讓黨的歷史發揮資政育人作用，大致可以作這樣的理解：通過傳播黨的奮斗歷史、展示黨的生動形象，弘揚黨的優良作風、宣傳黨的成功經驗、普及黨的思想理論，來武裝人、引導人、塑造人、鼓舞人，從而在黨的執政決策和培育人們的精神價值觀兩個方面發揮作用。前者是資政，后者是育人。本文就黨史靠什么資政育人和怎樣更好地資政育人這兩個問題，做一些分析。

一、黨史靠什么資政育人

回答這個問題，應該明確和堅持黨史研究和宣傳的“三個方向”。

一是靠梳理和闡發黨的基本理論資政育人。黨史研究是一門政治性和政策性很強的歷史科學，其最高境界，應該是梳理和闡發黨在不同歷史時期的理論探索及其重要成果，目的是讓科學的理論武裝人。需要說明的是，黨的基本理論常常是通過黨在工作實踐中提出和貫徹的重大決策和政策體現出來的。有人不免疑問，決策和政策是否算作理論。其實這是誤解。黨的決策和政策，一頭通向理論，一頭影響實踐。和在書齋里從事理論思考的純粹學問家不同，我們黨關于中國革命、建設和改革的所有理論，都是實踐倒逼出來，并通過一系列決策和政策體現出來的，它來自實踐，又回到實踐中去驗證，最后才進行理論上的總結和升華。這是不僅要認識世界，還要改造世界的馬克思主義政黨，從事理論創造的帶規律性的特點。

二是靠總結和分析黨的歷史經驗資政育人。挖掘、梳理、揭示我們黨的歷史經驗和現實經驗，包括某些教訓，是黨史研究的基本要求。在不同歷史時期，我們黨為了推進黨和人民的各項事業，為了應對這樣和那樣的風險考驗，為了實現不同階段的目標任務，在革命、建設和改革，在治黨、治國和治軍各個方面，殫精竭慮，艱辛摸索，積累了許多寶貴經驗，展示出不凡的政治勇氣和智慧。通過研究把它們展示出來，在今天和將來，都是最能說服人，教育人的精神財富。

三是靠研究和宣傳黨史人物和事件資政育人。黨的歷史，是由一代代廣大黨員的具體奮斗創造出來的，是由一個又一個具體的重大事件連接起來的。黨史研究自然應該通過敘述具體的人和事，傳播黨的奮斗歷史，展示黨的生動形象，弘揚黨的優良作風，來感染人，影響人，進而增加人們的“紅色記憶”和“紅色感動”，凝聚人們對黨的奮斗歷程和風采的認同，培育和引領高尚的風尚。

二、黨史研究宣傳要發揮好資政育人作用，需重視和善于扇動“兩個翅膀”

所謂“兩個翅膀”，是指黨史研究宣傳要發揮最大的功能，需要讓自己的研究和宣傳產品有兩個鮮明特點。

第一，重視并善于利用科學理性的翅膀，才能更深刻和豐富地發揮資政育人的作用。強調科學理性是一個翅膀，是為了防止黨史研究空對空、簡單重復或自說自話，以至憑自己的興趣和偏好去“戲說”的不良風氣，進而期望研究者們更加自覺地以準確和深入為標準，在黨史領域馳騁。所謂科學理性，就是要求把黨的基本理論、政策經驗和黨史人物事件，放到具體的歷史環境當中，放到我們黨當時面臨的主要矛盾當中，放到我們黨當時的認識水平上，來闡發、分析、揭示和評價。這就是我們常說的歷史唯物主義的研究。這樣的研究，才可能有“真貨”，有歷史的質感，人們才覺得是可信的，才能夠更貼切地說服人教育人。比如，中國共產黨成為執政黨后，對如何搞社會主義，開始并不清楚，也不能要求前人在起點上就必須清楚，無論在實踐上還是理論上都有一個逐步延伸進步和豐富完善的探索過程。認識真理、宣傳真理、認同真理，由少數人認同到多數人認同，都必然有一個過程。黨史研究，就應該把這個過程講清楚，并把不同階段的探索特點連接起來。這樣的研究，彰顯了實事求是，彰顯了科學理性，既有歷史的力量，又有邏輯的力量。在今天的背景下，黨史研究如果仍然只是排列材料，引述文件，顯然不行了。必須要有相應的思考力度和理論靈魂，而不是各種材料和觀點的簡單重復或組合，才能拎出史實的“魂”或“核”來，做到高屋建瓴，讓人感覺有新意，能夠盡量豐富和深刻地資政育人。顯然，不扇起科學理性這個翅膀，這樣的效果難以達到。

