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內容提要］毛澤東帶領中國共產黨人對社會主義現代化的道路進行了卓有成效的思考與實踐探索，為中國式現代化道路創造了根本社會條件，奠定了根本政治前提和堅強組織保證，提供了思想指引和寶貴經驗，營造了有利的國際環境，為世界和平進步和科學社會主義事業作出了偉大貢獻。在充滿未知的探索中國式現代化的征途上，毛澤東和與他同代的中國共產黨人以不懼成敗的勇氣和智慧，在中國式現代化道路上鐫刻下奠基者的豐碑、探索者的功績和先行者的身姿，成為永不褪色的紅色記憶。

［關鍵詞］毛澤東 中國式現代化 社會主義現代化 中國共產黨

“毛澤東同志是偉大的馬克思主義者，偉大的無產階級革命家、戰略家、理論家，是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偉大開拓者、中國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事業的偉大奠基者，是近代以來中國偉大的愛國者和民族英雄，是黨的第一代中央領導集體的核心，是領導中國人民徹底改變自己命運和國家面貌的一代偉人，是為世界被壓迫民族的解放和人類進步事業作出重大貢獻的偉大國際主義者。”毛澤東不僅帶領中國人民為反抗民族壓迫和階級壓迫，浴血奮戰、百折不撓，進行了艱苦卓絕的斗爭，創造了新民主主義革命的偉大成就，建立了人民當家作主的人民共和國，實現了民族獨立、人民解放，而且對中國的社會主義道路進行了艱辛探索，是中國社會主義現代化的偉大奠基者。

2023年是毛澤東誕辰130周年。在這個值得紀念的特殊節點，“回看走過的路”，深入考察毛澤東為探索中國的社會主義道路、為世界和平進步和科學社會主義事業的發展所作出的艱辛探索和偉大貢獻，對于深刻理解中國式現代化的“本和源、根和魂”，毫不動搖堅持中國式現代化的中國特色、本質要求、重大原則，對于“遠眺前行的路”，在新時代新征程上更好地以中國式現代化全面推進中華民族偉大復興，奮力譜寫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嶄新篇章，具有重要意義。

一、領導黨和人民取得新民主主義革命的偉大勝利，實現了民族獨立和人民解放，掃清了中國現代化的障礙，為走向中國式現代化創造了根本社會條件

隨著世界現代史的逐步展開，人類社會在走向現代化的進程中，逐漸形成了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兩條現代化道路。依照馬克思和恩格斯的理論設想，推翻資產階級統治的無產階級革命將首先在發達的資本主義國家出現，替代資本主義的共產主義也將會在生產力高度發達的資本主義的基礎上產生。然而，從馬克思主義的社會形態理論出發，幾乎無法用現成的理論概括近代的中國社會。1840年鴉片戰爭后，由于西方列強入侵和封建統治腐敗，中國逐步淪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毛澤東在1939年就對當時的中國社會進行了概括，他指出：“中國過去三千年來的社會是封建社會，前面已經說明了。那末，中國現在的社會是否還是完全的封建社會呢？不是，中國已經變化了。自從一八四○年的鴉片戰爭以后，中國一步一步地變成了一個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會”。一方面，對于當時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的中國來說，作為一個統一的資本主義國家走向現代化絕無可能。中國的現代化之路只能是先取得政治獨立和民族解放，繼而實現經濟獨立和國家發展，再借此實現現代化目標。另一方面，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是一種支離破碎的社會結構，在理論上不屬于任何一種社會形態，中國的現代化道路和前途問題也很難用馬克思主義的現成理論加以說明。這就迫切需要中國化時代化的馬克思主義創新性成果。這一創新性成果就是毛澤東的新民主主義革命論以及他后來關于中國社會主義建設和發展的一系列理論，即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時代化的最早成果——毛澤東思想。毛澤東關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的闡釋，為我們提供了一個理解中國式現代化的特殊出發點，只有理解了這個出發點的特殊性，才能深刻把握中國式現代化的特殊性，以及走向社會主義現代化之路的歷史必然性。

