朝鮮和平發(fā)展的基本條件。我們沒有理由不可能在南日外務相提出的六項建議的基礎上達成適當協(xié)議。為此，中華人民共和國代表團建議本會議召開中、蘇、英、美、法、朝鮮民主主義人民共和國和大韓民國七國參加的限制性會議，討論鞏固朝鮮和平的有關措施。”^〔23〕

莫洛托夫提議與會十九國共同發(fā)表《關于朝鮮的宣言》，以此保證“不得采取任何可能足以對維持朝鮮和平構成威脅的行動”。^〔24〕

在朝、中、蘇三國代表持續(xù)一個半小時的發(fā)言中，會場上一片肅靜，大家都在屏息傾聽。三國代表所提出的三個建議，一下子打亂了美國的部署，引起對方營壘的一陣恐慌。會場出現(xiàn)短暫的奇異的沉寂。

這時正是下午四時四十分，在美國代表團代理團長比德爾·史密斯的授意下，菲律賓代表提議休息，并得到會議主席艾登的批準。

在長達四十八分鐘的休息中，以美國為首的十六國召開了緊張的對策會議。

經(jīng)過一番“周密”籌劃后，十六國統(tǒng)一口徑，美國代表史密斯搶先發(fā)言，帶頭反對南日、周恩來和莫洛托夫提出的三個建議。緊隨其后，澳大利亞外交部部長凱西、菲律賓外交部部長加西亞、比利時外交部部長斯巴克、韓國外務部長官卞榮泰一個接一個發(fā)言附和。

周恩來聚精會神地聽著對方代表的發(fā)言，兩道濃眉下閃閃發(fā)光的一對大眼睛在不停地轉動著，他留意著每個發(fā)言人的神態(tài)和語氣。

在一陣開臺鑼鼓之后，由泰國代表旺親王開始宣讀《十六國共同宣言》。《宣言》的結論，實際上就是：“由本會議進一步考慮與研究朝鮮問題是不能產(chǎn)生有用的結果的。”^〔25〕對方企圖強行結束對這個問題的討論。

會場氣氛達到白熱化程度。

這時，場外的警衛(wèi)部隊指揮車擴音器響了：“注意！注意！馬上散會了，把車開過來。”^〔26〕

在會議陷入絕境的關鍵時刻，莫洛托夫、周恩來和南日輪番發(fā)言，揭露對方不可告人的企圖。

被美、英、法等國領導人稱為“令人望而生畏”的莫洛托夫首先發(fā)言，他臨危不驚、沉著鎮(zhèn)定地說：“蘇聯(lián)代表團為了使各國代表團意見更為接近的目的而作的建議，已被其他代表團拒絕。”但是，“在朝鮮領土上進行了三年戰(zhàn)爭的十六個國家的代表們未能對我們所提出的那些建議作出反建議”。“這一個宣言并不構成促成朝鮮統(tǒng)一有所貢獻。這一宣言也不會有助于加強朝鮮的和平發(fā)展。”“我們將依此方向而繼續(xù)奮斗。我們將為了朝鮮人民，為了統(tǒng)一朝鮮，最后為了全世界和平繼續(xù)前進。”^〔27〕

周恩來看到，即使會議已經(jīng)到即將破裂的關鍵時刻，但十六國絕非鐵板一塊，絕不能放棄做最后爭取的機會。他當機立斷，以斬釘截鐵的語調(diào)說：“《十六國宣言》是在斷然表示要停止我們的會議，這不能不使我們感到極大的遺憾。”“情況雖然如此，我們?nèi)匀挥辛x務對和平解決朝鮮問題達成某種協(xié)議。”^〔28〕

為此，周恩來以其過人的機智、敏銳和智慧，一鼓作氣地提出了中國代表團建議通過一個“兩句話的協(xié)議”：

日內(nèi)瓦與會國家達成協(xié)議，它們將繼續(xù)努力以期在建立統(tǒng)一、獨立和民主的朝鮮國家的基礎上達成和平解決朝鮮問題的協(xié)議。

關于恢復適當談判的時間和地點問題，將由有關國家另行商定。^〔29〕

頓時會場泛起騷動，迅即又恢復了肅靜。幾乎所有代表都緊緊地盯住周恩來，他們的目光中，有驚訝、感動和贊賞，也有惶恐、不安和窘迫。

周恩來堅持和平解決朝鮮問題的正義立場不退讓，站在促成協(xié)議達成的道義制高點上，他濃眉聳動起來，大聲道：

如果這樣一個建議都被聯(lián)合國軍有關國家所拒絕，那么，各位代表先生，這種拒絕協(xié)商和和解的精神將為國際會議留下一個極不良的影響。

……

中華人民共和國代表團是帶著協(xié)商和和解的精神第一次參加這個國際會議。如果我們今天提出的最后的一個建議案都被參加本會議的聯(lián)合國軍方面的有關各國所拒絕，那么我們將認為這是最大的遺憾。

全世界愛好和平的人民會判斷這件事情。^〔30〕

一石激起千層浪。周恩來不失分寸的一席申辯話語，在與會者心中掀起一陣波瀾，又像磁石一樣牢牢地吸引人們?nèi)ニ妓鳌⑷ジ惺埽褐芏鱽淼娘L度和魅力實在令人陶醉！

頃刻之間，會場氣氛發(fā)生陡然變化，泛起短暫的騷動，迅即又恢復肅靜。顯然，大家被周恩來鏗鏘有力、合情合理的和解性講話所感動，都感到他的講話的真誠和分量。這時，美國代表史密斯卻猶如五雷轟頂，惶恐不安。

顯而易見，雖然對方在本次會議上宣布了《十六國共同宣言》，但是它們營壘中的意見也并非鐵板一塊。因為，這個《十六國共同宣言》本來就是在美國的授意和高壓下產(chǎn)生的。

5

受良知驅使的比利時外長斯巴克幡然改變自己的主意，起而響應。他解釋說：“我所說的是，他（指周恩來）的建議是符合于我們起草《十六國宣言》的精神的，并且也是符合于我自己的發(fā)言精神的。”“因此，我不反對周恩來先生的建議的精神。”“而我想，聯(lián)合王國的代表和我的其他同事們也同意這種態(tài)度。”^〔31〕

聽到斯巴克的這番出自內(nèi)心的自我表白，周恩來一眼就看出了對方營壘中的這些差異和矛盾。本著“化干戈為玉帛”的方針，他接過話題，以尊重和協(xié)商的口吻說：“既然中華人民共和國代表團的最后一個建議案和十六國的聯(lián)合宣言有共同的愿望的話，那么，《十六國宣言》只是一方面的宣言，而日內(nèi)瓦會議是十九國的會議。為什么不能使我們的共同愿望以協(xié)議的方式表達出來呢？如果連這一點和解精神都沒有，還來開會嗎？”我必須說，中國代表團是“帶著協(xié)商和和解的精神第一次參加這個國際會議的”。^〔32〕

有尊重便有回報。這時，斯巴克也坦誠地以更加確定的簡潔語言說：“為了消除任何懷疑，在這方面，我準備接受一項確認的表決，即我們接受中華人民共和國代表所做的建議。”^〔33〕會后，有記者納悶地問斯巴克：你為什么會同意周恩來的建議？他不改初衷地爽快回答：“周恩來的建議有道理，是可以接受的。”

面對斯巴克“胳膊肘向外拐”的發(fā)言，內(nèi)外交困的史密斯又氣又急，但又不便在會上發(fā)作，只好干瞪著眼看著斯巴克。

這時，韓國代表卞榮泰也坐不住了。他一邊舉手一邊發(fā)出刺耳的尖叫聲：“比利時不是代表十六國方面的所有國家的，就大韓民國而論，比利時不代表我們。”^〔34〕

對周恩來的建議頻頻點頭默認的艾登，這時拿著小錘子，拉長聲調(diào)，振振有詞地宣布道：據(jù)我了解，我們面前有一個中華人民共和國代表所提出的建議。如果我的了解是正確的話，比利時代表認為這個建議表達了本會議工作的精神。如果大家同意，我可否認為，這個聲明已為會議所普遍接受？^〔35〕

史密斯怎么也沒有想到作為“盟友”的艾登，不來幫幫自己，反倒拉開臉面，去幫周恩來的忙，力圖讓會議通過他的“兩句話協(xié)議”。

艾登的話音打住后，會場又一次出現(xiàn)“怪現(xiàn)象”：西方國家代表居然都裝聾作啞，面面相覷，沒有人站出來反對艾登的意見。場內(nèi)寂靜無聲的時間持續(xù)了十多分鐘。

眼看周恩來的建議就要通過了，形單影只、面帶窘色的史密斯只好自己站起來，招手示意反對。他干咳了一聲，身不由己、結結巴巴地說道：“我不了解中國代表的決議中所提出的范圍或真正目的。”“在未與我的政府商談之前，我不準備表示意見，我也不準備參與方才所建議的決議。”^〔36〕

