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將全副功夫,向大本大源探討”
——毛澤東在“湖南第一師范”
編輯同志:
您好!最近,習近平總書記到湖南第一師范學院(城南書院校區),了解毛澤東等老一輩無產階級革命家在這里求學工作和學校發展沿革、教學特色等情況,并同師生代表親切交流。可否請專家介紹一下毛澤東在湖南一師求學時的情況。謝謝!
海淀讀者 邱實
本刊特約請中央黨史和文獻研究院第七研究部副主任、研究員張軍鋒作答。
湖南第一師范創建于1903年,最初稱湖南師范館,前身是南宋著名理學家張栻講學的城南書院,同朱熹講學的岳麓書院只有一江之隔。后來師范館與并存的城南書院合并為湖南全省師范學堂,1914年改稱湖南省立第一師范學校。1913年春季,20歲的毛澤東以第一名的成績考入了湖南公立第四師范。第二年,第四師范合并到第一師范,毛澤東被編入第八班,到1918年暑期畢業,毛澤東在一師度過了5年半的青春時光。
湖南一師對毛澤東的成長無疑產生了十分巨大的影響。他在這里打下了深厚的學問基礎,隨著新舊交替的時代前進開始形成自己的思想方法和政治見解,獲得社會活動的初步經驗,結交了一批志同道合的朋友。毛澤東回憶道:給我印象最深的老師是楊昌濟,他是一位從英國回來的留學生,我后來同他的生活有密切的聯系。他講授倫理學,是一個唯心主義者——但是是一個道德高尚的人。他對自己的倫理學有強烈信仰,努力鼓勵學生立志做一個公平正直、品德高尚和有益于社會的人。在他的影響下,我讀了蔡元培翻譯的一本倫理學的書《倫理學原理》,在這本書的啟發下寫了一篇題為《心之力》的文章。我當時是一個唯心主義者,楊昌濟老師從他的唯心主義觀點出發,高度贊賞我那篇文章,給了我一百分。
早年毛澤東研究的前輩李銳先生在1950年曾經見到過毛澤東當年用過的這本《倫理學原理》,他打開書一看,不禁大吃一驚,發現全書的天頭地腳及行距間都用工整的行楷密密麻麻地寫滿了批語,有的批語字跡太小,要用放大鏡才看得清楚。這本書全書不過10萬字,毛澤東在書上寫下的批語竟有1.2萬余字。全書還逐句用墨筆加以圈、點,打上單杠、雙杠、三角、叉等符號。批語的內容,絕大部分是毛澤東抒發自己的倫理觀、人生觀、歷史觀和宇宙觀,以及對原著的各種批判與引申;少部分是對原著的簡要的贊同語和章段的提要。由這些批語可以看到,當時毛澤東何等醉心于哲學的研究,以其特有的博學、鉆研和實踐精神,探求哲學的基本問題,在思想上已遠超出當時一般進步知識分子的水平。從這些批注中還能看到他獨特的讀書方法,他不是被動地接受書中的觀點,而是一面讀一面想,遇到他以為能夠贊同的觀點,就表示接受,有時還加以發揮或大做文章;遇到他不能同意的觀點,就提出自己的意見來。
“大有見地,非庸碌者”
毛澤東喜歡社會科學,專心于哲學、史地、文學等。他博覽群書,凡是能搜集到的古今中外的各種名著,如諸子百家、詩詞歌賦、稗官野史、近人文集以及翻譯成中文的外國名著等,無不瀏覽。他經濟拮據,沒有錢買書,只是有時買些折價書,大量的還是向老師同學借閱,并將一些他喜愛的內容認真地抄錄下來。
為了認識真理和追求真理,毛澤東決心“將全副功夫,向大本大源探討”。他提出“文明其精神”,要刻苦學習,不斷地充實自己。他與同學約定三不談,即不談金錢,不談男女之事,不談家務瑣事,只在一起談大事,即“人的天性,人類社會,中國,世界,宇宙!”