早在革命戰爭年代，毛澤東就提出了中國革命的道路和前途，要先經過新民主主義革命，然后轉入社會主義革命，最終建設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的思路，他科學預見和正確指引了中國走向現代化的前途和方向。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的舊中國，欲求現代化，必先求民族獨立和人民解放；欲求民族獨立和人民解放，必訴諸革命。對此，毛澤東說得很清楚：“歷史上凡是專制主義者，或帝國主義者，或軍國主義者，非等到人家來推倒，決沒有自己肯收場的”。為此，他領導中國共產黨和中國人民經過28年頑強奮斗，打敗國內外一切反動勢力，取得了新民主主義革命偉大勝利，建立了人民當家作主的新中國，實現了民族獨立、人民解放，徹底結束了舊中國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的歷史，徹底結束了極少數剝削者統治廣大勞動人民的歷史，徹底結束了舊中國一盤散沙的局面，徹底廢除了列強強加給中國的一切不平等條約和帝國主義在中國的一切特權，徹底掃清了中國建設現代化的障礙，為走向中國式現代化道路創造了根本社會條件。正如習近平指出的，在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中國共產黨團結帶領人民，浴血奮戰、百折不撓，創造了新民主主義革命的偉大成就。我們經過北伐戰爭、土地革命戰爭、抗日戰爭、解放戰爭，以武裝的革命反對武裝的反革命，推翻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官僚資本主義三座大山，建立了人民當家作主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實現了民族獨立、人民解放……為實現現代化創造了根本社會條件”。

二、領導黨和人民完成社會主義革命，建立社會主義制度，實現了中華民族有史以來最為廣泛而深刻的社會變革，開啟了中國現代化事業新紀元，為中國式現代化奠定了根本政治前提和制度基礎

黨的二十大報告明確指出：“中國式現代化，是中國共產黨領導的社會主義現代化。”鄧小平在改革開放之初就指出：“我們實行改革開放，這是怎樣搞社會主義的問題。作為制度來說，沒有社會主義這個前提，改革開放就會走向資本主義。” 毛澤東和以他為主要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始終堅守中國現代化的社會主義屬性，在實踐中探索出了中國式現代化的正確航向。

新中國成立后，黨和政府致力于新的經濟秩序的建立，以爭取國家財政和經濟狀況的基本好轉，同時完成了土地改革和民主改革，徹底廢除了封建土地制度。與此同時，民主建設、文化建設、黨的建設得到加強，在國民經濟全面恢復的同時，社會生活發生了深刻變革。1952年9月，中共中央經過三年的實踐，制定了中國共產黨在過渡時期的總路線，明確地向全黨和全國人民提出向社會主義過渡的任務，時機與條件已經成熟。

1953年6月，經過深入研究、反復醞釀，毛澤東對過渡時期總路線作了較為完整的表述：“從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到社會主義改造基本完成，這是一個過渡時期。黨在過渡時期的總路線和總任務，是要在十年到十五年或者更多一些時間內，基本上完成國家工業化和對農業、手工業、資本主義工商業的社會主義改造”。1954年2月，黨的七屆四中全會正式批準了這條總路線。實踐證明，中國共產黨在過渡時期的總路線，是以毛澤東同志為主要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在建國初期作出的重大歷史決策，是中國共產黨團結各族人民建設社會主義新中國的奮斗綱領，對于推進新民主主義革命的最后勝利、開啟社會主義建設新征程產生了十分重要的影響，也為后來提出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目標產生了深遠的影響。

在中共中央和毛澤東的領導下，中國全面開展了對生產資料私有制的社會主義改造運動，基本上實現了生產資料公有制和按勞分配，建立起社會主義經濟制度。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人民代表大會制度、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制度、民族區域自治制度等一系列政治制度逐步建立。自此，毛澤東領導黨和人民創造性地完成了由新民主主義革命向社會主義革命的轉變，創立了新中國的國體和政體，消滅了延續幾千年的封建制度，實現了中華民族有史以來最為廣泛而深刻的社會變革，實現了從人口眾多、一窮二白的東方大國大步邁進社會主義社會的偉大飛躍，為中國式現代化奠定了根本的政治前提、牢固的制度基礎和堅強的制度保證。

