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6年3月20日，蔣介石以中山艦擅自調動為由，在廣州實行緊急戒嚴，斷絕廣州內外交通，逮捕海軍局代理局長李之龍，扣留中山艦及其他艦只，收繳省港罷工委員會工人糾察隊槍械，驅逐黃埔軍校及國民革命軍第一軍中的共產黨員，這就是中國革命史上具有深遠影響的中山艦事件。借助中山艦事件，蔣介石進一步鞏固和提升了其在國民黨及軍隊中的地位，為他后來發動四一二反革命政變埋下了伏筆，這一事件深刻改變了中國近代歷史的發展進程。

中央黨史和文獻研究院信息資料館收藏有兩份與中山艦事件有直接關系的小冊子，分別是《校長宴會全體黨代表訓話對中山艦案有關系的經過之事實》和《中山艦案報告書》。在這兩份文獻中，作為重要當事人——蔣介石和李之龍對事件過程有著截然不同的描述，文獻內容對于中山艦事件的研究具有重要參考價值。

《校長宴會全體黨代表訓話對中山艦案有關系的經過之事實》

《校長宴會全體黨代表訓話對中山艦案有關系的經過之事實》封面

中山艦事件后，蔣介石要求國民革命軍第一軍中的共產黨員選擇退出國民黨和國民革命軍第一軍或者退出共產黨。在共產國際妥協政策指導下，以陳獨秀為首的中共中央接受了蔣介石的無理要求，當時已暴露身份的共產黨員250余人被迫退出了國民黨和國民革命軍第一軍。1926年4月21日晚，在中山艦事件發生一個月后，蔣介石在黃埔軍校宴請退出國民革命軍第一軍的全體黨代表及共產黨員時發表了演講，后來，這篇講話被整理后以《校長宴會全體黨代表訓話對中山艦案有關系的經過之事實》為名印行。蔣介石的這篇講話，遮遮掩掩，表面聲稱中山艦事件與共產黨無關，事實上卻欲蓋彌彰，意圖把事件責任歸咎于共產黨。

一、演講內容概要

一是聲稱遭受誣陷和攻擊，轉移矛頭指向。在講話中，蔣介石聲稱有人誣陷他“不革命”“是段祺瑞”，他說：“當三月二十日事情未出之前，就有一派人想誣陷我，并且想拆散本校，就造出一種空氣，說校長是不革命的。”“我自汕頭回到廣州以后，就有一種倒蔣運動，無論本軍里或本校里，都造出一種不良空氣。”“至于有人說季山嘉陰謀，預定是日待我由省城乘船回黃埔途中，要想劫我到中山艦上，強逼我去海參崴的話，我也不能完全相信。不過有這樣一回事就是了。但是如果真有這事情的話，我想李之龍本人亦是不知道他究竟為什么，他不過是執行他人的命令而已”。但“他人的命令”指的是誰，蔣介石并沒說明。他還在講話中點名指責高語罕，說他“每次演講，有形無形之間，詆毀本校不革命的言論，是公開的，大家知道，不必我說”。“他的用心，先暗示一班同志，對我失了信仰”。高語罕是共產黨員，他此前的一些言論被蔣介石斷章取義，借以攻擊共產黨。后來，高語罕專門在報上發表了《一封公開信——致蔣介石先生》，就蔣介石的這番指控進行解釋和說明，然而蔣介石并不買賬。蔣介石的這些虛無縹緲的指控似有所指，又不明說，很容易讓人產生聯想，把矛頭指向中國共產黨和蘇聯顧問團。

二是偽裝出一幅勇于擔當的“革命者”姿態。對于所謂針對他本人的“攻擊”和“誹謗”，蔣介石在講話中表示：“推倒我之后，就要搖動本黨的基礎，使得三民主義不能實行，使得全軍全校同志失去重心，沒有人來領導，弄得我們總理辛苦艱難締造的這個團體，四分五裂，不可收拾……”他還擺出一副當仁不讓、舍我其誰的姿態說：“我敢大膽的說一句話，如果我放棄責任，因灰心而去了之后，我以為不單是三民主義要受一個很大的挫折，就是共產主義在廣東，還是不能立足……”他一邊愿意承擔責任，一邊又為自己尋找借口，開脫罪責：“總之三月二十日的事情，完全要由我一個人來負責的，如果說我欠缺手續，這是我承認的，但是吾的本意，是要糾正矛盾，整頓紀律，鞏固本黨，不得不如此的”。