第二，重視并善于利用個性文情的翅膀，才能更生動和具體地發揮資政育人的作用。堅持和發揮科學理性并不排斥個性化的研究和著述風格，黨史研究是可以做到有文有情有個性的。歷史著述和文學表達的關系是一個老得不能再老的話題。它們本為一體，至少在司馬遷以前，那時的史書，實際上多是文學著述。有聲有色的《項羽本紀》，即是一例。班固以降，史書就沒味道了。宋代司馬光創“通鑒”體例，圍繞一個專題一個事件詳述其來龍去脈，尚有可取之處，但終究在敘述風格上去司馬遷甚遠。五四開啟新的文化時代，到 20 世紀 40 年代，那時歷史學家的作品，多有斑斕絢麗的色彩，可讀性很強。至今讀吳晗的《朱元璋傳》和郭沫若的《甲申三百年祭》，也能喚起心底的波瀾。這樣的歷史著述發揮的資政育人作用更為生動和具體。

講科學理性不一定會使研究者的思維和筆法干巴巴的。胡喬木在中央黨史研究室組織撰寫《中國共產黨歷史（上卷）》時就提出：要寫出感人的場面，寫出黨史人物的細節，寫得有聲有色；行文要有懸念，有照應，有精辟的議論，有大開大合的章法。凡此等等，都是在提倡個性文情，以求黨史研究的新變和突破。在《中國共產黨歷史（上卷）》出來之前，出版了《中國共產黨的七十年》，胡喬木讀后，給了“有質有文，陳言大去，新意迭見”的評價。胡喬木對黨史研究論著的這些倡導和期望，是值得注意的。除了嚴肅的宏觀論著，研究黨史人物和黨史重大事件，更需要有文有情有個性了。黨史研究的成果，畢竟需要延伸到社會上才能發揮資政育人的作用。研究黨史，不僅僅要著眼于“理”，立足于“事”，更要有“人”。無論明理，還是說事，終歸都要涉及人。理有曲直，事有情節，人有個性，在研究中扇起文情個性的翅膀，讀者閱讀起來，就可能既有理性思考，又有感情介入，內化為資政育人，效果就會更明顯。如果把本來生動具體并且感人的黨史人物和事件，搞得無文無情無個性，其資政育人效果，難以充分發揮。

黨史研究要扇起個性文情的翅膀，具體說來，需要三方面的準備。一是史實把握。這對大多數黨史工作者來說，是不成問題的。尊重黨史事件和人物的事實，是最基本的職業習慣和思維方式，甚至可以說，黨史工作者并不是“實”得不夠，而是“文”得不夠。二是理論識見。這一點之所以重要，是因為它能使我們拎出史實的“魂”或“核”來，做到高屋建瓴，讓人感覺有新意，而不是把各種散見的材料拼湊在一起的簡單敘述。也就是說，筆下的內容是經過作者自己的眼睛和大腦轉換出來的。這個轉換，靠的是理論上的眼光識見。也正是在轉換中，方能看出黨史的底蘊和極致，也能看出“詩”意。中國共產黨風云激蕩的歷史進程，本來就充滿動人魂魄的“詩”意的。三是文學感覺。就是用自己的文學感覺去敘述。文學感覺能讓人一下子看出來哪個事件、哪個環節最有“戲”。同一件事，同一個人，用不同的結構方式、敘述方式、語言方式去體會、去把握、去描繪，作品的感染力和育人效果，是不一樣的。

總之，重視黨史研究的“三個方向”和“兩個翅膀”，既是推進黨史研究所必需的內功，也是能夠資政育人的前提和方法，根本目的是在人們的精神世界培育正確的世界觀、人生觀和價值觀，凝聚社會共識，增強人們對我們黨的路線、方針、政策的認同。

三、關于資政育人的兩個關鍵途徑

如果說，黨史資政偏于理性，那么，黨史育人則偏于感性。有兩樣東西，是達到資政育人效果的關鍵途徑，一個是通過具體的史實素材增強人們的紅色記憶，一個是通過黨史的精神魅力強化人們的紅色感動。只有具體的記憶和切實的感動，才可能孕育出感性的認知，有了感性的認知，才可能出現理性的認同。