三、深刻闡明了“黨是領導一切的”根本原則，領導黨和人民確立了執政條件下黨對一切工作的領導的原則和制度，為中國式現代化奠定了堅強組織保證

堅持中國共產黨領導是中國式現代化的本質要求之一。習近平指出：“黨的二十大報告明確指出：‘中國式現代化，是中國共產黨領導的社會主義現代化。’這是對中國式現代化定性的話，是管總、管根本的。為什么要強調黨在中國式現代化建設中的領導地位？這是因為，黨的領導直接關系中國式現代化的根本方向、前途命運、最終成敗。”

早在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毛澤東就認識到中國共產黨掌握革命領導權的極端重要性。他明確指出，區別新舊民主主義革命的根本標志，是無產階級的領導權問題。他提出，堅持黨對各項工作的領導，是以黨建立自己領導的軍隊和政權為開端的。在率領秋收起義部隊開赴井岡山的途中，毛澤東進行了著名的三灣改編，其中一項重要內容就是部隊由黨的前敵委員會統一領導，班、排設黨小組，支部建在連上，營、團建立黨委，連以上設黨代表，由同級黨組織的書記擔任，部隊的一切重大問題都必須經黨組織集體討論決定。在1929年12月召開的古田會議上，毛澤東對紅四軍黨內存在的單純軍事觀點提出批評，強調“紅軍是一個執行革命的政治任務的武裝集團”，必須處于黨的絕對領導下。各個革命根據地建立后，事實上確立了黨對根據地一切工作的領導。

新中國成立后，毛澤東就如何體現中共中央及各級黨委對政府、財經工作、工業建設等各項工作的領導責任，提出了具體的意見。他指出：“一切主要的和重要的方針、政策、計劃都必須統一由黨中央規定……各中央代表機關及各級黨委則應堅決保證黨中央及中央人民政府一切決議、指示和法令的執行。”1958年1月，毛澤東在《工作方法六十條（草案）》中提出了黨委領導原則32字方針，即“大權獨攬，小權分散。黨委決定，各方去辦。辦也有決，不離原則。工作檢查，黨委有責”。毛澤東解釋道：“大權獨攬”是指主要權力應集中于中央和地方黨委的集體；“各方去辦”不是由黨員徑直去辦，而是一定要經過黨員在國家機關、企業、合作社、人民團體、文化教育機關中，同非黨員接觸、研究，對不妥當的部分加以修改、通過，方才去辦；“不離原則”的“原則”是指黨是無產階級組織的最高形式、民主集中制、集體領導和個人作用的統一、中央和上級的決議等。1962年，在擴大的中央工作會議即著名的“七千人大會”上，毛澤東強調：“工、農、商、學、兵、政、黨這七個方面，黨是領導一切的。黨要領導工業、農業、商業、文化教育、軍隊和政府”。

四、提出“走自己的路”思想，領導黨和人民確立了以“獨立自主、自力更生” 為主的現代化建設路徑，為找到適合中國國情、具有中國特點的中國式現代化道路提供了思想指引和寶貴經驗

堅持獨立自主、自力更生，把中國發展進步的命運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把國家和民族發展放在自己力量的基點上，依靠全體人民的辛勤勞動和創新創造發展壯大自己，是中國式現代化的突出特征。獨立自主是毛澤東思想活的靈魂之一，是中國革命、建設和改革取得偉大成就的重要法寶。毛澤東曾自信而豪邁地說：“我們中華民族有同自己的敵人血戰到底的氣概，有在自力更生的基礎上光復舊物的決心，有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能力”。走自己的路，是中國共產黨的全部理論和實踐的立足點，更是中國共產黨百余年奮斗得出的歷史結論。習近平指出：“推進中國式現代化，必須堅持獨立自主、自立自強，堅持把國家和民族發展放在自己力量的基點上，堅持把我國發展進步的命運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

