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主要圍繞學習領會習近平總書記關于黨的歷史的重要論述精神，結合學習胡喬木、胡繩、龔育之等老領導當年指導黨史研究和編寫時提出的一些真知灼見，就如何運用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的立場觀點方法研究和編寫黨的歷史的幾個問題，談點認識和體會。

一、關于黨的歷史發(fā)展的主題和主線

歷史是一個過程，是過去、現(xiàn)在和未來不斷延續(xù)的過程。以正確的立場觀點方法研究和編寫黨的歷史，首先要把黨的歷史放在整個中國近現(xiàn)代史的過程中，探討和明確一個問題，這就是關于黨的歷史發(fā)展的主題和主線問題。以往，對于主題和主線問題，黨史界沒有一個統(tǒng)一的說法。有說馬克思列寧主義基本原理同中國實際相結合的，有說“三個代表”的，還有說現(xiàn)代化的，等等。

我理解，所謂主題，是指最能代表一定時期社會歷史發(fā)展的主體和核心的目標任務。所謂主線，是指社會歷史發(fā)展過程中體現(xiàn)主題的主要脈絡，或者說主要線索。具體到黨史，主題是指最能集中體現(xiàn)一個政黨的性質、宗旨和歷史使命的那個目標任務，主線是指體現(xiàn)主題的那條奮斗脈絡或線索。

那么，什么是黨的歷史發(fā)展的主題和主線呢？2010年，習近平同志在全國黨史工作會議上講話指出：“近代以來，中國人民面臨著爭取民族獨立、人民解放和實現(xiàn)國家繁榮富強、人民共同富裕這兩大歷史任務。89 年來，團結帶領全國各族人民為實現(xiàn)這兩大歷史任務而不懈奮斗，這就是黨的歷史發(fā)展的主題和主線。”這是關于黨的歷史發(fā)展的主題和主線的最權威的表述。黨的十八大以后，習近平總書記提出中國夢，并且指出其基本內涵是實現(xiàn)國家富強、民族振興、人民幸福。由此可見，兩大歷史任務與中國夢的內涵是一致的。

學習領會習近平同志上述重要論述精神，結合中國近代歷史發(fā)展，我認為，黨的歷史的主題就是兩大歷史任務，即民族獨立、人民解放和國家富強、人民富裕（有的同志說是救亡和發(fā)展）。下面，我們著重對黨的歷史發(fā)展的主線問題作一探討，也就是探討中國共產(chǎn)黨是通過怎樣的不懈奮斗來完成和推進兩大歷史任務的。

中國共產(chǎn)黨作為一個馬克思主義政黨，作為中國工人階級的先鋒隊，作為中國人民和中華民族的先鋒隊，它成立為了干什么？它領導革命、建設、改革為了什么？歸根到底是為了解放和發(fā)展生產(chǎn)力，把中國社會推向現(xiàn)代化，實現(xiàn)好、維護好、發(fā)展好最廣大人民的根本利益，讓人民過上幸福美好的生活。如果我們這樣認識問題的話，如果把黨的歷史放到 1840 年鴉片戰(zhàn)爭以來近代中國歷史中去考察的話，放到實現(xiàn)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歷史進程中去考察的話，那么，就可以把黨的歷史的主線作這樣的概括：中國共產(chǎn)黨領導中國人民進行革命、建設、改革，不斷解放和發(fā)展生產(chǎn)力，推進中國社會現(xiàn)代化，實現(xiàn)中華民族偉大復興。在這樣的表述中，有六個關鍵詞或者說關鍵詞組值得注意，這就是：（一）中國共產(chǎn)黨；（二）中國人民；（三）革命、建設、改革；（四）解放和發(fā)展生產(chǎn)力；（五）中國社會現(xiàn)代化；（六）中華民族偉大復興。

圍繞這條主線，才是其他層次的問題。第一個層次，要進行革命、建設、改革，不斷解放和發(fā)展生產(chǎn)力，推進中國社會現(xiàn)代化，那就要找到通往和實現(xiàn)現(xiàn)代化的正確道路，它是圍繞主線而來的。因為，任何一個政黨成立的目的，就是要掌握國家政權，實現(xiàn)這個政黨的綱領和路線方針政策。在中國的特殊情況下，中國共產(chǎn)黨的歷史分為兩大段：一個是通過武裝斗爭奪取全國政權這一段，也就是黨領導新民主主義革命的歷史；一個是建立新中國以后黨掌握全國政權并領導社會主義改造、建設、改革的歷史。民主革命時期探索革命道路也好，在全國執(zhí)政以后探索社會主義改造道路和社會主義建設道路也好，改革開放以后開創(chuàng)和發(fā)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也好，都可以說是尋找一條在中國實現(xiàn)現(xiàn)代化、實現(xiàn)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道路。第二個層次，要找到正確的實現(xiàn)現(xiàn)代化的道路，就要把馬克思列寧主義基本原理同中國實際相結合，進行不懈探索。所以，我認為，馬克思列寧主義基本原理同中國實際相結合不是黨史的主線，而是圍繞主題和主線探索正確道路所必須堅持的重要原則、途徑和方法，只有把馬克思列寧主義基本原理同中國實際相結合，才能探索出一條正確的通往現(xiàn)代化的道路。同時，這兩個不同層次的問題，又都體現(xiàn)在黨領導人民進行革命、建設、改革的歷史活動之中。我認為，主線應該只有一條，而且是貫穿始終的一條，這包括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社會主義改造和社會主義建設時期，也包括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xiàn)代化建設新時期，而不應是一個時期、一個階段有一條主線。基于這種考慮，黨史的主線像前面那樣表述可能更宏觀、更準確一些。