《校長宴會全體黨代表訓話對中山艦案有關系的經過之事實》第一頁

三是博取同情。蔣介石在講話中標榜自己向來遵規守矩，意指中山艦事件是別人策劃的，他是受害者。“從前我的革命歷史，各位或是沒有目見，不過自前年開辦本校，到現在為止，沒有一起事情，是越出軌道以外的，沒有一件事情不守紀律的”。然而在中山艦事件中他擅自行動，調集武裝力量，包圍蘇聯顧問團住所及汪精衛官邸，并在毫無證據的情況下逮捕了李之龍和章臣桐等人，其行為無異于一場軍事政變。后來他親口承認自己“事前未及報告，專擅之罪，誠不敢辭”。此外他還在講話中故作可憐，博取同情：“這三月以來，要是沒有堅忍的精神，沒有一點忍耐心，那么校長今天不僅是不能在本校里同各位講話，或者校長早已死了也不曉得的”。

四是聲稱無意反共。蔣介石在講話中對在座的共產黨員說：“……這不過是局部一二個人的陰謀，我相信我的學生，無論那一個，一定不會講我是反革命的，一定不會講我是不革命的，所以我相信各位一定不會有這樣的事實。”他還強調：“我平時對于共產黨同志，不分界限，不挾偏見的態度，不要我自己講，各位亦一定是很清楚的。”“至于二年以來，我對于共產同志，親愛的精神，是不喻言而的，就是我對共產主義，不但不反對，并且很贊成的，對于黨代表制度，我不僅是贊成，并且是我自己所首倡的，為什么要拿我自己所首倡的制度，要由我自己手里來摧殘？”他的這番自我標榜的表態，給人以“此地無銀三百兩”的感覺。事實上，他口口聲聲說無意打壓共產黨，卻勒令共產黨員退出國民黨及國民革命軍，這種說一套做一套的兩面派行為，徹底暴露了他的反革命嘴臉。

五是聲稱一個團體里不能有兩個“主義”，為其反蘇反共尋找借口。蔣介石講道：“凡是一個團體里面，有兩個主義，這個團體一定不會成功的，而且一定發生沖突的，這個沖突，無論大些小些，總是不能避免的，尤其是一個團體里面，有二個中心，有兩個領袖，這個團體不但不能堅固，而且一定要分裂的。現在國民黨里面，幾乎有二個主義，這種現象一定是自相矛盾，會發生沖突的。”第一次國共合作后，共產黨在國民革命中的影響和作用日益加強，當時在國民黨內部除了孫中山的“三民主義”，最有影響的就是以中國共產黨和蘇聯顧問為代表的“共產派勢力”，這就引起以蔣介石為首的國民黨右派集團的疑慮和不安，他們頻繁制造矛盾，挑動雙方對立，圖謀打擊和削弱共產黨。蔣介石此番言論，既反映了當時國民黨內部激烈的思想斗爭形勢，也是為其反蘇反共尋找借口。

二、蔣介石對共產黨發動輿論攻勢

1926年5月25日，《申報》發表的“蔣介石關于中山艦事件之自述”

蔣介石的這篇講話印發時在第一頁印有“各報不得轉載”字樣。但是，1926年5月25日，《申報》卻以“蔣介石關于中山艦事件之自述”為題公開發表了這篇講話的節選。報載：“昨此間民黨中人接廣州第一軍孫文學會中人寄來最近蔣介石宴全體黨代表，對中山艦案之自述，蓋蔣氏于左派人聯合系全體退出黨軍后，宴第一軍及前后畢業于黃埔軍校之左右派軍官（退出軍籍之共派亦在內）席中之演說，與會者即席筆記，印刷之分寄全軍士官者，蔣氏之言沉痛而感慨，對三月二十日之變，所述亦多外間所不及知之內幕，雖其自謂尚有不忍言者，然已可證明當時倒蔣運動之非誣矣……”