先說增強人們的紅色記憶。

一個集體、群體、民族必然擁有自身“集體記憶”。比如中國共產黨這個集體，有關于自己的歷史的記憶；參加抗戰的當事人，有自己參加抗戰的記憶；今天的中華民族，有關于自己近代以來從衰敗到振興的奮斗過程記憶。正是這些記憶累積和構成了社會成員的政治生態和價值取向。用黨史來育人，最主要的就是要強化人們對中國共產黨帶領人民群眾進行革命、建設和改革這一波瀾壯闊的奮斗歷史的“集體紅色記憶”。例如，榮毅仁曾回憶，在1949 年5月解放軍進入上海那天早晨，他看到部隊都睡在馬路上，當時就想，蔣介石肯定是回不來了。這類記憶，就可能成為教育后人最為生動的有說服力的故事，從而內化成為支持中國共產黨作為執政黨的情感和態度。

隨著時間的推移，人們的記憶常常呈現為遞減的過程。紅色記憶也不例外。隨著一代又一代的黨史重大事件的親歷者們遠去，他們帶走了許多記憶，也帶走了許多感情。沒有親歷的人們雖然從他們生前的記憶傳承中受益匪淺，但事實上已經和先輩們的記憶不一樣了，最重要的是缺少了感情因素。比如，人們常說的“80 后、90 后”，盡管通過各種黨史作品，有一些紅色記憶，但都是間接地獲得的，而這些記憶同他們自身的現實經歷沒有太多的利害關系。他們唱《沒有共產黨就沒有新中國》這首歌，不可能重現解放初期人們唱這首歌的情景。再加上歷史條件發生了很大變化，人們的生活方式和價值觀念越來越多樣化，紅色記憶事實上面臨著日益淡化的趨勢。這就是黨史育人工作面臨的挑戰。這個挑戰也說明了此項工作的迫切性和重要性。

再說強化人們的紅色感動。

怎樣才能增強人們的紅色記憶呢？這就需要強化人們的紅色感動。也只有讓人感動的東西才可能記得住，也只有體會到黨史的精神魅力，才可能對升華感知，接受先進價值觀發生作用。因此，黨史育人工作，應該遵循記憶的傳播和感染規律，更多地考慮人民群眾的接受可能。說到底，就是一個大眾化問題。不光面對普通群眾需要大眾化，知識分子和黨的領導干部要從黨史作品中受到感動，也有一個大眾化的問題。

用大眾化的敘述方式來傳播黨的奮斗歷史、塑造黨的生動形象，弘揚黨的優良作風、展示黨的成功經驗、普及黨的思想理論，是黨史作品能夠育人的基本前提。黨史作品要能夠感動人，是一件非常不容易的事情。目前，這方面的作品，有的確實存在著大眾化的敘述方式明顯不足，用文件式語言講道理的色彩比較濃厚的問題。直白地講道理是必須的，沒有什么輸理的地方，關鍵是只停留在這一步還不行，還要學會把講道理和講故事結合起來，學會講中國的故事，講中國共產黨的故事。一些西方國家為了宣傳和推銷他們的價值觀的優越性，很會講故事，技巧比較高明。相比之下，我們在陳述事實時技巧還不夠，是一種直接講道理的陳述，因此對外交往時常常遇到感染力不夠普遍的煩惱。樹立中國的形象，傳播我們的價值觀，當然要取決于經濟發展，但也取決于能不能使“中國故事”“中國共產黨的故事”產生廣泛的感染力。對外如此，對內也有這種情況。今天的年輕人，比較習慣接受西方故事的陳述方式。在宗旨是“育人”的作品中，如果用文件語言敘述黨史，多少會降低讀者和觀眾自覺接受的興趣，也多少會弱化我們黨近90年來波瀾壯闊歷史的吸引力。黨的十七大報告強調當代中國馬克思主義的普及與大眾化問題，應該是有針對性的。

黨史作品要通過大眾化的敘述，強化人們的紅色感動，從寫作目標來說，是要把“舊聞”做成“新聞”。把“舊聞”做成“新聞”，這是個比喻。黨史作品反映的不是現實生活中人們敏感的特別感興趣的內容，是過去的東西，能不能讓人們感興趣，受感動，關鍵是要提供新鮮的視角，新鮮的素材，新鮮的敘述方式，并且很自然地把黨史中的崇高精神和優良作風蘊藏其間。這樣，黨史的魅力就出來了，“舊聞”也成為了“新聞”。