當然，圍繞這條主線，對于不同歷史時期、不同歷史階段的具體特點，還可以分析得更細一些。我們以研究和編寫《中國共產(chǎn)黨歷史》第二卷為例，就可以分析每一個時期的特點是什么，然后再分析這些特點是如何體現(xiàn)主線的。比如，分析新中國成立到 1956 年社會主義改造基本完成即“前七年”的特點，一個是恢復國民經(jīng)濟，一個是社會全面改革，一個是社會主義改造，一個是開始各方面的建設。又比如，分析社會主義改造基本完成到“文化大革命”前即“前十年”的特點，可以歸納為全面建設、探索、曲折、發(fā)展這四個方面。再比如，“文化大革命”時期最大的特點是內亂，但另一個特點也很突出，就是廣大黨員、干部、群眾的抵制和抗爭，生產(chǎn)建設特別是高科技領域，還有外交戰(zhàn)線，都取得了一些成就，黨、人民政權、人民解放軍和整個社會的性質都沒有改變。還有，1976年粉碎“四人幫”到1978年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前即“兩年徘徊”時期，突出特點是黨和國家的各項工作在撥亂反正，各項事業(yè)在前進、在發(fā)展，是十一屆三中全會發(fā)生歷史轉折的量變過程，另一個特點就是“兩個凡是”指導方針造成在前進中出現(xiàn)徘徊局面。總之，研究和編寫黨史二卷，需要以事實為根據(jù)，分析和把握各個時期的特點。把握了這些特點，就能夠更準確地體現(xiàn)上面所說的主線，因為實踐也好，探索也好，包括探索中出現(xiàn)失誤和曲折也好，都是圍繞不斷解放和發(fā)展生產(chǎn)力、推進中國社會現(xiàn)代化的歷史進程而發(fā)生、而展開的。

具體到研究和編寫黨的歷史，不管是通史，還是斷代史、專門史，都應該緊緊圍繞這條主線來謀篇布局，來展開敘史，來展開評論。那么，搜集材料也好，謀篇布局也好，下筆寫作也好，需要在哪些方面加以注意呢？下面，我們圍繞上面提到的六個關鍵詞或關鍵詞組，從以下四個方面作一探討。

第一，圍繞這條主線，在研究和編寫黨史的時候，就要處理好黨同人民群眾的關系

前面所說的黨史主線的表述中，涉及兩個關鍵詞：一個是中國共產(chǎn)黨；一個是中國人民。過去出版的黨史，不管是哪一級的黨史，都比較注重寫黨組織和領導人的活動。黨組織和領導人的歷史要寫好，因為革命、建設、改革也好，解放和發(fā)展生產(chǎn)力也好，推進社會現(xiàn)代化也好，人民群眾離不開黨的領導。但是，對于人民群眾的歷史訴求、歷史活動和歷史作用，也應該寫好，因為黨也離不開人民群眾，如果沒有人民群眾，黨也就失去了存在的意義。所以，在黨史里面，要反映人民群眾的歷史活動，給人民群眾以應有的位置，要把黨的歷史放在人民群眾實踐活動的背景中去研究、去編寫。

關于這方面的問題，在研究和編寫黨史的時候，至少應從以下三個方面去努力：

（1）要注意研究和反映黨是在人民群眾中奮斗的，是在人民群眾的歷史實踐中來引導群眾的，是依靠人民群眾取得一個又一個勝利的。同時要注意到，只寫黨在人民群眾中奮斗是不夠的，人民群眾還需要黨用先進的思想文化、正確的政治主張來引導，這兩個方面都要兼顧到。

（2）要注意研究和反映跟共產(chǎn)黨合作的人，這里主要指各民主黨派，也包括支持和幫助過共產(chǎn)黨的各階級、階層人士，以及民族宗教界人士和臺灣同胞、港澳同胞、海外僑胞等。民主革命時期的黨史要反映這方面的內容，社會主義時期的黨史更要反映這方面的內容。

（3）要注意研究和反映“小人物”，包括基層干部、普通黨員，還有其他一些英雄模范人物。因為只有這樣，才能全面反映黨領導人民群眾進行革命建設改革、不斷解放和發(fā)展生產(chǎn)力、推進社會現(xiàn)代化的歷史活動。

上述三點，實際上是一個歷史觀的問題。這也是胡喬木在指導研究和編寫黨史時多次強調的重要方法，總的要求是要“左顧右盼”，要看到“四面八方”。這樣寫出來的黨史，才符合歷史的本來面貌，才符合歷史唯物主義的基本觀點。

第二，圍繞這條主線，在研究和編寫黨史的時候，就要注重用歷史事實來說話

前面所說的黨史主線的表述中，有一個關鍵詞組，即：革命、建設、改革。也就是指黨領導人民進行的歷史活動。我們研究和編寫黨史，當然要全面地、實事求是地反映黨和人民的歷史活動，通過敘述黨和人民奮斗實踐的歷史活動來體現(xiàn)黨史的主線。這個問題好理解，就不展開了。

第三，圍繞這條主線，在研究和編寫黨史特別是社會主義時期黨史的時候，就是要緊緊圍繞解放和發(fā)展生產(chǎn)力來研究問題，來謀篇布局，來下筆寫作

在我們研究者的頭腦中一定要有這個概念，要有這方面的意識。前面所說的黨史主線的表述中，有個關鍵詞組—解放和發(fā)展生產(chǎn)力。現(xiàn)代化的核心問題就是解放和發(fā)展生產(chǎn)力。我們研究和編寫黨史，就要圍繞黨代表先進生產(chǎn)力發(fā)展要求，領導人民通過不斷變革和調整生產(chǎn)關系和上層建筑，使生產(chǎn)力得到解放和發(fā)展來思考問題，而不是主要側重于政治層面。過去有的黨史著作，主要圍繞政治斗爭和政治活動來編寫。研究歷史，我們看到一種現(xiàn)象，就是政治斗爭和政治活動往往居于歷史舞臺的前臺，但是，居于它們背后的更為重要的是經(jīng)濟因素，還有文化、科技、教育、外交等也都是基本的歷史活動。因此，政治斗爭和政治活動當然要寫好，但至少在比例構成上、謀篇布局上，要注意反映解放和發(fā)展生產(chǎn)力、推進社會現(xiàn)代化的內容。考察黨的路線方針政策，考察黨的每一項決策部署，要注意考察它們是推動了生產(chǎn)力的發(fā)展，還是不利于生產(chǎn)力的發(fā)展。我們在思考問題、分析問題的時候，要注意多從這個角度來展開。