新中國成立之初，中國共產黨對如何建設和發展社會主義、推進社會主義現代化事業，沒有經驗，能參考借鑒的只有蘇聯模式。“我們要進行偉大的五年計劃建設，工作很艱苦，經驗又不夠，因此要學習蘇聯的先進經驗”；“蘇聯共產黨就是我們的最好的先生，我們必須向他們學習”。

1949年12月，毛澤東身體力行，親自率領中共代表團赴蘇聯“取經”。在長達兩個多月的訪問中，毛澤東不僅與蘇共領導人進行多次會談，同時對蘇聯的工業、農業、城市建設等進行了實地考察。訪問結束時，毛澤東指出：“留在蘇聯的時期內，我們曾經參觀了許多工廠和農場，看見了蘇聯工人、農民和知識分子從事社會主義建設的偉大成就，看見了蘇聯人民在斯大林同志和聯共黨的教育之下所養成的革命精神與實際精神相互結合的作風，證實了中國共產黨人歷來的信念，即：蘇聯經濟文化及其他各項重要的建設經驗，將成為新中國建設的榜樣”。

自莫斯科回北京的途中，毛澤東在沈陽召開了東北地區黨的高級干部會議。他在會上講道：“我們參觀了蘇聯一些地方，使我特別感興趣的是他們的建設歷史”，“第一個社會主義國家發展的歷史，給我們提供了最好的經驗，我們可以用他們的經驗”。

值得注意的是，毛澤東從蘇聯回國途經哈爾濱和沈陽時，還對地方黨的領導同志強調“學習”“奮斗”“不要沾染官僚主義作風”，并反復叮囑“要謙虛謹慎、戒驕戒躁，要艱苦奮斗”，

這充分體現了毛澤東對社會主義國家政治命運和作風建設的憂患意識。

毛澤東也非常重視向世界各國包括向西方國家學習。1950年3月10日，在接見外交部首批駐外大使學習班的學員們時，他強調：“資本主義的政治不能學，但是他們在經營管理、生產建設中的好經驗，值得我們學習”。他還說道：“學是為了用，要把學到的好的東西運用到國內建設中來”。毛澤東還對即將赴任瑞典大使的耿飚叮囑道：“你是到西方國家去，要了解和學習他們經濟建設方面的經驗。”

然而，毛澤東很快察覺到蘇聯模式的局限。他敏銳地指出，蘇共二十大后，蘇聯暴露了他們在建設社會主義過程中的一些缺點和錯誤。過去我們就是鑒于他們的經驗教訓，少走了一些彎路，現在當然更要引以為戒。他反思道：“解放后，三年恢復時期，對搞建設，我們是懵懵懂懂的。接著搞第一個五年計劃，對建設還是懵懵懂懂的。只能基本上照抄蘇聯的辦法，但總覺得不滿意，心情不舒暢。”為此，他總結道：我們從蘇共二十大得到的最重要教益是要獨立思考，“應該從各方面考慮如何按照中國的情況辦事，現在更要努力找到中國建設社會主義的具體道路”，“不能盲目地學，不能一切照抄，機械搬用”，“我們要學的是屬于普遍真理的東西，并且學習一定要與中國實際相結合”。他還進一步解釋道，現在我們有了自己的初步實踐，又有了蘇聯的經驗和教訓，應當更加強調從中國的國情出發，強調開動腦筋，強調創造性，在結合上下功夫，努力找出在中國這塊大地上建設社會主義的具體道路。從這個時候起，毛澤東和以他為主要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對中國的現代化道路開始進行獨立自主的探索。走自己的路，成為中國共產黨獨立自主探索社會主義現代化道路最莊嚴的宣示。在此基礎上，毛澤東進一步確立了“獨立自主、自力更生為主”的方針。他說道：“自力更生為主，爭取外援為輔……認真學習外國的好經驗，也一定要研究外國的壞經驗——引以為戒，這就是我們的路線。”