說完，史密斯更陷入手足無措的窘態(tài)之中。他在眾人面前已把美國政府好戰(zhàn)的面目暴露無遺了。與會者誰曾想到呢？一心企圖孤立中國的美國反倒被孤立了！

自第二次世界大戰(zhàn)以來，在國際政治會議上，美國還從未陷入過如此孤立狼狽的境地。

隨后，周恩來以大外交家豁達的氣度、平緩有力的語氣，對眼前所發(fā)生的情況做出十分得體的總結，鞏固和發(fā)展了已經(jīng)取得的成果。他說：我對比利時外交大臣所表現(xiàn)的和解精神感到很滿意。會議主席要求會議注意到中國代表團所提出的并為比利時外交大臣所附議的建議，我認為也是值得提及的。然而，同時我必須指出，美國代表立刻表示反對并進行阻撓。這就使我們大家都了解到，美國代表如何阻撓日內(nèi)瓦會議，并阻止達成即使是最低限度的、最具和解性的建議。我要求，我剛才所作的這一發(fā)言也作為本會議記錄的一部分。^〔37〕

6月15日，多么令人難忘的一天！

由于美國代表蠻橫無理的阻撓，日內(nèi)瓦會議關于和平解決朝鮮問題的討論，最終以沒有通過任何協(xié)議而宣告結束。會議共歷時五十一天，開了十五次全體會議、一次秘密會議。但在這一天的會議上，朝鮮、中國和蘇聯(lián)三國代表再次向全世界展示了他們無可非議的正義立場，并讓美國代表竭盡全力地破壞朝鮮和平統(tǒng)一的頑固立場暴露無遺。

周恩來只能做現(xiàn)實條件所允許他做的事情；但在這個范圍內(nèi)，他盡心竭力去做了。他以原則堅定、策略靈活的高超外交藝術，征服了與會大多數(shù)代表，獲得了超常的效果。

這場斗爭，究竟誰贏得了勝利，結論是不言自明的。

散會后，莫洛托夫疾步來到周恩來面前，興奮地拍著周恩來的肩膀說：“太妙了，太妙了！周恩來同志率領中國代表團參加日內(nèi)瓦會議，有不可估量的作用。”

朝鮮代表則感慨道：“蘇聯(lián)人將外交變成科學，而中國人〔38〕使外交成為藝術。”

比周恩來年長一歲、有三十多年外交工作經(jīng)驗的艾登，也情不自禁地稱贊：“我一生搞外交工作，還沒有遇到一個像周恩來這樣的杰出外交家。”

多數(shù)西方國家的代表盡管迫于壓力，在會上不敢違背美國代表的意志，要追隨美國代表團，但是在會后都或明或暗地同情和贊成周恩來的意見，對他表示歉意。他們對周恩來說：“朝鮮問題達不成協(xié)議，只要把印度支那和平恢復了，形勢就變了。”

6

6月13日，在夜深人靜的花山別墅，操勞二十小時以上的周恩來還沒有休息，他心懷歉意，給情深意篤的妻子鄧穎超寫信，用以感謝她對他感情濃烈的關心。他寫道：

超：你的來信早收到了。你還是那樣熱情和理智交織著，真是老而彌堅，我愧不及你。

來日內(nèi)瓦已整整七個星期了，實在太忙，睡眠常感不足，每星期只能爭取一兩天睡足八小時，所幸并未失眠，身體精神均好，望你放心。陳浩、成元功兩同志催我寫信數(shù)次。現(xiàn)在已經(jīng)深夜四時了，還有許多要事未辦。明日信使待發(fā)，只好草草書此，并附上托同志們收集的院花，聊寄遠念。

周恩來

6月13日夜^〔39〕

原來，周恩來出發(fā)前往日內(nèi)瓦，沒能看到幾天后西花廳的海棠花開放。在海棠盛開的日子里，西花廳的女主人鄧穎超，看到盛開的姣妍的海棠花，睹花思人，思念起遠在萬里、酷愛海棠花的周恩來。怎樣才能使周恩來稍稍減輕一下工作的疲勞呢？

鄧穎超摘下一枝姣美的海棠花，將它和一片同樣采自西花廳的紅葉，細心地粘貼在一個32開大小的硬紙殼下方，并在紅葉的襯紙上方寫上了代表自己心緒的詩話：“楓葉一片，寄上想念。”接著，她將襯紙對疊起來，猶如明信片一樣。

最后，鄧穎超在襯紙的表面上鄭重地寫道：“請交恩來留念，祝日內(nèi)瓦會議獲得成就”，并以“小超”作為落款。

“超”和“小超”，是多么親切的字眼！“超”，是周恩來對鄧穎超的昵稱；而“小超”則是鄧穎超自己的謙稱。這樣的稱呼，不正是這對夫妻恩愛深情的真實寫照嗎？

被周恩來稱為“熱情和理智”的鄧穎超的信，有860余字。信在開頭就寫道：

今天是中國青年節(jié)——五四運動三十五周年紀念日。這個日子，是中國青年、中國人民以及你我二人的一個多么可紀念的日子。回憶當年，回憶三十五年來所經(jīng)歷的過程，又是如何使人引起深長的、復雜的、親切的心情啊！追昔撫今，我們處在人民勝利的偉大的新時代，又是使人感受到多么愉快和幸福。

……希望你珍貴這樣的機會，好好向蘇聯(lián)同志學習。^〔40〕

鄧穎超在信的結尾寫道：“就此打住，不寫下去了。否則，你會怨我寫得太長，有占你的時間吧？祝你睡眠好，身體好，工作好！”

當周恩來看到和自己心心相印、患難與共的妻子的來信，看到年年與自己相伴的海棠花，還有寄托相思之情的紅葉，心潮起伏，久久不能平靜——那分明是正在養(yǎng)病的“小超”的一片由衷祝愿！那分明是時時刻刻關注著自己的“小超”的一片厚意深情！

在日內(nèi)瓦談判的周恩來，同樣惦記著國內(nèi)的鄧穎超。他將自己的衛(wèi)士成元功與外交部史華、劉蘭云兩位女同志采自院中并細心壓好的芍藥、玫瑰和蝴蝶花，連同所寫的短信，一并托信使帶給鄧穎超。

幾天后，鄧穎超手捧這封飽含濃濃深情的信，臉上蕩起幸福的笑容。她感慨萬千，讀了一遍又一遍，仿佛看到他日夜操勞的身影；她仔細端詳手中來自遠方的芍藥、玫瑰和蝴蝶花，仿佛他就在自己身旁一道賞花……

情不斷，意綿長；這情、這意，伴隨了他們一生。

善領“小超”情意的周恩來，再忙也沒有忘記自己的妻子，在日內(nèi)瓦會議休會時委托衛(wèi)士成元功等人，給鄧穎超買一塊聞名于世的瑞士表，作為忠貞于愛情的信物。

周恩來囑咐采買者：一不要太小；二不要金表；三要有夜光的；四是最好選自動的。

他想得多周到啊！表買得太小，年已五十歲的妻子眼花了會看不清時間；若買金表，花錢太多，雖然花的是按國家規(guī)定分發(fā)的外匯補貼，但國家窮，偌大一個國家外匯儲備只有區(qū)區(qū)幾億美元，而國家要花外匯的地方多著呢；表有夜光，自不待說，晚上不需起身開燈就能掌握時間；自然規(guī)律不可抗拒，人上年歲后好忘事，自動表免去了經(jīng)常忘上發(fā)條而誤事之苦。

周恩來這一舉動，正好忠實地履行了自己所講的“想念誰深切，則留待后證了”。

鄧穎超一直把這塊表看作是“恩來”（諧音“恩惠到來”）之物，戴了三十八個年頭，直到臨終。

此后，周恩來又出訪六十多次，他再沒用外匯為自己買過東西。

這就是在日內(nèi)瓦會議期間演繹出來的，并經(jīng)歷四十多年還沒有完結的周恩來和鄧穎超關于海棠花和瑞士表的故事。不同經(jīng)歷的人，會從中感悟到不同的啟示。

這海棠花和瑞士表，現(xiàn)珍藏在天津周恩來和鄧穎超紀念館中。

7

周恩來認為，新中國已邁出了主動走向世界、了解世界的可喜步伐，但他同時也特別注意從對外文化交流入手，有意識地讓世界更多地了解新中國，更多地了解中國悠久的傳統(tǒng)文化藝術和新中國成立幾年來所呈現(xiàn)的新氣象、新面貌，他特意指示中國代表團帶去了新中國成立以來拍攝的系列影片，其中有剛拍出的第一部彩色越劇電影藝術片《梁山伯與祝英臺》，還有《1952年國慶》《錦繡河山》《中國雜技團》《白毛女》《翠崗紅旗》《敦煌壁畫》《葡萄熟了的時候》《草原上的人們》和《孽海花》等影片。

會議召開不久，周恩來為首的中國代表團所展示的精神風采，已為各國代表團和記者所注目。

但是，這時有的記者卻別有用心地說：“從周恩來和他的助手身上，可以看出中國人的自信、樂觀和組織能力，他們具有沒有大國架子的大國風度。在日內(nèi)瓦是看不到共產(chǎn)黨統(tǒng)治下的幾億中國人民的悲哀和愁苦，更看不到他們對共產(chǎn)黨專政的憎惡和仇恨。”

針對這一情況，周恩來立即指示代表團的新聞聯(lián)絡官熊向暉為外國記者舉行一次電影招待會，放映紀錄片《1952年國慶》，用影片所展示的新中國人民意氣風發(fā)的精神面貌，來回擊這些記者的誹謗。

周恩來特別交代：要選好放映日期，不要在開會的日子，也不要在周末；把請柬分成兩種，一種指名邀請，一種不寫名，就放在“記者之家”，以便讓中國臺灣、越南國、韓國以及不便邀請的美國記者自取；放映時，根據(jù)中文解說詞，用英語通過擴音器作簡單說明。