經過比對發現，報上所載雖為節選，卻與小冊子的內容別無二致，由此可推斷兩者是同一來源。而印發小冊子時注明“各報不得轉載”，《申報》居然公開發表，必然有其特殊用意，在當時的形勢下，顯然得到了蔣介石的同意和支持。另據報上所稱，報載內容是有人從孫文主義學會發給報社的。眾所周知，孫文主義學會是黃埔軍校中以反對共產黨、反對國共合作為宗旨的新右派組織，他們策劃公開發表這篇消息，其目的不言而喻。消息還稱“證明當時倒蔣運動之非誣矣”，頗有一番為蔣介石反共“助攻”的意味。因此，這篇報道讓人不能不懷疑是蔣介石授意所為，目的是混淆是非，煽動輿論，對共產黨進行攻擊詆毀。

三、陳獨秀的反擊

蔣介石的這篇講話公開發表后，引起了中國共產黨的極大不滿，6月9日，陳獨秀專門就此事在《向導》周報發表了一封公開信，對蔣介石這篇講話進行批駁。陳獨秀首先便提到了蔣介石的這篇講話，“現在我看見一種印刷物，題名《校長宴會全體黨代表訓話對中山艦案有關系的經過之事實》，內中所載，倘都和先生所口說的一樣，沒有什么印刷上的錯誤，則我們在對于中國革命的責任上，不得不向先生及一般社會有幾句聲明的說話。”陳獨秀認為，蔣介石“對全體代表訓話中，雖未明說中國共產黨有倒蔣陰謀，而全篇從頭到尾，卻充滿了指責共產黨同志的字句，使聽者讀者都很容易推論到中國共產黨實此次事變之陰謀者”。陳獨秀這封信揭露了蔣介石的反共圖謀，在當時混亂的局勢下，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澄清事實的作用。但是，陳獨秀在信中還講道：“事實上從建立黃埔軍校一直到三月二十日，都找不出蔣有一件反革命的行動”，“這個事實，不能證明共產黨有倒蔣陰謀，而是證明孫文主義學會的軍官有排除共產分子之意志。”說明陳獨秀尚未認清蔣介石的反動本質，他寫這封公開信的目的是向蔣介石及公眾闡明共產黨并無反蔣之意，是被冤枉的，他此時的斗爭對象仍然是西山會議派及其群眾組織孫文主義學會。

中山艦事件的發生帶有一定偶然性，但它又是國共矛盾發展到一定程度的必然結果。1926年3月13日，日本駐廣東總領事森田寬藏在致外務大臣幣原喜重郎的電報中講道：“最近，隨著政府內共產派勢力的與日俱增，各部都唯蘇俄顧問之命是從，政府首腦徒有虛位，實權完全掌握在蘇俄人手里，非共產派同人都陷入了懊惱不快的氣氛中。非共產派團結起來，把共產派分子從政府內部橫掃出去的時機或許已為時不遠。”由此可見當時國共矛盾已經發展到十分尖銳的程度了。中山艦事件的發生給蔣介石提供了一個絕佳的反共篡權機會，蔣介石的這篇講話是在中山艦事件發生后一個月發表的，此時他已經基本掌控局勢，占據主動，因此他的講話顯然是經過深思熟慮的，矛頭指向十分明確，其目的就是將中山艦事件歸咎于共產黨和蘇聯顧問團，為其反共奪權尋找借口。

《中山艦案報告書》

本書的作者是中山艦事件關鍵當事人之一李之龍。李之龍（1897—1928），湖北沔陽（今仙桃市）人，1913年參加湖口起義，1914年入煙臺海軍學校學習，1921年8月加入中國共產黨，1924年以優異成績考入黃埔軍校，成為黃埔一期學生，1926年1月任國民政府海軍局代理局長（中將軍銜），是當時國民革命軍中軍銜最高的共產黨員。1926年3月，在中山艦事件中，李之龍遭到逮捕，后“無罪釋放”并被免職。事件發生后李之龍就事件經過提交了一份詳細報告，這份報告后來匯編成《中山艦案報告書》以小冊子的形式印行。《中山艦案報告書》是李之龍事后對事件過程的回顧，描述十分詳細，有可能是在審訊材料的基礎上整理而成的。