五、率先提出把馬克思列寧主義基本原理同中國具體實際進行“第二次結合”，在社會主義建設時期豐富和發展了毛澤東思想，取得了獨創性理論成果，為推進和拓展中國式現代化道路提供了理論準備

隨著中國社會主義建設事業的全面展開和對蘇聯模式弊端的警惕與反思，毛澤東日益認識到尋找適合中國國情的社會主義道路的重要性、必要性和緊迫性。1956年上半年，他對國務院30多個部門進行了近一個半月的深入調查，在對中國國情進行系統考察和分析的基礎上，鄭重指出：我們必須堅持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普遍真理同中國革命的具體實踐相結合，根據本國國情走自己的道路。

1956年3月12日，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上，毛澤東提出應該自己開動腦筋，解決本國革命和建設問題。3月24日，在中共中央書記處擴大會議上，他提出：“把馬列主義的基本原理同中國革命和建設的具體實際結合起來，探索在我們國家里建設社會主義的道路”。4月4日，他明確提出“第二次結合”的命題：“最重要的是要獨立思考，把馬列主義的基本原理同中國革命和建設的具體實際相結合。民主革命時期我們在吃了大虧之后才成功地實現了這種結合，取得了中國新民主主義革命的勝利。現在是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時期，我們要進行第二次結合，找出在中國怎樣建設社會主義的道路”，我們應該從各方面考慮如何按照中國的情況辦事，“現在更要努力找到中國建設社會主義的具體道路”。

在修改《在中國共產黨第八次全國代表大會上的政治報告》時，毛澤東寫道：“我國是一個東方國家，又是一個大國。因此，我國不但在民主革命過程中有自己的許多特點，在社會主義改造和社會主義建設的過程中也帶有自己的許多特點，而且在將來建成社會主義社會以后還會繼續存在自己的許多特點”。正是在這樣的理論思考之下，毛澤東提出把馬克思列寧主義基本原理同中國具體實際進行“第二次結合”，并結合新的實際豐富和發展了毛澤東思想，提出了關于社會主義建設的一系列重要思想。例如，他提出社會主義社會是一個很長的歷史階段。1962年1月30日，他在中央工作會議上說道：“建設強大的社會主義經濟，在中國，五十年不行，會要一百年，或者更多時間”。此外，他在《關于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中提出，要嚴格區分和正確處理敵我矛盾和人民內部矛盾；在《論十大關系》中提出要正確處理中國社會主義建設的十大關系，走出一條適合中國國情的工業化道路，尊重價值規律；確定了社會主義建設的戰略目標是：盡可能迅速地實現國家工業化，有系統、有步驟地進行國民經濟的技術改造，使中國具有強大的現代化的工業、現代化的農業、現代化的交通運輸業和現代化的國防。在中國共產黨與民主黨派的關系上，他提出要實行“長期共存、互相監督”的方針；在科學文化工作中，他提出要實行“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方針；等等。這些獨創性理論成果，為推進和拓展中國式現代化道路提供了思想指南和理論準備。

六、始終從人類發展大潮流、世界變化大格局、中國發展大歷史角度科學判斷和正確處理同外部世界的關系，為探索中國式現代化營造了有利的國際環境

中國式現代化是走和平發展道路的現代化。毛澤東是偉大的國際主義者，他始終從人類發展大潮流、世界變化大格局、中國發展大歷史角度科學判斷和正確處理同外部世界的關系，為中國式現代化營造了有利的國際環境。毛澤東領導黨和人民堅持獨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倡導和堅持和平共處五項原則，堅定維護國家獨立、主權、尊嚴，支持和援助世界被壓迫民族解放事業、新獨立國家建設事業和各國人民正義斗爭，反對帝國主義、霸權主義、殖民主義、種族主義，徹底結束了舊中國的屈辱外交。