第四，圍繞這條主線，在研究和編寫黨史的時候，就要全面反映社會進步和社會生活的各個方面

前面所說的黨史主線的表述中，還有兩個關鍵詞：中國社會現(xiàn)代化、中華民族偉大復興。這個現(xiàn)代化應該是全面的現(xiàn)代化，包括經(jīng)濟、政治、文化、社會，還包括生態(tài)文明和人的現(xiàn)代化，也就是社會的全面進步和人的全面自由發(fā)展。在研究和編寫黨史的時候，不管是全國的還是地方的黨史，如果僅僅把它寫成政治史或者決策史，那是不全面的。因為黨成立后所進行的一系列歷史活動，都是為了推進社會全面進步，為了實現(xiàn)好、維護好、發(fā)展好最廣大人民的根本利益，為了人民過上幸福美好的生活。所以，在研究和編寫黨史特別是執(zhí)政以后歷史的時候，就應該全面反映整個社會的發(fā)展進步，包括經(jīng)濟、政治、文化、社會、生態(tài)文明等各個方面。執(zhí)政黨要整合社會，要領導國家和社會事業(yè)的各個方面，這在黨史著作中應該有所體現(xiàn)，應該總結這些方面的經(jīng)驗教訓。

馬克思說過：“現(xiàn)代歷史著述方面的一切真正進步，都是當歷史學家從政治形式的外表深入到社會生活的深處時才取得的。”研究和編寫黨史，不僅要反映經(jīng)濟、政治、文化等各方面的發(fā)展進步，而且要反映社會生活的變遷和變化。這種社會變遷和變化，除了一些重要的成就以外，更多地體現(xiàn)在社會生活包括人民群眾日常生活的變化之中。這方面的內容，在黨史中都應該有所體現(xiàn)。胡喬木說過：“黨的歷史與一定的社會政治、經(jīng)濟發(fā)展的歷史是不能分開的，否則我們黨的歷史便得不到科學的解釋。離開社會的發(fā)展，孤立地講黨史是不符合馬克思主義的方法的。”要通過一個個典型事例，生動地、具體地反映中國共產(chǎn)黨給中國社會帶來的新面貌、新風尚、新氣象，給人民生活帶來的新水平、新變化。編寫黨史要處理好廣角鏡頭和特寫鏡頭的關系，應該有細節(jié)的描寫，絕不能只是一些干巴巴的、枯燥的統(tǒng)計數(shù)字，要有典型事例、典型成就的具體描述，使它更豐滿、更具說服力。社會全面發(fā)展和社會生活變遷寫好了，就可以用歷史事實體現(xiàn)出前面所說的黨史的主線。

總之，研究和編寫黨史特別是社會主義時期的黨史，要有一種意識，就是要緊緊圍繞我們理解的主線，著重從以上四個方面去注意、去努力、去加強。

二、關于黨的歷史發(fā)展的主流和本質

如果說，搞清主題和主線，是為了更好地解決黨史主要記載和反映什么的話，那么，搞清主流和本質，則是為了更好地解決怎樣記載和反映黨史的問題。

研究和編寫黨史，一定要注意把握和反映黨的歷史發(fā)展的主流和本質。所謂主流，簡單地說，就是符合事物發(fā)展規(guī)律的主要的、本質的方面。所謂本質，簡單地說，就是事物本身所固有的根本屬性。那么，什么是黨的歷史發(fā)展的主流？我理解，就是黨的歷史發(fā)展的主要的本質的方面。什么是黨的歷史的本質？就是體現(xiàn)黨的性質、宗旨和歷史使命等根本屬性的方面和特征。當然，黨的歷史發(fā)展過程是曲折的，黨也有過多次失誤，有些黨的領導人也犯過錯誤，但這不是主要的本質的方面，也不是體現(xiàn)黨的根本屬性的方面，也就是說，這不是黨的歷史發(fā)展的主流和本質。

習近平同志在2010年全國黨史工作會議上的講話中，對黨的歷史發(fā)展的主流和本質作了深刻闡述。他指出，黨的歷史，就是圍繞主題和主線，“領導人民進行新民主主義革命、社會主義革命和開展大規(guī)模社會主義建設、進行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xiàn)代化建設并取得偉大勝利的歷史，是黨把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同中國具體實際相結合，實現(xiàn)馬克思主義中國化，形成、豐富、發(fā)展毛澤東思想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偉大成果的歷史，是黨自覺加強自身建設、保持和發(fā)展先進性、經(jīng)受住各種風險考驗而不斷發(fā)展壯大的歷史。這就是黨的歷史發(fā)展的主流和本質”。

學習領會習近平同志關于黨的歷史的主流和本質的重要論述精神，要重點把握好以下三個方面的問題。

第一，要準確把握黨的歷史的內涵

習近平同志這段重要論述，把黨的歷史發(fā)展的主流和本質概括為三個方面，也就是“三個史”，簡單地講就是黨的不懈奮斗史、理論探索史、自身建設史。這就要求我們在研究和編寫黨史時，不僅要研究和反映黨的革命史、創(chuàng)業(yè)史、奮斗史，也要研究和反映馬克思主義中國化并形成創(chuàng)新理論成果的歷史，研究和反映黨不斷發(fā)展壯大并加強自身建設的歷史，從這三個方面的歷程和成就全面揭示和反映黨的歷史發(fā)展的主流和本質。關于這個問題，黨史界基本上有共識，就不展開了。

第二，要正確把握黨性原則和科學精神的統(tǒng)一，也可以表述為正確把握黨性和科學性的關系

我們知道，實事求是是歷史科學的生命。歷史科學的科學性，主要體現(xiàn)在研究和編寫歷史時要堅持實事求是。黨史是一門具有鮮明黨性的科學，實際上，堅持實事求是也就是堅持黨性的集中體現(xiàn)。毛澤東在延安時期曾指出：實事求是“這種態(tài)度，就是黨性的表現(xiàn)，就是理論和實際統(tǒng)一的馬克思列寧主義的作風”。他還把不實事求是的做法作為黨性不純的一種表現(xiàn)。這就是說，實事求是和黨性的內在要求是一致的，黨性和科學性在本質上是統(tǒng)一的。