5月13日晚上，中國代表團新聞處在圣彼得廣場劇院舉行電影招待會。放映時，能容納250人的劇院座無虛席，還有一些人站著看。還真有不少美國記者前來觀看。放映過程中，不時響起掌聲。

放映結束后，掌聲雷動，觀眾紛紛同中國代表團工作人員握手，表示祝賀。有的說，再不能拿1949年前的眼光看中國了。

事后，一位瑞士記者在報道中寫道：“當全副武裝的中國軍隊和手捧鮮花的姑娘們，邁著矯健的步伐，跨過日內(nèi)瓦的銀幕時，西方和東方的無冕之王們都情不自禁地一起發(fā)出輕輕的贊嘆聲。”

心中持有偏見的人，總是要發(fā)表誹謗性議論的。這時，一位美國記者說：“這部影片說明，中國在搞軍國主義。”

針對這種偏見，周恩來再次指示熊向暉：“即使個別人這樣挑釁，也值得我們注意。”不過“這好對付，我們有梅蘭芳的大戲，什么角色都有。再給他們放一部《梁山伯與祝英臺》看看”。

這部片子是由電影藝術家桑弧、徐進共同編劇和導演，著名越劇表演藝術家袁雪芬、范瑞娟等主演的。

越劇是流行于我國江南地區(qū)的一大地方劇種，它具有清雅脫俗的氣質、詩情畫意的風格、優(yōu)美動聽的旋律，在全國有較大影響。

此前，周恩來和當時任上海市市長的陳毅對《梁山伯與祝英臺》的拍攝給予了極大的關心和支持。1953年11月5日，他曾與鄧穎超、陳毅一道前往上海電影制片廠審片。1992年初，桑弧在《追憶周恩來二三事》一文中這樣寫道：

1953年冬，影片攝制完成，夏衍^〔41〕同志邀請周總理、鄧穎超和陳毅市長來審看樣片。他們看后十分高興，對袁雪芬、范瑞娟的優(yōu)秀表演以及攝制組全體的創(chuàng)作勞動給予很多鼓勵。

周總理還詳細詢問了拍攝情況。他知道舞臺上的《梁祝》要演三個多小時，這對電影來說，無疑是一個過量的負荷。因此，如何把影片的長度控制在電影通常所允許的兩小時放映時間之內(nèi)，而又要盡可能地保留甚至突出舞臺的精華，這確是一個難題。

攝制組雖然作了很大努力，仍不能盡如人意。

周總理沉思片刻，用商量口吻問我們，為了劇情貫串，在“樓臺會”和“山伯臨終”之后，能否加上一個祝英臺思念梁山伯的場面，以銜接下面馬家花轎進門，祝公還硬逼女兒上轎的場景。我們覺得總理的建議非常好，于是又補拍了“思兄”一場，增加了短短四句唱詞，卻把梁山伯與祝英臺堅貞不渝的愛情烘托得更濃烈了。^〔42〕

經(jīng)過精心修改、再創(chuàng)作的電影《梁山伯與祝英臺》，突出了電影的表現(xiàn)特點，對原來大段的唱腔進行了壓縮、調(diào)整，既注意充分發(fā)揮越劇藝術唱腔優(yōu)美動聽的特點，又巧妙結合電影視象和運動的藝術手段，運用色彩、場面調(diào)度等各種電影表現(xiàn)方法，加強了原劇的抒情特色。經(jīng)過這樣處理，受舞臺條件限制無法達到的藝術效果，卻在電影中得到了最大限度的展現(xiàn)。

1954年初上映后，《梁山伯與祝英臺》以鮮麗的色彩和富有魅力的鏡頭畫面，結合著浪漫而動人的故事，優(yōu)美而抒情的舞蹈、表演和唱腔，在國內(nèi)影壇引起了轟動，成為膾炙人口的佳作。

8

日內(nèi)瓦會議期間，周恩來同中國政府代表團的同志們觀看《梁山伯與祝英臺》時，對有趣的情節(jié)總要發(fā)表評論。

比如，當他看到“十八相送”這一段故事時，周恩來竟高興地發(fā)出咯咯咯的笑聲。他從前排轉過頭來對大伙兒說：“你們看，這位祝英臺小姐的口才，多像一位外交家！可惜生不逢時啊！要是現(xiàn)在，她可能會成為一名出色的女外交家！”

外國人對中國越劇片究竟感不感興趣？作為中國代表團新聞辦公室主任^〔43〕的熊向暉疑慮重重，心中沒有把握。為了讓外國人看懂這部影片，他將英文影片名翻譯為《梁與祝的悲劇》，并請懂得越劇的工作人員將劇情介紹和主要唱段寫成共有十五六頁的說明書，準備譯成英文，發(fā)給外國記者。

20世紀20年代在歐洲生活過、對歐洲文化有較多了解，并且喜歡看中國各種民族歌舞尤其是越劇的周恩來充滿了信心。他認為，越是具有民族性的，就越有世界性。只要給這部影片取個既恰如其分又有吸引力的別的名字，就能增強外國人觀看它的興趣。

針對熊向暉的疑慮，周恩來凝神沉思了一會兒，說：“只要在請柬上寫上一句話：請你欣賞一部彩色歌劇電影——中國的《羅密歐與朱麗葉》”，并“在放映前作三分鐘的說明，概括地介紹一下劇情，用詞要有點詩意，帶點悲劇氣氛，把觀眾的思路引入電影，不再作其他解釋。你就這樣試試，我保你不會失敗。不信，可以打賭，如果失敗了，送你一瓶茅臺酒，我出錢”。

熊向暉說：“說明詞寫好后，請總理審定。”

周恩來回答：“那是你的事，我不越俎代庖。”^〔44〕

《羅密歐與朱麗葉》，是英國文藝復興時期偉大劇作家莎士比亞在16世紀末創(chuàng)作的一部悲劇。劇本題材源于意大利古老的民間傳說。劇情反映了青年羅密歐與朱麗葉兩情相愛，但因生活在兩個有世仇的貴族家庭而不能結合，最后兩人先后自殺。事后，兩個貴族家庭大夢初醒，握手言和。

這個動人的故事，在西方國家是家喻戶曉、老少皆知的。

為了招待各國記者，5月20日晚上，中國代表團在湖濱旅館大廳放映《梁山伯與祝英臺》。

果然不出周恩來所料，中國的《羅密歐與朱麗葉》真的受到眾多外國記者的喜愛。放映前10分鐘，能容納200余人的旅館大餐廳已經(jīng)座無虛席，到場的有250多人。同上次放映《1952年國慶》不同，這次在放映過程中全場肅靜，觀眾個個入戲，全都看懂了。

從“草橋結拜”的歡悅到“英臺抗婚”的悲劇，從“樓臺會”的哀怨泣別到“墳前化蝶”的忠貞相隨，那美麗動情的一幅幅畫面，伴隨著富有濃郁東方色彩的一曲曲旋律，在觀眾心中蕩起無限的感傷。

當放映到“樓臺會”時，一位法國女記者感動得熱淚盈眶；當放映到“哭墳”和“化蝶”時，只聽得全場一片同情的感嘆和哭泣。

電燈復明，放映結束，觀眾還如醉如癡地坐著，沉默了好一會兒，才突然爆發(fā)出熱烈的掌聲。

這些記者懷著極大的興趣，全都出席了電影放映后的雞尾酒會。他們對于這部影片的情節(jié)、色彩、音樂以及演員的技巧等各方面，一致給予贊揚。有許多英國、法國和西德的記者稱，中國電影把民間戲劇搬上銀幕所體現(xiàn)出的中國民間藝術的優(yōu)美風格和高度藝術水平，給他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 一位美國記者說：這部電影“太美了，比莎士比亞的《羅密歐與朱麗葉》更感人！”有的說：“想不到電影的色彩這么絢麗。”

—— 一位比利時記者說：“簡直忘了在看電影，好像我也在梁祝身邊。”

—— 一位印度記者說：“新中國成立不久，就能拍出這樣的片子，說明中國的穩(wěn)定。這一點比電影本身更有意義。”

時近午夜，人們還在興奮地談論著，不肯離去。

當周恩來聽取熊向暉匯報得知影片放映獲得巨大成功時，意味深長地說：“問題在于宣傳什么，怎么宣傳。”

中國的《羅密歐與朱麗葉》，多么貼切的比喻，多么打動人心的比喻啊！

這簡簡單單的十個字，一下子就把不了解中國文化的外國觀眾吸引住了；這簡簡單單的十個字，又蘊含了多么淵博的知識和高超的智慧！

匯報結束后，周恩來滿面笑容地請服務員拿來一瓶茅臺酒，親手送給熊向暉，以慶賀演出成功，并囑咐服務員將酒款記在自己的賬上。

9

此后，根據(jù)周恩來的授意，《梁山伯與祝英臺》還在日內(nèi)瓦會議的其他場合放映了幾次，場場都引起出席日內(nèi)瓦會議的不同身份的來賓的極大興趣。

6月8日，周恩來宴請并招待以艾登為團長的英國政府代表團觀看《梁山伯與祝英臺》。看后，艾登滿意地說：“影片的色彩鮮艷，服裝美麗，女主角表演優(yōu)異。”他還建議中國向外國出口這部片子。