《中山艦案報告書》封面及內容頁第一頁

一、李之龍印行《中山艦案報告書》的目的

李之龍時任海軍局代理局長，兼任中山艦艦長，是中山艦事件的關鍵人物，他于3月20日被捕，直到北伐開始前不久才獲釋。在事件中，他奉令調艦，卻被誣謀亂，自始至終處于被動境地，以致身陷囹圄，連海軍局長的職位也被免，從此走向人生低谷。他深感屈辱，十分苦悶，卻無處申訴，他試圖奮起反抗，卻感覺身單力薄，可以說，《中山艦案報告書》是身處窘境的李之龍急于洗清冤屈的產物。

《中山艦案報告書》開篇有一段代序，是作為黃埔一期學生的李之龍“寫給母校老師及全體同學的信”。從代序可以看出，《中山艦案報告書》是印發給黃埔師生的，目的是闡明事情真相，維護李之龍的個人聲譽。李之龍在信中言之鑿鑿地表示：“黃埔決不會出敗子的！”對于中山艦事件的真相“仍有些少同志，不大十分明白，心中還是不釋然的，所以特將這篇報告書刊印出來，給大家知道‘黃埔是決不出敗子的’”。為了以示清白，他甚至不惜以脫黨為代價。5月18日，李之龍在《廣州民國日報》發表《李之龍啟事》，公開聲明脫離共產黨。啟示全文如下：“茲為避開糾紛，便利工作起見，特鄭重聲明退出中國共產黨及一切與之龍有關系的社會團體，以單純的中國國民黨員資格，受吾師蔣介石先生之指導，以謀三民主義之實現，耿耿此心，尤盼共產黨同志予以原諒。”值得注意的是，此時的李之龍尚處在拘禁期間，他或許是寄望于這份聲明能助他擺脫困境，但在當時復雜的斗爭形勢下，公開聲明脫黨無異于叛黨，為其悲慘人生埋下了伏筆。

二、李之龍此時認為歐陽格是事件的主謀

《中山艦報告書》第一部分：歐陽格之陰謀

在《中山艦案報告書》第一部分“歐陽格之陰謀”中，李之龍認定歐陽格是中山艦事件的主謀，他痛批歐陽格“總想在海軍中攫得一個有實力的地位，以造成私人的勢力，達到扒錢的目的”，并指斥歐陽格誣告其調艦捉蔣：“到了半夜，歐陽格即到東山蔣校長公館捏造報告之龍派中山艦到黃埔捉拿校長，炮擊黃埔……蔣校長見時機緊急，遂不得不從權處置，而三月二十之案起矣。”李之龍還指認陳肇英是歐陽格的同謀，“陳肇英實與歐陽格同謀，陳任虎門要塞司令時，偷販私鹽，曾被之龍緝獲，報告政府，將陳撤差查辦，艦案發生后兩星期，事實大白，歐陽格被扣留，陳即逃去，蓋無陳肇英之與謀，歐陽格之圈套不能成，無歐陽格則陳肇英之誣陷無由生，二人實狼狽為奸也。”事實上歐陽格與陳肇英確實在中山艦事件中發揮了重要作用，但李之龍不知道的是，事件中真正起主要作用的是蔣介石。在《中山艦案報告書》中，李之龍依然尊稱蔣介石為“吾家長”，說明此時李之龍尚未認清蔣介石的反共本質，對蔣介石在中山艦事件中所起的作用尚不清楚。直到一年以后，蔣介石在上海發動四一二反革命政變，李之龍才徹底醒悟。1927年4月，李之龍揮筆寫下討蔣檄文——《“三二○”反革命政變真相》，由中央人民俱樂部印成小冊子散發，他在文中詳細闡述了中山艦事件爆發的經過及原因，披露了中山艦事件許多鮮為人知的內幕，并公開斥責蔣介石“羅致同學同鄉來壟斷軍事、黨務、政治”，并稱蔣是“極險惡的反革命”。