堅持以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的立場觀點方法研究和編寫歷史，最根本的、最核心的就是要堅持實事求是。關于實事求是，毛澤東解釋說：“實事”，就是客觀存在著的一切事物；“是”，就是客觀事物的聯(lián)系，即規(guī)律性；“求”，就是我們去研究。按照這樣的解釋，只要對客觀存在的事物的聯(lián)系和規(guī)律進行研究，就有一個研究者主觀因素在起作用的問題，也就是說，有一個研究者的立場觀點方法的問題。所以說，實事求是并不是純客觀主義，說到底是黨性和科學性的一致性問題。

具體到研究和編寫黨史，怎樣才能體現(xiàn)科學性呢？胡喬木在指導《中國共產(chǎn)黨的七十年》寫作時，曾從四個方面提出加強黨史工作的科學性問題。他指出，黨史要有科學性，就要闡明我們黨的產(chǎn)生、興起，是經(jīng)歷過無數(shù)艱難險阻才取得全國范圍的持久的勝利的，這是近代中國歷史發(fā)展的必然結果；就要闡明我們黨是無產(chǎn)階級的先鋒隊；就要闡明我們黨的每一步勝利都是馬克思主義與中國的實際情況相結合的結果；就要闡明黨的斗爭的勝利都是依靠人民群眾共同努力才取得的。不難看出，這些論述，同上述習近平同志關于黨的歷史的主流和本質的論述的精神實質是一致的。因此可以說，堅持了科學性，也就揭示了黨的歷史的主流和本質，也就堅持了黨性。

在實際工作中，把握好黨性和科學性的關系，實際上是如何把握和處理政治和學術、研究和宣傳的關系問題。這是我們研究和編寫黨史經(jīng)常遇到的一個重要問題。研究和編寫黨史，我們應該實事求是地記載和反映黨領導人民進行革命、建設、改革的歷程，把握好黨史的主流、本質和主導方面，反映黨的不懈奮斗、艱辛探索、自身建設以及取得的成就，因為這些都是歷史事實。寫黨史要寫出積極性，讓人看了以后能產(chǎn)生積極性、汲取正能量。

談到這個問題，還有一個如何對待黨中央關于歷史問題決議的問題。我們寫黨史，不管是哪一級的黨史，都要遵循歷史決議的基本精神，這是必須堅持的。歷史決議的形成，用了很長時間，經(jīng)過黨內一定范圍的討論，最后由黨的中央全會通過。它體現(xiàn)了黨性原則和科學精神的統(tǒng)一，也體現(xiàn)了實事求是的原則。但是，當年作出歷史決議有當時的政治、社會背景和時代條件，我們今天也應該以與時俱進的精神和態(tài)度來對待它。特別是第二個歷史決議作出后，黨中央、黨的主要領導人，尤其是黨的歷次全國代表大會和中央全會，都對歷史問題提出了一些新的觀點和結論。黨的十八大以來，以習近平同志為總書記的黨中央（2016年10月，黨的十八屆六中全會提出“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編者注。）更是對黨的歷史上一系列重大問題提出了許多新觀點、新判斷、新評價、新結論。在這種情況下，我們就要把歷史決議和黨中央的最新精神統(tǒng)一起來，并且以黨中央的最新精神為指導和準繩，來研究和編寫黨史。

第三，要正確對待黨在前進道路上經(jīng)歷的失誤和曲折

中國共產(chǎn)黨是在復雜的國際國內環(huán)境中領導人民進行革命、建設、改革的，在艱辛探索的歷程中，難免會發(fā)生這樣那樣一些失誤，遇到這樣那樣一些挫折，甚至付出慘烈的代價。但是，正如習近平同志所指出的：“‘艱難困苦，玉汝于成’，這是一切正義事業(yè)勝利的邏輯。從成功中吸取經(jīng)驗，從失誤中吸取教訓，不斷開辟走向勝利的道路，這就是共產(chǎn)黨人的歷史進程。自己的經(jīng)驗，包括自己的失誤，是最好的歷史教科書。重要的是正視失誤和曲折，總結經(jīng)驗、汲取教訓，不斷學習和增長本領。”他還指出：“對黨走過的彎路，對黨的歷史上曾經(jīng)出現(xiàn)過的失誤和曲折，應著重分析當時所處的社會環(huán)境，深入剖析產(chǎn)生問題的社會根源、歷史根源和思想根源，研究防止重犯的辦法、措施和制度。”這些重要論述，為我們正確對待黨的歷史上的失誤和曲折提供了基本遵循。

我們知道，錯誤在一定條件下往往是正確的先導，犯錯誤的教訓也是黨的寶貴財富。因此，我們在研究和編寫黨史時，既要實事求是地反映黨在探索中的失誤，同時也要反映失誤是黨自己糾正的，因而得到人民的理解，以體現(xiàn)黨的根本屬性。寫到失誤的主客觀原因時，就要注意分析革命、建設、改革任務的艱巨性、復雜性，分析國際國內形勢的變化，分析黨在沒有現(xiàn)成經(jīng)驗的情況下推進事業(yè)發(fā)展的艱辛。這些，都需要寫史的人去研究、去分析。研究和編寫歷史的目的，主要是為了資政育人，是為了總結經(jīng)驗教訓，使人們從中知道以后應該干什么，不應該干什么，變得更加聰明一些，防止錯誤的重演。

黨史具有資政育人的重要功能，如果對歷史上的失誤輕描淡寫，就不能使人們充分了解過去走過的曲折道路，深刻總結其中的經(jīng)驗教訓，因而也就不能很好地起到資政育人的作用。但是，我們要實事求是地反映失誤和曲折，不能渲染甚至夸大失誤，不能把歷史寫成一個失誤連著一個失誤的歷史，不能讓人看了感覺灰溜溜的，不夠自信甚至喪失信心，因為這也不符合歷史事實。關鍵是如何研究和反映。我的體會，從小處說，有個角度和取舍的問題。如果一味地揭露所謂“陰暗面”，一味地糾纏個人之間的恩恩怨怨，一味地糾纏歷史的細枝末節(jié)，當然是不可取的。從大處說，確實有個研究者的立場觀點方法問題。因此，研究者要站在黨和人民立場上，實事求是地去寫成就和失誤，寫出黨史的主流和本質。寫失誤時要著重分析原因、總結經(jīng)驗教訓。同時，我們要帶著感情下筆，把自己放到當時的環(huán)境中，設身處地想一想，努力做到換位思考、筆下留情，不能以現(xiàn)在的認識苛求前人。當然，帶著感情研究黨史并不是要感情用事，這也是要注意防止和克服的。