四、關于黨史敘述作品如何增強育人效果的問題

用以育人的黨史作品，有多種形態。這里只談談以敘述為主的黨史作品的寫作問題。因為以敘述為主的黨史作品，比較容易增強人們的紅色記憶和紅色感動。

以敘述為主的黨史作品，大體可分為以下三類。

第一類是“史傳作品”。其特點是以敘為主，間帶議論，諸如中央黨史研究室編寫的《中國共產黨的七十年》《中國共產黨歷史（第一卷）》，中央文獻研究室編寫的《毛澤東傳》《周恩來傳》等。這類作品比較強調科學理性，主要考驗作者的史識，考驗作者對黨史重大事件及代表性人物的宏觀把握和系統了解，旨在挖掘、整理、研究和宣傳中國共產黨在不同時期形成的歷史經驗和歷史智慧（當然也包括某些教訓），并把它們之間的繼承和發展關系說清楚。也就是說，黨的歷史是一個發展過程，它是由一個又一個的重大決策、重大事件和代表性人物組成的。要把黨史的精神魅力傳達出來，達到資政育人效果，怎樣敘述這些重大決策、重大事件和代表性人物，就是很有講究的了。沒有科學理性的研究不行，但光有研究不善敘述，也不行。

第二類是“紀錄作品”。這類作品包括當事人寫的新聞報道、回憶錄，后人根據文獻檔案和前人的記述拍攝的文獻紀錄片等。關于“紀錄作品”和“史傳作品”的區別，可以斯諾的《西行漫記》和中央文獻研究室編寫的《毛澤東傳》為例來說明。前者開篇寫“一個共產黨員的經歷”，基本上是毛澤東接受斯諾采訪時關于自己早期經歷的談話內容，其間也插入一些現場描述和作者的感受、評價，屬于比較原生態的紀錄作品。后者是在研究、考證各種文獻史料基礎上，結合黨史背景，對毛澤東一生中的重要政治活動和決策過程作勾連敘述，自然屬于學術較強的史傳作品。

從作者的寫作方式看，紀錄作品是不應該有虛構的，寫作者只有對自己掌握的素材進行選擇組合和生動表達的權力。寫作者如果是當事人，其人其作的高下，在于考驗他的記憶和表達能力，在于他是否有實話實說的勇氣和態度，而不是印證他的想象和推理能力。寫作者如果不是當事人，其人其作的高下，則在于他的考證和研究能力，在于他對相關材料的占有程度和鑒別水平以及個性化的寫作風格。為了增強感染力，作者當然可以講求一些文法技巧和敘述方式，但這類作品的感染力終歸來自黨史本身蘊含的魅力和盡可能還原歷史和人物風貌的歷史質感，而不能靠作者主觀施予，不能為了增強所謂感染力而人為地制造戲劇性和編出一些似是而非的細節。

對這類作品為什么要特別強調真實？因為紀錄之作最容易引起人們的關注，最方便增強人們紅色記憶和強化紅色感動，而目前社會上打著紀錄揭秘旗號或聲稱還原歷史的作品中，確有泥沙俱下的情況。真是美和善的前提，失去了真，筆下的所謂“黨史”再有傳奇性，反而降低了黨史本來就很崇高的品信，不僅不會真正起到育人的作用，反而是誤導人。

為了保證真實，黨史題材的紀錄作品，在一些細節使用上，要非常慎重，沒有把握的寧肯不用。例如，有的出版物提到周恩來病重后，葉劍英吩咐醫務人員放了一沓紙在周恩來病床旁邊，讓他們隨時記下周恩來清醒后說的每一句話，結果，在周恩來逝世后，醫務人員交回去的仍然是一沓白紙，也就是說，周恩來把滿腹的憂慮，要想說的話憋在了肚子里，一同帶走了。在創作《周恩來》這部文獻紀錄片時，如果在片子里把這一情節敘述出來，想必是很好看很動人的。但是，在采訪過程中，一些當事人否定了這種說法，后期編輯時就果斷舍棄了這個細節。再如，鄧小平晚年回憶成立淮海戰役總前委時，毛澤東曾經對他說“我們把指揮交給你”。這里指的是淮海戰役？還是渡江戰役？在拍《鄧小平》這部文獻紀錄片的時候，便作了詳細考證，結論是指渡江戰役，因為鄧小平在解放戰爭后期見到毛澤東，是七屆二中全會期間，那時淮海戰役已經打完。

第三類可稱為“寫實作品”。這類作品不僅尊重黨史背景，還要把真人真事作為描寫內容和線索，具有報告文學、紀實文學的特征。最近引起社會反響的王樹增的《解放戰爭》，便屬此類。這類作品展示給人們的紅色記憶和紅色感動，最為豐富生動，育人效果也最為突出。