為此，周恩來不無自豪地說：“我們的《梁祝》就超過英國的《羅密歐與朱麗葉》一頭……”

有的國家的社會名流，看了后贊許道：“這是東方式的細膩的演出。”一位美國教授不請自來，看完后要求購買拷貝。他說：應當把這部片子拿到美國去，讓好萊塢那些只會拍大腿片的人看看。

鑒于這部影片在西方國家記者和社會名流中引起的轟動效應，周恩來又將它拿到中、蘇、朝、越四國政府代表團舉行的聯(lián)歡會上放映，并在現(xiàn)場配備了第一流水平的俄語介紹，特地安排方祖安和在蘇聯(lián)留學的一位烈士后代歐陽菲女士分別翻譯男女主角的對白。

有段劇情是梁山伯到祝家求親，發(fā)現(xiàn)小妹就是祝英臺，他仍然像少年時相處同學關系一樣，彬彬有禮、不茍言笑，蘇聯(lián)代表團團長莫洛托夫看到這里驚訝了，說：“中國的倫理道德太獨特了，與歐洲根本不同——看見自己思慕的情人，竟不親吻，不擁抱，甚至手都不握。”言談中流露出對東方傳統(tǒng)美德的敬意。

再看下去，莫洛托夫又詼諧地說道：“中國男女就是這樣冷冰冰的，到病倒、到死都不表現(xiàn)自己的愛！我們的青年到了那里非犯錯誤不可。”

在日內(nèi)瓦會議期間，播放《梁山伯與祝英臺》這一獨具匠心的安排，不僅增進了中國政府代表團與兄弟國家的朋友們的友誼，而且在某種程度上融洽了中國代表團與意識形態(tài)不同的國家的人們的感情，推動了日內(nèi)瓦會議的進展。

無論是這部影片的演員抑或導演都沒有想到，它在剛拍出不久、被周恩來帶到日內(nèi)瓦后，竟然會產(chǎn)生這樣大的外交的藝術效應。

《梁山伯與祝英臺》，這部不知使多少人夢繞魂牽、陶醉其中的越劇彩色藝術片，增進過中國同世界許多國家的友誼，為推動日內(nèi)瓦會議獲得進展做出了重要貢獻。1954年7月在捷克斯洛伐克第八屆卡羅維發(fā)利國際電影節(jié)上，這部影片榮獲最佳音樂片獎。袁雪芬領獎歸來后，周恩來高興地對她說：“雪芬啊，向你恭喜！我們兩‘臺’（指《梁山伯與祝英臺》和茅臺酒）在那里很受稱贊。”可以說，這部影片的宣傳開了中國文化走向世界，并贏得各界廣泛好評的先例。

這一年，《梁山伯與祝英臺》進入港澳電影市場，并連續(xù)上映一百零七天，轟動了港澳和東南亞地區(qū)。1955年，這部影片又榮獲英國第九屆愛丁堡國際電影節(jié)映出獎，中國文化部優(yōu)秀影片金質獎章。

10

恢復印度支那的和平問題，是會議第二項議程要解決的問題。這是緩和遠東乃至國際緊張局勢的一個關鍵問題。

對這個問題的討論，由中國、蘇聯(lián)、美國、英國、法國、越南民主共和國和法蘭西聯(lián)邦印度支那三成員國——越南國、老撾王國、柬埔寨王國共九個國家參加，由莫洛托夫和艾登輪流擔任會議主席。

“印度支那”這個稱謂，是法國殖民統(tǒng)治者入侵遠東地區(qū)的越南、老撾和柬埔寨三國后取的。當時，周恩來解釋說：“印度支那那個名字，是法國入侵越南以后給它取的，他把三個國家統(tǒng)一起來，歸他管，想了一個名字：西邊是印度，北邊是支那，合起來他（把這個地區(qū)）叫印度支那。這以前沒有這樣一個名字。這樣，法國就統(tǒng)治印度支那八九十年。”^〔45〕

日內(nèi)瓦會議所要討論的印度支那問題比朝鮮問題更為復雜棘手。因為涉及的國家不僅有越南，而且有老撾和柬埔寨；更有甚者，在每一個國家中還存在敵對的兩個政權或武裝力量。同時，不但有在印度支那進行殖民戰(zhàn)爭的法國，而且有存心阻撓會議達成任何協(xié)議的美國。和平是交戰(zhàn)雙方共同的事情，只有雙方都有誠意才能達成協(xié)議。這時，持強硬冷戰(zhàn)政策的杜勒斯預感到他將在會上處于被動孤立地位，已于5月3日悄悄離開日內(nèi)瓦回國^〔46〕，改由副國務卿比德爾·史密斯代理團長，率領美國代表團繼續(xù)參加會議。

5月7日，即在印度支那問題會議開始的前一天，從越南戰(zhàn)場傳來奠邊府大捷的喜訊。

這一仗，殲滅16200名法國侵略軍精銳部隊士兵，駐守奠邊府的法軍指揮官、3個主力團指揮官和空軍、炮兵指揮官無一漏網(wǎng)，都成了俘虜或者被擊斃，其中包括少將1名、上校3名、中校10名、少校27名、尉官和軍士1749名。同時，擊落、擊毀各種敵機62架，擊毀坦克4輛；繳獲重炮30門、坦克6輛、降落傘3萬多具和大量武器彈藥、軍用物資。

這是越南人民軍進行的第一次大規(guī)模的攻堅戰(zhàn)，過去進行的都是分散作戰(zhàn)。

因此，國際社會大感意外，世界輿論為之嘩然。

主戰(zhàn)的法國拉尼埃內(nèi)閣在國內(nèi)遭到強烈譴責，陷于孤立境地；在體面的條件下宣布印度支那停戰(zhàn)，很快成為左右法國政治局勢的呼聲。

后來，毛澤東稱贊：奠邊府戰(zhàn)役的勝利，“是一個國際性的勝利”。周恩來也說：“奠邊府的勝利的確是一個大勝利，而且非常的巧^〔47〕。好像是布置好了的，其實并不是。”

的確，奠邊府大捷徹底粉碎了法國的“納瓦爾軍事計劃”，給法國殖民者以決定性打擊，扭轉了戰(zhàn)場態(tài)勢。這樣，有力地配合了日內(nèi)瓦會議上的外交斗爭，為恢復印度支那和平問題的談判取得重大成果創(chuàng)造了十分有利的條件。

5月8日下午四時三十分，日內(nèi)瓦會議開始舉行恢復印度支那和平問題第一次全體會議。法國代表團一反過去趾高氣揚的派頭，全都戴著黑紗、系著黑色領帶，垂頭喪氣地走進會場，以此吊唁法國殖民軍陣亡的將士。

11

進行九次全體會議和八次限制性會議后，會議雖無明顯進展但已蘊含著轉機。5月27日，周恩來在限制性會議上以充滿希望、積累共識的口吻強調(diào)：各國代表的發(fā)言“將恢復印度支那和平問題的討論向前推進了一步”。從各國代表目前對莫洛托夫和皮杜爾提出的關于印度支那軍事停戰(zhàn)的各項建議的發(fā)言中，“我們不難發(fā)現(xiàn)有許多共同點，同時還有許多差異點。我希望本會議能夠根據(jù)這些共同點達成某些協(xié)議，以便作為進一步商談的基礎。同時，對于那些差異點，也應當尋找方法加以解決”。^〔48〕

接著，周恩來闡述了中國代表團對于印度支那停戰(zhàn)問題的系統(tǒng)意見，并根據(jù)印度支那戰(zhàn)場敵我力量對比的實際情況，本著實現(xiàn)這個地區(qū)和平的真誠愿望，提出了《關于在印度支那停止敵對行動》的六點建議。

周恩來在解釋六點建議的內(nèi)容時，強調(diào)：“在印度支那應該不分哪一個國家，不分正規(guī)軍和非正規(guī)軍，都必須同時停火而沒有例外。”“不能設想，當越南停火的時候，高棉和寮國卻不能同時停火；也不能設想，當高棉和寮國停火的時候，越南卻不能同時停火。”印度支那作戰(zhàn)地區(qū)的分散，“這是一個技術問題，并不妨礙同時停火的原則”。^〔49〕

周恩來的六點建議，像和煦的春風，使陷入僵局的會議恢復了生機。此后，會外的秘密會談和九國代表的準備會議，都是圍繞周恩來的六點建議進行的。

從5月31日起，會議雙方進入以劃區(qū)、監(jiān)察和國際保證為中心問題的實質性討論。

好事多磨。由于主戰(zhàn)的法國約瑟夫·拉尼埃政府對恢復印度支那和平采取拖延政策等復雜因素的影響，談判在之后的半個月未能獲得重大進展。

這時，法國已被持續(xù)多年的殖民主義戰(zhàn)爭拖得疲憊不堪，國內(nèi)要求結束戰(zhàn)爭的呼聲此起彼伏。

隨著國內(nèi)矛盾的尖銳化，6月12日，即在日內(nèi)瓦會議第七周的周末，法國拉尼埃政府在國民議會議員們的一片譴責聲中倒臺，內(nèi)閣集體辭職。

6月17日，法國國民議會以419票的絕對優(yōu)勢通過授權新總理兼外交部部長的孟戴斯-弗朗斯組織新政府。

上臺后，孟戴斯-弗朗斯所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和平解決印度支那問題。他在當天的就職聲明中，要求國民議會給他的政府以足夠的信任，并明確宣布：新政府“一定要在一個月內(nèi)解決這個問題。如果到了7月20日，我們還沒有達到目的，如果日內(nèi)瓦談判還沒有結束的話，我就重新回到這里來，代表我的政府向國民議會辭職”。