舉個例子。大家知道，我們編寫歷史著作，每編、章前面可能要有一個概括性領段。這段文字寫什么呢？一般是既把所敘述的歷史階段性明示出來，又把本編、本章的謀篇布局勾畫出來，要寫什么內容理出頭緒，以此作為下面描述歷史過程的總領的文字，給讀者一個總的概念。這里就有一個寫法問題。比如寫“文化大革命”前十年的領段，先寫1956 年社會主義改造基本完成以后，由于種種原因，我們出現(xiàn)了失誤，經(jīng)歷了曲折，然后再寫在黨和人民的努力下，我們還是取得了一些成就。是這樣寫好呢？還是把先后順序倒一下更好呢？也就是先寫確立社會主義制度后，黨領導人民開始全面建設社會主義，探索自己的發(fā)展道路，取得了很多經(jīng)驗，也取得了很大的建設成就，然后再寫由于種種原因，出現(xiàn)了失誤、經(jīng)歷了曲折。比較一下，當然是后者更好一些。

這里舉了一個開頭領段的例子，其實在正文中也存在這方面的問題。比如寫“文化大革命”時期的歷史，對黨和人民進行的抵制和抗爭，我們就應該著力加強這方面的內容。因為歷史本身就是這樣走過來的，“文化大革命”除了內亂的一面，還有黨和人民抵制和抗爭的一面，還有堅持生產(chǎn)一類的事情在做。一般說來，大的抗爭有五次：第一次是所謂“二月逆流”，第二次是 1972 年周恩來領導的批極左思潮和調整，第三次是鄧小平領導的 1975 年全面整頓，第四次是 1976 年四五運動，第五次是粉碎“四人幫”。這是指大的抗爭，那小的就更多了。當然這種五次抗爭的說法是否準確，可以再去探討，但無論如何在黨史中應該有濃墨重彩的一筆。可以挖掘一些在廣大黨員、干部、群眾身上體現(xiàn)黨史主流和本質的內容，寫到黨史著作中去，這也是一個立場觀點方法問題。

三、關于體現(xiàn)時代高度

意大利史學家克羅齊有一句名言：一切歷史都是當代史。這是有道理的。我們知道，“歷史”一詞具有雙重含義：一是人類過去所經(jīng)歷的一切事件和進行的活動，二是人類對過去事件和活動的記述和認識，前者是客觀歷史存在，后者是對歷史的主觀認識。歷史是過去發(fā)生的事情，哪怕是昨天剛剛發(fā)生的事情，也不可能完全復原。歷史上留下來的資料，即便這份資料是真的，也不一定記述的是真實的歷史。這就需要今天研究歷史的人，以正確的立場觀點方法，站在時代的高度，來重新鑒別資料、審視歷史。但今天的人研究和編寫歷史，絕不只是為了復原歷史。這就有一個按照歷史原貌寫歷史和站在時代高度寫歷史的關系問題。因為，任何時代寫歷史，都是根據(jù)那個時代的人的眼光、那個時代的需要而寫的。

站在時代高度寫歷史，要尊重歷史事實，不能隨意篡改歷史，更不能任意編造歷史。但是，寫歷史選擇什么、取舍什么，則取決于現(xiàn)在寫歷史的人的時代眼光，取決于現(xiàn)實的需要。所以，研究歷史要有問題意識。為什么一代一代人反復地研究一段歷史呢？就是因為每個時代的人站在時代高度再去研究某一段歷史的時候，肯定會比前人有更多新的發(fā)現(xiàn)、新的認識。就是同一代人，也有反復研究一段歷史的時候，那是因為過去對這個歷史問題沒有注意到或注意得不夠。歷史發(fā)展到今天，形勢發(fā)展到現(xiàn)在，需要注意研究這個歷史問題了，需要從歷史中尋找智慧了，于是又重新尋找問題、研究問題。這種情況是很普遍的。

比如，對 1956—1978 年這段歷史，以往已有很多研究成果，但在黨的十三大提出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理論后，用初級階段理論回過頭去審視新中國成立以來走過的路，就可以清楚地看出在哪些問題上超越發(fā)展階段了。又比如，今天用協(xié)調推進“四個全面”戰(zhàn)略布局的要求回過頭去審視歷史，就會發(fā)現(xiàn)有很多問題可以研究，有很多經(jīng)驗可以總結。這就是時代的高度，或者說現(xiàn)實的需要、時代的要求。歷史要用事實說話，但站在新的時代高度，會從中發(fā)現(xiàn)一些帶有本質性、規(guī)律性的東西，這樣才能更好地為現(xiàn)實服務。

站在時代高度對黨史問題進行評價，要注意分析當時的評價、后來的評價、今天的評價，站在今天認識的新高度、新角度，努力作出既符合歷史事實又體現(xiàn)時代眼光的新認識、新評價。龔育之講過，對歷史的認識有幾個層次：一是事情發(fā)生的當時是怎么認識的，二是后來總結時是怎么認識的。比如對1956年以前的經(jīng)濟建設，在當時是一種認識，后來總結時又是一種認識。毛澤東的《論十大關系》就說過去若干重大經(jīng)濟關系處理得不夠好，就是后來總結時的認識；到1958年3月成都會議和1960年寫《十年總結》時，毛澤東進一步批評了工業(yè)建設過去是照搬蘇聯(lián)。這些都屬于第二個層次。再一個層次，是幾十年后鄧小平的認識。他說，搞社會主義，方向是對的，但什么是社會主義，怎么搞社會主義，過去沒有完全搞清楚。在寫這段歷史時，不僅應該寫清楚當時是怎么認識的，即寫清楚第一個層次的認識，還應把1958年、1960年和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后的認識引入對歷史的考察和敘述，使之比較豐滿，并進到新的認識高度。

