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年10月，習近平總書記在河南安陽考察調研時，第一次提出了“中華民族現代文明”的概念。2023年6月2日，習近平總書記在文化傳承發展座談會上，進一步提出“建設中華民族現代文明”的任務和要求。今天重溫這一要求，我們深感建設中華民族現代文明的意義重大，必須進一步加深對這一使命的認識，堅定不移地將中華民族現代文明建設推向前進。

中華文明永遠是一個“在路上”的過程

文明，是人類始終不懈追求的目標。每個人的成長，本質上都是接受和走向文明的過程。每個國家和民族的發展進步，歸根到底也都集中在文明的提升和完善上。文明的水準，標志著脫離蒙昧和野蠻的距離，度量著走向進步和崇高的程度。人類的腳步，根本上是文明前進的腳步；社會的發展，根本上是人類文明的升華。

中華文明源遠流長，從大禹治水的歷史傳說，到春秋戰國的百家爭鳴；從“天下一統”的車書同制，到歷經千年的郡縣架構；從孔孟代表的儒家學說，到卷帙浩繁的二十五史；從精妙絕倫的唐詩宋詞，到流光溢彩的中國建筑；從影響世界的四大發明，到天人合一的思想理念；從開眼求知的國門初啟，到革故鼎新的革命洗禮；從追趕潮流的現代夢想，到改革開放的關鍵一招；從絕對貧困的揮手告別，到百年目標的持續進軍……中華民族歷史上一個個節點和成就，連接起了中華文明漫長的歷史畫卷。

文明的發展沒有窮期。中華文明從歷史的深處走來，還要繼續走向新的未來。只有不斷賦予中華文明新的活力和動能，才能不斷地把它推向前進。

現代化的變遷和進步，實質上是文明的發展和進步。在很長歷史時期內，現代化都是以工業化為核心的，但自20世紀中后期以來，已經增加了新的內容。未來還必定會有新的要求和發展。人類文明的腳步不會停止，向現代轉化的過程也永遠存在。中國式現代化賦予中華文明以現代力量，建設中國式現代化，本質上就是不斷推進中華民族現代文明發展進步的歷史過程。

當代世界，科技的發展和文化的競爭日趨激烈。其背后，是不同國家創造力、競爭力的比拼，是社會創新體系和創新理念的競爭，實質是不同文明創造活力的競爭。我們必須充分看到這種競爭的內涵和特點，充分認識到能否煥發和提高創新活力，關系到能否在建設中華民族現代文明上取得新進展，關系到中華民族未來的命運和地位。

因此，無論是人類文明，還是中華文明，永遠都是一個“在路上”的過程。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各項事業的發展，書寫了中華文明的新篇章。但這樣的篇章沒有結束，而是要繼續寫下去。新時代我們面臨的機遇和挑戰要求我們把中華文明的新篇章、大篇章、長篇章不斷地書寫下去，而且要寫得更美、更好，使中華文明在凝聚文化建設和其他各項建設成果的基礎上，煥發出新的光彩。

習近平總書記明確提出“建設中華民族現代文明”的任務和要求，從文明發展的高度指出了中華民族發展進步的方向，進一步激發了全國各族人民向著現代文明奮力前行的熱情和動力。建設中華民族現代文明，是中華民族歷史發展的必然要求，是與世界其他文明交流互鑒的必然要求，是在新的歷史高度發展中國式現代化的必然要求，是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的必然要求。

全方位推進中華民族現代文明建設

中華民族現代文明包含著復雜的內涵，不是單一的任務，必須全面理解，全方位推進，確保中華民族現代文明是全面發展、全面進步的人類現代文明。

文明來自于文化。文明是文化發展的成果。提升文明水準，就要大力加強文化建設。

文化的發展問題是全黨的事、全社會的事、各個部門共同參與共同建設的事，必須對文化作分層次的解析。廣義的文化是指人類改造物質世界和精神世界的所有活動及其成果的總和。廣義的文化又劃分為物質文化和精神文化兩大類。物質文化是通過物質活動及其成果來體現的人類文化，如建筑、道路、機器、設備等一切已經人化的自然。歷史學、考古學中常說的石器文化、青銅文化等，均是這類文化，它是人類改造客觀世界所取得的成果。長城、運河是物質性實體，為什么稱其為文化，因為它高度凝聚了中華民族認識自然、改造自然的物質和精神成果。三星堆遺址及其發掘的成果，是物質性器物，但為什么也是文化，因為它標志和放射著中華民族追求和創造美的智慧光芒。精神文化包括語言文字文化、生活習俗文化、思想道德文化、文學藝術文化、科學理性文化、制度規范文化等。

文化發展的物質成果和精神成果積淀和集中起來，就構成一定程度和一定類型的文明。科技、文化、教育本身就屬于“文化”“文明”之列，自不待言，就是經濟、政治、軍事等等，其實也離不開“文化”和“文明”。比如，國際貿易的基本規則，就是人類商業文明發展的成果。政治觀念的不同，反映了不同文明體系的差異。文明，滲透在人類社會生活的方方面面；同樣，世界不同國家在各個領域的交往交流，在某種意義上，就是不同類型文明之間的交融或碰撞。

人類世界作為一個活的有機體，是由經濟、政治、文化、社會、生態文明等各方面組成的超大系統，需要統籌建設和發展。而其成果，則分別體現為物質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社會文明和生態文明。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建設成果，歸根結底體現在五大文明的提升上。