孟戴斯-弗朗斯尋求和平的明確態(tài)度，無疑使會議出現(xiàn)更大轉機有了新的可能。此后，會議進程明顯加快。

高瞻遠矚的周恩來，善于洞察新的形勢，并順應和推動形勢向前發(fā)展。在會議進程中，他同蘇聯(lián)和越南代表緊密配合，盡力爭取法國、英國和多數(shù)與會國家代表，集中力量反對美國代表的阻撓和破壞，促使會議再次取得進展，并最終達成停火協(xié)定。他積極做艾登和法國政府代表團團長、外交部部長皮杜爾的工作，同時也做其他國家代表的工作，曉之以理、動之以情。

在秘密會談中，周恩來同艾登就老撾和柬埔寨的前途問題交換意見。他對艾登鄭重表示：中國對討論朝鮮問題的會議在沒有結果的情況下就結束，“是不滿意的，因為沒有表現(xiàn)一點點和解精神”。在討論印度支那問題會議上，希望英國“不要像美國一樣”。

接著，周恩來又坦率地說道：中國“不愿看到老、柬成為美國的軍事基地來威脅中國的安全，中國對這種情況是不能置之不問的。我們愿意看到老、柬成為像印度那樣的東南亞型的國家^〔50〕，我們愿與之和平共處。這對法國、英國也是有利的。在政治上越南民主共和國愿意尊重老、柬的獨立、主權和統(tǒng)一。在軍事方面應承認有本地的抵抗部隊，也承認過去有越南志愿軍在老、柬作戰(zhàn)，有的已經(jīng)撤出，如果現(xiàn)在還有，我們認為應按照撤退一切外國軍隊的辦法辦理”。

艾登頻頻點頭稱是，說道：“有希望了。我們的要求也正是如此。”“英國也不希望老、柬成為（美國的）軍事基地”；周恩來先生的態(tài)度“對促進會議有幫助”。他表白：“我是主張趕快達成協(xié)議早日停戰(zhàn)的，法國新內(nèi)閣也是希望戰(zhàn)爭快停的。”^〔51〕

6月16日，周恩來以5月27日中國代表團提出的六點建議和5月29日會議的協(xié)議為基礎，提出了關于解決老撾和柬埔寨問題的六點建議。這個新的六點建議，受到大多數(shù)與會國家代表的歡迎。

17日中午，周恩來立即會見了剛從巴黎趕回呼吁繼續(xù)召開討論恢復印度支那和平問題會議的皮杜爾。皮杜爾說：既然會議因為莫洛托夫、周恩來先生的“建設性的建議而有進展，就應研究會議如何獲得具體結果的可能性，不應在此時使會議結束”。

周恩來接過話茬，表示欣賞“法國使會議繼續(xù)的意見”，指出“因為我們一向的立場就是使會議有成果”。

同時，周恩來簡要介紹了自己16日同艾登談話的內(nèi)容，又說明了越南16日提出的《關于解決印度支那政治問題的建議》的合理性，強調(diào)：“越南民主共和國所提建議是合理的，是尋求達成雙方的光榮的和平。要滿足老、柬的合理要求，就必須滿足越南民主共和國的合理要求。只要法國和越南民主共和國即交戰(zhàn)雙方的主要部分同意了，便好解決了。我們愿意看到老、柬成為東南亞型的國家，同時又成為法蘭西聯(lián)邦成員國，在柬埔寨應由就地停戰(zhàn)雙方協(xié)商政治解決。”

皮杜爾頗感高興，認為周恩來的意見是通情達理的，他再次明確表示：“不要任何人來對會議加以破壞，要使軍事會議能獲得好的結果。”^〔52〕之后，皮杜爾也抓緊時間，積極推動會議取得新成果。

在同澳大利亞外交部部長凱西的談話中，周恩來懇切地說：“我們愿意看到老、柬兩國成為東南亞型國家”，“任何外國不得在老、柬建立軍事基地”。“中國愿與東南亞以及西太平洋的一切國家和平共居，這當然包括澳大利亞和新西蘭在內(nèi)。這是中國對印度的政策，但中國也把這一政策用于其他國家。這不僅是說說而已，而是我們五年來遵循的政策。”“中華人民共和國是不會進行侵略的。”

凱西當即表示：“在印度支那如能獲得某種安排，澳大利亞一定遵守，決不破壞。”

這樣，經(jīng)過周恩來煞費苦心的多方斡旋，在6月19日，會議順利通過了《關于在柬埔寨和老撾停止敵對行動的協(xié)議》。《協(xié)議》規(guī)定：

甲、雙方司令部的代表將立即在日內(nèi)瓦或在當?shù)貢�晤�?/span>

乙、他們將就有關柬埔寨和老撾境內(nèi)停止敵對行動的各項問題進行研究，而從撤退在柬埔寨和老撾的一切外國武裝力量和外國軍事人員的問題開始，并對參加會議的各國代表團所提的意見和建議給與應有的注意；

丙、他們將盡早向會議提出他們的結論和建議。^〔53〕

這個《協(xié)議》是法國代表在綜合中國的六點建議和老撾、柬埔寨兩個建議的基礎上，并經(jīng)中國、越南和蘇聯(lián)三國代表修正后提出的。會上，除美國代表團外，所有與會國代表團都認為周恩來16日提出的建議是富有建設性和協(xié)商精神的。

通過這個《協(xié)議》時，迫于美國政府的指令，美國代表團團長史密斯有意逃會，讓美國代表團成員、國務院遠東事務助理國務卿羅伯遜出席會議，并且投了反對票，美國代表團把自己再一次擺到十分孤立和尷尬境地。

至此，日內(nèi)瓦會議又大大地向前邁進了一步，這是繼5月29日達成在印度支那迅速停火的協(xié)議之后的又一個新成就。可以說，印度支那敵對雙方走向和解、達成協(xié)議的最大障礙已經(jīng)被排除，會議形勢已經(jīng)發(fā)生根本變化^〔54〕。

周恩來在日內(nèi)瓦會議上所起的重大作用有目共睹。

據(jù)此，瑞士《斯德哥爾摩新聞》在6月22日的報道中稱：“周恩來在會議上享有不容置辯的威信。這給人們一個好的印象，即共產(chǎn)黨中國在幾年當中就變成了亞洲的最有生氣的政治中心。”

然而，美國的報刊評論卻發(fā)出一片哀嘆，聲稱：“這是一項史無前例的，為美國代表所不能理解的法、英、俄、華協(xié)議。”^〔55〕

從6月下旬開始，周恩來全力以赴為解決越南南北分界線問題而忙碌和奔波。

6月22日中午十一時四十五分，周恩來會見法國代表團副代表、法國駐瑞典大使讓·蕭維爾，就同新總理孟戴斯-弗朗斯會晤的安排問題交換意見。

為了讓孟戴斯-弗朗斯了解中國代表團對解決印度支那問題的基本立場，周恩來對蕭維爾說：中國代表現(xiàn)已介紹老撾、柬埔寨代表同越南民主共和國代表接觸。“我們希望（印度支那）三國能與法國建立友好關系。我們的目的是支持雙方能夠光榮的停戰(zhàn)，我們是推動、促成，而不是阻礙。”^〔56〕

6月23日下午二時，周恩來在瑞士首都伯爾尼同孟戴斯-弗朗斯會談。他詢問了法國政府關于實現(xiàn)印度支那和平的新方案，同時開誠布公地談了自己的意見。他申明：中國政府代表團的條件就是為了實現(xiàn)恢復印度支那和平，就是反對美國干涉，反對美國把戰(zhàn)爭國際化，反對美國在這個地區(qū)建立軍事基地。除此之外，沒有別的任何條件。如果讓美國阻撓達成協(xié)議的企圖實現(xiàn)，受害的不只是印度支那三國，還有法國政府和人民。

周恩來的以上兩次談話，高屋建瓴，言辭懇切，以情動人、以誠感人，著眼于和平，既照顧到越南、老撾、柬埔寨三國人民的根本利益，也充分考慮到法國在印度支那的切身利益，贏得了孟戴斯-弗朗斯的好感；周恩來坦蕩的君子風度使他感動，他的眼睛也潮潤了；他感受到：“精明的周恩來先生是真誠地想要和平。”這樣，兩人便有了共同語言。

孟戴斯-弗朗斯也以心交心，明確表示：“有些意見我們相當一樣。”“我同意周恩來總理的說法，我們很希望軍事代表的談判能夠迅速進入具體化階段，并希望越盟^〔57〕方面的代表也能得到明確指示。”他再次表示：“我決心以一個月為期實現(xiàn)停火，尊敬的周恩來先生，如果不成，我將提出辭職！”

在同對方最重要國家——法國達成一致后，周恩來同柬埔寨和老撾也交換了意見。從6月下旬到7月上旬，周恩來利用日內(nèi)瓦會議休會的一段時間開展其他工作：

首先，周恩來前往印度、緬甸進行國事訪問。

接著，周恩來把注意力暫時放到蘇聯(lián)、中國、越南三國內(nèi)部亟待解決的問題上面，這就是要提出一個切實可行的印度支那的劃區(qū)方案來，以推動談判獲得突破性進展。為此，他趕到廣西同越南勞動黨中央主席、國家主席胡志明，以及越南其他黨政領導人會談。