評價歷史，不站在時代高度就看得不深不遠，但站在時代高度評價歷史，主要是看對歷史的前進增添了什么或多少新的東西。今天研究和編寫黨史，就要“瞻前顧后”，聯(lián)系起來看問題會看得更加清楚一些。“瞻前顧后”，也是胡喬木當年強調的一個重要方法。無論是寫成績還是寫失誤，下結論、作評價時都要留有余地，都應該“瞻前顧后”，考慮到歷史的發(fā)展變化，盡量把問題說得周到一些，更不能自相矛盾。比如，社會主義改造是成功的，中國人民選擇自己的發(fā)展道路，走向社會主義，這無疑是正確的。但是，有沒有問題呢？除了《關于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指出的那“四個過”，即過急、過快、工作過粗、形式過于單一以外，今天回過頭去看，恐怕還不僅是“四個過”的問題。通過社會主義改造確立起來的基本經(jīng)濟制度，在所有制形式、分配方式方面單一了，并建立起高度集中的計劃經(jīng)濟體制。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的改革，就是要改革那時確立起來并在以后強化了的一些不適宜的體制機制。所以，對社會主義改造的評價，還應該聯(lián)系到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后的改革開放，既要把成績寫充分，又不能寫得太滿。在肯定探索及其取得的成績的同時，還要指出缺點、偏差甚至失誤，以便與后來的改革開放聯(lián)系起來，有所呼應。一方面，不能因為后來實行改革開放而低估甚至否定以前取得的成績；另一方面，又不能不顧后來的改革開放而把以前的成績寫得太滿。如果寫得太滿，讀者就會對后來的改革開放感到不好理解。所以，要從整個歷史發(fā)展的聯(lián)系上來看問題，寫得恰如其分、實事求是。

在這個問題上，習近平總書記提出的“兩個不能否定”，為我們提供了遵循，指明了方向。

四、關于宏觀和微觀的關系

所謂宏觀，是指一種總的概括性的研究、考察和敘述，注重事物之間的聯(lián)系以及相互作用和影響。除此之外，黨史更多地要細致地研究、考察一件一件具體事情，要有一些具體敘述，這可以說是微觀的東西。研究和編寫黨史，微觀研究、考察、敘述是必需的，我們必須具體地把一件一件的事情搞清楚、說清楚，這是沒有疑義的。但是，研究和編寫歷史，更為重要的是如何從宏觀上把握的問題。

我體會，在歷史研究過程中，宏觀把握應該是三個層次的問題。首先，寫歷史需要資料，從搜集、整理、研究資料開始就應該有宏觀的把握。尤其是研究當代史，資料浩如煙海，各種各樣的統(tǒng)計、檔案、文獻、報刊等等，我們不可能窮盡，那就要從宏觀上把握，從聯(lián)系中看哪些是反映歷史過程和本質的最重要的資料，要有所取舍。如果沒有宏觀上的把握，陷進資料里面的話，很容易鉆到具體的細節(jié)里面去，甚至要找什么具體資料，什么資料值得注意，都會無所適從。其次，是對歷史事實的宏觀把握。研究主要的資料后，我們會對歷史進程中的一些事件、事實、人物有比較清楚的了解。但是，寫歷史還要選擇、取舍，哪件事、哪個人物是必寫不可的，而另外一件事、一個人物可以簡寫或暫時不去深究，這又需要從宏觀上把握。再次，是把一個個歷史事件、歷史事實和歷史人物的作用聯(lián)系起來，也就是宏觀把握各個歷史事件、歷史事實和歷史人物之間的聯(lián)系。只有把它們聯(lián)系起來，才能稱其為歷史。這也需要從宏觀上把握。

除了上述歷史研究過程中的宏觀把握以外，還要把歷史放在更廣闊、更宏觀的背景下來把握，也就是說要寫好背景。背景寫好了，會對要編寫的歷史作出合理的鋪墊和說明。這里也有兩個層次，一是要加強對各個歷史發(fā)展階段國內外形勢的研究和分析，進一步將黨的歷史發(fā)展進程置于中國歷史和世界歷史的大背景之下，這樣可以突出黨中央正確決策的客觀依據(jù)，也才能更好地說明黨是怎樣站在時代前列，把握大勢、與時俱進、推動事業(yè)發(fā)展的。二是要研究和反映社會歷史。胡繩說過：“寫黨史要用整個社會歷史作背景，這就是說在革命以外還有一種歷史，是有聯(lián)系的，當然也不是相等的。寫革命歷史的同時如果不寫出其他的歷史，也難寫得準確。”胡喬木指出：“一般地說，寫歷史要把抽象的事實、具體的事實、事實的背景三個部分搭配好。”胡喬木講的“搭配”，實際上就是宏觀把握的問題。

有了上述幾個層次的宏觀把握，可能就會把歷史研究好。不然的話，看了很多材料，陷進去不能自拔，越搞越細，越搞越微觀，得出的結論反而不一定能反映歷史的來龍去脈，不一定能反映歷史發(fā)展的本質和規(guī)律，有時甚至會得出錯誤的結論。

舉一個例子。胡繩在1985年的一次內部講話中，以1959年廬山會議為例，講了這方面的問題。胡繩說：“有時候從微觀方面把這些細節(jié)搞得太細了，反而不一定能把事情看準，不一定能真正把形勢的發(fā)展說清楚。越鉆到這些細節(jié)里，反而會得出一些錯誤的結論。”從宏觀上看廬山會議，胡繩這樣認為：“總的來看，盡管廬山會議開始時提出的若干問題帶有反‘左’的性質，我看并不是那么明確地堅定地反‘左’。如果明確地堅定地反‘左’，決不會因為彭德懷這封信就立刻轉成反右，不會嘛。即使彭德懷是搞什么陰謀，那么打破這個陰謀繼續(xù)反‘左’就是了。‘左’不繼續(xù)反，反而發(fā)展‘左’的東西，以致變成反右。我看沒有彭德懷同志這封信也會這樣發(fā)展，當然具體情況會有所不同。必然性通過偶然性來表現(xiàn)，可以有不同的形式。因此說，沒有彭德懷這封信反‘左’就一直反下去了，整個局面就完全改觀了，形勢就完全不同了，我看沒有這種事情。原因是什么？實際上并沒有反‘左’的決心，對‘左’的一套思想路線沒有一種明確的認識，所以才會發(fā)生廬山會議這種轉折。”