三、李之龍為何有能力印制《中山艦案報告書》

中山艦事件后，李之龍被免去中山艦艦長及海軍局局長之職，從此不受重用。1926年7月北伐戰爭開始后，他被安排到北伐軍總政治部協助鄧演達開展戰時宣傳工作，擔任國民革命軍總政治部新劇團主任。北伐軍攻克武漢后，12月底，總政治部將漢口的新市場改為中央人民俱樂部，李之龍被任命為俱樂部主任，這里遂成為國民政府的一個重要宣傳陣地。在此期間，李之龍創辦了《血花世界日報》《血花旬刊》以及《人民日報》，其中《人民日報》公開發行，在當地頗有影響。另外李之龍還在中央人民俱樂部內置辦機器設備，建立印刷廠，除了印刷報紙和宣傳資料外，還出版過《廖仲愷全集》等書籍。因為掌控有宣傳印刷資源，李之龍此時完全有能力編印各種資料，《“三二○”反革命政變真相》就是由中央人民俱樂部印行的，而《中山艦案報告書》的印行時間也極有可能是在這段時期，即1926年底至1927年4月之間。

引用和收藏情況

這兩本小冊子發表以后，曾被很多文獻轉載或引用。其中蔣介石的講話后來被收入《蔣介石日記揭秘（上）》（團結出版社2007年版，第362—365頁）及《蔣介石年譜（1887—1926）》（九州出版社2012年版，第504—510頁），但這兩本書在引用時刪減了最前面的一段話：“本校自開辦以來，凡我所有的行動言論，這兩年中間，各位同志，一定是很明白的，不必再要我贅述，我平時對于共產黨同志，不分界限，不挾偏見的態度，不要我自己講，各位亦一定是很清楚的。”另外，在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中華民國史研究室編的《中華民國史資料叢稿大事記第十二輯》（中華書局1982年版，第72頁）以及韓信夫、姜克夫編的《中華民國大事記》（中國文史出版社1997年版，第二冊第458頁）中都提到了蔣介石的這次演講，但這兩本書都錯將講話的時間記為1926年4月20日晚，準確的時間應當是4月21日晚，這一點可從蔣介石的日記中得到印證。

《中山艦案報告書》第一部分“歐陽格之陰謀”后來被李之龍幾乎只字未改地收入1927年4月發表的《“三二○”反革命政變真相》一文，只刪減了“附記”。李之龍在該文中痛斥蔣介石，對蔣介石的態度與《中山艦案報告書》中所表現的態度截然不同，由此推斷《中山艦案報告書》應當是在1927年4月前印行的，那時李之龍還沒有旗幟鮮明地站到蔣介石的對立面。《中山艦案報告書》的第二、三、四部分，曾以“李之龍關于中山艦案報告書二則”為題收入《中共黨史參考資料》（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二冊第217—222頁）、《廣州大革命時期回憶錄選編》（廣東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510—527頁）以及《黃埔軍校史料（1924—1927）》（廣東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355—361頁）等文獻，但目前尚未發現有任何文獻將《中山艦案報告書》全文收載。

《校長宴會全體黨代表訓話對中山艦案有關系的經過之事實》共14頁，包括兩部分，第一部分是蔣介石就中山艦事件有關情況所做的介紹，第二部分是席間有人問李之龍的看管情況，蔣介石所做的答復。《中山艦案報告書》共23頁，封面印有“中山艦案報告書”“李之龍呈”字樣，內容包括“代序”“歐陽格之陰謀”“派艦之經過”“被捕的詳情”及“附件”。這兩本小冊子十分罕見，通過對國家圖書館、上海圖書館、全國圖書館參考咨詢聯盟及Calis聯合目錄公共檢索系統進行查詢，均未發現其他館有收藏。

這兩份文獻是關于中山艦事件的第一手資料，記錄了中山艦事件關鍵當事人蔣介石和李之龍對事件過程的描述和原因分析，為我們研究中山艦事件提供了不同的視角。其內容雖然曾在中山艦事件的檔案及相關資料中多次被引用或提及，但這是其原件首次公開披露。中山艦事件距今已近一個世紀，新發現這兩份重要文獻將有助于我們對中山艦事件的研究進一步走向深入。

（來源：《百年潮》2021年第10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