隨后，周恩來又回到北京同毛澤東、劉少奇等中國黨政領導人，前往莫斯科同馬林科夫等蘇聯(lián)黨政領導人會談，大力協(xié)調(diào)三國領導人在越南南北分界線問題上的看法。

日內(nèi)瓦—柳州—北京—莫斯科，經(jīng)過周恩來兩萬余公里的遠距離奔波和卓有成效的協(xié)調(diào)，中、越、蘇三國領導人達成共識，這就是：在分界線問題上提出過高的要求，既不現(xiàn)實，又容易使美國破壞會議的陰謀得逞，因此應該力爭達成妥協(xié)，迅速把戰(zhàn)爭停下來。

12

7月12日下午三時四十分，周恩來返抵日內(nèi)瓦。

功夫不負有心人。7月20日，在祥和的氣氛中，法國與越南、老撾、柬埔寨代表為了共同的利益，各自都做出必要的讓步，終于獲得構成停戰(zhàn)協(xié)議基本框架的七點共識（要點）：

（一）在全境同時全部停火的原則下，越南具體執(zhí)行停火日期已協(xié)議在停戰(zhàn)協(xié)定簽字生效后北部七天、中部十天、南部二十天。

（二）越南軍事分界線確定在十七度略南、九號公路以北。

（三）撤軍日期，準備從對方地區(qū)撤退到集結區(qū)以九至十個月為期限。

（四）越南選舉期限確定為兩年，1955年7月由雙方協(xié)商確定選舉日期和方法。

（五）老撾劃區(qū)問題，已同意寮國抗戰(zhàn)部隊集合區(qū)，先在十一個點集結，最后集合在老撾東北的豐沙里與桑怒兩省。

（六）柬埔寨問題，采取就地停戰(zhàn)、政治解決辦法。

（七）國際監(jiān)察，已確定由印度、波蘭、加拿大三國擔任，以印度為主席。^〔58〕

7月21日凌晨三時三十分，交戰(zhàn)國雙方代表，即越南人民軍總司令部代表及越南志愿人員和寮國戰(zhàn)斗單位代表謝光寶，同印度支那法蘭西聯(lián)邦部隊總司令部代表及老撾王國部隊代表戴爾特爾將軍簽署了《越南停止敵對行動協(xié)定》和《老撾停止敵對行動協(xié)定》。

一直坐在沙發(fā)上等待簽字消息的周恩來，得到喜訊后舒了一口氣，然后才進入臥室睡覺。

周恩來的辛勞工作，終于獲得了他夢寐以求的豐碩成果——印度支那全境停戰(zhàn)的實現(xiàn)。

這天下午三時，周恩來同與會國絕大多數(shù)代表一樣，懷著歡快愉悅的心情，出席恢復印度支那和平問題的第八次全體會議。這是日內(nèi)瓦會議的最后一次會議。

在藍天、白云和耀眼的陽光的映襯下，隨著微風飄揚在國聯(lián)大廈前的與會各國國旗，好像也是在迎接已經(jīng)到來的豐碩成果似的，顯得更加鮮艷奪目。

會場上，當天的會議主席艾登提醒與會各國代表說：“現(xiàn)在對于若干文件已達成協(xié)議。經(jīng)建議，本會議應注意到這些協(xié)議。”

艾登環(huán)顧與會國所有代表說：“最后，諸位先生，還有本會議注意到所有這些文件的宣言草案。我想，所有我的同事們面前都有該宣言草案的副本。我愿意請我的同事們一一表示對該宣言的意見。”

隨即，法國、老撾、越南民主共和國、中國、英國、蘇聯(lián)、柬埔寨等國代表都表示了贊同意見。

這時，眼睜睜地看著會議馬上就要通過宣言而無可奈何，但又頑固到底的史密斯，再也按捺不住他急切的情緒，表態(tài)要發(fā)表一個單獨聲明。

在艾登示意同意后，史密斯宣布：我代表我的政府不參加《日內(nèi)瓦會議最后宣言》簽字。但是，他又虛偽地聲稱“美國將不使用威脅或武力去妨害這些協(xié)定和條款”。

在美國代表不參加簽字的情況下，會議仍然發(fā)表了《日內(nèi)瓦會議最后宣言》。

接著，蘇聯(lián)、越南民主共和國、中國、老撾、柬埔寨和法國代表相繼發(fā)言，對會議取得圓滿成功表示祝賀。

最受全體與會代表注目的周恩來，充滿激情地說：

“日內(nèi)瓦會議九個代表團經(jīng)過七十五天的工作，終于克服了最后的阻撓，就恢復印度支那和平問題獲致了協(xié)議。”“本會議曾經(jīng)一再努力，使印度支那的停戰(zhàn)問題和政治問題都能獲得解決。我們現(xiàn)在獲致的協(xié)議規(guī)定了停止印度支那戰(zhàn)爭的具體辦法，同時也規(guī)定了解決印度支那政治問題的原則。”“毫無疑義，我們會議的成就是很大的。”^〔59〕

接著，周恩來強調(diào)：為了維護亞洲和世界的和平與安全，世界各國應該根據(jù)和平共處五項原則“進行協(xié)商和合作”，“鞏固亞洲和平的前途是光明的”。“這次在會議上曾經(jīng)討論了兩大問題，即和平解決朝鮮問題和恢復印度支那和平問題。關于和平解決朝鮮問題，雖然沒有達成任何協(xié)議，但是，它并沒有從議程上去掉。現(xiàn)在，本會議對于恢復印度支那和平問題，不僅達成了停止敵對行動的協(xié)議，而且達成了關于解決政治問題的原則協(xié)議。”“印度支那的停戰(zhàn)再一次證明了和平的力量是阻擋不了的。”從中可以看出，“如果有關國家具有和平誠意，國際爭端是可以經(jīng)過協(xié)商獲得解決的”。^〔60〕

周恩來稍停片刻，用他那炯炯有神的雙眼環(huán)視會場一周后，特別提到了對達成協(xié)議作出重要貢獻的幾個國家的代表。他說：這次會議中，范文同和孟戴斯-弗朗斯都表現(xiàn)了很好的和解精神。兩位主席莫洛托夫和艾登對于推進雙方為本會議達成協(xié)議的努力也是值得稱道的。

最后，周恩來加重語氣，大聲說道：印度支那敵對行動的停止就要實現(xiàn)了，舉世渴望的印度支那和平就要恢復了。正如朝鮮一樣，和平又一次戰(zhàn)勝了戰(zhàn)爭。讓我們更加堅定信心，繼續(xù)為維護和鞏固世界和平而努力。^〔61〕

日內(nèi)瓦會議關于恢復印度支那和平問題討論，歷時75天，在總共舉行8次全體會議、23次限制性會議和一次審查提案代表會議以后，終于獲得了豐碩的成果。

下午五時二十分，日內(nèi)瓦會議在絕大多數(shù)與會國代表共贊會議獲得成功的喜慶聲中勝利閉幕。

日內(nèi)瓦會議的成就出乎人們意料。尤其令人意外的是，為會議成功起了特殊作用的竟然是第一次參加重大國際會議的周恩來。他首戰(zhàn)就大獲全勝，接著一路乘勝前進，狠狠地挫敗了美國霸權主義的囂張氣焰，大大地提高了新中國的國際地位，使得這次會議成為新中國在國際事務中發(fā)揮重要作用的轉折點。全世界通過這次會議認識了這位卓越的政治家和外交家。他的智慧、品德、風度和才華，贏得了廣泛的敬佩。

日內(nèi)瓦會議是新中國和平外交政策成功地運用到國際事務中，并推動國際形勢向有利于和平的方向發(fā)展的范例。

周恩來的從容不迫、豁達通融和杜勒斯的冷面嚴酷、僵硬頑固，像不朽的歷史巨片中的一組鏡頭，永遠定格在世人的腦海中。難怪人們由此而稱新中國外交為“周恩來的外交”，由此而贊譽周恩來“使外交成為藝術”。

印度支那和平的恢復，也使法國卸掉了一個沉重的包袱，孟戴斯-弗朗斯在法國國民中的聲望為之大增。

可以說，在日內(nèi)瓦同中國進行的外交較量，是美國繼在朝鮮同中國進行軍事較量后，又一次重大失敗。

對美國在日內(nèi)瓦會議上所處的窘境，美國輿論為之嘩然。《華盛頓郵報》驚呼：“美國在日內(nèi)瓦會議上已遭到美國歷史上一次丟臉的外交失敗。”^〔62〕

20世紀50年代后期，享有國際盛譽的英國皇家國際事務學會主持編纂的《國際事務概覽》一書，冷靜地評價道：在1954年的日內(nèi)瓦會議上，“這也許是美國因為脫離其他兩個歐洲同盟國而感到最孤立的時期”。^〔63〕

13

日內(nèi)瓦會議閉幕后的兩天中，周恩來始終沒有忘記酬謝那些為達成印度支那停戰(zhàn)協(xié)議作出重要貢獻或特殊貢獻的各國代表。

7月21日中午十一時四十五分，周恩來在花山別墅熱情友好地接待了匆忙前來辭行的艾登。艾登誠懇地對周恩來說：“英國極重視中、英兩國已建立的聯(lián)系，希望兩國抱著信心維持這一聯(lián)系。”^[64]