胡繩進一步分析說：“最重要的問題是，在我們黨內，不僅是毛主席，還有其他同志，盡管已經(jīng)感覺到大躍進出了一些毛病，要糾正，但是并沒有真正認識到要系統(tǒng)地去糾正‘左’的東西，我看這是一個根本問題。當然彭德懷不放這個炮，情況可能有所不同，但是又可能從另外一種情況搞反擊右傾機會主義，即使不是搞反擊右傾機會主義，‘左’的東西還是要繼續(xù)發(fā)展，這才是根本的問題。抓住這一根本問題，就不會得出彭德懷闖了禍這樣的結論。不從宏觀角度看問題，搞得細了，反而會得出錯誤的結論。所以說我們在歷史研究中要注意掌握宏觀與微觀的問題。”

由這個例子可以看出，把握好宏觀和微觀的關系，對研究和編寫黨史是十分重要的。

編寫歷史書，同樣要有宏觀把握。這本史書到底要寫什么，以什么為主線，心中要有數(shù)。比方說，我們寫黨史，如果以解放和發(fā)展生產(chǎn)力、推進社會現(xiàn)代化為主線，可能有些東西就要舍掉了。對一些能夠反映歷史本然的事件，就要把它放在歷史進程中，把它們有機地聯(lián)系起來，而不是一個一個地羅列。從謀篇布局上說，如果從宏觀上把握一下的話，我們要寫入史書的事件、運動、規(guī)劃、部署等，基本上應該在一個“重量級”上。這實際上也是一個處理好宏觀和微觀關系的問題。

五、關于史和論的關系

歷史著作主要是敘述歷史事實，因此，是不是會敘史，是不是能把歷史事實敘述清楚，是一本史書能否成功的基礎。但是，只敘史而沒有議論，尤其是黨史，就沒有思想性，也很難發(fā)揮資政育人作用。以往史學界有“以論帶史”“論從史出”“史論結合”等說法，并且各執(zhí)己見、爭論不休。其實，這些說法都有道理，只是在不同層次上談問題。

這里面，有個研究方法和敘述方法的區(qū)分問題。馬克思在《資本論》中寫過這樣一段話：“在形式上，敘述方法必須與研究方法不同。研究必須充分地占有材料，分析它的各種發(fā)展形式，探索這些形式的內在聯(lián)系。只有這項工作完成以后，現(xiàn)實的運動才能適當?shù)財⑹龀鰜怼＿@點一旦做到，材料的生命一旦觀念地反映出來，呈現(xiàn)在我們面前的就好像是一個先驗的結構了。”

從馬克思的這段話可以看出，我們所說的“論從史出”，主要應該是指研究方法。研究歷史，首先必須掌握史料，從史料出發(fā)搞清楚事實真相，然后從事實出發(fā)，把事實聯(lián)系起來進行分析研究，最后才能得出理性的認識，也就是對歷史現(xiàn)象的本質的、規(guī)律性的認識。當然，這里有個運用馬克思主義的立場觀點方法的問題，不然的話，從研究歷史中得出的結論就會有失偏頗，甚至是錯誤的。

所謂“史論結合”，主要應該是指敘述方法。既然研究方法是“論從史出”，經(jīng)過研究史料，得出結論，那么，我們開始敘述時，或者說在寫史時，面前就不再是一大堆雜亂無章的史料，而是用研究所得出的認識或者說結論，統(tǒng)帥這些史料，取舍這些史料，敘述這段歷史。這就叫觀點和史料的結合，也就是“史論結合”。

“史論結合”的敘述方法，也不是千篇一律的，還有一些具體的形式，比如“夾敘夾議”“寓論于史”“以論帶史”等等。不管采取何種形式，有一條要求是最基本的，這就是我們編寫黨史，首先要把歷史事實敘述清楚，寫要把歷史線索和脈絡寫清楚。

胡喬木曾指出，對黨史本身，主要是要頭緒清楚，這是整個黨史書籍的主干和根本。全書要有一個統(tǒng)一的布局，要把黨的歷史一步一步如何演變的脈絡寫清楚，寫出歷史的條理，對歷史發(fā)展的關鍵地方要點清楚，對歷史轉折的地方要寫好，不能一件事一件事地把材料湊起來，那樣就會看不出歷史發(fā)展的脈絡。不要用會議的決議、文件來解釋歷史，讓人有一種官方檔案匯編的感覺。要從“文山會海”的格局中走出來，要走出一條新的路子，找出一種新的表達方法，用歷史本身來解釋歷史。把歷史的脈絡寫清楚了，書就容易看下去，所以要在這方面多費一點力，要花大的功夫。胡喬木特別重視解決黨史“文山會海”的問題，一再強調不僅要寫清楚黨是怎么說的，也要寫清楚黨是怎么做的，用歷史事實寫清楚黨是怎么說的和怎么做的。

如何做到既把歷史敘述清楚，同時又要有恰到好處的議論，或者說畫龍點睛之筆。我覺得，上面提到的幾位黨史大師都比較推崇“夾敘夾議”。

胡喬木曾提出，寫黨史時要有議論，應該點清楚的地方要點清楚，應該作分析的地方要作分析，但最好是夾敘夾議。要盡量多采用各種材料，盡量多講事實，讓歷史本身來說話，讓群眾作出他們的判斷。要通過敘述事實來表達我們的看法和評價，不要把分析同敘述事實隔離開，隔離開寫出的東西就會枯燥無味，使人不想看。他特別不喜歡單獨地大段大段地羅列議論。他說：黨史要有必要的議論，要有思想性，有見解。但抽象的議論不能太多，不能過于邏輯化，這樣的書人們就不想讀了。就像在長江上航行，如果不斷遇到大壩，這個航行就沒有興味了。他還說：“對于某一個時期的論斷，最好減少‘一、二、三、四’這種形式的論斷，列舉出來，而且按順序排列好。這樣好像就是結論，就是權威，但是實際上對歷史的研究是沒有‘最后一言’的，它永遠是不斷發(fā)展的。我們當然需要有一種論斷，我們不要表現(xiàn)出這種姿態(tài)，要作出一個好像最后的結論。這樣給人一種感覺，好像你在這里作法律式的判決，不是讓人家來思考，而是讓人家接受。我們的黨史并不是企圖把所有的問題都分析完，誰也不可能把所有的問題都分析完。用這么一種寫法，好像不讓讀者去思考，好像我們就代他思考過了。這些結論都不能動搖了。……不是說別人的東西都不行，我才能夠做最后的判斷，最權威的判斷。沒有這種權威，權威就是人民，權威就是科學，就是對于歷史所作的科學研究。這樣使黨史避免一種硬梆梆的強迫別人接受的感覺，多采取一種民主的、科學的態(tài)度。”

