謝覺哉寫給兒子的信。

謝覺哉在蘭州辦事處的留影。資料圖片

湖南省寧鄉市西郊沙田鄉堆子山南馥沖，鮮花野草叢生，醇香撲鼻，馥郁醉人，曾有“南國花香在此沖”之美譽。這里有一處始建于清代的農家房舍，前臨農田，后依山坡，竹松環繞，環境幽靜。房舍坐東朝西，土磚青瓦木結構，格局呈凹字形，兩進，面闊三間。整個房屋高大亮堂，建筑風格古樸典雅。這里是謝覺哉同志的故居。

謝覺哉是“延安五老”之一，人民司法的奠基者，被人們尊稱為謝老。新中國成立后，他曾任內務部部長、最高人民法院院長、全國政協副主席等職。雖身居高位，但他從不以元老自居，而是廉潔奉公，嚴于律己，強力肅貪，堪稱秉公執法的典范。

蘇區從嚴肅貪

1933年，蘇維埃中央政府成立已兩年，在蘇區政治、經濟、社會生活各方面的治理有了初步成效。但少數蘇維埃干部成長、發蒙、歷練于舊時代，受舊時代“升官發財”“打天下、共富貴”的舊思想影響較深，一些貪腐現象時有發生。

1933年11月，時任蘇維埃臨時中央政府秘書的謝覺哉受毛澤東指派到瑞金縣蘇維埃政府檢查工作。當時，群眾反映有的干部利用職權侵占群眾利益，貪污浪費現象嚴重。謝覺哉決定深入查一查。

一見到瑞金縣蘇維埃主席楊世珠，謝覺哉就開門見山地說：“這次時間很緊，只能聽聽匯報，了解主要情況，但是匯報要實事求是，不能有半點虛假。”然而，楊世珠匯報時，只夸夸其談工作成績，對存在問題閉口不提，還口口聲聲以“德高望重的老領導”來套近乎。在談及財政收支情況時，不是所答非所問，就是前后矛盾，難以自圓其說。

中午時分，縣蘇維埃財政部長藍文勛以為領導接風為借口大擺酒席，謝覺哉當場嚴加批評。他說，毛主席每天的生活標準也只有3錢鹽、2錢油、8兩米，他辦公到深夜，都是以南瓜充饑。在蘇區，誰也不能搞特殊，更不允許用公款吃喝。一席話說得楊世珠、藍文勛十分尷尬，神色慌亂。

謝覺哉趁午后休息時走訪了兩位老干部，果然發現問題嚴重。于是，他當即派人向中執委作了口頭匯報。

當天下午，在縣蘇維埃常委座談會上，謝覺哉宣布：延長檢查時間。次日，中執委也派來工作組，通過突擊查賬，發現會計科科長唐仁達侵吞各基層單位上交的節省款、群眾退回的公債谷票款、變賣公共物件款，以及隱瞞對財主的罰款等共計34項之多，合計大洋2000余元。還順藤摸瓜挖出了集體貪污，款項數額高達4000余元。

對此，謝覺哉怒不可遏。平時慈眉笑眼，從不輕易發脾氣的他聲色俱厲地對楊世珠、藍文勛等呵斥道：“你們稱得上是一名共產黨員、蘇維埃干部嗎？當前戰爭夠殘酷了，大家都在千方百計節省每一塊銅板、每一斤口糧支援前線，想不到瑞金縣竟有用群眾血汗養肥的貪官污吏！”

接著，他代表工作組宣布將唐仁達逮捕法辦，責令楊世珠、藍文勛停職檢查。后來，蘇區最高法庭判處唐仁達死刑，沒收其財產。藍文勛被撤職查辦，楊世珠受到警告處分。

謝覺哉回到蘇區中央機關后，當即向中央執行委員會主席毛澤東作了匯報。毛澤東十分贊賞他的果斷措施，認為懲貪治腐就必須這樣雷厲風行，當機立斷。

為了從根本上懲治腐敗，謝覺哉又向毛澤東建議：必須立法規，昭示天下以便廣大群眾監督。毛澤東聽了，表示同意：“你謝胡子敢開刀，我毛澤東決不手軟！”

很快，謝覺哉按照毛澤東的指示，與項英、何叔衡等人共同討論研究起草了中央執行委員會《關于懲治貪污浪費行為的訓令》。這是中央蘇區針對懲治貪污浪費行為的專門法令，使蘇區的反腐敗斗爭有法可依。

隨后，蘇區開展了“執行《訓令》，反貪倡廉”的群眾性活動。一些犯有貪污罪行的人紛紛投案。當時，在民間流傳著這樣的歌謠：“《訓令》如霹靂，震得天敵響。蛀蟲再狡猾，休想走過場。”可見《訓令》在當時的影響之大。