中國式現代化的目標是把我國建成富強民主文明和諧美麗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其中的“文明”，特指精神文明。但其他4個詞代表的4個方面，歸根結底，也要落到文明上。因此，與這5個方面的建設相對應，我們黨提出了建設物質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社會文明和生態文明的任務和要求。按照“五位一體”的總體布局和戰略安排，這五大文明必須統籌推進、全面建設、協調發展。

中華民族現代文明既突出體現在推動文化繁榮、建設文化強國方面，又廣泛體現在經濟、政治、文化、社會、生態文明各個領域的建設和成就方面，是一種包含和反映中國社會全面發展、全面進步的整體性文明形態。建設中華民族現代文明，就要在以中國式現代化全面推進中華民族偉大復興過程中，以更大的力度、更大的規模、更高的標準，推動中華文明獲得新的發展。所以，對中華民族現代文明，必須全方位理解、全方位把握、全方位推進。

正確處理中華民族現代文明建設中的辯證關系

中華民族現代文明建設是一個系統工程，需要整體推進、協同發展，必須以全局觀念和辯證思維處理好內部和外部的各種關系。

一是傳統與現代的關系。中華民族現代文明的一個關鍵詞，是“現代”。這個現代，不是天上掉下來的，而是從傳統生長起來的。因此，建設中華民族現代文明必須首先處理好傳統與現代的關系。

人類社會總是不斷從傳統向現代演進，人類文明也是不斷從傳統文明向現代文明發展。傳統要發展到現代，現代也會轉化為傳統。建設中華民族現代文明必須始終把握這樣的歷史進程，珍惜傳統，珍惜歷史創造的一切文明成果。同時，對傳統又必須持分析和鑒別的態度。對其精華，堅決保護，堅持傳承；對其糟粕，科學分析，堅決摒棄。不汲取精華，歷史就成了空白，現代文明就成了無源之水；不摒棄糟粕，就會妨礙社會的發展和進步，阻礙現代文明的生長和發展。

在傳統的基礎上向現代演進，總體上是歷史的方向和潮流。中華文明不能僅僅停留在傳統，而必須持續不斷地向現代轉化。與時俱進、趕上時代，是建設中華民族現代文明的強大動能；解放思想、勇于創新，是增強文明發展生機活力的必要條件。因此，建設中華民族現代文明，必須大力弘揚創新精神，下決心解決妨礙創新的各種體制機制和觀念問題。

二是保護與建設的關系。中華文明的發展，留下了大量物質和非物質文化遺產。對此，必須精心呵護和保護。在某種意義上，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就是中華文明進一步發展進步的“干細胞”，是中華民族現代文明的基因和資源，既可以在新時代生長出中華民族現代文明的多種細胞和元素，也可以對現代化進程中的某些偏差進行修補和糾偏。

近年來，黨中央、國務院及有關部門制定了一系列保護、挖掘和利用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文件，如《關于實施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傳承發展工程的意見》《關于支持戲曲傳承發展的若干政策》《關于加強文物保護利用改革的若干意見》《關于在城鄉建設中加強歷史文化保護傳承的意見》等，使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保護和建設有了抓手。

現代化要求發展，人民生活要求改善，但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必須妥善保護。兩者必須兼顧起來，不能顧此失彼。建設的理念、規劃的制定、空間的布局、技術的采用等要體現發展與保護、繼承與創新的統一。

三是一體與多樣的關系。我國地域遼闊，人口眾多，不僅擁有56個民族，而且擁有豐富多彩的地域文化。在長期的歷史發展過程中，各民族、各地域、各方面的文化交流融合，才逐步形成了博大精深的中華文化和中華文明。

每個民族、每個區域的文化都有共同的內容、價值，由此才構成了中華民族的統一性，使中華民族成為不可分割的共同體；同時，每個民族、每個區域的文化也有自己的特點，它們組合在一起，才使中華文化和中華文明具有豐富多彩的內容。

建設中華民族現代文明，必須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注意保護中華文明的多樣性，尊重和發展各民族、各地區的文化特色，加強各種文化的交流和交融。

四是中國與世界的關系。人類文明的發展是共性與個性、統一性與多樣化的統一。人類文明擁有基本的元素、原則和要求，也擁有許多共同的價值，但在具體內容和形式上又會有很大差別。中華文明給世界以深遠的影響，也從世界文明中汲取了豐富的營養。中華文明與世界文明，是相互聯系、相互影響、相互作用的辯證統一關系。

中華文明的發展離不開世界，世界文明的發展也離不開中國。中國發展進步的過程，很大程度上就是中國與世界雙向互動的過程，是中華文明與世界其他文明相互碰撞、相互學習、相互融合的過程。中國越是發展就越需要以更加自信而謙和、更加坦誠而理性的態度，與世界對話，向世界學習，加強與外部世界的溝通和交流。

習近平總書記指出：“中華文明自古就以開放包容聞名于世，在同其他文明的交流互鑒中不斷煥發新的生命力。”建設中華民族現代文明，就要以這種胸懷和態度，以文明交流超越文明隔閡，以文明互鑒超越文明沖突，以文明共存超越文明優越，弘揚中華文明蘊含的全人類共同價值，推動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

（作者系中共黨史學會副會長、原中央黨史研究室副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