中國社會這時正處在劇烈的動蕩中,毛澤東自然強烈地感受到這種風云動蕩。1911年,毛澤東從東山小學來到長沙,見到一張同盟會主辦的《民立報》。從此,毛澤東就與報刊結下了不解之緣,他主要通過報紙雜志了解國際和國內形勢的發展變化。一師可容納幾十人的閱覽室,是毛澤東天天去的地方,但這里的報刊滿足不了他的需要,除了從老師和同學處借閱外,他還經常從自己緊張的生活費里擠錢買報紙。毛澤東每天讀報的時間很長,和同學們談起時事,他總是有條有理,了如指掌,于是就有了“時事通”的外號。
1915年9月,陳獨秀主編的《青年》雜志(一年后更名為《新青年》)創刊,在沉悶而躁動的中國很快就聚集起大批先進的青年。在《新青年》眾多的讀者和追隨者中,就有毛澤東。當時,楊昌濟為這個雜志寫文章,還向學生們推薦這個雜志。
毛澤東的同窗好友周世釗發現,毛澤東讀了《新青年》后,“讀韓文杜詩的興趣降低了”。有很長一段時間,每天除上課、閱報外,他看書看《新青年》,談話談《新青年》,思考也思考《新青年》上提出的各種問題。陳獨秀、吳虞等人打倒孔家店的文章,李大釗的《青春》《今》等啟蒙作品,都是毛澤東和他的朋友們醉心閱讀的。他們經常把這些文章中精辟的地方,整段地抄在自己的筆記本上,平時交談也常是研究這些文章中的問題和觀點。
1917年8月23日,毛澤東在給黎錦熙的信中就表達出與封建思想決裂的決心。黎錦熙收到毛澤東的信后,在日記中評論他的信“大有見地,非庸碌者”。
“欲文明其精神,必先野蠻其體魄”
“欲文明其精神,必先野蠻其體魄”,是毛澤東在一師讀書時熱衷提倡的一個口號。他為了強壯身體,磨礪意志,同時也為了保持學習時的旺盛精力,刻苦地進行體育鍛煉,并且持之以恒。
毛澤東在刻苦進行體育鍛煉的同時,還對體育理論進行了探索性研究。他寫了一篇長達7000余字的《體育之研究》,經楊昌濟向陳獨秀推薦,以“二十八畫生”的筆名發表在1917年4月1日出版的《新青年》第三卷第二號上。
在刻苦讀書、鍛煉身體的同時,毛澤東還有一個虛心向人請教的習慣。除了經常跟身邊的老師、同學請教外,凡屬長沙城里比較有學問的人,或者有時從外面來了有名的學者,毛澤東常趁星期天去訪問,向他們請教一些問題。
不僅要讀“有字之書”,還要讀“無字之書”
毛澤東常對同學們講,不僅要讀“有字之書”,還要讀“無字之書”。這無字之書,就是實際的社會。為了深入農村,了解社會,毛澤東在一師期間,幾次采用“游學”的方式在湖南農村徒步調查。所謂游學,本是舊俗中一些識文斷字的人靠走家串戶給人寫字做對聯、糊口謀生的一種方式,說得好聽叫游學,其實就是文化乞丐,但是這一舊俗卻讓毛澤東借用來進行社會調查,開闊胸襟,了解民情。
由于毛澤東德才出眾,深得同學們的信任和擁護。自1915年起至1918年畢業止,他每個學期都擔任了學友會的重要工作。1917年下學期至1918年下學期,毛澤東擔任學友會實際上負總責的“總務”兼教育研究部部長。毛澤東主持一師學友會期間,除組織同學參加愛國反帝宣傳活動及各種學術和體育活動外,還滿腔熱忱地舉辦了工人夜學。通過辦工人夜學,毛澤東與城市工人有了廣泛的接觸,并同他們建立了深厚的感情,取得了同工人接觸和聯系的初步經驗,推動了當時湖南的平民教育活動。
毛澤東常對人說,丈夫要為天下奇,即讀奇書,交奇友,創奇事,做個奇男子。同學們用諧音給他起了個外號,叫“毛奇”。1917年6月全校的“人物互選”活動,最能說明毛澤東深受同學們的推崇。全校400多名學生參加,在當選的34人中,只有毛澤東得票最多、最全面。在德、智、體三個方面都有項目得票者,只有他一人。而“膽識”一項,則為他所獨有,評語是“冒險進取,警備非常”。
深諳程朱理學、承繼湖湘文化的楊昌濟先生,對曾國藩的辦事精神和治學文章都極為推崇。受他的影響,毛澤東細讀了《曾文正公家書》《曾文正公日記》。他在筆記里抄寫了好些曾國藩的話,認為曾國藩是個既能“傳教”又能“辦事”的人物,很贊成他扎實厚重的人生風格。他在致黎錦熙的一封信中,把曾國藩、康有為、孫中山、袁世凱這幾個近代風云人物作了一下比較后說,“愚于近人,獨服曾文正”。
楊昌濟在長沙的學生先后以千百計,他最欣賞的是毛澤東和蔡和森兩人。毛澤東第二次到北京領導驅張運動期間,正值楊昌濟病重,此時毛澤東的名字頻頻出現在各種“驅張”通電和新聞中,他的政治才干越來越引人注意。深感欣慰的楊昌濟不顧病重,特意寫信給時任廣州軍政府秘書長、南北議和代表的老友章士釗,向他推薦毛澤東和蔡和森:“吾鄭重語君,二子海內人才,前程遠大,君不言救國則已,救國必先重二子。”
楊昌濟沒有活到50歲,但是他的影響是長遠的。他的志向和精神的余脈,通過一大批湘中才俊共同創建的一個影響了中國歷史的團體——新民學會——得以發揚光大,永垂不朽。新民學會的絕大部分成員都是他的學生,這個團體的組織者——毛澤東和蔡和森,正是楊昌濟最引以自豪的弟子。
閱讀延伸
楊昌濟將《倫理學原理》用做修身課教材
楊昌濟(1871—1920),又名懷中,因世居長沙東鄉板倉,所以當時被稱為“板倉先生”。他的博學和高尚人格,吸引了一批像毛澤東、蔡和森這樣的進步青年在自己的周圍。毛澤東談到的那本蔡元培翻譯的倫理學的書,是德國哲學家、倫理學家泡爾生(1846—1908)的代表作《倫理學體系》的一部分。日本學者蟹江義丸將該書的“序論”和第二篇“倫理學原理”譯成日文,以《倫理學原理》的書名出版。蔡元培將其從日譯本譯成中文,1909年10月由商務印書館出版,此后多次重印,楊昌濟將這本書用做修身課的教材。(湖湘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