謝覺哉敏銳地發現當時個別蘇區干部貪污的苗頭，建議并起草《訓令》，就是在蘇維埃政權新生之初開出一劑“清醒良藥”，昭示了共產黨人反對貪污腐化的堅強決心。

甘肅反腐倡廉

1937年7月至1938年9月，謝覺哉擔任中共中央駐蘭州八路軍辦事處代表，開展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工作。

謝覺哉抵達蘭州后，立即表示：“官場宴會應廢除。有必要，可改設茶點，因浪費而無益于人也。”他還向甘肅國民政府建議：“明令減租減息，裁廢苛雜，懲治貪污。”倡導要建立一個“廉潔政府”，并撰寫《怎樣鏟除貪污》等文章，要求黨政機關“要發揚全民族的英勇奮斗精神，必須肅清障礙民眾動作的貪污豪劣，望黨政機關馬上用快刀割去過去一切不良的辦法，替下層民眾闖開抗戰的坦途。”他撰寫《整頓甘肅下級政治機構的意見》一文，明確提出：“嚴懲貪官污吏，并沒收其財產。”“公務人員有貪污、受賄、徇私舞弊，一經查實，軍法處置。”

為鼓勵群眾監督，他建議“扶植民眾運動，使民眾團體有監察一切犯罪者之權”“有奸必摘，有罪必誅”。經過廣大群眾揭發，蘭州、河西、涼州等地處理了多起重要貪污案件。

在甘肅時，謝覺哉以身作則，甘于清貧。他一再告誡黨員同志：“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他艱苦樸素，不吸煙，不喝酒，不亂花公家一文錢。

當時，他的生活津貼很低，每月不過五元“法幣”。謝覺哉自覺在生活標準上和大家一樣，吃同樣的飯菜。當時，負責內部行政事務的同志考慮到他年過五旬，為了照顧他身體，有時會給他單獨做點飯菜，常常被他制止。蘭州的冬天，天寒地凍，謝覺哉只穿一件粗布棉袍御寒，后來為了外出才買了一頂普通的皮帽。

在蘭州時，他只住半間房。當時辦事處只有9間房，十幾人辦公、住宿、會客、伙房全都擠在里面。房間設備簡陋，謝覺哉歲數較大，大家為了照顧他，硬要他住進會客室里邊的一間小屋子。但他不肯一人獨占，從屋子的中間拉起一個布簾，自己只住半間，讓譯電員黃文炳住在另外半間屋里。

謝覺哉一生僅穿過兩雙皮鞋，傳為佳話。第一雙皮鞋是他在蘭州為了開展統戰工作需要會客而購置的，他調離后，還把這雙皮鞋留給辦事處的其他同志穿。第二雙皮鞋是新中國成立后買的，那時，他都快七十歲了，才穿上人生的第二雙皮鞋。

甘當人民的“焦官”

新中國成立后，湖南老家的親戚們紛紛希望在京“做大官”的謝覺哉給予“照顧”，走出農村到北京工作。面對親友們的各種請求，他堅持原則，稱自己在外就是做“工”，不是做“官”。

面對家人的不理解，他語重心長地告訴大家：“我們是以身許國的共產黨人”“共產黨是人民的勤務員”“共產黨人的子女，不許有特權思想”“共產黨是一種特別的人，他不能多拿一個錢，他的生活不能比一般人高”。

謝覺哉還多次寫信勸孩子們不要來，他說：“你們會說我這個官是‘焦官’（湖南方言，指不掙錢的官）。是的，‘官’而不‘焦’，天下大亂；‘官’而‘焦’了，轉亂為安。”

他還作詩一首：“你們說我做大官，我官好比周老官；起得早來眠得晚，能多做事即心安。”將自己比作家鄉村子里勤勤懇懇做長工的周老倌，顯示出人民公仆的本色。

1964年4月27日是謝覺哉八十壽辰。他在湖南老家的兒子們早早就商議要給老人家祝壽，因為謝覺哉自1927年離鄉，近40年來家人從沒有給他祝過壽，晚輩們給謝覺哉寫信希望得到他的同意。

不久，謝覺哉親筆給孩子們回了信，寫道：“我今年，明年都要‘躲生’。躲到哪里去？反正交通便利，準備在自己也不知道的地方把生日過去。但決定不來長沙。為什么要躲？一、黨中央早就有規定，不準做生，也沒有人做過生。最近還批評某某下級為父母做生的事。二、人的生日，一年一度，是尋常的事。三、不合增產節約的規定。四、老人的喜歡是后一輩工作做得好，尤其是地方工作做得好，而不在乎什么慶祝。”字里行間充滿了一個革命家堅定的黨性原則，使親屬們受到深刻教育，于是，大家放棄了去京祝壽的念頭。

謝覺哉的廉與嚴，為黨內、為家里都作出了表率。

“為黨獻身常汲汲，與民謀利更孜孜”，這是延安時期人們向謝覺哉贈送的詩句，也是他革命一生真實的寫照。

（作者單位：中央黨史和文獻研究院）

（來源：《中國紀檢監察報》2024年5月17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