龔育之在談到《中國共產(chǎn)黨歷史》第二卷寫作時，提出要以敘為主，以敘為本，以敘為體，學會畫龍點睛。在敘的中間、敘的末了，要言不煩地、畫龍點睛地作那么一點議論。議論要有深度，要有新意，不能過多、過煩，喧賓奪主。敘是畫龍，議是點睛。這就是說，歷史著作主要還是把歷史敘述清楚，要把所要表達的思想寓于敘述之中，通過歷史事實的敘述表達出來，不要脫離歷史事實過多地議論，要像畫龍點睛一樣，在需要議論的地方點上一筆。有時只需要一兩句話，一個思想就表達出來了。議論并不在于多，而在于精。

我們理解幾位黨史大師的要求，就要在搞清歷史、做好敘史的基礎上作一些恰到好處的分析議論，而不是下一些干巴巴、硬梆梆的所謂結論。這樣的夾敘夾議，可以說是“史論結合”，也可以說是“寓論于史”。這樣的黨史，才是讀者所能接受的。舉幾個例子。比如，原來寫《中國共產(chǎn)黨歷史》上卷（后來的一卷）的時候，寫到辛亥革命的意義，在送審稿中有這樣一個論斷：“這次革命結束了延續(xù)兩千年之久的封建帝制。”這樣寫沒有什么問題，但過于籠統(tǒng)，不像是在寫史書。胡喬木在這個論斷之后加寫了以下文字：“這次革命改變中國的國號為中華民國，改用漢滿蒙回藏的五色國旗，改用陽歷，男子開始剪辮，女子逐步放足，下級對上級政府官員不再行跪拜禮，近代產(chǎn)業(yè)和近代的教育事業(yè)、新聞出版事業(yè)、醫(yī)療事業(yè)等也比晚清有了較快的發(fā)展。”胡喬木加寫的這段話，篇幅不長，但概括地把辛亥革命給國家、社會、人民群眾帶來的變化說清楚了，這就比簡單的一句話更像寫史，也更形象，更容易為讀者接受。這是胡喬木把論斷具體化的例子。與此相反，還有一個加寫議論的例子。同樣是在評價辛亥革命時，他在送審稿中“從根本上說，辛亥革命是失敗了”這句話之后加寫道：“盡管如此，民主共和的思想從此流傳廣遠，人們對革命的繼續(xù)追求也綿延不絕。許多參加過辛亥革命的人后來陸續(xù)參加共產(chǎn)黨，支持共產(chǎn)黨，或成為堅定的國民黨左派，這不是偶然的。”這樣的議論，不僅把辛亥革命的意義表述得更全面了，而且把辛亥革命與中國共產(chǎn)主義運動興起的歷史聯(lián)系也講清楚了。這就是點睛之筆。又比如，《中國共產(chǎn)黨的七十年》書稿中講到黨的八屆十中全會后，一方面政治上階級斗爭擴大化的“左”傾錯誤嚴重發(fā)展，另一方面還能繼續(xù)進行經(jīng)濟上的調整和恢復任務。胡喬木加寫了這樣一個結語：“這兩者是矛盾的，但矛盾暫時是被控制在一定范圍內了。”僅這一句話，就把“文化大革命”前的錯誤和“文化大革命”的錯誤從性質上區(qū)別開來了。胡繩認為，這句話是具有畫龍點睛之妙的例子。

當然，我們在編寫黨史時，有一種敘述方法，有些像前面講到的“論從史出”研究方法，就是把歷史描述一番，然后發(fā)一通議論，比如得出幾點經(jīng)驗教訓等等。其實，它還是一種敘述方法。但是，我們要注意，如果這些議論確實是從敘史中得出的，其實在敘史中就已經(jīng)表達出所要表達的觀點了，最后只不過是再概括地表達一下。這種敘述方法雖然比較常見，也不是不可以用，但是，如果運用不當，最后的議論不是從敘史中得出的，而是從一般原理中抽象出來的，那么，這種敘述方法就不可取，就不能令人信服。

總之，寫歷史肯定要敘史，以寫歷史過程為主。史論結合，就是我們在敘述歷史過程時，要增加一些議論。這不僅因為適當?shù)淖h論會增加思想性，而且還因為寫歷史書是給人看的，還需要一定的引導。當然，議論并不是要長篇大論，也不是說一定要在敘史的最后講幾點經(jīng)驗教訓、意義之類的話。每一章、節(jié)的最后可以有議論，也可以沒有，不要千篇一律。最好是夾敘夾議，就是在敘史過程中，需要議論一下的時候就議論一下，而且這些議論也不一定是那種空洞的話，有時可以是概括性的，有時又可以是具體一點的，有些是形象化的（比如《中國共產(chǎn)黨歷史》第一卷中，講到中國共產(chǎn)黨成立的意義時，胡喬木加寫的一段話：“中國共產(chǎn)黨的成立大會，是在反動統(tǒng)治的白色恐怖下秘密舉行的。除了大會會場一度遭到帝國主義的暗探和巡捕的騷擾外，在社會上并沒有引起多大注意，好像什么事也沒有發(fā)生。但是，就在這時，一個新的革命火種已在沉沉黑夜的中國大地上點燃起來了。”），有些又是哲理性的（比如《中國共產(chǎn)黨的七十年》中的“錯誤往往由真理越過了界限而來”）。這樣的議論，就能既給讀者一定啟發(fā)，也給讀者留下一點思考的空間，也能引起讀者的興趣。關鍵是議論要言之有物、畫龍點睛、恰到好處。

（這是時任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副主任兼秘書長張樹軍2015年4月11日在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舉辦的全國基層黨史部門干部培訓班的授課講義。）

（來源：《黨史著作編寫理論與實踐》曲青山 主編 中央文獻出版社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