1950年6月，朝鮮內戰爆發。美國武裝干涉朝鮮，直接威脅新中國的國家安全。為鞏固新生政權，毛澤東毅然作出抗美援朝的決策。抗美援朝是“新中國成立后中國人民同世界上最強大的敵人進行軍事較量并取得勝利的一次保家衛國戰爭”。經此一戰，中國人民粉碎了侵略者陳兵國門、進而將新中國扼殺在搖籃之中的圖謀，可謂“打得一拳開，免得百拳來”，帝國主義再也不敢作出武力進犯新中國的嘗試，新中國真正站穩了腳跟，從此奠定了在亞洲和國際事務中的重要地位，彰顯了大國地位。

20世紀60年代初中蘇關系惡化后，中國式現代化的推進又面臨來自蘇聯的干擾。蘇共二十二大以后，國際共運中的爭論愈演愈烈。蘇共領導人、蘇聯報刊連篇累牘地發表公開信，攻擊中國共產黨和其他一些國家的共產黨，在外交上推行霸權主義。毛澤東頂住來自蘇聯的巨大壓力，堅決反對大黨大國對其他黨、其他國家的不平等做法和霸權主義行徑，強調各個國家的共產黨是兄弟黨而不是父子黨關系，各國共產黨應該根據本國的具體國情確定自己的路線方針政策，維護了國家主權、民族尊嚴和黨的尊嚴。

毛澤東積極倡導發展同廣大發展中國家特別是亞非拉國家的友好合作關系。1974年，毛澤東在會見贊比亞獨立后的首任總統肯尼思·戴維·卡翁達時，提出了影響深遠的“三個世界”劃分的戰略思想，宣告中國與包括贊比亞在內的第三世界堅定地站在一起。“三個世界”劃分的戰略思想贏得了國際社會特別是廣大發展中國家的尊重和贊譽。在這一思想指導下，中國堅持反對超級大國的霸權主義和戰爭威脅，努力建立和發展同第三世界各國以及其他國家的友好合作關系，中國的國際空間越來越廣闊，朋友越來越多。1971年10月25日，在許多亞非拉國家和其他主持正義國家的共同努力下，第二十六屆聯合國大會通過了恢復中華人民共和國在聯合國的一切合法權利和立即把臺灣當局的代表從聯合國及其所屬一切機構中驅逐出去的聯合國2758號決議。

20世紀70年代初，毛澤東又審時度勢，抓住機遇打開中美關系大門，恢復了中國與一些西方國家的外交關系。毛澤東的這些重大決策為中國全面對外開放奠定了基礎。正如鄧小平所說的：“我們能在今天的國際環境中著手進行四個現代化建設，不能不銘記毛澤東同志的功績。”

七、領導黨和人民開展全面的大規模的社會主義建設，在一窮二白的基礎上和禁運封鎖的條件下，建立起獨立的比較完整的工業體系和國民經濟體系，為探索中國式現代化奠定了堅實的物質基礎

中國共產黨從舊中國接過來的是一個爛攤子，新中國社會主義現代化事業是在一窮二白的基礎上開始的。同時，新中國自成立起的很長一段時期，因為屬于社會主義陣營，也作為后發國家，在推進現代化建設的過程中，不僅在國際上受弱勢窘境困擾，還遭受西方國家集團式封鎖禁運。面對艱難險阻和嚴酷考驗，在毛澤東的領導下，在實現社會主義工業現代化、農業現代化、科學技術現代化和國防現代化的偉大號召下，全國人民奮發圖強，艱苦奮斗，開展了大規模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中國在較短時間內就建立起獨立的比較完整的工業體系和國民經濟體系，農業生產條件顯著改善，教育、科學、文化、衛生、體育事業有很大發展，中國經濟也在世界上穩穩地站立了起來。人民群眾節衣縮食支援國家建設，雖然生活逐年改善的幅度不大，但也初步滿足了約占世界1/4人口的基本生活需求。科學技術取得了巨大進步，成功研制了“兩彈一星”等一大批科技成果。對于毛澤東這代人實現工業化和經濟發展的貢獻，美國學者莫里斯·邁斯納作過這樣的評述：“盡管有著這些失誤和挫折，人們還是會得出這樣的結論，毛澤東時代是中國現代工業革命的時代”。這是客觀、公正的評價。