中午一時，周恩來盛宴款待了孟戴斯-弗朗斯。宴會上，孟戴斯-弗朗斯虔誠而欽佩地對周恩來說：這次日內(nèi)瓦會議上同你的合作，“使日內(nèi)瓦會議獲得成就，并為法中關系的發(fā)展開闊了道路”，“感謝你這次所給予的幫助”。

孟戴斯-弗朗斯問道：“停戰(zhàn)協(xié)定沒有按時簽字，我是否應該辭職？”周恩來肯定地回答：“主要的事都已辦了，這點小事不算什么。”

孟戴斯-弗朗斯微笑著說：“我在議會報告時就說，周恩來總理不要我辭職。”

道別時，孟戴斯-弗朗斯對周恩來依依不舍地說：“再見了，希望不久再見到你。”“今天中午承你邀請，非常愉快，中國菜很好吃……”^〔65〕

晚八時，周恩來和中國代表團在花山別墅設宴款待蘇聯(lián)和越南代表團，并一起聯(lián)歡。

難能可貴的是，7月22日，真誠希望實現(xiàn)印度支那持久和平的周恩來，又在花山別墅設宴隆重招待了對立的印度支那“三國四方”的與會代表。他們是：

越南民主共和國代表范文同，軍事代表謝光寶、何文樓、陳林、鄧性、黃元；

越南國代表、無任所大使吳庭練（政府總理吳庭艷的弟弟）；

老撾王國代表團團長、外交大臣薩納尼空，軍事代表、國防部部長谷·高拉馮，軍事代表泡鑾、富尼；

柬埔寨王國代表、外交部部長泰普潘，國王私人代表桑·薩里，軍事代表、國防部部長刁隆，軍事代表達普春、蒲柴、張達朗賽。

席間，周恩來頻頻高舉斟滿茅臺國酒的酒杯，同所有來賓共祝：

為印度支那和平而干杯！

為世界和平和增進各國的友好關系而干杯！

為出席宴會的各位的身體健康而干杯！

席間，三國代表都盛贊周恩來為印度支那停戰(zhàn)協(xié)定的簽訂所作出的杰出貢獻。

泰普潘感言：“日內(nèi)瓦會議的成功，主要是由于周恩來總理的努力。如果周恩來總理不促成印度支那三國代表的直接交談，協(xié)議是不可能達成的。”

桑·薩里掏出心里話說：“我們到這里來，就好像到了家里。首次我們在這里會面以后，會議的氣氛才開始好轉，我們發(fā)言的口氣也改變了，我們甚至把打好字的發(fā)言稿加以修改。”

薩納尼空也情不自禁地說：“過去大家刮目相看，前次周恩來總理組織了宴會，才使協(xié)議能夠達成。”

7月22日，胡志明為慶祝印度支那停戰(zhàn)協(xié)定的簽訂專門發(fā)表文告，指出：“日內(nèi)瓦會議已經(jīng)結束了。”“在日內(nèi)瓦會議上，由于我國代表團的斗爭，由于蘇聯(lián)和中華人民共和國兩國代表團的幫助，我們?nèi)〉昧艘粋�偉大的勝利：法國政府承認了我國的獨立、主權、統(tǒng)一和領土完整，并同意了從我們的土地上撤退法國武裝部隊，以及其他。”

還有十幾個小時，周恩來就要離開日內(nèi)瓦這座國際旅游名城。

雖然周恩來置身于名城的美景之中，但卻沒有也無暇去欣賞和享受。他除了抽空參觀開會所在地萬國宮——國聯(lián)大廈外，日內(nèi)瓦的其他旅游景點一處也沒去過。

據(jù)他的外事秘書陳浩回憶：

他出席日內(nèi)瓦會議前后近三個月，從未抽空去游覽有“世界公園”之稱的瑞士的名勝古跡。不在因公外出時游山玩水，是他的一貫作風。他談起過，他早年在法國勤工儉學時，始終沒有顧上去游覽巴黎的埃菲爾鐵塔。……

在國外工作是如此緊張，但總理說：“出國對我來說是個休息”，因為只干這一件事。其他事可暫時放下。平時在國內(nèi)，要操勞幾億人口大國的方方面面的大事，更費心血。他曾說，“我是總理，要負全面的責任，上對中央，下對群眾，不多管一些怎么行呢？”

……周總理就是這樣爭分奪秒地為人民工作了一生，正像他自己常說的：“我們要像蠶一樣，盡力吐絲，直到生命止息，春蠶到死絲方盡嘛！”^〔66〕

7月23日上午八時，周恩來率領中國代表團飛離日內(nèi)瓦。臨行時，他在機場發(fā)表談話：

印度支那和平的恢復，緩和了國際緊張局勢。并為進一步協(xié)商解決其他重大國際問題開辟了道路。我深信，只要愛好和平的國家和人民堅持不懈的努力，世界和平是可以得到保障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愿意與有關各國為達到這個目的而共同努力。^〔67〕

日內(nèi)瓦會議的成就大大超過人們的意料。尤其使人感到意外的是，為這次會議獲得成功起到特殊作用的竟然是第一次參加國際會議的新中國政府總理兼外交部部長的周恩來以及他的同事們。

周恩來在日內(nèi)瓦會議上的精彩亮相和在會議期間卓有成效的外交活動，使新中國以令人煥然一新的形象和風格在國際政治舞臺上嶄露頭角。當時流行這么一句話：“日內(nèi)瓦會議的中心人物是周恩來。”

通過這次會議，國際社會真正認識了周恩來這位卓越的政治家和外交家。

印度支那停戰(zhàn)的實現(xiàn)，結束了法國在這個地區(qū)進行多年的殖民戰(zhàn)爭，越南的北半部完全獲得解放，從而為越南人民在全國范圍內(nèi)贏得獨立斗爭的勝利，建立了一個可靠的基地。

印度支那停戰(zhàn)的實現(xiàn)，推遲了美國企圖立即對印度支那進行直接武裝干涉計劃的實施，使印度支那三國人民后來對付美國武裝干涉有了更好的準備。

印度支那停戰(zhàn)的實現(xiàn)，再一次打亂了美國從朝鮮、印度支那和中國臺灣三條戰(zhàn)線威脅新中國的戰(zhàn)略部署，鞏固了中國南方邊陲的安全。

同時，通過日內(nèi)瓦會議，全世界又一次看到，中國人民為自己國家的安全、世界的和平與人類的進步事業(yè)，為通過談判解決國際爭端，做出了重要貢獻。

日內(nèi)瓦會議閉幕前后，西方輿論持續(xù)發(fā)表贊譽周恩來的評論。

有的稱：“已有不少人將周恩來喻為印度支那會議的挽救者，已贏得了外交舞臺第一流人物的地位。”

有的說，周恩來作為“第一流的外交藝術家成功地開辟了光榮解決問題的道路，把相互敵視的老、柬和越盟拉在一起歡宴。孟戴斯-弗朗斯的拜訪，尼赫魯?shù)难�請給中國帶來了與傳統(tǒng)的大國無差別的地位，今天沒有人能否認周恩來是外交天體中升起的一顆新星，此星不僅對亞洲，而且對整個地球有不可估量的意義”。

美國《商業(yè)周刊》更是直截了當?shù)卣f：美國企圖把中國“無限期排斥在世界外交舞臺之外”的幻想已經(jīng)被日內(nèi)瓦會議所粉碎。

日內(nèi)瓦會議結束不久，美國歷史上最有影響的外交家之一、被稱為“冷戰(zhàn)斗士”的前國務卿迪安·艾奇遜，贊譽周恩來是“當今世界最能干的外交家”。

但是，來自各個方面的贊譽并沒使周恩來飄飄然、昏昏然。三個多月后，周恩來在外交部全體干部大會上冷靜地說道：“日內(nèi)瓦會議的成功不是（中國）代表團了不起，而是由于全國人民的勝利、抗美援朝的勝利。代表團只是依據(jù)黨的政策作了一些工作。”^〔68〕

14

周恩來回國途中應邀順道先后訪問德國、波蘭、蘇聯(lián)和蒙古，后于8月1日凱旋——返抵北京。

黨和國家領導人朱德、劉少奇、宋慶齡、李濟深、沈鈞儒、陳叔通、林伯渠、董必武、郭沫若、黃炎培、鄧小平等，以及中央人民政府各部門負責人、北京市人民政府、人民解放軍代表、政協(xié)全國委員會在京委員、各民主黨派與人民團體負責人、各兄弟民族代表和各國駐中國外交使節(jié)，共八百多人，在西郊機場盛情歡迎凱旋的和平使者周恩來及其他中國代表團成員。

天真可愛的少先隊員們跑上前去，向周恩來一行獻上一束束馨香撲鼻的鮮花，以表示對他們辛勤工作的崇高敬意。

回國后，中國代表團代表、外交部副部長李克農(nóng)在關于日內(nèi)瓦會議的書面報告中總結了四點收獲：

第一，“擴大了我方為和平解決國際糾紛及緩和國際緊張局勢而努力的影響，促進了國際形勢的某些緩和，使我方取得了道義上與外交上的重大勝利。”

第二，“打擊了帝國主義特別是美帝在亞洲的殖民主義侵略政策，聲援與鼓舞了亞洲民族解放運動，利用并加深了帝國主義陣營的矛盾，使美帝更加孤立，遭到政治上、外交上的重大失敗，打擊了美帝的戰(zhàn)爭政策和它建立東南亞集團甚至建立歐洲軍的計劃，加強了國際爭取和平的力量。”