但是，在寫法上，這類作品的分寸把握比較難，比如在虛構問題上就有爭議。一些黨史專家最有意見的也常常是這類作品。我想，這里首先有一個定位問題。我們不能要求這類作品承擔史學研究和歷史還原的功能，因為它已經把純粹的歷史記述和零零碎碎的回憶或文獻，按作者的理解來勾連編織，進而轉化成了有聲有色的更有可讀性和可視性的作品。作者不可避免地兼具史家和作家的兩種情懷。一方面，他必須嚴格遵循歷史的真實背景，關鍵人物和重大事件的前因后果不能憑想象去增減和營造，更不能無中生有地去編造。另一方面，在結構組織、場景設計、細節安排和描寫用語上，包括人物的心理活動，對話時的神態和一些習慣性動作以及一些推測、議論等等，則允許作者去發揮。其人其作的高下，除了對史實素材的掌握和分析水平外，更多地在于作者的表達能力、提煉能力、分析能力、合理想象能力以及文字感染能力。

從這個角度看“寫實作品”和“紀錄作品”的區別，舉個例子或可一目了然。中央紅軍長征到達陜北不久，毛澤東和楊尚昆聯名向參加長征的同志發出征稿信，要求“各人就自己所經歷的戰斗、行軍、地方及部隊工作，擇其精彩有趣的寫上若干片斷。文字只求清通達意，不求鉆研深奧”。根據這個要求撰寫并在1942年編輯出版的《紅軍長征記》，便屬于“紀錄作品”。美國作家索爾茲伯里在20世紀80年代通過大量采訪和搜集有關材料，寫的《長征—前所未聞的故事》，則屬于“寫實”之作。該書的第一段文字寫周恩來到病房告訴陳毅要長征的事情，起筆竟是：

“十月的陽光灑滿了潔白的病房。院外闊葉成蔭的樟樹下傳來陣陣喧鬧，口令聲、軍號聲響成一片，跑步揚起的塵土彌漫在平靜的空氣中。屋內躺著的是一個面容憔悴的病人，左腿上打著石膏。這時他正伸著脖子想看看外面的動靜，顯然發生了什么情況，紅軍要采取新的行動了。但還沒有人告訴他。一個護士從他的門前走過，他喊住她：‘出了什么事？’‘我不知道，首長。’護士往院外看了一眼說，‘沒有人告訴我們。’這個病人就是有名的陳毅。”

這顯然是文學性的描寫和發揮。這樣的敘述便于渲染長征前的氣氛，并且突出留在蘇區的陳毅的個性化感受，從增強紅色記憶和紅色感動角度講，可以說是必要的，從重大事件的“歷史真實”性上講，也是合理的。在這類作品的寫作中，如果不利于展示人物和事件的精神本質，即使是一些生動細節，下筆時仍需謹慎掂量。例如，毛澤東同人談話時常常手拿香煙，你在一般場合這樣寫是符合個性特點的，讀者也不會考究毛澤東在你寫到的這次談話中是不是真的吸煙了。但是，重慶談判的時候，因為蔣介石不吸煙，毛澤東同他會談時也堅持不吸煙，此事給蔣介石印象很深，說毛澤東嗜煙如命，在自己面前卻一支煙也不吸，可見其意志堅忍，不能小看。在一部反映重慶談判的影片中，毛澤東卻當著蔣介石的面抽起煙來。這樣表現，既違背史實，又削弱了人物的精神力度。出現這種情況，要么是對史實掌握不夠，憑想當然來寫，要么是以為只有吸煙才能反映毛澤東談話時的一貫神態。如果是前一種原因，說明作者缺乏史家的精細；如果是后一種原因，說明作者的文學化思維也不太到位，只注重形似而忽略了神似，放棄了一個可以深度刻畫毛澤東精神意志的機會。

總體上看，以上三類作品，如果寫得好，在資政育人方面無疑會起到突出作用。在寫法上的共同要求，還是前面講的，既要高揚科學理性，又要有個性文情。

（載《陳晉自選集》，學習出版社 2013 年版。本文是作者兩篇文章的集納，分別發表于2012年6月8日《人民日報》，原題為《黨史研究靠什么和怎樣去資政育人》；《百年潮》2011 年第1期，原題為《我看黨史育人》。收入《陳晉自選集》時作者作了文字銜接處理。）

（來源：《黨史著作編寫理論與實踐》曲青山主編中央文獻出版社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