八、領導黨和人民培育了一系列優良傳統作風和偉大精神，鍛造培養了一大批社會主義現代化事業的建設者和接班人，為探索中國式現代化提供了強勁精神動力和關鍵人才儲備

新中國成立后，在毛澤東的領導下，中國共產黨繼續發揚理論聯系實際、密切聯系群眾、批評和自我批評等優良傳統作風，形成了抗美援朝精神、雷鋒精神、焦裕祿精神、大慶精神、“兩彈一星”精神、塞罕壩精神、紅旗渠精神、“兩路”精神、王杰精神和西遷精神等偉大精神，這些黨和人民的共同精神財富，為推進中國式現代化提供了強勁的精神動力。習近平明確要求：“繼承黨的一切優良傳統、優良作風并結合新的實踐不斷發揚光大，始終保持革命戰爭年代那么一股勁、那么一股氣、那么一種革命精神，始終保持黨同人民群眾的血肉聯系。有了這一條，我們黨就能夠永遠立于不敗之地。”

辦好中國的事情，關鍵在黨，關鍵在人。毛澤東和以他為主要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直接培養的，在毛澤東思想教育下成長起來的一代又一代社會主義現代化事業的建設者和接班人，是中國式現代化接力前行的關鍵。改革開放總設計師鄧小平深情地說道：“我們這一代人都是在他的領導下成長起來的。”陳云把“培養了一代人”“一大批干部”看做“毛澤東同志的一個無可比擬的功績”。習近平進一步指出：“毛澤東思想教育了幾代中國共產黨人，它培養的大批骨干，不僅在新民主主義革命、社會主義革命、社會主義建設時期發揮了重要作用，也為新的歷史時期開創和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發揮了重要作用。”

九、結語

今天，當我們站在以中國式現代化全面推進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新起點，回望毛澤東對社會主義現代化道路的艱辛探索歷程，我們看到的是只有在千古偉人毛澤東的領導下，才能結束舊中國四分五裂、一盤散沙的局面，終結延續幾千年的封建專制制度，建立起統一的、嶄新的社會主義國家，才能在一窮二白的基礎上，建立起獨立的比較完整的工業體系和國民經濟體系，才能突破重重禁運和封鎖，把衛星送上太空、在戈壁沙漠中升起蘑菇云……我們同樣可以看到，朝鮮戰場上數百萬志愿軍戰士是如何浴血廝殺才把不可一世的武裝到牙齒的侵略者逼到談判桌上的，在無水無電無路無車的崇山峻嶺中的三線建設者們是如何艱苦勞作的……所有這些都真真切切地寫在了我們探索中國社會主義現代化的歷史征程上。

在充滿未知的探索中國式現代化的征途上，毛澤東和與他同代的共產黨人一路走來，篳路藍縷，以不懼成敗的勇氣和智慧，在中國式現代化道路上鐫刻下奠基者的豐碑、探索者的功績和先行者的身姿，詮釋了苦難輝煌，承載著光榮夢想，成為那個時代永不褪色的紅色記憶。正如習近平在二十屆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同中外記者見面時所強調的：“惟其艱巨，所以偉大；惟其艱巨，更顯榮光。為了這一事業，無數先輩篳路藍縷、披荊斬棘，進行了艱苦卓絕的奮斗，我們心中永遠銘記著他們的奉獻和犧牲。”遠眺前行的路，一切鑄就中國式現代化道路的歲月和過往、艱辛和輝煌，都將成為我們血脈中無法割舍的一部分，都將成為我們前行路上的寶貴財富，由一代又一代人傳承下去，在這同一片土地上，在這同一面旗幟下！

（作者：吳德剛，中共中央黨史和文獻研究院原副院長、中國國際共產主義運動史學會會長。）