第三，“確立了新中國在國際事務中作為五大國之一的不可動搖的地位，擴大了新中國在政治、外交、經(jīng)濟、文化上的影響，提高了新中國的國際威信，給新中國開辟了在國際事務中更為廣大的活動陣地，使之在今后能起更大的作用。此外，還使我國與一些國家之間的關系得到某些改進。”

第四，“使我們?nèi)〉脟�際活動的一些經(jīng)驗。”^〔69〕

的確，在日內(nèi)瓦會議后，通往北京的外交之路已成為平坦大道。世界上一些國家的代表團、國家元首和政府首腦接踵而至：

——蘇共中央第一書記赫魯曉夫率領蘇聯(lián)政府代表團來了；

——朝鮮民主主義人民共和國內(nèi)閣首相金日成率領朝鮮政府代表團來了；

——波蘭統(tǒng)一工人黨中央第一書記貝魯特率領波蘭政府代表團來了；

——印度政府總理賈瓦哈拉爾·尼赫魯和他的女兒英迪拉·甘地來了；

——緬甸政府總理吳努來了；

——英國前首相、工黨領袖理查德·艾德禮率領英國工黨代表團來了；

——日本的有識之士組成各種訪華團也接連不斷地來中國訪問，積極地同中國開展經(jīng)貿(mào)活動和文化交流。

亞非人民自己的歷史盛會——亞非會議，這時已經(jīng)在醞釀之中了。

一個新的更加輝煌燦爛的外交局面和國際關系，展現(xiàn)在新中國人民面前。

注釋：

〔1〕《共和國日記（1952）》，河南人民出版社2017年版， 第533頁。

〔2〕〔3〕關于日內(nèi)瓦會議的估計及其準備工作的初步意見，1954年初。參見《周恩來傳》，中央文獻出版社2018年版，第1005頁。

〔4〕周恩來修改定稿的中共中央關于召開日內(nèi)瓦會議致胡志明主席的電報，1954年3月。參見《周恩來年譜（1949—1976）》上卷，中央文獻出版社2020年版，第348、349頁。

〔5〕1954年4月30日，范文同又兼任越南外交部代理部長。

〔6〕李越然：《思念敬愛的周總理》，《老外交官回憶周恩來》，世界知識出版社1998年版，第324、325頁。

〔7〕《中華人民共和國對外關系文件集（1954—1955）》，世界知識出版社1958年版，第20頁。

〔8〕熊向暉：《我的情報與外交生涯》，中共黨史出版社1998年版，第85頁。

〔9〕《中華人民共和國外交檔案選編》第1集，世界知識出版社2006年版，第92、93頁。

〔10〕《中華人民共和國外交檔案選編》第1集，世界知識出版社2006年版，第33頁。

〔11〕《中華人民共和國對外關系文件集（1954—1955）》，世界知識出版社1958年版，第21—23頁。

〔12〕《中華人民共和國對外關系文件集（1954—1955）》，世界知識出版社1958年版，第26、27頁。

〔13〕 〔14〕 陳浩記錄的日內(nèi)瓦會議《花絮一叢》。陳浩，當時任周恩來的外事秘書。

〔15〕《費德林回憶錄——我所接觸的中蘇領導人》，新華出版社1995年版，第114頁。

〔16〕美聯(lián)社記者評周恩來外長，美聯(lián)社日內(nèi)瓦5月30日電。

〔17〕陳浩記錄的日內(nèi)瓦會議《花絮一叢》。

〔18〕熊向暉：《我的情報與外交生涯》，中共黨史出版社1998年版，第103頁。

〔19〕《中華人民共和國對外關系文件集（1954—1955）》，世界知識出版社1958年版，第36、37頁。

〔20〕《中華人民共和國對外關系文件集（1954—1955）》，世界知識出版社1958年版，第37—41頁。

〔21〕《艾登回憶錄》上，世界知識出版社1960年版，第175頁。

〔22〕這是日內(nèi)瓦會議討論和平解決朝鮮問題的最后一次會議。

〔23〕《中華人民共和國外交檔案選編》第1集，世界知識出版社2006年版，第67、68頁。

〔24〕《中華人民共和國外交檔案選編》第1集，世界知識出版社2006年版，第72頁。

〔25〕〔26〕觀察者：《和平的敵人原形畢露了》，《人民日報》1954年6月19日。

〔27〕《中華人民共和國外交檔案選編》第1集，世界知識出版社2006年版，第81—84頁。

〔28〕〔29〕 《中華人民共和國外交檔案選編》第1集，世界知識出版社2006年版，第84頁。

〔30〕〔31〕〔32〕〔33〕《中華人民共和國外交檔案選編》第1集，世界知識出版社2006年版，第87頁。

〔34〕《中華人民共和國外交檔案選編》第1集，世界知識出版社2006年版，第89頁。

〔35〕《人民日報》1954年6月17日。

〔36〕《中華人民共和國外交檔案選編》第1集，世界知識出版社2006年版，第88頁。

〔37〕《中華人民共和國對外關系文件集（1954—1955）》，世界知識出版社1958年版，第56頁。

〔38〕這是針對周恩來講的。

〔39〕《周恩來鄧穎超通信選集》，中央文獻出版社2014年版，第96頁。

〔40〕《周恩來鄧穎超通信選集》，中央文獻出版社2014年版，第94頁。

〔41〕夏衍，當時任中共上海市委常委、上海市委宣傳部部長、上海市文化局局長。

〔42〕陳荒煤、陳播主編：《周恩來和藝術家們》，中央文獻出版社1995年版，第354頁。

〔43〕熊向暉：《我的情報與外交生涯》，中共黨史出版社1998年版，第88頁。

〔44〕熊向暉：《我的情報與外交生涯》，中共黨史出版社1998年版，第105頁。

〔45〕支那，這是古代印度、希臘和羅馬在著述中對中國的稱呼。近代日本也曾篾稱中國為支那。

〔46〕杜勒斯到1954年7月21日日內(nèi)瓦會議結束時一直未返回參加會議。

〔47〕指奠邊府戰(zhàn)役的勝利結束，正好發(fā)生在討論恢復印度支那和平問題第一次全體會議的前一天。

〔48〕《中華人民共和國外交檔案選編》第1集，世界知識出版社2006年版，第136頁。

〔49〕《中華人民共和國外交檔案選編》第1集，世界知識出版社2006年版，第137頁。

〔50〕指主張恢復印度支那和平，國與國友好相處，反對美國在東南亞建立軍事基地這種類型的國家。

〔51〕周恩來關于訪艾登談話情況給毛澤東、劉少奇并中共中央的電報，1954年6月17日。參見《建國以來周恩來文稿》第10冊，中央文獻出版社2018年版，第526、527頁。

〔52〕周恩來關于同皮杜爾的談話情況致毛澤東、劉少奇并中共中央的電報，1954年6月18日。參見《建國以來周恩來文稿》第10冊，中央文獻出版社2018年版，第529、530頁。

〔53〕《人民日報》1954年6月21日。

〔54〕［英］科拉爾·貝爾著、F.C.貝納姆編：《國際事務概覽（1954年）》，上海譯文出版社1984年版，第79頁。

〔55〕［英］科拉爾·貝爾著、F.C.貝納姆編：《國際事務概覽（1954年）》，上海譯文出版社1984年版，第74頁。

〔56〕 周恩來同蕭維爾的談話記錄，1954年6月22日。參見《周恩來年譜（1949—1976）》上卷，中央文獻出版社2020年版，第379頁。

〔57〕指越南民主共和國。

〔58〕周恩來給毛澤東、劉少奇并中共中央的電報，1954年7月20日。參見《周恩來年譜（1949—1976）》上卷，中央文獻出版社2020年版，第391、392頁。

〔59〕《中華人民共和國對外關系文件集（1954—1955）》，世界知識出版社1958年版，第77、78頁。

〔60〕〔61〕《中華人民共和國對外關系文件集（1945—1955）》，世界知識出版社1958年版，第78、79頁。

〔62〕新華社記者日內(nèi)瓦通訊：《“看我公樽俎折強權”——憶周總理在日內(nèi)瓦》，《人民日報》1978年3月10日。

〔63〕［英］科拉爾·貝爾著、F.C.貝納姆編：《國際事務概覽（1954年）》，上海譯文出版社1984年版，第75頁。

〔64〕周恩來給毛澤東、劉少奇并中共中央的電報，1954年7月22日。參見《建國以來周恩來文稿》第11冊，中央文獻出版社2018年版，第113頁。

〔65〕周恩來同法國、柬埔寨等國外交部部長非正式接觸時的談話紀要，1954年7月21日；周恩來給毛澤東、劉少奇并中共中央的電報。參見《中華人民共和國外交檔案選編》第1集，世界知識出版社2006年版，第210—212頁。

〔66〕陳浩《一片公心，永鑒青史》，《我們的周總理》，中央文獻出版社1990年版，第532、533頁。

〔67〕《人民日報》1954年7月24日。

〔68〕《我們的周總理》，中央文獻出版社1990年版，第535頁。

〔69〕《李克農(nóng)紀念文集》，未刊稿。

（摘自：熊華源，廖心文：《周恩來主持政務歲月》，人民文學出版社2024年4月北京第一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